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对GDP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对论文,政府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政府支出对于GDP的增长存在乘数效应，即政府购买增加一单位，国民收入会倍数增加。但是传统理论一般认为，这种增长只是短期增长，在长期的范围内，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由于政府可以实行一定的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可以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起到作用。在最近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经济学家着重研究公共支出的生产性(productive)和非生产性(unproductive)问题。Aschansuer和Greenwood(1985)，Barro(1990)认为应该对直接进入家庭效用函数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及那些能够促进私人部门生产的公共支出进行区分，前者包括绝大多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他们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因为政府为这些支出融资所增加的税收降低了投资的回报率，抑制了投资。Grier和Tullock(1987)使用跨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占GDP的份额与真实GDP存在显著负相关。此外，Aschauer(1989)，Easterly和Rebelo(1993)，Kor-mendi和Meguire(1985)，Summers和Heston(1988)以及Barro(1991)等人，分别研究了一些特定支出项目，例如核心基础设施(core infrastructure)的投资、教育、国防等的生产性与否。S.Devarajan,V.Swaroop和邹恒甫(1996)通过使用43个发展中国家20年的数据，得出提高政府支出中经常性支出的份额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而总支出中资本性支出所占的份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从以上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以前经济学家基本上沿用将公共支出区分为经常性和资本性两类性质不同（是否直接形成资产）的支出进行分析的思路，分别对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进行研究。
本文的研究将从GDP的构成入手，将政府支出分成转移性和购买性两部分，来研究它们对于GDP的影响。因为政府购买是GDP的直接构成项目，其经济影响不同于转移性支出。同时中国的财政支出是按照是否直接增加社会财富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所以，从这个角度研究支出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分析框架
GDP的构成公式为Y=C+I+G+M，其中G是政府购买，C为私人消费，I为私人投资，M是净出口。总的政府支出分为购买性支出g1和转移性支出g2两部分，其中g1直接构成GDP，g2虽然不是GDP的直接组成部分，但是会影响私人消费C和私人投资I，（注：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可能有挤进作用，例如，政府投资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为私人施行与汽车消费需求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政府支出中的转移性支出等项目，如社会福利救助等可能会提高私人消费水平；同时它也可能存在挤出效用。贝利(Bailey,1971)首次提出，公共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相当于0＜θ＜1＝单位的私人消费。θ＞0，说明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有替代作用，θ＜0，说明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呈互补关系。）同时g1也对C和I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考虑财政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时不应该仅仅从GDP构成公式出发考察它的直接效应，还应该考察两类支出对消费和投资的引致效应，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有意义。
我们假设C和I都为g1,g2的函数，即C=C(g1,g2,y,……),I=I(g1,g2,y……)。在这里，我们把进出口作为一个不受财政支出影响的变量，这样Y=C(g1,g2,y,……)+I(g1,g2,y……)+g1+M，对Y求全微分可以求出政府购买性和转移性支出对GDP的影响，那么Y就可以写成dY=fldg1+f2dg2十βdM。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我们使用中国1979-1998年的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做实证分析，来检验我国财政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
表1 除以缩减指数后的GDP、政府支出以及出口额数据(1979-1998)
二、模型的建立
根据以上的分析框架，我们建立模型y=C+β1g1+β2g2+β3m+Ut，考虑到财政变量与GDP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我们采用自然对数形式的经济和支出变量，其中y为历年GDP的自然对数，g1为历年转移性支出的自然对数，g2为历年政府转移性支出的自然对数，转移性支出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价格补贴、企业亏损补贴和国内债务支出，购买性支出为财政总支出减去转移性支出，m为历年出口额。为了剔除价格变动的因素，我们将GDP、两项财政支出除以GDP缩减指数进行平减，得到以1978年为100的可比价格数据，从而剔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因为出口的数据是以亿美元为单位，所以我们使用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平减。g1和g2是主要的解释变量，此外它还可以作为控制政府收入（税收和债务）对GDP影响的一个变量，因为政府支出的规模可以控制收入的规模，同时由于债务的融资成本也已包含在转移性支出里面，所以在这里政府收入就不需要单独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独立出来。在这里，m是一个对y有解释作用、但与g1和g2不相关的变量，同时它也可以控制外部冲击对GDP的影响。
三、估计结果
我们利用以上的数据，对模型做OLS估计，结果如下：
表2 对GDP与财政支出变动关系的OLS估计
从以上估计中看出，该估计各系数的T值和F值比较显著，拟合程度也较好(R[2]接近1），但是DW值低于下届(dt=0.97)，说明残差存在序列相关，所以需要对该模型进行处理以消除这种自相关性。于是我们对该模型做CO变换，估计的结果如下：
表3 CO变换之后的估计结果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该估计拟合度很优良，为0.964420，为0.957305，三个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均能通过检验。其中在三个系数中，出口的显著性最强（t为6.258375)，说明出口变量对因变量即GDP的解释作用最强。由于取对数后各变量的系数表示的是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弹性，所以由上表可以看出，转移性支出增加1%，GDP增加0.17%，购买性支出增加1%，GDP增加0.355%，这与传统认为购买性支出较转移性支出对GDP的贡献较大的看法是一致的，同时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
四、政府支出与GDP关系的政策含义
（一）政府购买性支出的乘数作用与挤出效应
凯恩斯乘数理论在假定消费的收入边际倾向一定的情况下，认为政府购买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倍数增长的关系，即Kg=dY/dG=1/1-b(1-t)，由于0＜b＜1，则0＜1-b＜1，又0＜t＜1，故0＜1-b(1-t)＜1，因此消费性购买支出乘数始终是一个大于1的数，这也是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但是实际上，政府支出的扩大并不能起到倍数增长的作用；即使考虑政府扩大支出的融资方式（税收融资或债务融资）时得出的平衡预算乘数1，在实际中也很难达到。因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存在挤出效应，同时政府的跨时期预算约束将会对私人的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从而使理论分析的结果大打折扣。这一点与我们从模型中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
虽然政府支出实际并不能产生像凯恩斯乘数那样理论上的效用，但是在我国GDP的增长率中，政府购买依旧起着很大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层次从整体上看仍然十分低下，需要填平的地方很多。我国不仅在物质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存在很大不足，而且在社会治安、法律环境、行政管理等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相差甚远。正因为如此，政府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行政管理、文教科卫等方面的支出可以填补这些空白，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政府通过实施促进技术进步、增加入力资本的支出政策，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长期增长。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政府购买性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视。
（二）转移性支出对GDP影响的分析
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转移性支出是政府通过财政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它直接表现为资金的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体现的是政府的非市场性再分配活动。由于转移性支出不牵涉到生产性资源配置问题，只是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流动，一般把它作为解决社会公平的方式。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会使个人独立的经济行为产生利他的效果，因而强调政府的活动应以尽量少干预经济主体的活动为原则。转移性支出作为一种非市场性的收入转移，影响和改变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国民收入分布状况，因而会对经济个体的行为产生扭曲性影响，造成效率损失，故一些经济理论认为转移性支出与GDP的增长是负相关的。但从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我国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对于GDP的增长是正相关的，现实与理论的背离可以做如下解释：
西方财政的转移性支出绝大部分是社会保障支出，其主要是执行社会公平的职能。而我国转移性支出中比重较大的是价格补贴、企业亏损补贴和债务支出，转移性支出结构的不同，它们的具体效应当然也就不同。
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财政转移性支出中一直占不小的比重，1998年占财政支出总额的8.18%。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完善的市场机制假设下，认为价格补贴损害了价格作为市场供求信号的准确性，对企业的补贴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原则，它会改变企业的经济行为，使得价格等信息失真，从而导致效率的损失，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是有害的。但是，我国的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是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的进程而来的。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来看，这些补贴有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二十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二十年。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仍是计划经济下的统一的工农产品价格，它既不反映企业生产成本也不反映市场供求状况，价格信息完全失真，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整个生产效率低下。因此推进价格改革是刻不容缓，但全面放开价格是当时脆弱的中国经济所承受不了的，分步推行价格改革，同时配以必要的价格补贴可以减少改革阻力，促进价格改革。可以说这种价格补贴并不比补贴前的扭曲效应更大，反而可以认为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有助于效率的提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这种特殊背景下的财政转移性支出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回归分析所显示的那样，与GDP增长是正相关的。但这并不说明今后政府转移性支出的规模与结构仍应同过去的二十年一样，而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来具体地把握。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将国内债务支出也放入了转移性支出。我国从1986年开始对国债进行还本付息，从最初的7.98亿元，逐年上升，到1998年为2245.79亿元。从理论上讲，在国债的偿付期，政府的还本付息活动改变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于民间消费有扩张效应。而对于民间投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均衡利率和预期投资收益率的变化。一直以来，我国居民和企业的储蓄和投资对利率几乎是无弹性的，所以这一项影响几乎忽略不计。在考虑预期投资收益率的变化时，由于偿债费税负担完全落在实质资产收入上的可能性很小，同时刺激投资往往是政府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所以包括偿债费税的整个税制的设计当然不能与这个目标相悖，这就意味着课征偿债税费而可能带给预期投资收益率以致民间投资的“负效应”，这肯定是政府需要竭力避免的。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政府的还本付息活动对于私人投资和消费是有扩张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