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政治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在社会科学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概念和支配性观点既构成某一门学科的基础，又延伸到其他学科，比如市场，既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又是政治学理性选择与成本—收益分析理论中被证明为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学的阶层与群体、政治学与心理学中的权力与人格，也都属于这类大概念。不过，就其蕴涵的意义之深远与精微来看，最强有力的概念还是文化，尤其是在深蕴心理学的洞见与理论将它加以丰富以后，更是如此。
这个被心理学所丰富了的文化概念进入学术界是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当时，社会科学正方兴未艾。那个时代，世界上涌现出的种种问题似乎专为新的“行为科学”的宏图远志而设。美国刚刚从孤立政策中走出来，外面则是一个有待探索、令人兴奋的世界。由于先要克服经济大衰退，随后又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深陷于本国事务中，直到战争结束时才发现，有非常多的不同社会与民族有待了解。需要解释的不仅是德国和苏联的极权主义，还有民主社会与共产主义的发展前景问题。此外，非洲和亚洲的新兴国家正面临着建设民族国家的挑战，世界政治格局因原子弹和新的信息沟通时代而改变。一片既让人兴奋又充满希望的景象。知识界也在这种氛围中。各学科都有大胆的观念与理论提出来。那些将“科学”概念引入人类事务研究的人，一面不断地告诫自己提防那些轻率作出的理论，一面又想在以前从未有人注意的地方发现各种关联、关系和相互影响(或者说确定性、原因与影响)。新科学具有帮助他们揭示种种看不见的关系的魔力，当然，由这些看不见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是真实的、可以检验的。他们只作分析，不作描述。因为在他们看来，“深描”也好，浅描也罢，均无关弘旨，反正都只是描述，而且是废话连篇、令人厌倦、缺乏想象力的描述。说出一段平庸的话来是要表示歉意的，如果不得不就容易为人理解的事作一番说明，就要使用复杂费解的句子和长长的多音节词。新的知识意味着新的权力。正如经济学家所自诩的那样：有了凯恩斯的一般理论，经济衰退已成为过去，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日可待。一时间，大量意图解释一切的理论涌现出来：从儿童训练到社会体系的发展动力，甚至文明史(比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不一而足。
“珍珠港”事件前的10年间，一批杰出的流亡学者，包括欧洲一些最优秀和最有智慧的思想家涌入美国，美国学术传统由此受到冲击与震动。他们进入美国各大学后，不仅抨击妨碍学科发展的传统障碍，而且就欧洲所发生的不幸提出了深刻的问题：这块曾经是启蒙运动和现代、理性、工业社会进取精神家园的大陆，怎么会出现令人痛绝的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为获得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的答案，他们感到有必要探究人类的心理，并将各领域——从心理学、社会学到历史学、人类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在这些影响力强大的欧洲思想家的刺激下，美国学者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研究风格，同样开始提出深刻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创造性的氛围中，人类学率先利用心理分析的深刻洞见讨论社会科学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使它进发出超凡的知识能量。因此，当美国人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其思维方式以理解众多其他社会的行为方式时，人类学一时间成为显学。早在1920—1930年代，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博厄斯(Franz Boas)在将文化研究从为了写作《金枝》之类的著作而游历世界搜集民间习俗的带着偏见的上流英国人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为人类学助了一臂之力。他们确立起一个观念：文化具有动态发展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因为整体与部分即文化结构与个体的人格特征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内在联系。现在，“文化与人格”研究已经成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核心内容。
战争期间，训练美国人研究其他文化的狂热需求导致了地区研究的诞生(这是美国人的一项独特学术发明)。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个曾经满足于描述和解释原始人的生活习俗、以村落为规模的文化的学科现在宣称：它准备“回家”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的问题。当时，人类学的狂傲在诸如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ln)的《人类的镜子》(Mirror for Man)之类的著作中可见一二。由于人类学的这种自信，克拉克洪认为他应该被任命为哈佛“俄国研究中心”(最早的地区研究项目之一)的第一任主任是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奇怪的。在耶鲁大学，人类学家默多克(George P.Murdock)将其《人类关系地区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展，以至于世界上所有大国都给囊括其中。人类学迫不及待地准备用它的文化概念解释所有社会体系的行为。
二战刚刚结束，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就在课堂上被传授给整整一代美国本科生，用的教材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和米德(Margaret Mead)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这两本书都是1930年代出版的。随着美国脱离孤立主义立场，转变成一个世界强国，美国的教育家确信：将来的美国公民必须理解文化的差异性，并由此结束种族中心主义的传统。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具有两种表现形式：要么认为，所有不是美国人的人都是没有差异的“外国人”，虽然跟美国人不同，但他们彼此间是相似的；要么相信，所有的民族都跟美国人相似，而没有他们自己的独特性。
人类学的发展影响到了政治科学。1948年，政治学家莱茨(Nathan Leites)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创刊号发表了一篇在方法论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章《关于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假设》(Psycho-cultural Hypotheses About Political Acts)，已经非常接近于政治文化概念的使用。奇怪的是，直到1956年政治文化概念才由阿尔蒙德明确引入政治科学，并建立起政治文化理论。它的姗姗来迟之所以让人不解，是因为政治科学这门学科有着很强的美国色彩：不仅90％以上的政治科学家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接受美国式训练；而且跟美国的经济学一样，自由地从其他领域“进口”概念而不考虑“贸易平衡”问题，对于政治学概念的“出口”，哪怕是否可以对其他社会科学有所助益毫不在意。
更令人奇怪的原因还有：第一，政治文化概念满足了政治科学诸多方面的需要；第二，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早已意识到了深蕴心理学的理论价值。所有经典理论家，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都强调从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和癖好等角度理解政治的重要性，而所有这些都属于文化的各方面。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均明确地将某些关键性的价值观界定为决定不同类型政治体系特性的重要因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态度和价值观；对孟德斯鸠来说，君主制、民主制和专制制度的中心价值观分别是荣誉、品德和恐怖。再者，从文化角度考察合法性这一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显然会更丰富。同样，意识形态概念(非指马克思主义教义中的意识形态，而是韦伯和曼海姆所使用的意识形态)，也非常接近于文化概念。事实上，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已经说明，这两个概念本质上是相同的。②因此，尽管政治科学直到1950年代才将政治文化的概念重新捡起来，似乎显得有些晚，但它一旦被引入，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迅速而广泛的应用。
政治科学之所以迟迟不肯接受富含心理学意义的文化概念，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弗洛伊德心理学刚开始被引入政治学的途径。这是1930年代的事情了。当时，梅里亚姆(Charles Meriiam)安排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去维也纳，希望对弗洛伊德博士关于人类动机的揭示有更多了解。拉斯韦尔很快就领悟到弗洛伊德的深刻洞见中所具有的潜势，但如何将心理学分析运用于社会和政治分析，他与弗洛伊德意见不一。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等著作中，将人类进化视为个体性冲动(力比多)发展阶段的一种重现，以及出于本我与超我之冲突的表现。而拉斯韦尔得出的重要结论却是：习俗制度各自具有自己的发展史；心理分析的解释只应该用来解释个体行为，因为他们是在习俗制度内扮演由历史所限定的角色。《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的优点就在于拉斯韦尔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人的生活经历，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鼓动家等形形色色的政治角色扮演者。尽管拉斯韦尔的兴趣是在与宣传相关的群体心理学上，但他并未试图以心理学术语解释政治体系间的差异。因此，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从它最初引入政治科学时就一直停留在个体层面上。还有两件事对政治心理学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悲剧性影响。第一件事发生在1938年。那时，拉斯韦尔离开芝加哥大学，意图联合精神分析学家沙利文(Harry Stack Sulivan)和文化人类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创建一项由华盛顿的怀特精神分析基金会(William Alanson White Psychiatric Foundation)资助的关于文化与人格的研究计划。两辆载有拉斯韦尔的文件与资料的搬运货车在高速公路上相撞，几年来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其他医院以及从无数个医生那里收集到的精神分析数据，全部毁于大火。萨丕尔次年去世；对这项研究计划的资助告吹；本来有望在这个领域做出高水平研究的拉斯韦尔，也将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另一件悲剧发生在1987年。当时，莱茨去世，留下数只文件箱。箱内装满了莱茨近4年来阅读所有能弄到的从中文翻译过来的西语文献时记下的数千条摘录和引文，他还异常细致地将它们分成了两千多个类别。很明显，这项工作将是他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的姊妹篇，是一项与他对苏联精英研究相匹配的对于中国人行为的研究。但解释其分类的记录本怎么找也没找到。再要回过头去从编了号的引文中追寻莱茨依据其分类意图详细阐释说明的一般命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与拉斯韦尔数年来搜集的访谈数据付诸一炬一样，莱茨超凡的努力付诸东流，成为政治科学的损失。
政治文化研究的心理学路径与早期行为主义革命的关注面是一致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分析单位是行为，诸如国家之类的制度都被分解并从具体的人所扮演的规定角色的角度进行分析。权力被定义为参与决策，而决策总是涉及具体的个人而非抽象的集体。做决策的不是“国务院”或者“总统”与“国会”，而是具体的个人：外交官、政府官员或立法人员。
拉斯韦尔关于“政治人”行为动机的理论对决策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指出，“政治活动家把他的私人动机移植到公共事务上，并运用公共利益的措词使这种移植合理化”③。就是说，驱使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力量并不仅仅出于价值偏好最大化的认知与计算的逻辑运用，而在于他们的无意识中，并因此对其个人性格具有根本性的作用。简言之，美国参议员相互间的彬彬有礼不可以被推理为政治家的真实动机体现，这种彬彬有礼根本说明不了他们在公开声明的动机以外的动机。相反，政治分析家应该假定：政治家的行为受私人动机及其人生早期阶段大体就已形成的人格特征所驱使和推动。由于拉斯韦尔指出了动机问题的复杂性，从而大大削弱了理性概念的分析性功用得以建立的基础。因为理性概念假定，公共人物的真实动机是可以确知的。
拉斯韦尔对个体心理的强调很早就应用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中。由于研究视野超越了党派认同的局限，转而重视社会因素以及人口统计学因素，例如年龄、性别、教育等，假定人的动机由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形成，投票行为的研究获得了极大活力。通过这种路径，对于人们为什么投票又为什么不投票，取得了一大批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1924年，梅里亚姆和格斯内尔(Harold Gosnell)开启风气之先。继而，坎贝尔(Angus Campbell)、康弗斯(Phillip Converse)、米勒(Warren Miller)还有其他人通过在“密执安调查研究中心”的研究也跟上来。莱恩(Robert Lane)和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分别于1959和1960年所做的大型研究也运用的是这种路径。简而言之，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所发动起来的，是一场研究政治动机的行为主义革命，并且很快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主流。尽管后来理性选择研究兴起，这种研究途径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然而，到1950年代早期时，要求我们分析的问题变了，尤其是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主要原因在于继殖民主义结束后，一大批新兴国家急剧涌现，这些新兴国家不具备组织良好、制度完备的政府，需要新的概念来描述它们。即使是不受行为主义革命影响的传统的政治科学家也意识到，将由来已久的国家概念和传统的政府组织与制度概念应用于这些国家是荒唐的。就在这个时候，阿尔蒙德率先依据结构—功能主义关于国家政治的理论将国家划分为不同类型。他从一系列的功能角度定义政治体系，而承担各种功能的结构很可能是不同的(比如，立法与规则制定功能可能在某政治体系内由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党派履行，在另一个政治体系则可能由军方履行，而在其他政治体系依然由立法机关履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早已将社会作为整合而成的体系来思考。尽管帕森斯不认可政治体系是一个可与经济或社会体系相比较的体系，他与希尔斯(Edward Shils)合著的《走向一般行动理论》对当时的政治科学依然产生了深刻影响。帕森斯坚持认为，由于政治过程的独特性，要得出一个关于政治的一般理论是不可能的。④帕森斯接受传统的自由主义对政治的实质的诠释，包括洛克对财产权斗争的重视、麦迪逊视利益为形成政治派系驱动力量的理论、拉斯韦尔关于政治是“谁得到、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得到”的定义等，将政治视为为获得物质与非物质价值的无休止的冲突过程。在他看来，政治包括了一切：从财产权与经济利益的争夺，到社会地位、宗教与伦理认同、意识形态偏好的竞争，乃至于为荣誉与敬意而战，为攻击性的释放而奋力。正因为政治总是围绕着谁受损谁得利的问题，在帕森斯看来，政治议题不可避免的是狭隘的；是依具体时间和空间而定的，因而也是无法一般化的，也没有必要建立一种一般理论。他承认，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作为冲突的唯一真实理由，确实找到了一个构建一般理论的基础，但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政治都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之内。在一次谈话中，他曾提到，如果一个人每五年取两周《纽约时报》的所有政治报道做样本，将会发现，其内容与当下所谈论的议题有很大程度的重复性。他还猜测，只有不到5％的内容可以归类为“阶级斗争”，而且只有在阶级斗争的定义宽泛到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知识分子的情绪性言论时，才可能达到这个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帕森斯与马克思是相向而行的。在帕森斯看来，被共产主义之父所不屑一顾的、纯粹只是统治阶级所玩的那套把戏——“上层建筑”——事实上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的政治，即便是定义恰当的“阶级斗争”也只占政治的一小部分。帕森斯也反对用权力来建构一个合法的一般体系理论，就像金钱在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在他看来，权力的形式过于繁多，因而涉及每一个具体的权力执掌者的时候，权力总是具有特质性。再者，权力不像金钱那样可被量化或放在某种标准尺度中。此外，伊斯顿(David Easton)也采用政治体系模式。在他的模式中，政治体系由一系列的输入、政府“黑箱”、输出构成。多伊奇在《政府的神经》中具体地陈述了其观点：政治体系可类比为计算机，所以可依据新的控制论理论来分析。⑤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科学当时正经历一次类似于凯恩斯以其经济体系的一般性和宏观理论给经济学带来的转型。将经济学理论从传统对市场行为微观理论的强调转向了对资金整体流动、盈余与投资的关系、政府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就业与价格总体水平的影响等方面的关注。早期的行为主义研究，包括拉斯韦尔的著作，主要讨论政治过程的动力机制：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得到，如何得到?因而属于对微观经济学来说很基础的传统交换关系。拉斯韦尔在他谈论“国家作为一种多面体”时⑥，虽然有些含糊，但已经非常近似于将政治描述为一种体系。作为一种功能与过程体系的国家政治理论将输入与输出的宏观视野带进政治学这门学科。在这种宏观视野中，社会和心理因素会对输入端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策输出一端，领导人的心理对于决策的制定也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学与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学愿意接受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经济学将自己限定于理性的行为者，视偏好为功用函数的固有前提条件，而不问偏好如何产生。维尔达夫斯基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无论经济学家如何做，政治学家都有责任研究偏好的来源，而一旦追问偏好来源，就一定要研究文化。⑦政治学总是力图吸收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最佳成果，因为它的研究领域既涵盖集体也包括个人。一方面是国家和社会，另一方面是领导人与公民。所有伟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家都尽力将有关人类个人行为的最新知识进展纳入自己的理论。因此，对于政治学而言，尝试吸收心理分析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合适的。
不过，这并非易事。人们很早就意识到，这里存在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问题，即如何将个体行为理论提升到集体行为层面。由人类学所引导的文化与人格理论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最先受挫，而政治文化概念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圆满地解决它。
二、定义政治文化的尝试
然而，政治文化概念应该如何定义与使用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说，争议是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中带过来的。米德、本尼迪克特和戈尔(Geoffrey Gorer)还有其他人所持的理论观点是比较重要的一路。他们将人格与文化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他们看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一般化人格，即一个民族的模式化人格就是其文化。因此，文化和人格因素对行为的塑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与他们持对立意见的人则寻求完全撇开人格维度来理解文化。对他们而言，文化是集体的历史。他们还秉承杜克海姆的观点，断然否认有必要为理解集体行为而考察个体行为。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路人，他们将注意力放在社会化过程上，认为社会化过程是连接文化与人格这两端的关键纽带。因此，在卡丁纳、林顿、怀廷与查尔德还有其他人的著作中⑧，文化现实塑造了一个社会的社会化过程，而由社会化过程塑成的人格反过来又形成了文化。怀廷与查尔德的研究小组还能用出色的演示模式检验其理论。在这个模式中，只要知道某种文化的主要特征，他们就能精确地预测一个社会的社会化习俗。证明人格是社会与经济发展关键因素的最大胆尝试可能要数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的努力了。他设计了一个测度“成就需要”(N—ach)的等级量表。根据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崛起”的理论，麦克利兰声称，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出各社会的人由心理上的成就需要所推动的程度，这是一种使人们想要获得的不只是为生存所需的基本需求。⑨他甚至设计了一门课程，教印度人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如何提高其“成就需求”，以显示其理论的实用性。不过，麦克利兰的努力是否比长达一个世纪以来致力于将新教伦理传播到这些国家的牧师更为成功，尚存疑问。
尽管我们在回顾的过程中可能觉得有各种各样类型的研究，然而在当时，大家都非常兴奋，即使以最粗略的方式从类型学角度对各种研究加以鉴别和分类似乎都显得多余，很少人对它们加以比较，相反，不同的研究路径起着相互强化的作用。例如，对于美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正是由于各种不同研究的涌现，法国才在他们眼中成为一个令人趣味盎然的社会。这些研究包括怀利(Laurence Wylie)的《沃克卢村》(A Village in the Vaucluse)、霍夫曼(Stanley Hoffman)等人的《探索法国》(In Search of France)、克罗泽(Michael Crozier)的《官僚制现象》(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莱茨对法国政治的多项研究。
政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表现出一种依据国民性思考政治文化的倾向，其中有一些相当出色，例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对日本文化深刻而可信的分析令人惊叹。精神分析学家迪克斯(Henry V.Dicks)对俄国人性格的研究，依据对逃离俄国的人的广泛访谈为基础，也是早期研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例。迪克斯发现，俄国人人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一种深深的模棱两可性：在作为与不作为、痴心妄想与听天由命、一时贪欢与逆来顺受、迫不及待地渴求变化与愤世嫉俗地对各种改良不屑一顾等矛盾间徘徊。然而，俄国的领导者却认为，他们可以超越民众的弱点，但在他们要求民众服从纪律时，那种内在于俄国人独裁统治传统的权威主义倾向就表现出来。⑩今天阅读迪克斯的著作，几乎让人感到，似乎他正在描述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叶利钦的行为，还有民众对他们的反应。
然而，在大多数政治学家看来，戈尔和里克曼(John Rickman)关于俄国人人格的另一项研究，就走得有些太远了。他们对俄国人性格的考察追溯到了将婴儿包裹起来的习俗。他们的假设是，将婴儿紧紧地捆扎起来的习俗会形成两种极端心理：剥夺感与满足感，从而使得俄国人成年后的行为具有两极性：或者一味服从，或者爆发暴力；或者贪婪，或者节欲，并且使得他们愿意屈从残暴的权威。(11)这种理论被批评者称之为“尿布学”，但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当时，有文化的美国人沉醉于儿童训练理论，因此对照料婴儿时的各种做法所可能产生的持久性后果格外敏感。
然而，国民性研究到1954年几乎就完全停顿了，原因出自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列文森(Daniel Levinson)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本应以建设性的批判为主旨，却对国民性研究提出了几乎高不可攀的科学标准。事实上，英克尔斯从未拒绝过国民性这个概念，他只是使这个概念变得无法应用。
在文化理论从人类学转向政治学时，对于如何看待儿童时期社会化的后果，从一开始就相当不确定。比方说，人们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将如厕训练与政府官员的行为联系起来要做非常大的跳跃才行。当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概念被引入以后，才多多少少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者因此推定：通过早期社会化进入一般文化之后，接下来是社会化的第二个过程：政治社会化，通过政治社会化学习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政治社会化概念受到那些对心理分析理论天生就不适应的人的欢迎，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习得理论与认知过程上下更大功夫，作为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理论，并由此强调理性的重要。到1960年代早期，出现了大量关于学龄儿童如何学习政治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的研究。
这些将因果链条拉得相当远的研究不仅为行为主义科学家所宽容，那些相对来说更为静态的学科，比如历史学，也愿意接受。兰格尔(William Langer)在“美国历史学会”作主席陈词时，呼吁学者们认可对历史人物行为解释的心理分析。在知识史领域，学者们也依据生活经验中最隐微的提示来追寻各种观念的产生。
三、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
1950年代的政治学为自己有能力给发展中地区新兴国家提供政治发展前景而非常兴奋，政治文化的许多早期研究者亦投身其中。而且，这种兴奋发生在刚刚经历过诸如纳粹主义这种表面上看来非理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短暂胜利，现在又面临共产主义可能传播开来的环境下。显然，政治发展问题需要跨学科研究。人类学对非洲与亚洲文化的研究似乎为理解与民族国家建设相关的种种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经济发展前景显然也取决于人的动机，因此，由哈根(Everett Hagen)这样的经济学家所开创的具有心理学取向的经济理论也出现了。当时，印度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原型，来自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们在文化概念的帮助下，在短到让人惊讶的时期里对印度产生了兴趣，并对印度社会有了相当的了解。
不难理解的是，形成于1930—1940年代用以解释欧洲极权主义出现的“现代化危机”和“大众社会”理论也影响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早期研究。这些理论强调经济与社会条件和民族情绪之间可能会有的关联，因此预示了某种可能出现的政治潮流。诸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等著作，强调人在现代世界中的无根感所引发的后果，似乎显示夹在旧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之间的人很可能也会产生无根感并且表现出希望得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安抚的倾向。这样，对工业化国家发展状况的研究，例如麦卡锡主义这种在缺乏安全感的中产阶级中兴起的“极右”运动，就将焦点投向了人们在发展过程中经历急剧社会变迁时所可能产生的心理不安全感。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概念的广泛传播，为这类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我自己在研究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为什么加入共产主义时，发现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归属需求。对我而言，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惊讶。我在麻省理工大学时，参加了埃里克森牵头的教师研讨会。当时，他正要完成《青年路德》的写作，也正在构建他的历史背景下的认同危机理论。我后来对缅甸政治文化的研究正是受到了这个研讨会的影响。)
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问题为文化分析提出了双重挑战：既需要去理解对构成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现代化一般条件的文化变迁心理基础，也需要明了那些差异相当大的传统文化在适应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时的特殊问题。致力于解决前一个问题的杰出之例是曼诺尼的《普洛斯比罗与卡利班》。这是一本对殖民化心理感受细微的著作。在讨论马达加斯加人被殖民化的心路历程时，曼诺尼仔细地追溯了从一个传统社会向早期殖民社会转型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每个人对共同的文化遗产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而在早期殖民社会里，每个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都有着清晰确定的位置。有的马达加斯加人欣欣于完全接受欧洲方式，甚至变得比欧洲来的殖民者更欧化。这是因为殖民者往往来自欧洲的中下阶层，而当地“土著”的一些上流阶层却能与欧洲上流阶层打成一片(12)(这让人想起尼赫鲁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律师，因为印度人不懂得如何给衬衣上浆而不远千里将衬衣送到法国去洗)。但是，随着更多的殖民地人民接受教育并西化，由依附带来的安全感开始消退，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文化距离的缩小，那些保留下来的东西都被视为歧视性政策的产物。转型社会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心理现象：优越感与自卑情结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当这种结合物与独立后的被抛弃感相混合时，深深的矛盾心理就产生出来。
转型社会对现代化濡化的心理反应的普遍模式被学者们理解为某特定的传统文化的独特性特征所调适的过程。比如，心理学家卡斯泰尔斯(G.Morris Carstairs)的研究很早就以其富有穿透力的洞见向学者们提出了他对印度文化的看法。(13)由于印度人对内省的痴迷，很快就有印度人步其后尘，诸如散文作家乔杜里(Nirad Chaudhuri)、社会学家南迪(Ashis Nandy)、精神分析学家卡卡斯(Sudhir Kakas)等，出现了数不胜数的研究成果。(14)他们的研究力图同时考察文化变迁的普遍与特殊动力，事实上的确令人惊讶地准确预示了各新兴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大致前景。
还有一些人雄心勃勃地尝试着将大胆的理论构想与量化的社会学测量方法结合起来。勒纳(Danniel Lerner)在《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中构建了一种有关现代化过程中移情作用的精巧理论，然后力图展示出一条包含了城市化、识字、传播与政治参与的有次序的发展道路。在勒纳的理论被推广运用的过程中，激发了无数想证明或推进其贡献的研究。
四、抽样调查与访谈
就在这些年间，社会科学又出现了重大进展，为政治文化概念提供了一个在它产生时其渊源学科所未能赋予的维度。这就是抽样调查技术的出现。依据人口统计学得出的代表性人口统计样本，现在已经有可能对态度的差异进行测度与量化。这意味着，文化差异现在也有可能得以客观地界定从而更具科学性。激发人们对调查潜力产生兴趣的因素来自许多方面的发展，比如斯托福(Samuel Stouffer)与其助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的大规模研究《美国兵》中证明了调查对于态度与行为研究的功用。斯托福的研究一开始类似于“审前讯问”，即事先没有设定用以验证的假设。在这项研究中，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交流往往遵循着“两步曲”模式，首先是由少数人构成的关注群体从大众传媒中挑选信息，然后通过非正式的交流渠道将这些信息口头传递给其他人。(15)阿尔蒙德1950年进一步推进了这个理论。他的研究显示，在公众对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上，会出现一个对问题的跟踪更为密切的“关注群体”，然后由他们将自己对事件的了解以个人方式告知于众。卡茨(Katz)和拉扎尔菲德(Lazerfeld)1955年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投票行为研究。直到电视的出现使得公众直接从大众媒体获得信息更为便利之前，这个理论一直都非常管用(让人奇怪的是，没有人提出过学术沟通的“三步曲”：为跟上学术领域的发展，有些人是通过确确实实地阅读别人的著作；有些人仅仅通过阅读书评；还有的人只靠相互间的闲聊)。
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建立在对五个国家的抽样问卷调查上，堪称政治文化研究经典之作，意义深远。在《公民文化》之前，阿尔蒙德已经在其《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中论证过抽样调查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潜力。令《公民文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仅仅是它对抽样调查方法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力图应用一种关于民主社会文化基础的基本理论。阿尔蒙德和维巴首先假定，民主社会需要他们所称的“公民文化”的存在。接下来，他们着手设计问题，考察不同国家的人在何种程度上具备对“公民文化”来说最为重要的态度。因此，他们的调查结果不只是对随机性问卷研究的现状比较，而是一种尝试，依据对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来说必要的态度取向的理论，去发现不同国家的人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差别。
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概念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认为这一概念太过于强烈地以盎格鲁—撒克逊式关于民主社会的规范观念为模式，而对于其他可能的民主模式缺乏理解，比如非洲国家实行领导人终身制的一党制“民主社会”(当时，非洲知识分子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中心主义都极度敏感，这意味着，对民主的概念不能有太强的占有欲，有人甚至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具有他们自己理解的民主要素，依此见解，将非洲的独裁政体称之为“民主社会”也就不足为奇)。现在看来，最初的公民文化概念在确定什么是稳定的民主社会所需的态度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一点很清楚。不仅欧洲大陆政治体系已朝“公民文化”模式的方向稳步前进，而且在当前“向民主转型”的潮流中，在诸如韩国和中国台湾这样的地方，正是公民文化所需要的种种态度在逐渐强化。
运用调查技术将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还有其他一些先驱之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二战期间由阿多诺(Adorno)及其助手对他们所命名的“权威主义人格”的测度。阿多诺的研究小组想设计一些量表，用以确定他们认为与右翼权威主义和反犹太主义都有关联的顽固的人格类型，但这种尝试并不十分成功，因为他们那个最主要的“F量表”(F-scale)似乎未加区分地同时测量了意识形态与个性，从而让人不太清楚他们是否确实证明了意识形态由人格决定。希尔斯和其他一些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缺陷，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权威主义人格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右翼人物身上，左翼人物同样也有。这个问题由坡克奇(Milton Pokeach)1960年开始解决。通过经验性研究，坡克奇证明：可以将人区分为思想“开放的”和思想“封闭的”两种，而思想“封闭的”人同时分布在政治谱系的最左端和最右端(16)(1960年代，一些美国激进分子谴责这种对比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现行意识形态，而另一些人在指责自由主义者的“开放”思想空洞浅薄时，则以其思想的“封闭”自豪)。
在继续运用调查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趋势发生了变化：从试图勾画政治文化的整体形象转向更加细致、准确地描述具体主题，比如维巴和他的同事专门对少数更独特的政治行为特征(例如政治参与的形式)进行国家间的比较，大大推进了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英格尔哈特指出，随着财富的增长，发达工业国家的基本政治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以文化问题为中心的趋势，态度上的细微差异已经变得更具重要性。(17)他的研究支持了以调查为基础的比较政治文化研究。
与以文化为主题的调查研究相并行的，是由政治学家所开展的具有心理学取向的访谈。毫无疑问，1950年代学者们对富于洞察力的心理分析可能为政治学提供的益处所产生的兴趣有助于下述观念的形成，即带着直觉进行的访谈很可能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行为。访谈并不是要像记者那样去发现“事实”(因为人的记忆复杂微妙)，而是辨别、发现和认识人们的思维推理方式、思考政治的模式、因果观念以及感受情感的特殊性。访谈研究由于新兴独立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有影响力的人物通常不难接近而得到了推进。
作为一个多年来实践访谈研究的学者，我发现，大部分接受访谈的亚洲人非常热情地欢迎这种少有的机会，对他们的幼年时期，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的关系作自传性地回顾思考。他们对儿时喜怒悲欢的描述，怎样开始交朋友和对付不喜欢的人，怎样第一次对政治发生兴趣，怎样认识政治英雄和政治敌人，等等，大体上相当清晰地描绘了他们的政治哲学。在纽黑文，莱思也能够对很多团体作这种访谈。
五、精英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最早期的研究以国民性为前提，没有区分政治领导人和普通人的态度取向，每一个人都被视为某一共同民族文化的代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概念的引用，尤其是政治录用，帮助我们建立起社会中既有大众政治文化也有精英政治文化的观念。研究大众政治文化，也许抽样调查更适宜；研究某些社会的精英文化，访谈可能更为恰当，因为一般说来，精英政治文化研究需要更迂回的技巧。行为主义革命伊始，深受拉斯韦尔影响的学者试图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个体的政治领导人。亚历山大(Alexander)和乔治(Juliette George)对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经典性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追随乔治从事个体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政治学学者与其他学科中被称之为心理历史学派的学者，在思维路径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心理历史学派又进一步分裂为不同派别，其中多数都是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怎样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导人个体的研究，而将政治精英作为一个群体来处理，是当时的一大挑战。后者要求分析领导人的社会起源和领导人的职业模式，就像拉斯韦尔、勒纳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精英库研究所做的那样，并且要从官方文件的字里行间寻找依据，比如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早期研究就是这样。
莱茨大概要算是最早将精英作为群体来研究的先行者。在研究苏联精英行为时，他提出了“操作准则”(operational code)理论。他假定，任何一个根基已稳的领导集体都想在策略与谋术上发展出一种独特的风格。无论是外部录用，还是内部挑选，都希望确保是那些与决策者想法一致的人升到决策高层的位置。依据大量的文献，莱茨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研究》中论述道，苏联的精英(从列宁到斯大林)已经形成了其策略手段。这些策略建立在他们对西方文化所持的强烈的矛盾情感上；建立在感到需要克服俄国人国民性许多消极面的认识上。
正如贝尔一针见血的评论所言，莱茨是在暗示：“性格决定政治”(18)。在莱茨看来，人们在政治中运用策略与谋术在本质上是构成个体人格之基石的防御机制的表现。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何时进攻?何时撤退?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如何?诸如此类以及大量与此相似的问题，构成所有政治表演者的基本操作准则，他们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也总是其人格作用的反映。
莱茨大大丰富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他不仅高度重视儿童社会化阶段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题，而且对人们在回应儿时经历的反向主题也极为敏感。他在研究法国政治时，所强调的就是在顺应与对抗儿时经历的张力中如何保持持续的平衡。
尽管莱茨本人深通社会科学原理，但他总是不肯明确指出其理论与研究方法。他认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学者们总是在“房子”建起来以后，还把“脚手架”留在那儿，而事实上有时候由于那些方法上的“脚手架”的遮挡，已经完全不可能看到是否确实有“房子”立在那儿。
尽管一般而言，对大众政治文化研究来说可能比较合适的定量分析，不大适用于精英政治文化研究，但少数情况下，利用系统的书面问卷来研究某些政治领导团体还是有可能的。比如，普特南(Robert Putnam)就做到了利用统计测量方法对英国政治家和意大利政治家的意识形态取向进行比较。(19)不过，大多数学者在研究领导人时发现，态度和观念非常微妙、复杂，很难通过问卷来把握，因此，需要依据广泛的关于精英文化的一手资料作更为定性化的诠释。但是，如果说这样的诠释只是“凭印象”和“直觉”，那就错了。一个训练有素、有经验的学者在测度政治倾向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比问卷中那些粗糙简单的问题更精准的测量工具。问卷调查只能在大体上做粗略的区分，而真正需要精细测量的地方，比如品酒或者对政治艺术的表演者进行评价，几乎没有什么“科学”工具比得上有技巧的人。
六、大胆新奇的理论建设时代的结束
到196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和关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大胆的经验性理论建设都明显地衰落了，实证理论建设被意识形态的抢占位置和伦理性说教所取代，并由此在研究内容与深度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以对美国社会的分析为例，在观念大胆创新的时代，解释美国社会的作品非常丰富。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孤独的人群》中提出了人格特征由“内在导向”(inner directed)人格转向“他人导向”(other directed)的假定；米德在《枕戈待旦》(Keep Your Powder Dry)中试图解释美国人特别强调伦理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提矛盾的原因；波特(David Potter)甚至在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将其富足社会的概念广为传播之前就已在《富裕民族》(People of Plenty)中描述美国人如何面对物质丰富的社会；贝尔经过一系列的分析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哈茨(Louis Hartz)则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在美国发展。(20)而在1960年代，美国被新的社会问题诸如毒品传播和暴力犯罪上升所困扰，虽不乏伦理说教与评论性的著作，但在美国人醉心于健康、戒烟、食品时尚、健身并为空气和环境污染而忧虑的时候，毒品成瘾为什么反而成为一个民族问题的有分量的理论解释却很少。相反，对这类问题的思考缺少学术性，更多地被情绪和愤怒所渲染。
理论活力丧失最为严重的是人类学。这个一度在“出口”大胆新奇的观念方面领先的学科现在已经掀不起什么浪潮波及和影响别的学科了。1973年，格尔茨率先批评大部分文化理论构建对于文化概念的定义马虎草率、前后不一。他指出，克拉克洪《人类的镜子》一书，在27页里至少使用了11个文化的不同定义。他呼吁学者们向细致深入的民族志学报告回归；在将西方概念尤其是狂妄自大的“科学”概念强加于非西方文化时，需要更加谨慎；以更强的敏感度探寻行动背后的“意义”。(21)他坚持认为，“意义”才是文化的实质。在他看来，人类学的理论规范是“深描”而非理论构建(“深描”概念已经普遍地与格尔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使这个概念得以推广流行的当然是格尔茨，不过，格尔茨清楚地说明过，这个术语由赖尔[Gilbert Ryle]创造)。当然，抵制意见也是有的。盖尔纳认为，人类学存在一种源自于持反智主张的解释学派的“信念危机”。解释学派宣称，将任何具有严格限定性的西方理论运用于其他文化都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澄清就是某种知识上的背叛”(22)。舒德在回应人类学“信念危机”问题时指出，人类学“需要对西方知识分子实施一项农业资助项目：为避免各种观念在市场上泛滥，让知识分子不再思考，拿钱给他们”(23)。
因此，到1960年代末，知识界对文化理论的不友好情绪越来越深。据里斯曼和格莱泽(Nathan Glazer)观察，1960年代初，文化与人格研究的批评者比实际研究者还要多。(24)毫无疑问，有些问题可以直接追因于从事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学者的泛滥与其实际做法。事实上，从一开始，所有想做政治文化批评者的人都发现，日子会很好过。因为大部分研究者都相当坦率地承认：政治文化研究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比如，格林斯坦就相当积极和主动地接受了对政治心理学的批评，他对人格可能不是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表示了极大的尊重。(25)但我们可以想象，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卡特和里根等总统在风格与行事上的明显反差，肯定会让那些坚持“结构”和组织理论可以解释一切、人格因素可被忽略的人觉得如芒在背。
抱着同样不包打天下的态度，维巴在1965年非常有风度地承认，文化经常被视为最后的解释凭借：如果各种差异不能用其他因素解释，那就将之归因于文化。(26)但显然，这种看法也可以反过来安在“理性”身上，正如伊班(Abba Eban)所指出的那样，“人和国家只有在竭尽所有其他选择之后才会理性而明智地行动”。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只有在穷尽了所有可能的解释(包括文化)之后再运用理性假设才恰当(从更具哲理性的角度来看，需要指出，理性概念可能导致循环推理。这时，它就跟人们所批评的文化研究方法一样糟糕了。分析家理性地假定，行动者的目的或者说动机是可知的，这样就有可能推断目的与行动之间的联系是否“合理”。但显然，政治动机与目的通常是被遮蔽了的，而且正如拉斯韦尔告诉我们的那样，甚至政治活动家本人可能也不知道他／她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政治活动家的话通常应被视为“仅仅是修辞性的”。依据外在的行为推导出什么从目的来看是合理的，肯定是因果关系错误的循环推理。大量的解释因而就仰仗于分析家的动机归因。很多事实说明，用理性概念来说明合理性并不合理。文化解释与理性解释，都需要有良好的判断力。有些东西可能难以定义，却可以在我们见到它时很容易辨识出来)。
话又说回来，政治文化研究确实存在一些印证了批评意见的明显缺陷。本应为深化我们理解政治行为的文化与人格研究，似乎常常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反而被用来制造引发争议的政治问题。比如一些从事心理—历史活动的人为了党派目的败坏公众人物的声誉而随意使用心理分析的术语(如果不是概念的话)，政治文化研究亦由此而蒙垢，被归入那些问题成堆的心理取向的研究。库恩的科学革命将范式概念带入政治科学之后，政治文化研究就更加成为一个有风险的领域。范式概念似乎将研究方法的所有类别归入一类、而不就各个研究方法的独特价值加以独立评估的模式化做法合理化了。
对政治文化更具攻击性的抨击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达到顶峰，批判同时来自政治学的左右两翼。当时流行的解释第三世界发展的依附理论认为，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文化毫不相干，因为影响民族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依靠工业化的“中心地带”支配和剥削“周边地带”。鉴于拉美文学具有将事实与想象相模糊的魔幻现实主义传统，而且人们普遍对之深信不疑，依附理论在南美洲知识分子中流行是不难理解的。倒是北美那些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为什么会赞赏这种理论更让人迷惑不解。当时，资本正流向第三世界。拉美国家最后弄得负债累累，借来的钱不知所终，而流入儒家文化圈地区的资本却创造了巨大的工业成就，文化的差异显然清楚地解释了这种现象(毫无疑问，为什么正是儒家列宁主义的中国、北朝鲜和越南最顽强地抵制着“共产主义的灭亡”，也可以用文化因素解释)。不过，到了1980年代，派克那姆(Robert Packenham)和其他学者却指出，所有版本的依附理论都是列宁式的教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开放和欧洲“共产主义的终结”揭示，共产主义统治的几十年并未将不同的民族文化根除，也没有创造出由“社会主义新人”组成的社会。
来自政治学右翼的批判有两类。第一类从理性选择论出发，认为文化倾向在不同阶层中的合理定义尚可争议，比如农民就抗拒不了自利的吸引。(27)不过，理性选择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一定处于“非你即我”的对立状态，正如维尔达夫斯基所说明的那样，决策者的功利函数是由文化所决定的。(28)第二类是严厉的方法论批判。实际上有时只是对定量研究方法吹毛求疵的一些议论，并没有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按照他们所要求的方法论标准，通常只能就细枝末节的问题给出一些毫无新意的答案。
七、将政治文化坚持到底
政治文化现在似乎正返回舞台中心，尽管还不那么富有活力。1981年，亨廷顿说，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混乱与其说代表了对美国文化的挑战，不如说表现了美国“信条”中内在的“不和谐”成分。(29)1990年，詹特森论证道，在解释外交政策的制定时，不必将人格因素和组织理论看成是竞争性的和相互排斥性的。(30)正如我刚刚提到的，维尔达夫斯基也指出，文化研究和理性选择理论之间没有必要发生冲突，因为行为者的偏好是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31)
此外，冷战之后的世界已经让我们看到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复苏，这正好说明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随着马列主义领导者认识到在失败中坚持是一件危险的事这条基本政治规则，不得不允许种族与其他文化的真实存在作为重要的政治现实而浮出水面。“意识形态的终结”也为文化倾向性成为集体认同的基础开辟了道路。
接下来的10年，就像1940—1950年代一样，外交事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看起来将要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举例来说，对于列在政治科学研究中一个最首要的问题：怎样更好地理解当前似乎正席卷大半个世界的“向民主转型”，我们需要回答，现代化经济背景下，民主的文化基础可能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方面比其他国家成功得多?哈里森的研究显示了拉美的文化倾向怎样妨碍其经济发展(32)，而伯杰探索了儒家文化圈的经济怎样受益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特性(33)。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成功则突显了将文化作为理解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的重要性。
的确，随着世界走出冷战时代、经济因素开始在世界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文化差异重要意义的关注肯定也会增强。为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更具竞争力，当前，需要更多的美国人懂得各种文化差异，这与1950年代从国家安全计为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而需要理解别国文化有几分相似。
将来的问题是，在文化与人格概念最初激发的那种繁茂景象显然已不会重现时，是否还有可能从中获得知识性力量。文化理论现在已更为成熟，只希望与其他研究路径并存，依然可以为政治研究提供相当助益的。然而，如果新生代的学者意欲从中充分受益，可能就有必要回到过去，实实在在地阅读那些开创性著作。他们将发现很多可以被安然忽略的东西，但也会发现许多非常具有启发性意义的观点，尤其就当时许多研究在理论概念方面显得相当贫乏的背景来看，这种启发性意义是非常突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钟摆看起来正摆离描述的状态，回身寻求大胆而又精致的理论。很可能，将来的摇摆不会像过去那样极端。这意味着，文化不会像过去那样，或者被过分溢美，或者被恶意贬斥，它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一个安全、持久的位置。
梅祖蓉，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注释：
①本文译自Lucian W.Pye，“Political Culture Revisited，”Political Psychology，Vol.12，No.3，1991，pp.487—508。
②C.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p.193—229.
③此处译文采自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07页。——译者注
④T.Parsons,and E.Shils ed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
⑤K.Deutsch,The Nerves of Government,New York:Free Press,1963.
⑥H.D.Lasswell,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
⑦Wildavsky,“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1987,pp.3—21.
⑧A.Kardiner,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5; R.Linton,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45; J.W.M.Whiting,and I.Child,Child Training and Personal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
⑨D.McClelland,et al,The Achievement Motive,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53.
⑩H.V.Dicks,“Observations on Contemporary Russian Behavior,”Human Relations,Vol.2,1952.
(11)G.Gorer,and J.Rickman,The People of Great Russia,London:Groset,1949.
(12)O.Mannoni,Prospero and Caliban,New York:Praeger,1950.
(13)G.M.Carstairs,The Twice-born:A Study of a Community of High-caste Hindus,London:Hogarth,1957.
(14)N.C.Chadhuri,The Continent of Circe,Bombay:Jaico,1965; A.Nandy,At the Edge of Psychology,Bomb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15)S.Stouffer,et al.,The American Soldi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16)M.Rockeach,The Open and Closed Mind,New York:Basic Books,1960.
(17)R.Inglehart,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 Among Western Publ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R.Inglehart,Changing Cul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8)D.Bell,“Ten Theories in Search of Reality:The Prediction of Soviet Behavior,”World Politics,April,1958.
(19)R.Putnam,The Beliefs of Politicia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20)L.Hartz,Liberal Political Tradition in America,New York:Harcourt,Brace,1955.
(21)C.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3.
(22)E.Gellner,“The Politics of Anthropology,”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1988,23L,p.302.
(23)R.Shweder,“The How of the Word,”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February 28,1988.
(24)转引自F.I.Greenstein,Personality and Politics,New York:Norton,1975,p.33。
(25)F.I.Greenstein,Personality and Politics,p.33.
(26)S.Verba,“Conclus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In L.Pye and S.Verba eds.,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27)S.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28)A.Wildavsky,“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1987,pp.3—21.
(29)S.P.Huntington,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30)B.Jentleson,“Discrepant Responses to Falling Dictators:Presidential Belief System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he Senior Advisory Process,”Political Psychology,Vol.11,No.2,1990.
(31)A.Wildavsky,“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pp.3—21.
(32)L.Harrison,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The Latin American Case,Lanham,MD:U.Press of America,1988.
(33)P.Berger,and H.H.Hsiao,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s Publisher,1987.
标签：心理学论文; 拉斯韦尔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政治学理论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政治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