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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商业周刊》2003年度美国50位最慷慨的慈善家评选中，比尔·盖茨夫妇连续第二次婵连榜首。这对夫妇在1999年至2003年期间，已捐和认捐的善款总额高达230亿美元，占其总资产460亿美元的一半。该周刊在其评论中赞誉比尔·盖茨是：“新兴超级慈善家中的王者”。2003年9月18日，以他们夫妇名字命名的“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向纽约市捐款5120万美元，用以建立67所面向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子女的中学；9月21日，该基金会捐款1.68亿美元，帮助莫桑比克防治疟疾；9月25日该基金会又一次捐资5000万美元，帮助博次瓦纳共和国防治艾滋病。这一系列充满爱心的举动不得不使人对这位世界首富肃然起敬。
从冷漠到慷慨
随着微软公司的高速成长，比尔·盖茨的个人资产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向微软公司及盖茨本人求助的信件络绎不绝，但他却忙于公司的各种事务之中，对此无暇顾及，因而，有关微软公司和盖茨缺乏爱心的社会舆论此起彼伏，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守财奴等词汇，不时出现在各种媒体的评论之中，这对微软公司和盖茨个人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同时，盖茨对慈善捐助的态度令他的父母颇感不安，两位信奉基督教的虔诚老人，不时开导儿子：“做为一个好公民，一定要为社会做些事情。”由于观念的差异，盖茨对父母多做善事的劝告，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笑了之；偶尔父母的唠叨使感到不耐烦，就用自己理念解释说：“我有一个公司要管理。我能为社会所做的最好事情，就是让这个企业成功，不让公司数万名员工失业”。
促使比尔·盖茨对慈善捐助态度根本转变的，是1993年秋天的非洲之旅，当地人民的极度贫困激起了他心灵的震颤。他说：“我吃惊地发现，有很多儿童得不到在我们美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如疫苗、营养食品和干净的水等。回来后，我进行了仔细的思索和研究。我发现，如果我们能提供疫苗或食品等，实际上我们就能以很低的花费每年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我觉得这事很紧急，不愿等到我老了以后再来做慈善工作，所以就决定成立这个慈善基金会。我们每年拿出10亿美元，主要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参与这项工作我感到很兴奋。”
从此，盖茨对慈善事业的关注之情有增无减，事业越做越大。2000年1月，盖茨家族成立了“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这一基金会由威廉·盖茨统领，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底金总额高达240亿美元，是美国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倍、“福特基金会”的3倍。
“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捐助的对象主要有4个领域：第一是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着手研究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癌症等疾病的治疗途径，尤其是向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大力捐资。第二是加大教育投资，创建更多的面向低收入阶层子弟的中学，并减少因经济问题而上不起大学的现象。第三是促进信息业的发展，尤其是着力扩大互联网的普及，让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性别、年龄或贫富，都能拥有获得信息技术的途径。第四是改善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现状，那里是盖茨的老家，自然要特别关照。
这两年，盖茨的善举在非洲取得了很大成就，非洲国家儿童各种疫苗接种率有了大幅度提高。在一些国家，每个儿童接种费用从以前的不足1美元增加到现在的10美元。据估计，这些疫苗挽救了大约30万人的生命，在未来10年拯救的生命将达到几百万人。除了投资研发疫苗，基金会还专门拨出资金，救助那些无家可归的艾滋病患者以及贫困地区的儿童和青年，其中“青年自立计划”就让无数年轻人受益。博茨瓦纳20岁的姑娘卡莫·措普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从小就跟祖父过穷日子，长大后又不幸进城当了妓女，结果染上了艾滋病。“青年自立计划”拯救了她，现在她不仅学会了制作蜡烛、种菜，还当上了一家小店的收银员。2003年9月盖茨夫妇到博茨瓦纳医院考察时，措普开心地对他说：“现在我生活得很幸福。”
“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也密切注视着中国。2002年6月，该基金会和中国卫生部合作，捐款4000万美元为西部12个贫困省区的3500万个儿童免费接种乙肝疫苗。2003年，中国新疆巴楚、伽师地区发生6.8级地震之后，比尔·盖茨捐款25万美元，用于重灾区琼库尔尔恰尔乡且克且克村的重建工作。2003年11月20日，微软首席执行官鲍尔默和中国教育部签署了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合作框架协议：微软公司将在未来5年内提供价值1000万美元的捐助，用以支持中国的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帮助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普及教育。对于自己的慈善捐赠，盖茨都是低调处理，忌讳张扬，只说自己的善举是源于父母的影响。
富而不奢节俭为本
比尔·盖茨在对待社会责任和慈善事业观念上的巨变，从某种意义上要归功其父母威廉·盖茨和玛丽·盖茨。老盖茨是一名二战老兵，1950年获得华盛顿大学法律学位，终生以律师为业，是一位市场运作和法律事务方面的专家，曾多次担任过华盛顿州律师协会和全美律师联合委员会的主席。尽管他性格有些腼腆和拘谨，平时沉默寡语，但却是一个不乏爱心和激情的老人。比尔·盖茨的母亲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银行世家，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她一生都热爱公益事业和社区服务工作，是一位容貌漂亮、举止优雅、富有魅力、性情温和而开朗的称职妻子和母亲。
尽管他们非常富有，但却依然终身过着一种俭朴的生活，不喜欢那种卖弄钱财的虚伪作风。这是盖茨家族的传统，并且这一传统一直在这个家庭中沿袭着。
老盖茨夫妇的这些美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子女，成为世界首富之后的比尔·盖茨至今仍在无意识之中传承着这一价值观念。一次，他与一位同事开车前往西雅图谢尔顿饭店开会，结果因故迟到而找不到停车位。他的同事建议花12美元把车停在饭店的贵宾车位上，但立即遭到盖茨的反对。尽管那位同事进一步表示停车费用由他来付，而盖茨却再一次表示拒绝，并说：“这可不是一个好价钱，他们超值收费。”外出旅游时，有二等舱，盖茨绝不去坐一等舱。他说：“既然一等舱与二等舱同一时刻达到目的地，我何必要化冤枉钱。”
盖茨过着适度的生活，在花钱上如何“小气”的趣事时有传闻。然而，他在对待自己公司的员工却颇为大气、开明、并具有远见。从1982年开始，他在微软公司实施配股和期权制，毫不吝啬地将股票分给员工。当时，一般新雇用的微软公司员工可得到2500股，来得早的则可多得一些。时至1992年，这些原始股已上涨千倍以上，达到1500美元。那些保留着2500股的员工们，已经拥有400万美元。人们常常惊叹道：不在意钱的比尔·盖茨竟成了世界首富；同时，他也造就了无数个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老盖茨为有这样的儿子深以为荣，但却从不因儿子的成功而往自己脸上贴金。他总是谦虚地说是盖茨自己的努力造就了他自己，他的价值观绝大多数来自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老盖茨反复强调，金钱并不是他儿子一生追求的目标。作为父亲，他希望儿子能找到一种方式，过轻松一点的生活。
反对取消遗产税
老盖茨在儿子功成名就之后，就不再做律师，而是义务从事社区工作。自从“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成立之后，老盖茨退而不休的生活就更加丰富多彩，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挥霍”儿子赚来的财富上，把这些钱拿来捐赠给全球各地的医疗和教育事业。
为了慈善事业，老盖茨常常满世界奔走，虽然儿子是世界首富，老爸却不捍卫富翁的利益。小布什上台后，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决定大幅减税。小布什的一揽子减税计划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事实上，这项计划的最大受益者应当是美国社会中较为富裕的这一群体。2003年6月布什总统签署的减少股票红利税（从38.6％降至15％）的法案生效后，仅以盖茨为例，他每年将会因此一项减税而增加8200万美元的收入。更有甚者，小布什还对一些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社会义务的法律举起“改革”大刀，计划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在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为67.5万美元；税率为55％。多年以来，这项法律为促进美国社会的公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小布什没想到，他为富人谋利益，富人却争相表态说不领情。2001年2月，老盖茨与美国120名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请愿书中写到：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去年，年仅48岁的比尔·盖茨公布了早以立下的遗嘱：除了给自己的3个孩子每人留下1000万美元和价值1亿美元的几处家族住宅外，其余98％的财产（大约为450亿美元），将全部捐赠给以他和妻子命名的慈善基金会。2003年9月，在盖茨夫妇又一次访问非洲期间，有记者好奇地问梅琳达，难道不担心将来孩子们会因此而恨他们吗？梅琳达回答道：“他们3人现在还小，最大的孩子不过7岁，我现在只能和他们谈谈吃的、穿的东西。将来，他们肯定会得到一些财产，不过我们会等他们长大些再跟他们谈财产的问题。我们相信，如果父母的教育得法，孩子们对待财富的看法不会和我们不同。”
在美国，前半身聚财，后半生散财，已成为富人们倾心追求、并引以为荣的事业。以比尔·盖茨为首的新一代慈善家们用“能挣会捐”取代了“能挣会花”的理念，将慈善行为与社会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盖茨所投资的几家生物、医药类公司，不仅研制、生产治疗艾滋病、癌症、关节炎等疾病的药物和疫苗，以消除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而且也为盖茨本人带来了数亿美元的收益。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同时，新一代慈善家们注重效率和透明，他们将自己商业管理的智慧注入慈善事业，要求捐款达到可测评的结果，保证捐款可以流到最需要帮助的穷苦人手中。
如今，像比尔·盖茨这样受人尊敬的富翁并非特例。《福布斯》世界富翁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美国投资银行家沃伦·巴菲特，也已写下遗嘱：将总值约305亿美元个人财产的99％捐给慈善事业，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美国世纪公司的詹姆斯·斯托尔夫妇在1999—2003年期间，捐款达13.45亿美元，名列2003年度美国《商业周刊》50位最慷慨的慈善家排名第5位。他风趣地说：“我们不会把财产都留给孩子。如果孩子都有太多的财富，他们甚至就有不起床的理由。他们会指着大楼说，‘这属于我的遗产。’”
面对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富翁们在有生之年就慷慨捐赠这一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有人质疑这种慈善行为动机不纯，认为他们是意在避税，因为美国税法规定，凡是向慈善机构的捐赠一律免税，并在企业的税前利润中扣除。然而，这种看法却有失公允。首先，美国大规模的个人捐赠、设立慈善基金会的现象在前，而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在后；其次，如果一个政府宁愿减少自己的财政收入，鼓励和诱导人们乐善好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时弥补政府在卫生、环保、教育等领域内的投入不足，并使穷人们获益，这本身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情；更何况，那些饱受饥饿、疾病和贫困折磨的人们，当他们因富人们的捐赠而受益时，绝不会去追究捐助人行善的动机。毕竟，生存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之一。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比尔·盖茨这样的富翁们慷慨解囊呢？除了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价值观念以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宗教。在美国这样一个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历史悠久的国家里，早已形成了一种劝人行善的氛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伦理潜移默化妇儒皆知。
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卡耐基指出，如果财富使得原本是兄弟的富人与穷人成为仇敌，那将引发社会的悲剧，富人们也将因此被钉在生命的耻辱柱上。一个伟大的慈善事业家，除了要想避免发生“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悲剧之外，其实是有着更为崇高的道德冲动和现实关怀的。
现实生活中，各种悖论无处不在。也许，这些在经济上已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富翁们，需要在道义和人格上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