也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封建论文,半殖民地论文,两种论文,化与论文,也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919（1999 ）04-00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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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李时岳先生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新颖观点。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从发展趋向看，存在着两个互相矛盾、而又互相联结、互相制约的过程，一个是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过程，一个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本质上不是互相结合，而是互相排斥。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后者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1]（P21）。这个观点对传统的“两个过程”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50至70年代，人们通常把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两个过程”。最初，人们对“两个过程”的表述方式是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P632 ）后来，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这句话的本意只是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与人民反抗斗争过程之间的关系，并非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面概括，其中对半封建化这一内容并未提及。他们主张对“两个过程”的表述进行修改，把前半句改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一些学者则坚持原先的表述方式。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但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当时人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是互相结合的统一过程，是个沉沦的过程，而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则是与之对抗的上升过程。
毛泽东对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看的呢？他在《矛盾论》中曾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前后两个阶段虽有很大的不同，但“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3]（P315）。显然， 这里是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并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看作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反面”。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也曾说：“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2]（P665 ）也是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看作统一的东西，看作应该革除的对象。看来，传统的“两个过程”论与毛泽东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李时岳不同意传统观点对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他认为，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不是互相结合的统一的过程，而是两个互相排斥的过程。大约是为了便于把他的新观点与传统的“两个过程”论区别开来，李时岳在稍后一些文章中用“两种趋向”来表述他的新观点。其具体表述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这两种趋向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1]（P34—35）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把李时岳的新观点称为“两种趋向”论。
李时岳的“两种趋向”论与传统的“两个过程”论有重大的实质性区别。“两个过程”论认为，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是一个统一的沉沦过程，与之相对抗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是一个上升过程，后者是近代历史中进步的主线。“两种趋向”论则认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是与半殖民地化相对抗的上升过程，是近代历史中进步的主线。
李时岳对“两个过程”论指导下的传统近代史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解放以来我们所进行的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研究基本上都是革命史”，而“革命史型的中国近代史已经不能适应建设时代的需要”。他提出：“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本质过程是资本主义化，即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变。”“在近代，社会进步的主要内容就是资本主义化。因此，应当把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本质过程，把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以显示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趋向，并以此作为衡量各个阶级与个人、各种事件与活动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历史意义的标准。 ”[ 1] （P376—379）显然， 李时岳是主张用一个以资本主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近代史体系取代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体系。而“两种趋向”论则是他的新体系的理论基石。李时岳去世后，一位曾受到他“格外器重”的学者在纪念文章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近代史学界流行的是阶级斗争史观或革命史观。”三中全会后，李时岳“提出一个重要论点，认为近代中国从主权上看是一个向下沉沦的半殖民地化过程，但从社会演变上看是一个半资本主义化的向上发展的过程。……李先生否定了以往的用革命史观去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传统模式，代之以近代化史观去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社会”[4]（P46—48）。这位学者把李时岳的新观点与传统观点的分歧概括为“近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分歧，把“两种趋向”论作为李时岳近代化史观的核心论点加以突出强调，可谓领悟了李时岳史学观点的真谛。
李时岳的新观点在近代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了“两个过程”论，接受了“两种趋向”论，摒弃了“革命史观”，接受了“近代化史观”。
应该看到，传统的中国近代史的确有明显的简单化偏向。例如：在观察近代历史时，视线过分集中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对经济方面的发展变化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背景简略地提及，而且常常把经济状况与政治斗争状况作机械的、牵强的对应联系。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往往只重视其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忽略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李时岳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许多偏向，并为纠正这些偏向作了大量工作，其成绩和影响在当今近代史学界中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但是，李时岳提出的有关近代史的一系列新观点是否都正确呢？中国近代历史中进步的主线究竟是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评价近代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应当优先考虑其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还是优先考虑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应该根据近代的历史实际来决定近代史的基本框架还是应该根据“建设时代的需要”来决定近代史的基本框架？……有许多问题还有必要进行认真的讨论。
要在一篇文章中对李时岳的新观点逐一讨论是根本不可能的。鉴于李时岳关于近代史的理论体系是以“两种趋向”论为基本立足点和核心内容的，而且，“两种趋向”论已经得到近代史学界广泛赞同，甚至一些被人们视为“革命史观”的代表的著名学者也已对这个论点表示赞赏，我想，讨论不妨就从这个论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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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论证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是一个与半殖民地化相对立的上升过程，李时岳在80年代前半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有意回避对近代中国社会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复杂成分（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进行剖析，并把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资本主义因素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的发生和发展，仍有其重要意义。它是进步的，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物质力量。”[1]（P22）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因素”，显然并不包括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因为它们并非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这里，所谓“资本主义因素”成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词，经过这样的概念转换，整个“资本主义因素”变成了进步的，整个半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自然也就成为进步的了。
但是，把民族资本主义混同于整个资本主义，把民族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说成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进步性，绝不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论证。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内的资本主义，不仅有代表民族利益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代表殖民者利益的外国资本及其附庸买办资本、官僚资本。而且，外国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再加上它的附庸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其优势更加明显，民族资本则一直处于次要和软弱的地位。代表半资本主义化的基本方向的，绝不是民族资本，而是外国资本。
中国的半资本主义化，从一开始就是在外国资本的主导下进行的。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中国民族资本产生之前，外国资本就已凭借外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以及通过战争取得的在华特权，侵入到中国社会肌体内部，并开始在中国某些经济领域建立起支配地位。商业方面，外商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取得了中国外贸活动的控制权，并通过众多买办商人将其控制力延伸到广大内地。航运方面，洋船不仅垄断了中国与海外的航运，而且在中国沿海航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金融业方面，外国洋行和银行在各通商口岸迅速扩展其业务并控制了一部分中国钱庄和商号。外国还擅自在通商口岸建立起第一批近代工厂。虽然从数量看，这时外国在华经济力量还远不能与庞大的中国封建经济相比，但它已是中国封建经济无力控制的独立的异己力量。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中国社会内部，不仅打破了封建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中国统一的封建经济体系遭到了破坏，而且开始把中国经济拉进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使之逐步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就这样，中国社会已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开始向半封建社会转化。历史事实证明，中国社会半封建化的进程并不是在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产生发展以后才开始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之时，也就是中国开始半封建化之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为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开辟了道路，引发了中国的半封建化。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又加强了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控制力，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都是在外国殖民者主导下进行的，二者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而不是像李时岳所说的那样“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
李时岳否认外国资本在中国半封建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否认中国的半封建化是在外国资本主导下开始的，否认中国的半封建化是与半殖民地化紧密结合、同时开始的。他断言，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虽然双脚踏进了半殖民地的门槛，但社会性质仍然是封建的”。理由是：“在这期间，外国在华资本还微不足道，中国社会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因素。”[1]（P51—52）他认为，中国半封建化是从洋务运动时期才开始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李时岳认为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在华资本还微不足道”，不足以使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开始发生变化，那么，洋务派资本与庞大的封建经济相比，不也是“微不足道”吗？我认为，研究中国半封建化始于何时的问题， 应当首先明确两点：（1）所谓“半封建”，并不是指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双方力量不相上下，而是指统一的封建经济体系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封建经济与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在局面。这里，关键不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已经成为独立于封建经济体系之外并能与之抗衡的力量。（2）半封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刚开始出现时，规模自然很小，但不能因其小而否认半封建化已经开始。人为地规定一个量的标准来判定半封建化从何时开始是不科学的，也是无法具体操作的。事实上，李时岳自己也拿不出一个具体的数量标准来说明半封建化为何应从洋务运动算起。
如果一定要把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外国在华资本与后来的洋务派资本进行比较，那么，首先应该看到，前者对封建经济的破坏力显然超过后者，前者的独立性更是后者无法比拟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外国在华资本数量虽不很大，但它是以其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依托的，是完全独立于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之外并能与之抗衡的力量。洋务派资本则对封建经济有很大的依附性。洋务派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封建政府的财政拨款、贷款以及封建政府给予的一些封建性特权才得以兴办和维持。贬低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资本的作用，突出强调洋务运动的作用，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是说不通的。
外国资本不仅在引发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化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半封建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中也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在整个中国近代时期，外国在华资本及其附庸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始终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压倒优势地位，民族资本则一直受到它们的压制。对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避而不谈，把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混同于民族资本主义，把近代中国半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解读成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对历史的曲解而不是科学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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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岳的新观点提出后，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赏，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在答辩过程中，李时岳承认了一些他曾经有意回避的重要事实。他说：“当时（按：指1981—1984年），为了避免触动民族主义这根敏感的神经，我把半殖民地的含义严格限于政治范围，而在解释半封建时，又完全回避了外国资本主义，从而留下了不能令人满意的疑窦。”[1]（P65）他承认：“作为半封建另一半的资本主义，首先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它不仅先于中国资本主义而产生，而且优于中国资本主义而存在。”[1]（P50）“在中国的许多工业、交通和金融部门，外国资本占有压倒的优势”，“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1] （P72）。 这里，明确承认了外国资本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中的主导地位， 似乎他的观点将会有所变化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仍然坚持中国的半资本主义化是一个与半殖民地化相对立的上升过程。对此，他提出了一些理由。
李时岳提出的理由之一是：无论外国的资本主义还是本国的资本主义，“都是优于封建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1]（P71）。因此，它们的发展都是一种进步。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外国资本主义“优于”中国封建经济，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它还“优于”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但是，这种“优越性”对中国的进步发展是否有利呢？李时岳自己谈到：“外国资本主义不仅拥有雄厚的资金、高超的技术，而且拥有种种特权，使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办法和它竞争。而且，中国资本主义还受到封建势力的困扰、盘剥和压迫，帝国主义者又往往勾结中国反动派，扼杀中国的革新事业。中国资产阶级要为自己打开一条顺畅的、独立发展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1]（P72）既然先进的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是阻碍中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那么，有什么理由把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展看成是有利于中国进步的上升因素呢？有什么理由把以外国资本为主导的半资本主义化视为向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过程呢？
李时岳提出的理由之二是：外国在华资本虽然起了阻碍中国独立发展的消极作用，但它也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外国资本的侵入促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了殖民主义势力的掘墓人。这个理由貌似辩证，实际上却是似是而非的。众所周知，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之一是：任何反动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必然要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自己的掘墓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是如此。外国侵略势力在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也造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并最终被对立物赶出了中国。赶走殖民主义者、结束半殖民地化过程的功劳只能记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对立物身上，而绝不能记在外国侵略势力（包括外国在华资本主义势力）身上。如果因为某个事物所造成的对立面起了巨大进步作用就认为这个事物本身起了巨大进步作用，历史就会变成一笔糊涂账，任何反动事物就都可以被说成是进步的了（如：以抗日战争加速了中国的解放为由，说日本侵华有利于中国进步；以秦末农民起义带来了汉初的繁荣为由，说激起了农民起义的秦末残暴统治起了进步作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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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岳在分析中国的半封建化时，还有意把半封建化与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混为一谈。他断言：中国近代半封建化的趋向是“向资本主义演化”，它与半殖民地化“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1]（P34—35）显然，他这里所说的“向资本主义演化”指的是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李时岳的这个论断是否符合实际呢？
在世界历史上，半封建化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国家如西欧的英、法、瑞士（注：马克思曾说瑞士经济学家赫伦施万德（1728—1812）是“在或多或少还是半封建社会内成长的”。（见《资本论》卷3下，第886页）显然，这里是把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期间的瑞士社会称为半封建社会。）等国，是在独立发展条件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的，它们的半封建化当然是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演化的。但中国的半封建化却是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对此，李时岳在他稍晚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曾正确地指出，鸦片战争后，“独立的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立发展的进程无可挽回地被帝国主义利剑斩断了”[1]（P64）。“中国是在半殖民地条件下进入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被帝国主义强制拉入近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1]（P59）“随着国门被打开，外国资本主义迅速进入中国并不断扩展，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成分。作为半封建另一半的资本主义，首先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它不仅先于中国资本主义而产生，而且优于中国资本主义而存在。”[1]（P65）“在中国的许多工业、交通和金融部门，外国资本占有压倒的优势”，“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重要特征”[1]（P50），“外国资本主义既破坏了中国社会停滞状态的平衡，又使中国向殖民地地位倾斜”[1] （P71）。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说中国的半封建化是在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是与半殖民地化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呢？根据李时岳所谈的上述情况，本应得出相反的结论。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不仅使中国在政治上半殖民地化，即政治上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同时也使中国在经济上半殖民地化，即经济上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国“强制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绝不是要把中国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由它们控制的工业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为了这个目的，它们既要求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又不允许它充分发展。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产生的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又包含不同的成分。其中既有帝国主义的对立物民族资本，也有帝国主义的附庸买办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代表的发展趋向的确是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是向上的趋向，但在半资本主义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外国资本却代表着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发展趋向。李时岳曾正确地指出：一方面，“外国资本的势力依赖于侵略特权，一旦国家获得独立，外国资本的操纵就会大大削弱乃至消灭。它的消长，是和半殖民地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重要特征；没有这种财政和经济上的‘压倒优势’，帝国主义就不可能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1] （P50）也就是说， 外国在华资本的发展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是紧密结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外国资本所代表的发展趋向是与半殖民地化的趋向一致的，而绝不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由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半资本主义中居于主导地位，它所代表的趋向也就成了中国半资本主义化的基本趋向。李时岳在分析中国的半资本主义化时，避而不谈半资本主义化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发展趋向，而用民族资本的发展趋向来代表整个半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趋向，从而得出半封建化与半殖民地化相互对立的结论。这一套理论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违背的，也是不可避免地要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
收稿日期：1998-11-13
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