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意识形态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进党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进党是一个在党纲中明确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党”，对此岛内外多数 人确信无疑，民进党一路走来也的确与“台独”主张相伴随，说民进党是个有着明显“ 台独”意识形态的政党并不为过。但是，我们也发现，自民进党成立以来，该党还有另 外一批人一直试图与“台独”保持某种政治区隔，或灵活定义“台独”内涵。民进党历 任主要领导中也有不少人一再否认民进党是“台独党”，他们为此发表了许多言论进行 自我辩护，如“民进党没有台独党纲，只有公投党纲”等说词。当年在台北市担任市议 员的谢长廷、当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都曾经声称民进党不是“台独党”。也有一 些民进党人认为：民进党虽然主张“台湾独立”，但“建立台湾共和国的主张必须经由 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之”。民进党新世代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表宣言 称：“台独不是唯一的政治目标，而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理想的途径。”“台独不一定 以‘台湾’为国家名称，国号、国旗、国歌的变更，不是台独运动的主要目的。”甚至 还有民进党人认为，如果大多数人投票支持两岸统一，民进党也应该接受。他们认为： 随着政治形势变动，“台独”论述也应有所调整，才能避免意识形态僵硬付出的政治代 价；宣扬“台独”理念应结合民主价值，优先尊重人民的选择，不必将“台独”神圣化 或道德化，认为自己代表唯一真理，而必须尊重多元竞争的民主选择。
从民进党成立的背景、民进党内各种不同的言论、民进党执政前后的政治行为来看， 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构成比较复杂，除了“台独”意识之外，民进党内确实存在反对国民 党专制独裁统治，追求公平正义的自由民主意识。此外也还有严重的“非我族类，其心 必异”的族群意识。但是，在民进党内多元的意识形态结构中，居主流地位的政治意识 形态是什么?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又如何?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民 进党的意识形态，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勾勒出民 进党意识形态的基本架构。
一、民进党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
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而且一 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可以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改变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概念和 “社会意识形态”、“观念形态”等概念基本相同，甚至有人直接将社会意识形态等同 于政治文化。(注：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4页 。)美国学者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也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在一个基础上 产生作用的，这个基础就是文化”。(注：泰尔朋著：《政权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 政权》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5页。)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或迟或早 地发生变化。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促进的或 阻碍的作用)，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后，反映该基础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还会存在，并发生一定的影响。”(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 9页。)
民进党成立本身就是台湾社会客观存在在政治上的一种显著反映，要了解民进党意识 形态的社会基础，我们应首先对民进党意识形态的政治载体——民进党的基本情况有基 本的了解。从民进党成立开始，民进党的主要成员和支持者对台湾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 、主张就不尽相同，有些人侧重于关怀台湾内部政治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问题，有些人侧 重于关切台湾的政治体制问题，有些人侧重于关注台湾的政治定位和未来走向问题。即 使是关心同一主题的民进党人，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主张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作为台 湾一个主要政党，民进党在过去的政治实践过程当中还是有着主流的意识形态脉络可寻 ，这是凝聚该党支持基础、约束党员政治行为的政治价值体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代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 。泰尔朋认为：“对于意识形态的产生所做的解释和研究，就必须从特定的社会结构、 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特定的社会和其他的社会之关系等等变革的过程出发。正 是这些变革，构成了意识形态产生的物质决定因素”。(注：泰尔朋著：《政权的意识 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政权》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53页。)民进党意 识形态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近代以来台湾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积淀的结果，但更 直接地是国民党政权在台统治政策所累积民怨的政治反馈，也与国民党传统意识形态的 僵化和衰败密不可分。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前的台湾政治社会形态可以用以下四个特征加以描述：(1) 经济的快速成长导致了政治秩序的重整。自60年代实施自由化的经济政策以来，台湾经 济持续成长，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600亿美元，国民人均所得达2868美元。经济发 展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大的特点是以台湾本省籍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在就业人口中的 比例迅速膨胀，成为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2)人民文化素质达到一个新水平。全台湾 的识字人口超过90%，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率占7%左右。一大批留学欧美等西方 国家的留学生学成回台，带来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这些人大多进入台湾社会的上层 。可以这样认为，台湾的文化构成已充满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细胞。(3)“党外运动” 形成一个以“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等问政团体为主体的、有组织的“党外”反对势力 。这个反对势力的“草根性”很强，而且有一定的问政经验。他们从各个方面批判国民 党政治，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党外运动开始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构成威胁。(4)政治自 然转型阶段已经来临。80年代初，台湾相继发生“江南命案”、“十信弊案”，独裁专 制制度的弊害公开化。政治强人蒋经国病重，并公开发表言论，反对蒋家的人继任他的 职位。后蒋经国时代的台湾政治权力结构问题开始成为舆论热点。(5)外部压力迫使台 湾政治必须走向民主化。国际上，南朝鲜的民主化运动和菲律宾的二月革命先后爆发， 美国人开始关注台湾的政治发展，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民主化的压力。而大陆方面也 展开强大的“和平统一”攻势，迫使台湾当局必须思考如何应对。总的来看，内外环境 的变化使台湾原有主流意识形态走向崩溃；反对独裁专制、要求民主改革、落实政治本 土化的呼声汇集成一股新的政治洪流，台湾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
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直接地是台湾社会政治危机的反映，当时的台湾社会至少存在以下 四大危机：第一，国家认同危机。国民党政权曲解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西方文化，轻视 台湾地方文化，其结果造成台湾民众的民族虚无主义，爱乡爱土的本土意识高涨，进而 异化成为“台独”意识，使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危机成为一大隐忧；第二，政治合法性 危机。国民党在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已延续了几十年，“万年国会”与“国会全面改选 ”问题的激化更使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难以为继。由于“光复大陆，统一中国”的 口号已成为国民党政权压制台湾本省人参政权力的政治工具，“台独”主张相对地成为 反对国民党继续执政的“釜底抽薪”之策；第三，行政贯彻危机。蒋经国晚年国民党政 权公权力不彰，政府机构缺乏效率，贪污舞弊的情况已很普遍，行政体制僵化已不适应 台湾社会发展要求，舆论界出现落实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第四，政治权力再分配危机 。以本省人为主体的大众政治参与意愿急剧增长趋势，与以外省人为主体的权力垄断格 局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而造成严重的“族群问题”。
1986年3月29日开始“政治革新”后，国民党被迫开放部分政治活动空间，这就为民进 党及其他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该党以“民主、自决”为口号，积极展开反对国民党 的政治攻势。在“国会”改革问题上，民进党主张“全面改选国会”，认为三大“民意 机构”40多年未曾改选，完全违背了民主政治原则，在台湾已失去了民意基础。他们反 对任何“充实”方案，特别是反对以设立“大陆代表制”和制定“资深代表退职条例” 的办法来延续“中华民国法统”。此外，面对国民党动不动拿“中国符号”当挡箭牌的 做法，他们提出了“住民自决”、“台湾人出头天”等口号进行反制，进而提出了“总 统直接民选”、“大量增加增额代表数额”，实行“比例代表制”等不同层次的主张。 加上时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为对抗“外省政治集团”，在“本土化”议题上采取推波 助澜的行动，“台湾意识”因此发展壮大，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意识、“大中国意识 ”逐渐走向弱化。杨宪村分析道：“特别是过去数十年里，台湾民众给国民党的大陆政 策教育搞得昏头转向，国民党于戒严时期愚民式地叫嚷反攻大陆，说自己是‘中国唯一 的合法政府’，不仅强词夺理，自欺欺人，且还要强迫民众盲目地跟着呼喊追随，把一 个正常人应有的认知格调弄得几乎快要精神分裂；民进党在反对运动中也曾扮演着揭穿 此一不符现实的假相的重要任务。”(注：杨宪村著：《民进党执政》，台湾商周文化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版，第204页、第219页、第220页、第222页。)
从阶级阶层的角度分析，由于国民党长期以来屈服于官僚资产阶级，漠视中下阶层民 众利益，民进党自然地成为台湾中下阶层利益代言人。台湾的中下阶层以劳工、农民和 一些“弱产、微产阶级”为主，他们在群众运动中表达了对国民党的不满和痛恨。他们 最痛恨和不满的是国民党与财团、黑道勾结形成的特权网络，以及行政官僚系统的贪污 舞弊。依民进党人自身的说法是：“我们将政治基础建筑在大多数的中产阶层，劳工、 农民、弱势团体和其它长期遭受国民党压迫的各阶层上；我们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 批判大资本家只剥削压榨而不回馈社会的作法，斗争目标则是对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 ”在民进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以本省籍为主体的中产阶级观念和主张成为民进 党最主要的思想意识来源，至少可以说，在民进党执政之前，这个党基本上是以中产阶 层为主要依靠力量的政党。杨宪村认为：“作为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一个有力代表，民 进党确实相当能够反映部分中产阶层的集体利益、愿望和要求，而中产阶层也确实在过 去几次选举里，曾经不吝于义助过民进党，帮助他开辟累积过很多的政治资源。”(注 ：杨宪村著：《民进党执政》，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版，第204页 、第219页、第220页、第222页。)尽管台湾农工阶层对民进党的“政治输入”也很重要 ，但许多研究民进党阶级背景的学者，仍多认为该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在70年代发展起 来的中产阶层，民进党从早期的“党外”民主运动时代起，一直到1986年正式建党为止 ，各种政治经济诉求也都明显反映着中产阶层的共同利益，中产阶层是民进党的主要依 靠力量，至于社会底层的劳农或弱势团体，充其量只是它的借助力量。(注：杨宪村著 ：《民进党执政》，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版，第204页、第219页 、第220页、第222页。)
如果说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最直接地是建基于中产阶层的支持基础上，那么，中产阶级 的政治要求必然体现在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之中。“这些以本省人占较大多数的新兴中产 阶层，多具有一定的社会正义感，也很正常地形成台湾本位的政治视野，他们对政府高 层的政风或是基层的国民党党风反应极为强烈，对社会各种阴暗面的理解也颇富同情心 。特别是这几年来，中产阶层对国民党的政治改革行动迟缓日益不满，对国民党与大财 团和地方派系公开挂钩、相濡以沫的作风甚为反感，以致在最近几次选举中投了更多的 选票支持反对势力，希望它们产生有效的制衡作用；像1989年或1992年国民党立委选举 遭到重挫，民进党的选票席次获得扬升，都可看到中产阶层对国民党不满的影子。”( 注：杨宪村著：《民进党执政》，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版，第204 页、第219页、第220页、第222页。)当然，仅仅依靠中产阶层的支持是不够的，民进党 的产生、发展，是台湾社会发展合力的结果，尤其是台湾社会长久以来积蓄着“台湾人 出头天”的社会能量，让民进党人成功地抓住并侥幸地利用了这种社会驱动力。
二、民进党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台湾作为当年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抗衡的最前沿地带，深受美国式自由民主观念 的影响。美国为了影响台湾的意识形态发展走向，下了极大的功夫，除了直接向台湾输 入美式意识形态产品外，还有计划地向台湾青年学子提供奖学金和访问美国的机会，让 这些有可能在日后成为台湾意识形态主导者的知识精英耳濡目染西方民主思想。经过几 十年的潜移默化，到了80年代中后期，美式自由民主意识已成为台湾知识界和舆论界的 主流意识形态，民进党自然也摆脱不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大染缸。民进党适时反映了台湾 中产阶层对国民党政权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安排的不满情绪，以及对自由民 主制度的渴望。因此，在分析民进党“台独”意识形态之前，必须首先看到民进党意识 形态的真实基础——自由民主意识。
但是，令人难解的是，在各界的印象中，民进党的自由民主政治意识标签并不鲜明， 反而是“台湾独立”的意识形态符号成了民进党的代名词。这究竟是为什么?曾经有一 位在民进党内有着相当代表性的人士向笔者坦言：“其实，民进党内除了反对国民党这 一点有共识外，其他没有任何共识”。他的观点显示出“反对专制独裁统治”才是民进 党内的意识形态公分母。恩格尔等美国学者认为：“献身于意识形态运动可能是基于知 识、感情、或利益的牵引；基于实现个人野心或社会情谊的机会；或基于具有精神感召 力的领袖之吸引。意识形态被好斗与放言高论的狂热者，忠实与积极的支持者，以及消 极的顺从者奉为圭臬。虽然有些具有意识形态者是自觉而能表达意识形态，但是绝大多 数的追随者与附和者的意识形态信仰，是混淆、粗浅、不自觉，或不存在的。”(注： 恩格尔等著，张明贵译《意识型态与现代政治》，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第7页。)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民进党的影响勿庸置疑，多数民进党人参加民进党 也是从民主自由的基本认知出发，但也有一些人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厌恶心理才加入民进 党的行列，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另一种人，他们参与民进党活动的真实目的更多地是 基于自身的利益。
从民进党成立以来接二连三地有一些力主台湾民主改革的核心人士“出走”，以及从 大多数民进党成员的言行来看，民进党内最大的“政治公分母”——自由民主的意识形 态并没有在民进党党内形成足以凝聚精英分子的“政治粘合剂”。这种现象只能作两种 推测：一是绝大多数人参加民进党并非基于某种意识形态，而只是基于一种利害关系的 结合；二是民进党内还有一种超越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成分在起作用。根据已 有的资料可以发现，民进党骨干分子当中，既有“台湾独立”主张的“基本教义派”， 也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追随者，以及自由民主思想的崇拜者，但更多的是几种意识形态思 想主张的混合者。此外，民进党内还充斥着所谓“省籍意识”、“族群意识”、“本土 意识”等不同表现形式的“我群意识”。
对于普通的民进党成员来说，意识形态是高深的、抽象的，他们参加民进党，与其说 是受到民进党意识形态的感召，不如说是生活际遇中受到某种挫折，特别是对国民党政 权的不满，而寻找心理上的归属感或个人利益的保护伞；真正掌握民进党意识形态真义 的是少之又少的民进党骨干分子，而这些人当中，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也是多元的，甚 至是混乱的。笔者认为，在民进党内多元的意识形态构成当中，自由民主意识只能说是 隐性的“政治粘合剂”，其号召力和真正作用是有限的，而“台独”意识形态反而借自 由民主之名成为显性的“政治粘合剂”，成为民进党内起约束性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
进一步说，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被“台独”意识形态利用了，而“台独”又成为民 进党支持者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利器。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在两岸敌对关系的环境 下，社会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不得不将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束之高阁”，否则可能很容 易被贴上“中共同路人”的政治标签；而自由民主主义早就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形 态，台湾各政党纷纷以此为最大的公分母，民进党也很难以此为“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的意识形态，相形之下，“台独”分离主义意识形态既可以“台湾本土意识”为号召 ，又可以成为区隔民进党与其他政党的专有意识形态标签。无独有偶的是，一些在日本 和美国从事“海外台独”运动的分子，凭借大量的海外资源，诱使民进党人逐渐突出“ 台独”主张，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进党就很难拒绝“台独”成为显性 的意识形态工具了。
因此，“台独”分离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会成为民进党“独门绝活”，既与特殊的两 岸敌对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台湾内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有关，它反映了台湾部分民众 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念。在国民党当局的长期误导和曲解之下，台湾民 众当中有一部分人的乡土意识异化成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意识，它与自由民主主义意 识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复合式的意识形态结构。正如台湾学者所言：“分析民进党台 独主张的成因背景，研究了解它何以不断发展，且获得一定选票基础的支持，则涉及到 多方面深刻复杂的原因。它隐含着历史的伤痕(譬如说，“228事件”处置的失当，就造 成台独的崛起与持续性的活力)，政治社会的不公，两岸长期畸形的关系与岛内外近年 来的形势变化等等因素；不管是否表现为一种自发的感情倾向，或者是出于一种利益上 的考虑，它都的确反映了相当部分台湾民众的群体意识；因此，如果仅从历史文化角度 、地理上的联结关系、经济阶层基础或者国际背景等因素，来作为探寻台独起源，或是 想了解何以鼓吹独立自决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会成为民进党近年来快速崛起的两项 重要政治资产与依据，那还是不够的。”(注：杨宪村著：《民进党执政》，台湾商周 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版，第190～191页。)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在“台独 ”口号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主张背后，纠缠着异常复杂的台湾民众意识，如果不进 行细致的厘清工作，人们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台独”意识形态和“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互为表里 的关系，民进党在不同的场合对两者进行不同的策略运用，其下又纠缠着复杂多样的其 他次级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本着“历史的、发展的、全面的、辩证的”眼光来考 察分析。
三、民进党“台独”意识形态
民进党刚成立时，并不是“台独党”，“台独”分离主义意识成为民进党的主流意识 形态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笔者认为，即使同样主张“台独”，民进党人的意识形态内涵 也并非没有任何差别。大陆学者鞠海涛认为：“纵观民进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民进党一 直处在如何选择主导意识形态的争论之中，即在现代自由主义与台独分离主义这两大意 识形态之间，何者更重。基本上，民进党内的高层人士和各级精英分子都认同台独分离 主义，但在如何贯彻和实现这一目标上，党内存在严重分歧。一派认为台独分离主义是 ‘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凝聚民进党向心力的唯一思想武器，实现台独是大于一切的奋 斗目标……另一派虽然认同台独分离主义，但把它仅视为一种理想主义意识形态，没有 把它无限上纲。他们一般认为自由主义理念更接近台湾现实，是一种现实主义意识形态 ，更具实用性，也更有利于民进党的发展和壮大。实践中，他们只是把台独党纲供奉起 来，并不是全力推行台独分裂路线。他们更看重自由主义的‘治国’理念，注重公共政 策品质和施政绩效，力图以非意识形态化的实际作为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们不希望泛意 识形态化，认为台独作为一个理想，只有通过长期的实力累积，并顾及现实环境，慢慢 地去实现，而不应该动辄以台独意识形态挂帅。”(注：鞠海涛：《民进党意识形态及 其理论基础》，《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4期。)上述分析基本上是中肯的，民进党内 部除了对“台独”意识形态和“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何者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争论外 ，对“台独”主张的实践本身也是有分歧的。
在“台独”意识形态的构成问题上，笔者基本上同意鞠海涛的分析，民进党内有“台 独基本教义派”和“务实台独派”之分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否可以由此得出民进党精英 都认同“台独”呢?从表象来看，几乎所有的民进党精英分子都出席过与“台独”相关 的活动，而且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向台独SAY NO”，但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现象等 同于民进党内的全体精英都认同“台独分离主义”。根据笔者本人的接触了解，至今为 止民进党内还有不少精英分子对“台独”持保留态度，只是迫于“激进台独分子”乱扣 政治帽子的淫威和个人政治生命、政治利益的考量，他们不愿在民进党内与其他人发生 正面冲突，偶尔还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不过，这种现象本身也反映 出一项事实，那就是“台独分离主义”从民进党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起，已经取得显性的 、主流的意识形态，其分水岭就是1991年10月13日民进党通过所谓的“台独党纲”。从 此以后，“台独”主张成为民进党内位阶最高的政治图腾，“台独”符号成为民进党内 少数人的政治魔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甚至有人以“台独法西斯”来形容民进党内 这批“台独红卫兵”(“台独基本教义派”)，这也说明民进党从成立后不久就变得越来 越没有“不主张台独”的自由了，所谓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民进党内部自身已经被 糟蹋了。“普通政党一般都只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而言，民进 党基本上属于现代自由主义政党。但是由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特殊性，民进党还有一个特 殊的意识形态——台独分离主义，从民进党的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台独分离主义 意识形态已凌驾于自由主义之上，成为难以打破的政治图腾”。(注：鞠海涛：《民进 党意识形态及其理论基础》，《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4期。)鞠海涛的这一观点是有 依据的——民进党的创党党员朱高正、费希平以及林正杰等支持中国统一的精英被迫离 开民进党，甚至民进党的前党主席许信良、施明德也不得不先后离开民进党，就很能说 明这种党内政治文化。
但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除了有些精英从根本上就不认同“台独”意识形态之外，民 进党内更多的精英人士倾向于把“台独”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也就是说，并不是把“ 台独”当成一种政治理想，而是当成特定条件下争取选民的工具，为了维持这一政治工 具的有效性，他们也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台独”内涵的解释。民进党的“台独化”发展 ，除了其成员本来就有“自决运动”中的“台独”基因外，吸收“海外台独”力量，共 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具性作用更加明显。那些推动“民进党台独化”的人士认为，接 受“台独”主张将有助于结合“海外台独”力量，从而有利于民进党人早日推翻国民党 政权。
然而，从1991年底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结果来看，“激进台独”对民进党整体发 展来说显然弊大于利。1992年“立委”选举中的一些个案再次证明，激进“台独”主张 并不能打动多数选民的心，反而是温和主张更容易得到支持。因此，“台独”主张对于 民进党来说绝不是什么“十全大补膏”，而是“票房毒药”。1993年以后，民进党的“ 台独路线”面临新的难题，分离主义意识浓厚的李登辉掌控国民党政权，其政策越来越 明显地趋向分离主义，而且较之于“台湾独立”主张更具蒙蔽性和欺骗性。民进党陷入 了不仅得不到倾向统一选民的支持，而且开拓不了中间选民的票源，甚至连基本的“台 独”支持者的票源也难以保住的窘境，党内重新检讨“台独”路线的声音渐渐增大。从 1993年起，民进党、“台独运动”内部不断出现淡化“台独”、重新解释“台独”内涵 的呼声，民进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1996年春民进党在“首届总统民选”中惨败后，“体制内台独”取代“体制外台独” ，成为“台独运动”的新主流。这一阶段的“台独运动”进一步与岛内的权力再分配结 合在一起，理想性的色彩越来越淡薄，现实性、工具性成分越来越高，从形式到内涵都 与李登辉的“两个中国”分裂政策趋同。李登辉政权的“独台”倾向使民进党开始感受 到失去直接抗争对象的危机，党内自由民主主义价值观一度有重新浮上台面的倾向，直 接表现在民进党新世代开始检讨“台独党纲是民进党的资产还是负债?”的问题，他们 认为：“台湾独立不是什么使命，而是务实的政治主张”、“台湾独立不是最优先的政 治目标，而是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理想的途径”。新世代的公开表态虽然仍属于“政治矫 情”的性质，但却动摇了民进党“台独意识形态”内涵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此后的“七 一宣言”、“台湾前途决议文”都与新世代的主张有一定相关性。
但是，民进党内的“务实派”自身的政治投机性和民进党权力斗争的工具性取向，决 定了这种“淡化台独”诉求的不彻底性，刚刚重新露头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还是被民进 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摁”了回去，“台独”意识形态在民进党内的“显学”地 位还是没有被根本撼动。“体制内台独”成为民进党意识形态的最大公分母，这种“体 制内台独”逐渐将抗争对象转移到祖国大陆，即所谓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吞并台湾 ”、“中华民国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台独内涵反共化”成为“体制内台独 ”发展的新趋势。陈水扁上台、民进党执政后立即宣布所谓“四不一没有”，这就是民 进党“台湾共和国独立”内涵转向“中华民国独立”内涵的最好注释，除了在特定时间 (特别是选举时)还喊喊“激进台独”口号以外，以“台湾共和国”为旗号的“台独”主 张基本上被“中华民国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论调所取代。尽管陈水扁在过去4年 任内经常以行动逾越他自己的政治承诺，但在台湾人民、祖国大陆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 ，他仍然不得不在新一任期“就职演说”中重申不会改变这一承诺。
作为一个只有18年历史的政党的意识形态，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还在发展变化中。民进 党意识形态既是寻求其身存在价值与行为合理性的观念体系，也是台湾社会总体意识形 态的一部分，因此也以某种形式部分地反映了台湾的社会存在，随着民进党政治势力的 发展，其观念主张对台湾社会的发展变迁起到重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民进党内的意识 形态将随着台湾社会客观存在的发展变化而改变。出于对抗大陆的政治需要，未来4年 “台独”意识形态还将存在下去，但在接二连三的“尝试错误”以后，“台独”意识形 态“淡出”，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回归民进党显性意识形态主流，可能是民进党走向 成熟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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