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群体心理理论家的马基雅维利
张家丹 刘训练
摘 要： 勒邦在其代表作《乌合之众》中，对群体的形成、群体心理的特征以及领袖对群体的控制作了生动的描述和犀利的评论，这使他被视为现代群体心理学的开创者。然而，早在数百年之前，马基雅维利便在其主要著作中对勒邦的这些洞见有了明晰的论断和深刻的阐述。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基雅维利未能将他对于群体心理的观察和评论集中起来并将其体系化，更未将其置于自己政治思想的核心，但他毫无疑问可以被视为群体心理理论的先驱。将马基雅维利与勒邦的观点和立场加以对照，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和启示。
关键词： 群体心理；马基雅维利；勒邦
群体心理学首先是，也最主要是一门政治科学，并且始终都是如此。
——莫斯科维奇① 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马基雅维利无疑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曾有学者用这样一段略嫌夸张的话来描述其思想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他是现代政治科学、元政治学和‘国家理性’之父；他是英雄主义道德和现代喜剧、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反马基雅维利主义之父；他是激进的、批判的和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之父；他是现代意大利民族主义之父。他是支持共和主义自由的爱国者和导师，也是专制主义、恐怖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导师；他是败坏信仰的忠实传播者、一场精神大危机的制造者；他让原罪论摆脱了神学，让政治理论摆脱了神话；他是人类心灵的分析大师、历史情境第一位无情的解剖者；他首先建立了政治合作的理论，发现了政治技艺的悲怆；他是‘第五纵队’的第一位理论家，又是社会管理学和数理行为学的先驱。……他是强权政治的悲剧诗人，是不管真伪只求精确的语文学家，是异端邪说者的智识教父。他是父亲、丈夫、公民、党徒、国务秘书、外交家、历史学家、剧作家——他就是马基雅维利，一个极其难解的谜。”① John Geerken，“Machiavelli Studies since 1969，”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37，1976，p.351.本文则认为，这份密集而繁复的目录可能还遗漏了一个他也许当之无愧的称号，那就是“群体心理理论的先驱”。② 沃林较早地注意到了马基雅维利对“群众的发现”：“马基雅维利显示出比19 世纪之前的任何其他思想家对于政治群众的本质具有更深邃的洞察力。”（沃林：《政治与构想》，辛亨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麦克莱兰也指出：“马基雅弗利是真正从理论层次上研究群众的第一人。”（麦克莱兰：《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对比实验组与参照组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护理干预前后蒙特利尔认知量表评分数据（见表2），护理前2组患者蒙特利尔认知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护理干预2组患者认知评分均有所升高，但实验组护理3个月、6个月、9个月后蒙特利尔认知量表评分均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提到群体理论和群体心理学，人们首先会想到法国人勒邦（Gustave Le Bon，另有勒庞等多种译名），而他恰恰曾被视为“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勒邦未必是最具原创性的群众理论家，但他最具综合性”③ 麦克莱兰：《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第261页。 ，他综合了此前的泰纳（Hippolyte Taine）、西盖勒（Scipio Sighele）和塔尔德（Gabriel Tarde）等人的群体和群体心理理论，也正是他使群体心理学获得了一种崭新的面貌并使之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④ 勒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参见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2 章；勒邦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参见孙隆基：《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 与1911》，载《历史学家的经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林建刚：《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开放时代》，2009年第11 期，第79－92页。 勒邦关于群体心理的论述遍布于他的多种著作，但最基本、最重要的论述仍然集中于他那本被誉为“社会心理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群体心理学》（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英译本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1896；中译本多以《乌合之众》为译名① 勒庞（勒邦）：《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以下该书的引文或归纳随文注页码，个别概念和表述依据英译本有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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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体心理理论的早期发端与历史根基
在我们详细对照勒邦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之前，仍然有必要追溯一下西方群体心理理论的早期发端与相关的历史根基。
人类是社会性的存在，个体是以群体的形态从事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因此，自人类社会开始产生政治活动之日起，就一定伴随着群体现象，各个时代，无论哪个民族和哪种文化都是如此。不过，西方古代独特的政制，使其政治生活中的群众现象较其他文化更为显著并更早受到思想家的关注。② 一个总体的概述，参见刘训练：《西方群体政治心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8 期，第83－89页。
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为群众以及群体心理在西方的首次登场提供了政治舞台。“雅典民主使群众体制化，允许群众就生死攸关的问题进行决策。……雅典的宪法使民主和群众浑然同一。”③ 麦克莱兰：《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第48－49页。麦克莱兰此书的第1 章第1 节主要分析了柏拉图的群众理论。 古典时代的戏剧作品（尤其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史学著作（尤其是修昔底德的著作）、演说辞，更不用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政治论著，都对民主政治中的群体心理留下了生动记载和犀利评论。“在整个公元前5 世纪，并且在公元前4 世纪的一部分时期，这些分析渐渐确定了民众的盲目这种弊端的特征。原因、形式、影响都被指出来，并且这样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政治思考不再能忽视它，而是自问是否可能从中找到答案，或者得出结果。”① 罗米伊：《希腊民主的问题》，高煜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46页。罗米伊此书的第1 章萃取了关于雅典群众及其心理特征的众多古典文献。 古希腊的这些文献奠定了此后西方群体心理理论的主基调，不过，它们似乎并没有被马基雅维利或勒邦所使用和强调。
如果说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总体上以群众及其煽动家的压倒性优势为特征的话，那么在伴随古罗马共和政治始终的平民与贵族的阶级斗争中，平民即使不能说一直处于劣势的话，也基本上是处于被动地位。② 即使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群众也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退却，他们以各种方式仍然发挥着在东方帝国根本无法想象的作用。参见麦克莱兰：《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第1 章第3－4 节。关于古罗马群众的一个镜像，参见王坚：《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群众哲学》，《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3 期，第57－77页。 “李维的著作述及的群众俯拾即是。他的罗马史可以这样来解读：这是政治手腕高明的贵族的历史；他们为防止人民堕落为暴民的倾向，学会了种种手腕。”③ 麦克莱兰：《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第8页。 当然，在此过程中，平民也表现出令人钦佩的一面，而贵族及其元老院不得不做出让步，“李维偏爱贵族，但他不鄙视人民，他情不自禁地让我们看到罗马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④ 麦克莱兰：《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第63页。 。李维的《自建城以来》是马基雅维利政治灵感的重要来源，他这种近乎衡平的态度为马基雅维利后来重新诠释罗马平民与贵族的“不和”以及对罗马平民的“去污名化”提供了原始的素材（参见下文）。
至于个人威望，虽然勒邦曾赋予其一种神秘主义色彩，称之为“一种神奇的力量”（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德能”有时也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他也剖析了若干与威望的产生有关的因素，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因素成功：“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向威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威望几乎也总是随之消失。”（第116页）所谓“成功”，转化为马基雅维利的术语就是“结果”：“对于不能向法庭申诉的一切人的行动，尤其是君主们的行动，人们就注意结果。”（P XVIII 6）① 马基雅维利类似的表达参见：1503年10月29日的外交公函，他转述一位枢机主教的话：“在所有事情上，人们更看重结果而非手段。”1506年9月的“佩鲁贾的奇思妙想”（书信121）：“根据多数人的视角，这种视角显然只看事情的结果而不是手段”；“他的行动与意图必须由结果来评判”（D III 3）；“所有人在这一点上都是盲目的，即根据结果判断建议的好坏”（D III 35.2）。
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市共和国尤其是其母邦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史是马基雅维利政治灵感的另一个源头，而城市共和国的政治形态则为群众及其心理展示提供了空间。在马基雅维利所著的《佛罗伦萨史》中，各类政治事件（比如，1378年的梳毛工起义）中不乏群体的出场及其与领袖的互动；更重要的是，佛罗伦萨不幸的党争和内乱与罗马相对健康、有序的平民和贵族的斗争构成了一种严格的对照，这为他重构佛罗伦萨的政制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而按照他的构想，佛罗伦萨未来的政制应当是共和主义的，平民（他们始终是群体的构成主体）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
马基雅维利的群体心理理论的历史素材主要来自于他曾长期研读的李维罗马史以及佛罗伦萨的史籍——对于有些事件他同时代的人尚有记忆，而比较晚近的那些事件他甚至参与其中，所以他的理论自有其现场感。同样，法国大革命以及其后法国政坛发生的一些事件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勒邦，“在勒庞用来阐明自己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五十多个具体历史事件中，大约有二十个左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岁月，还有几个谈到了拿破仑。不过剩下的事件仍占一半左右，它们不但都发生在法国，而且都是勒庞亲眼目睹的事件”① 默顿：《〈乌合之众〉的得与失》，载勒庞：《乌合之众》，“序言”，第45页。勒邦后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参见勒庞（勒邦）：《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差异仅仅在于，到了19 世纪后期，欧洲人口激增，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群众时代”才真正到来。
在转入进一步的分析之前，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勒邦在《群体心理学》中专门以一卷的篇幅来分析“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不同，马基雅维利在他著作中从未厘清过“人民”“平民”这些概念。应该说，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有作为平民的人民（the people as plebs）和作为大多数人的人民（the people as multitude）的区分；但本文只处理作为群众、大多数人的人民，也就是说，本文侧重于分析马基雅维利笔下之人民的群体心理面向及其政治功能，而非其社会经济地位与阶级属性。
按照勒邦的观点，群体心理最显著的特征则是：构成群体（crowd，群众）的个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和性别，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性格和智力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智”（collective mind），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个人时颇为不同。“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第16页）
二、群众的行为与情感
关于目前学生中普遍存在阅读浅层化、低俗化现象，我认为主要还是我们的阅读指导力量不够，孩子们没有享受到那些伟大著作带给他们的精神上的愉悦与激动。所以，我们需要提供书香校园建设，让师生和那些最好的经典对话，品尝那些最美好的图书的味道。
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勒邦对马基雅维利的高度敬意（参见下文），本文将以他在《群体心理学》中关于群体心理的基本论述作为参照，看一看马基雅维利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算作“群体心理理论的先驱”。
群体心理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特征，乃是基于如下的一些原因。首先，从数量上说，个人形成群体之后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责任感消失，这使得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当他独自一人时必须加以克制的欲望。（第20页；参见第36－37页）马基雅维利当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他是以一种倒过来的方式说的。他首先引用李维的评论：“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凶悍的；一旦落单，每个人都出于害怕而变得驯服”，并指出，“这段文本再好不过地展现了大众在这方面的本性”，即“所有的人联合在一起是强大的，而一旦后来每个人开始考虑自己的安危，他就会变得怯懦和软弱”。（D I 57）① 马基雅维利原著的引文由笔者依据曼斯菲尔德等人英译本（The Prince ，2nd edition，translated by Harvey C.Mansfiel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简称P ；Discourses on Livy ，translated by Harvey C.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简 称D ；Florentine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Laura F.Banfield and Harvey C.Mansfield，J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简称FH ）并参照意大利“国家版”马基雅维利全集（Roma，Salerno）译出，引用时随文注明卷次、章节以及曼斯菲尔德等人英译本的段落号。
对此，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就曾断言“强烈的希望和强有力的诺言很容易打动人民”（D I 53）：要想说服人民，你要使他们相信的那件事情乍一看表现出是获利还是损失，你采取的策略看来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如果在向人民提议的事情中明显可见利益（即使在其底下隐藏着损失），而且看来是勇敢的决定（即使在其底下隐藏着共和国的毁灭），那么说服大众接受它总是会很容易”，反之则要使人民接受总是很困难的。他随后举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两个例子：罗马人民不满于法比乌斯的“拖延”策略，授权给他的骑兵长官使其可以越过法比乌斯直接发动战争，结果导致罗马战败；又相信瓦罗的夸夸其谈而任命他为执政官，导致了坎尼的溃败，几乎使罗马毁灭。（D I 53.2）
这一点马基雅维利也注意到了，只是他不可能使用暗示、传染、催眠这样的现代心理学术语。他在《佛罗伦萨史》中记述一场暴乱时写道：“只要在人群中高喊一声，‘到某某人家去’，或者一个手持正义大旗的人把群众引导到那里，就足够烧了那栋房子。”（FH III 14）他还描绘过一场战斗中“出现的新奇花样和听到的意外声响”所产生的效果：一位士兵在试图砸开阻挡道路的锁链时，周围的人妨碍了他抬手，他就随口说了一句“请你们后退！”这句话层层传达而被误解为撤退的指令，结果蔓延开来造成连锁反应，最终整支队伍自乱阵脚，仓皇逃窜。（D III 14.1）
王定华司长从“立德树人”的出处讲起，引用《左传》《管子》中的“立德、立功、立言”等论述，强调当今师德建设的重要性；石中英教授把儒家文化和西方哲学相比较，从本体论和人性论的角度来分析教师德行；柳袁照校长则从自身的办学实践出发，以莫言和高考作文为例，讲了传统诗性文化的坚守在教师德育建设中的作用。
勒邦所总结的群体在情感方面的一些具体特征也被马基雅维利所观察到。首先是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因为群众受到无意识动机的支配，所以比较容易冲动，并且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因为他们总是受到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所以他们情感多变，没有长远的打算和思考；又因为他们凭借数量的优势感到自己势不可挡，一旦受阻就会急躁、愤激。（参见第25－27页）
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隐喻还是现实？——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 凌胜利 吕蕙伊（6·100）
作为例证，马基雅维利曾经记述，在1378年的梳毛工起义中，“较之任何其他事情，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人们目睹了许多人的房子被烧毁，然而就在同一天，不久之后，同样这些人又被册封为骑士，这两件事都是同一伙人干的——利益与损害居然如此接近”（FH III 14）① 这场起义的领袖之一乔治·斯卡利在被处死之前后悔“自己不该过分轻信一群暴民，一句话、一个举动，甚至一丝怀疑就可能让他们群情激奋、怒火中烧”（FH III 20）。；而他引证李维的记载，罗马人民将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判处了死刑，但很快又开始哀悼这个人并为他感到非常惋惜（D I 58）② 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提到了米兰人对待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态度的惊人转变：他“作为君主进入米兰，受到米兰人隆重热烈、盛况空前的欢迎；而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对其恨之入骨，极尽诽谤之能事”（FH VI 24）。。
其次是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他们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所以容易陷入极端、狂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一再地诉诸激烈的、断然的言辞。”（第36－37页，译文有调整）
其次，“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第20页）；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群体中的个人“易于接受暗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第21页；参见第28－29页）。
再次是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因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又由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对于群体的这种情感特征，马基雅维利曾引用但丁的说法：“人民经常在死亡的关头高呼‘万岁’，在自己活得好好的时候高呼‘去死吧’。”（D I 53.1）
有学者曾经指出：“群体心理学所研究的只是两个基本问题，即个体是如何融入群体的？领袖又是如何控制群体的。”① 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138页。他还说过：“群体心理学告诉我们两件事。从他们自身的背景中找出一个领袖，并且根据他们的情感、信仰以及想象来治理他们。”（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52页） 除了对群体心理的描述与剖析之外，勒邦群体心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领袖是如何调动和利用群众心理的。
另外，与其表面的革命性相反，群体的多变，只会影响到很表面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具有强烈的保守本能，“它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第40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基雅维利建议改革者在改革政权时，“如果想要它被接受，并且能够维持它，让所有的人都满意，那么他必须至少保留其古代模式的外表，以便在人民看来似乎并没有改变其秩序，尽管实际上新的秩序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D I 25）。① 勒邦也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勒庞：《乌合之众》，第53页）
三、领袖与群众心理
刘秀华副理事长强调，在酿酒机械化推进中也发现，传统工艺虽然有其自身的缺陷，却也闪烁着古人的智慧，蕴藏了深刻的机理，简单的机械模仿对白酒机械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实现中国白酒产业机械化，还需要行业对传统工艺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汲取精华，弃其糟粕，并与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提升机械化产品品质。
在勒邦看来，“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第97页），领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群体的第一要素。任何群体，一旦没有了领袖，就会变得不堪一击。就此，马基雅维利曾举过一个例子：当罗马的平民由于维尔吉尼亚事件而武装聚集在圣山上时，元老院派使者去询问他们这么做是经过了谁的授权，元老院显赫的权威使平民中无人敢挺身而出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件事恰恰表明没有一位首领的大众是无用的”（D I 44.1）。② 参见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另外一个地方的评论：“一方面没有什么比一群不受约束且没有首领的大众更加可怕了，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比之更加虚弱了。”（D I 57）
勒邦指出：“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第10页）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些伟大的宗教领袖、政治家和军事统帅显然都是“高明而不自觉的群体心理学家”，他们对群体的行为、情感以及意见、观念与信仰都了然于胸，应付裕如。
勒邦认为，无论文化背景、信仰或社会地位如何，群体都必须服从于一位领袖人物，这位领袖既不用理性支配他们，也不用强力主宰他们，而是以其坚强的意志和神奇的威望征服他们。领袖的主要品质是对其信仰具有坚定的信念，甚至充满偏执的狂热；他表现出的勇气超过才智，因为头脑敏锐和深谋远虑的天赋只会让人犹疑不决。
除了信仰和勇气之外，领袖身上还具有一种难以定义但却极为有效的特征，那就是他的超凡魅力，勒邦称之为“威望”（prestige，冯克利先生译为“名望”），它包括获得性威望和个人威望：获得性威望（acquired prestige，又称人为的威望，冯克利先生译为“先天的名望”）来自称号、财富和名誉，甚至是戎装、法袍、假发之类的装饰；个人威望（personal prestige）则与一切头衔和权力无关，而且只为极少数人所具备，“它能使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施以真正神奇的幻术，即使这些人与他们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也不具备任何平常的统治手段”（第110页）。
获得性威望与勒邦所关注的“形象、词语和套话”（images，words，and formulas）这一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或者说“即时成因”有很大的关系。群体擅长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形象思维，因此，群体意见的形成很容易受到词语和套话的影响。① 对于勒邦非常关注的词语和口号（参见勒庞：《乌合之众》，第84－89页），马基雅维利有十分敏锐的观察，他曾经多次指出民众对自由、国王这些词汇和名号的强烈情感。参见P V 2；D I 58.3。对此，马基雅维利曾经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佛罗伦萨的一次骚乱中，武装的民众去索德里尼家里想要抢劫，碰巧当时的沃尔泰拉主教（后来的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在家里。“他一听到喧哗声并看到人群，马上就把最体面的衣服穿在身上，并在外面套上主教法衣，然后亲自面对那些武装起来的人，凭借其外表和言辞就阻止了他们。……我得出如下结论：要制止骚动的大众，最可靠又最必要的对策莫过于一个从外表上看来有权威并且确实值得尊敬的人出场。”（D I 54）
（1）按照罗马Ⅱ、Ⅲ、Ⅳ标准，诊断为FAP或诊断为FAPD但包含FAP患儿者；（2）受试人群年龄在4～18岁；（3）干预措施为药物；（4）研究类型为随机对照试验；（5）发表语种为英语。
在将个人转化为群体的过程中，领袖们所要充分调动的便是群体的想象力：“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第53页）在勒邦看来，“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不但强大而活跃，并且非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他们头脑中唤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第50页）；而且，“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第53页）。在这个问题上，马基雅维利有着更为明确、具体的看法，他曾经建议君主（尤其是新君主）与共和国的公民“做一些肯定会使自己受到议论的引人注目和新奇的事情”；“这类行为不仅仅作为开始给一个人带来声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保持并增加这种声望也很必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制造新的奇迹”。（D III 34.2）② 这种行事方式“对于那些想要保持自己在其君主国里的声望的君主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之如此受人尊敬，只要他们以某种罕见的、符合共同利益的行为或言语来让自己做出罕见的范例，而这种言行可以显示统治者的宽宏大量、慷慨或正义，并且到了在其臣民中有口皆碑的程度”（D III 34.3；参见P XXI 2）。
当然，领袖们更不会忘记利用群体对各种神秘事物的迷信以及他们的信仰。勒邦说：“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第56页；参见第98页）马基雅维利也总是将伟大的宗教人物与政治家相提并论甚至故意混为一谈，比如，他对摩西的独特解读。（P VI 2；D III 30.1）如果说在给教皇家族献礼的《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尚不便妄议宗教的话，那么到了《李维史论》中，他则公开地对宗教作了十足政治工具主义的论述。他宣称罗马人的宗教“使得罗马元老院或者伟大人物计划从事的任何事业都更加容易”（D I 11.1），不管是立法、重建秩序，还是从事战争以及其他政治活动，都离不开宗教（誓言、占卜、奇迹、征兆）的支持与推助（参见D I 11－15）。
4)有限元仿真分析说明，本文构建的各个理论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为新型变刚度测头样机研制和变刚度控制试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群体心理学的理论底色与政治品性
现代群体心理学的开创者勒邦曾自视为“群体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并且他在《政治心理学》一书中称马基雅维利是在他400年前少数研究过政治心理的人之一。① 参见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79页；麦克莱兰：《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第96、256页；勒朋（勒邦）：《政治心理》（Psychologie Politique ），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4页。前文的对照分析表明，如果倒转一下时空，起码就群体心理理论而言，那么我们不妨称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勒邦”。除了以上展现的群体心理学的两个基本面向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二者更多的共同点以及毫不奇怪的明显差异。
勒邦与马基雅维利的相似性首先表现在他们的视角、方法与看待历史的态度上。总体上，“群体心理学反对那种以利益和理性为基础的政治思想”，而“传统政治学是以理性和利益为基础的”。② 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40、44页。 这当然不是说，群体心理学不重视利益；也不是说，他们完全否认理性的作用。无论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勒邦都从未否认利益的作用，但他们都认为，利益是不能离开观念而存在的。他们也没有完全否认理性③ “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勒庞：《乌合之众》，第48页）。 ，但在分析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时，他们都认为非理性的因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在方法论层面，正如伯林指出的，将马基雅维利称作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实在是一种误解，“他的方法是一个由经验之谈、观察、历史知识和一般的机敏组成的大杂烩”④ 伯林：《反潮流》，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而在勒邦那里，我们看到，“他的著作从来不为系统搜集证据所累，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能够经受住公正的（即没有偏见）的检验”① 默顿：《〈乌合之众〉的得与失》，第49页。 。我们知道，马基雅维利事实上更热衷于政治实践而从未想过成为一名政治科学家，相反，勒邦则根据19 世纪末的时尚处处以科学家自居。
就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和态度而言，勒邦曾断言，“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第34页），马基雅维利大概不会这样看待历史。但是，勒邦随即又承认，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第35页）② 默顿关于勒邦看待历史之矛盾态度的分析，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序言”，第46－49页。 ；对此，马基雅维利肯定会于我心有戚戚焉，当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信手拈来摩西、居鲁士、忒修斯等伟大人物的“事迹”并建议新君主仿效时，显然就是这么考虑的。
勒邦与马基雅维利的相似性还表现在，他们自身的政治立场即使不是暧昧不明的或者说富有争议的，那么，至少也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发挥或者说可以吸引不同的政治派别。马基雅维利自不待言，几乎从他生前开始，对于他著作的评价就已经产生严重的分歧，特别是围绕《君主论》的写作目的以及《君主论》与《李维史论》的关系一直都是聚讼纷纭，数个世纪以来从未中断。勒邦的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有学者指出，勒邦的拥护者以及阐释者，“涵盖了从左派到右派的整个政治领域，包括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③ 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79页。默顿也指出，勒邦的著作包含着互不协调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作家都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序言”，第2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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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听说过，马基雅维利和勒邦的著作同属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私藏秘笈。群体心理学关于群体行为与情感、领袖与群体的论述也确实让人产生它不支持民主政治而更倾向于揭露民主之不可靠性的印象。① 默顿认为，马基雅维利与勒邦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马基雅维利强调了控制者（领袖），而勒邦转向了被控制者（群众）。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序言”，第36页。 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这并不妨碍读者从完善民主的角度吸取其教训，也不妨碍勒邦本人反对专制，他曾断言选民群体“既不更好也不更差”，议会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② 勒庞：《乌合之众》，第157、174页。 所以，就像莫斯科维奇指出的，认为群体心理学是“反民主，赞成个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其实是误解，因为“群体心理学看到了民主的危机并力图预防它的崩溃”。③ 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485－486页。不妨参考一下罗米伊不无绝对的论断：“是不是民主政体最热情的支持者，往往就从他们对人民斥责的严厉程度上看出来。”（罗米伊：《希腊民主的问题》，第46页）
那么，马基雅维利又如何呢？事实上，早就有学者认为，仅仅因为马基雅维利一反古典作家鲜明地赞赏贵族、贬抑平民的态度，而肯定贵族与人民间的“平衡”，就可以称他是“第一位民主思想家”④ 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曹海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类似的观点也见之于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阿尔瓦热兹：《马基雅维利的事业》，贺志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0、242页。 。我们注意到，当马基雅维利断言“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P XVIII 6）；“大多数人沉浸于表象的程度不亚于沉浸于实质的程度”（D I 25；参见D I 53）的时候，他似乎是在重复古典哲人们的观点，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寄望于君主个人或作为整体的贵族。他在批评人民的同时，也承认“关于判断事情，如果人民听到两个演说者各执一词，而这二人的德能又不相上下，那么极少会看到人民不接受更好的意见或者不能明白真理在哪一边”（D I 58.3）。⑤ “人民虽然无知，但是当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告诉他们真理时，他们能够理解真理，并很容易让步。”（D I 1.1）马基雅维利并不认为，人民拥有任何相对于贵族的人类学或伦理上的优越性；但他确实主张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赋予平民更突出的角色。⑥ 参见麦考米克的一项著名研究（John P. 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译本《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康向宇、韩广召译，刘训练、曹钦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最后仍然回到群体心理理论上来。确切地说，群众再次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群体时代”的到来是现代社会的现象，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发生真正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宗教运动、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是三大群众运动，如果说宗教运动古已有之，那么社会革命与民族主义运动则是19 世纪以降全新的政治现象，只有到了这个时期，群众的数量、能量以及重要性才大大提高，并且上述三种运动往往纠结在一起发生。虽然马基雅维利熟稔宗教运动（奇怪的是，同时代所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在他的思想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是社会革命与民族主义运动却不可能进入他的视野（尽管他本人后来被尊为促进意大利民族意识觉醒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群体理论只能诞生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勒邦等人那里，并且直到20 世纪后半叶才完全凸显其政治意义。① 参见霍弗：《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只能是群体以及群体心理理论的先驱，而不可能是其真正的创立者。
作者简介： 张家丹，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刘训练，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陈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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