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模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到50年代后期，在部分拉美国家中，这一模式的运作已面临困难。60年代中期起，拉美国家提出实施进口替代与促进出口相结合的方针，不但没有考虑放弃原来的发展模式，而且在促进出口方面取得的进展也相对有限。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又普遍走上高额负债的发展道路，虽然在70年代继续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却再度延误了发展模式的转换，并导致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1982年债务危机的爆发，迫使拉美各国围绕着对外支付问题采取种种应急措施。直到80年代中期，彻底转换发展模式的课题才真正被提上拉美国家的议事日程。可以说，这一模式转换延误了20～30年的时间，而且是在由债务危机引发的一场结构性发展危机的背景下极其被动地进行的。拉美国家采用的新发展模式被称为“外向发展”模式或“出口导向”模式。由于改革进程的差异，拉美国家建立新发展模式的进度是参差不齐的，普遍认为，智利和墨西哥处于先行地位。人们对于外向发展模式或出口导向模式这个名称并不陌生，但这个模式在拉美国家的确立却具有某些特点，并意味着拉美国家的经济运作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对进口替代模式的评估
最近若干年来，拉美经济学界发表了大量文章，分析和总结战后时期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这些分析和总结自然都逐步集中到对发展模式的评估上来。人们并不否认战后初期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模式的必然性及其产生的积极效果，但普遍认为，最基本的教训在于这种模式在拉美国家延续的时间过长。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尽管拉美国家之间在资源禀赋、经济规模、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但进口替代模式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相互关联的结构性特点，使长期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都无法摆脱这些特点的影响〔1〕。 这些特点可大体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
⒈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专门化 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模式下的工业化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对国际贸易的参与继续依赖于原料和初级产品，因而对外部门继续受制于这些出口商品国际需求的起落和价格的波动。即使在提出促进出口的方针后，出口的制成品也主要是自然资源的初加工产品。
⒉发展的内部动力来源于消费 鉴于出口商品需求与价格的波动，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主要靠国内公共与私人消费的不断扩张。这种消费扩张则由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所引起的收入增长与新社会阶层涌现所推动。因此，包括大量公共投资在内的国内投资被引导到扩大消费需求和公共服务方面。
⒊模仿性消费模式 拉美国家的消费模式具有高度模仿性特点。以消费扩张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引导到以本地生产去满足人们对类似于发达国家消费品的需求。公共开支也对此种倾向起支持作用。
⒋生产部门互不衔接、配套 在增长活力依赖国内消费，而消费又具高度模仿性的情况下，生产布局追逐消费潮流，形成互不衔接、互不配套的局面。生产过程日趋复杂，资本密度越来越高，规模不断扩大，单位产品投资量很大，生产能力却得不到充分利用。生产成本既高，保护程度就大大超出正常水平。
⒌抄袭国外技术 迫不及待地要在国内形成发达国家那样的消费水准，导致肤浅地和代价高昂地吸收进口技术，而不能使本国技术能力获得相应发展，也不利于技术进步的推广，最终使本国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
⒍本国企业界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方面软弱无力 在代表技术进步的产业部门中扮演主角的不是私人企业主，而是国家。私人企业主的积累能力和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都很低。他们的巨大储蓄能力转化为超前消费、金融投机或购买国外资产，更具食利性而缺乏企业家行为。
⒎国家充当主角 企业界由于作为不大，把发展投资的核心地位让给了国家和外国资本。即便在动员私人资本向战略部门投资时，也得伴之以公共资本几乎无偿的转移，过度的保护，或者名目繁多的补贴。
⒏农业的二元结构 高效益的用于出口的农业企业和为国内市场服务的各种家庭农场，与从事自给自足农业的大量农民阶层长期并存。二元农业的持续存在，导致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急剧城市化过程。
上述特点引起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例如，出口购买力增长总是赶不上进口需求的增长，贸易赤字就成为一种结构性趋势；投资需求总是超出国内实际储蓄能力；引进技术的需求总是大大超过本国技术能力；生产企业间的技术差距不断加大，落后企业的改造始终是一大难题；劳动力的拥有量总是大大高于实际需求量，而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却始终高于供给；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与消除结构性差别及失业的投资这二者之间，从来得不到兼顾；国家投资与社会支出不断扩大，形成一种结构性的财政脆弱性。
鉴于上述基本共识，拉美经济学界认为，拉美国家转换发展模式早已势在必行。
二、旧模式的瓦解
智利军政府在1973年执政后即着手进行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智利是拉美率先试图彻底改变发展模式的国家。当时它的改革具有3个基本特点：一是大力扩大出口； 二是力图形成一个收入分配更加集中的国内市场；三是建立权威主义政府。这种改革模式曾一度被阿根廷、乌拉圭等国仿效。然而，就在智利经济改革起步的同时，拉美地区受到了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拉美的石油进口国贸易赤字激增，通货膨胀加剧；少数石油出口国则因此而财源广进。但不论是哪一类国家，都由此而进入大量利用石油美元的负债增长期，智利也不例外。
跨国私人银行大量介入拉美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当时大量“廉价贷款”涌入拉美所引起的冲击时指出：在经济领域，人们觉得经济增长所受到的传统的外部资金限制看来已经放开了；在思想领域，人们纷纷要求市场自由化和开放贸易与金融，形成一股巨大的自由化与开放的压力；在体制方面，人们则要求扩大私营部门的活动范围，以缩小公共部门的作用〔2〕。 在这股强烈的冲击波中，只有少数国家（如巴西）将大量贷款用于国家干预下的工业建设，大多数国家走的是另一种路子。例如，阿根廷、智利等国实行低汇率政策，大量增加进口以取代本国制造业生产，发展投机性的私人金融资本，等等，不仅为少数人在国外积累金融资产提供了便利，而且使国内工业化出现倒退现象。就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阿根廷由1974年的28.3%降至1982年的22.2%；智利同期由26.6%降为19.0%〔3〕。
1982年债务危机的爆发，使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困境。实际上，拉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只限于由外债引起的支付失衡和财政困境，还意味着自60年代就难以运作的发展模式全面陷入危机，即拉美经济学界所说的“结构性发展危机”。债务问题既然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线，那么，在处理这一问题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导致了原来发展模式的瓦解。
危机造成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对外账户和公共财政两个方面。危机爆发的1982年，拉美地区到期债息额相当于商品与劳务出口额的41%，而国外贷款已几乎完全中断。拉美各国不得不大力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争取贸易盈余还债，进口及国内投资因此而大幅度下降。如此严厉的调整措施，也未能阻止拉美地区资金外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在公共财政方面，各国政府不仅承受着巨额公共债务的压力，而且不得不接受债权银行所提出的将私人债务国家化的要求，否则就得不到新贷款。此外，经济萎缩和进口下降削弱了税收基础；政府向出口商提供更多的财政刺激或税收减免，也加大了财政困难；在公共部门处于对外赤字的情况下，货币贬值也直接加重了财政负担。许多国家大量压缩日常开支和公共投资，提高税率，仍不足以维持局面，只得进而发行短期高利的国内债券和增发货币，由此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
实际上，拉美国家采取的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很快就超出了宏观经济领域而具有体制改革的性质。例如，上述紧缩措施既抑制了消费需求，也抑制了投资货物需求。国内市场因而失去活力，原来的工业化模式的推动力也不复存在。又如，公共开支主要用于偿付外债利息，国家便难以再发挥往日的经济职能，加之公共部门工资收入水平急剧下降，大批公职人员纷纷离去，国家自身逐渐失去必要的行动能力。基于这类变化，原来的发展模式已无法继续运转。
三、新模式的若干特点
拉美国家当前奉行的外向发展模式是80年代在为克服经济危机而进行的调整、改革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拉美各国政府虽然在具体经济政策方面各有特点，但从总体上对这种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具有广泛共识的。拉美国家沿着这种发展模式走向21世纪已是必然趋势。这种发展模式的逐步确立意味着拉美国家经济运行的基础和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模式的若干基本特点。
第一，社会财富发生重大转移，上层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角色。
在70、80年代从借债高潮到债务危机的整个过程中，拉美国家始终伴随着一种社会财富向上层资产阶级集团转移的现象。财富转移的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⒈在借债高潮中，一批实力雄厚的私人集团或企业主，或因为掌握大量流动资金，所以可以利用当时的金融混乱局面及低汇率政策大量取得外汇并进行金融投机；或因为有条件直接从国外借贷，所以积累了大笔金融资产并将其迅速转移到国外。据80年代末期的不完全统计，拉美资本外逃量最大的4个国家是：墨西哥（838亿美元）、 委内瑞拉（581亿美元）、阿根廷（459亿美元）和巴西（312亿美元）。这4 国的外逃资本分别相当于本国外债总额的78%、166%、77%和26%〔4〕。另一项统计资料也表明，在1976～1990年期间，拉美5 个国家私人金融资产的增加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按各种形式的私人金融资产总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阿根廷由1976年的12.5%增至1990年的42%，同期哥斯达黎加由17.3%增至50.7%，智利由16.4%增至68.8%，墨西哥由30.3%增至46.9%，委内瑞拉由30.5%增至63.6%〔5〕。
⒉债务危机爆发后，国家通过兑换保险、再融资、提供担保等多种办法，将大量资金配置给私人企业和银行，甚至将其中一些企业和银行暂时收归国有，等于将大量公共部门的财产转移给私人部门。而私人部门却利用危机期间的破产风、金融市场动荡、高通货膨胀等，兼并中、小企业和从事投机活动。
⒊一批出口商在危机期间获得丰厚收益。一方面，他们从政府对其增加的财政刺激和税收优惠中获利；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而严格控制流动资金，但却不得不发行货币去购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从而使出口商处于极为有利可图的地位。
⒋在私有化过程中，实力雄厚的本国私人集团和外国资本通常都以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大批公共企业和自然资源收买过去，这不仅改变了公、私两大部门的财产布局，而且也改变了私人部门内部的财产结构，进一步巩固了上层资产阶级集团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层资产阶级财富膨胀的同时，由于经济持续衰退，失业增加，工资收入下降，政府社会开支剧减，通货恶性膨胀等一系列因素，广大工薪阶层和中、小企业的处境急剧恶化，连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阶层也未能幸免。
拉美经济学界把上述变化称之为“权力结构的变动”，即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向上层资产阶级转移，使上层资产阶级取得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主角的地位。
第二，劳资关系发生变化，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下降。
自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劳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⒈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明显下降。根据17个拉美国家的统计，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呈下降趋势（仅有一两个国家例外）。其中，阿根廷由1970年占40.9%降至1989年的24.9%，下降了16 个百分点； 智利由1970年占42.7%降至1985年的33%；乌拉圭由1970年占45.8%降至1988年的33.4%；墨西哥由1970年占35.7%降至1988年的25.9%〔6〕。 有的学者指出，债务危机不是雇佣劳动者收入下降的惟一因素，在一些国家甚至也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在这一时期内，这17个国家中的多数国家本国人得到的剩余价值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其中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哥、巴拉圭等国增加的幅度还相当大。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拉美国家雇佣劳动者收入的减少，与其说是经济调整和高失业引起的暂时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和一种新的经济运作体制造成的结局。
⒉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工业部门就业的比重下降，而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比重增大。据统计，1970年拉美地区就业部门分布为：农业占42.1%，工业占20.8%，服务业占37.1%，而1985年则分别为36%、17.5%和46.5%〔7〕。这种变化是在工业部门萎缩的情况下发生的， 而不是由于第一、二产业规模经营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结果。就业人员恰恰是从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流动，说明隐蔽性失业更为严重。
⒊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下降。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普遍依据所谓“劳工灵活性”原则，对劳工法及其相关法律进行了重大修改，如取消或限制工会和工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取消按通货膨胀指数自动调整工资的机制，赋予雇主解雇工人的自由，强调由劳工市场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等等。此外，大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工业部门的萎缩，也是使工会势力削弱的重要因素。
第三，公共部门走向衰落，国家的社会与经济职能明显削弱。
在债务危机及其引起的财政困难形势下，公共企业私有化的浪潮一发而不可收拾。客观上，私有化适应了新发展模式关于“企业活动应集中于私人之手”的要求，且被视为吸引外国资本、增加投资和提高效益的手段。出卖公共企业获得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偿付债务利息。一些国家在处于延期付息的窘境时，就通过债务转换机制出卖公共企业来补偿债权银行。
由于财政困难，国家在诸如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大量缩减。于是，私人企业便在这些领域逐步取代公共部门的活动，出现纯商业行为取代公共服务的趋势。
公共财政的长期拮据削弱了国家的投资能力，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尤为明显。一方面，一些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维修，发挥不了正常的功能；另一方面，一批电力、邮电、铁路、航空等公共企业已转归私人所有。国家在提供基础设施服务方面的作用也今不如昔。
税制改革的结果是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而间接税收入比重增加。有的学者指出，原来很多人认为这种税制调整只是财政特别紧张时期的暂时现象，现在看来，这种税制结构已很难改变，可能是新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特征。例如，在建立新发展模式方面进展最快的智利和墨西哥都维持这种税制结构，其直接税收入的明显减少，除了用部分间接税收入来弥补之外，主要是靠出口自然资源的收入来弥补，因为智利和墨西哥仍分别将大型铜矿公司和石油公司控制在国家手中。有人认为这是私有化浪潮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其实，从国家财政需要的角度来看就不足为奇了。
鉴于上述种种变化，在拉美国家中，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已明显削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一些国家政府决策层的不安。
第四，迅速地拆除关税、非关税保护和投资限制，开放商品、投资和金融市场。拉美国家经济在原来的发展模式下虽然不是封闭性的，但具有面向国内市场，实行高保护政策，限制外国投资等特点。因此，在模式转换中，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在新的发展模式中，贸易开放被当作检验经济效益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手段。扩大出口和开放进口各有其重要作用。扩大出口不只是着眼于缓解支付压力这种眼前的需要，而是在国内市场失去活力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开放进口必然引起外来竞争的加剧，这既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也可为国内的生产提供一种新的效益标准。企业为取得国外市场和在国内市场站住脚而面临的新的竞争态势，将成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现代化的必要刺激。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以及新的地区一体化浪潮的推动，拉美国家普遍采取了急剧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如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限制，统一汇率，等等。例如，智利在70年代初的平均关税率为94%， 关税级差从0到750%不等，但军政府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改为10%的统一关税。 这一税率在80年代虽有回升，但目前仍保持11%的统一关税。此外，1985年至1992年底，阿根廷、玻利维亚、墨西哥3国的平均关税率分别由39 %、12%、24%降为15%、7%和12%；1990年至1992年底，巴西、 哥伦比亚、秘鲁3国的平均关税率分别由32%、44%、66%降为21%、12 %和18%；1989年至1992年底，委内瑞拉的平均关税率由35%降为10%。在拆除非关税保护方面，虽然各国情况不一，但总的来说幅度都很大。
贸易开放的确推动了拉美国家出口的增长。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智利、墨西哥的出口额分别由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1%、11.8%，提高到1990年的33.2%和22.6%；整个拉美地区（不含智、墨两国）则由15.3%提高到20.6%。但与此同时，整个地区进口的增长势头似乎更猛，90年代头5年，拉美地区处于外贸连年赤字的状态。
在建立新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拉美各国都采取了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仅着力创造一种稳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颁布了条件相当宽松的外资法，而且还通过债务资本化、公共企业私有化、开放自然资源等途径，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领域和投资机会。
由于新外资政策的实施和拉美经济形势的好转，1991～1994年期间 ，外资流向拉美再次出现高潮，年流入量接近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6%，达500～600亿美元，比1976～1982年的借债高潮期多得多，但流入的外资相对地集中于一部分拉美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少数国家由于市场开放过快，外贸连年逆差，加上每年大笔外债利息和外资利润的支出，其经常项目赤字逐年加大，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除了大量吸收外国生产性直接投资之外，还通过高利率、高汇率、开放金融市场等办法吸引外资，从而导致大量证券投资和短期资本的流入。墨西哥1994年12月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直接相关。
四、新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
拉美国家发展模式的转换是在8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起步的。当时，拉美国家因无力支付积欠的巨额债务本息，不得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一轮接一轮的谈判，以求重新安排债务和取得新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通过上述多边金融机构向拉美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调整与改革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
新自由主义认为，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经济原已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暴露。这些问题是：内向发展模式，币值高估，过度保护，缺乏对储蓄的刺激，资源配置不合理，国家的作用过于强大，私营部门过于弱小，等等。
新自由主义提出了4条主要方针。第一，实行外向发展模式。 主张要特别重视扩大出口和有效的替代进口，要求保持具有竞争力的汇率，避免对进口的过度保护，并采用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刺激出口的措施。第二，增加国内储蓄，并将其有效地配置于投资项目。主张利率要保持稳定和适度，财政政策必须建立在鼓励储蓄而不是刺激消费的基础上，预算赤字必须压缩，同时应鼓励外国私人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进入，避免再增加债务，并要扭转资本外逃局面。第三，改变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主张大量取消对市场的调控以增强企业的活力，降低国家作为商品与服务生产者的职能，把国家职能集中于提供社会服务和制定有关行为准则方面。第四，主张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拉美的新发展模式给予支持，要求这些国家作出下述承诺：保持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不低于3%；采取国际贸易自由化措施， 避免增加新的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美国政府压缩财政赤字；私人银行降低盈利幅度以确保国际利率下降；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国际私人银行每年向拉美提供200 亿美元资金。
除这4条方针之外， 新自由主义学派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1985年出台的“贝克计划”，就是比较集中地体现这类具体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贝克计划”规定，债务国要想获得新的贷款，就必须实行健康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缩小国内的不平衡和通货膨胀，为私营部门追加资金；必须实现普遍的价格自由，按市场情况确定汇率、利率和工资；必须进行旨在使私人企业占主导地位、使市场自由运作的改革，包括税制改革、劳工市场改革、金融市场改革等；必须实行经济开放，以利于直接投资和资本进入，并使贸易自由化。可以说，拉美国家自债务危机发生以来所进行的经济调整与改革，基本上是按照上述方针、政策建议进行的，只不过不同国家在执行的程度上有所差别。
80年代后期，以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为代表的拉美新结构学派曾开展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批评。新结构主义承认，鉴于结构主义和自由主义均有过失败的教训，鉴于这一次危机的特点，也鉴于当前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和实用主义的流行，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不少问题上的观点已日趋接近。新结构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⒈新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它设想存在着自由的抽象范畴。这派理论认为，单个的经济行为者（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在市场上都有选择的自由和理性的估量，其行为既不受历史环境的影响，也不受社会经济和体制等方面的特点的约束。基于这种个人行为观，新自由主义主张消除任何有碍于个人自由决策与灵活处置的干预，特别是来自于国家的干预。
⒉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否定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实践上则追求削弱公共部门。例如，新自由主义要求拉美各国政府大量压缩开支，争取财政盈余以保证偿还债务；要求各国改革税制，减少直接税而增加间接税。这两种要求结合在一起，使公共部门财政能力大大下降。又如，为了推动国有经济的彻底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把一切经济失衡现象都归咎于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活动。
⒊新自由主义将市场的作用理想化，认为市场自由化和物价机制理性化是解决由外部引起的、或由政府造成的扭曲现象的最佳方法。然而，在存在着结构性扭曲现象的情况下，光靠市场自由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必须由国家进行积极而有选择的干预。
⒋在贸易战略上，新自由主义强调把利用外部市场作为需求的活力来源是对的，但它所主张的并不是促进出口，而是以静态比较优势原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在价格体系上没有国家干预，甚至是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
⒌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开放市场，几乎把降低关税当作提高外部竞争力的惟一手段，从根本上忽略了技术革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也就很少论及科技政策、产业政策、教育改革等重大问题。
⒍新自由主义要求拉美国家对各种投资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以换取发达国家政府、国际私人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的金融合作，从而扭转资本外流现象，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如何增加拉美国家的国内生产和扩大出口方面。
⒎新自由主义通过各种渠道使国家丧失财政能力，这就意味着国家逐步失去生产投资和社会投资的能力，不仅使得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而且自然会导致私营部门占主导地位。〔8〕
五、模式转换中的几点背景
如前所述，拉美国家发展模式的转换是必要的，但是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延误了过多的时日。这次模式转换中的许多政策导向似乎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些重要的内在背景，值得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战后拉美国家带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历来不抱好感，力图利用拉美国家陷入危机的局面对拉美经济进行一番改造，使之更加符合于西方的战略需要。正如拉美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拆除原来的发展模式和确定为建立新模式所要进行的改革中，债权人俱乐部发挥了一种中心作用。债务问题的中心角色——国际私人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各发达国家政府，多边金融机构，通过相当高度的协调一致，给拉美国家有关支付结算的连续不断的谈判规定了种种苛刻条件。”〔9 〕这些“条件”或曰“政策建议”中，有些是力求使拉美国家改善财政状况，提高偿债能力，以维护债权人的直接利益的。但是，有相当多的“条件”或“政策建议”显然与此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债权人集团“利用其在债务谈判中的强力地位迫使债务国进行结构改革”，是发达国家的“战略选择”。事实也证明，凡是执行这些“政策建议”得力的国家，都一再受到某些西方舆论的夸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第44次联合大会上，美国前总统布什曾赞扬拉丁美洲和非洲那些“有魄力的领导人”“正在使他们的经济摆脱国家的控制”〔10〕。甚至在有的国家因实行新自由主义再度陷入严重危机时，西方某些舆论仍将其作为经济改革的样板加以宣传。
第二，拉美经委会的影响力下降。战后头30年，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结构学派发展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曾对拉美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到70年代中期，拉美经济由于长期在进口替代的轨道上徘徊，发展失去活力，而拉美经委会却未能及时提出新的发展方向来回答整个地区面临的重大挑战，其影响力明显下降。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纷纷走上大量负债来维持经济增长的路子。而1973年智利经济改革的起步，则意味着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在拉美的抬头，以及对进口替代模式的否定。到1982年债务危机发生之后，拉美经委会虽然为寻找克服危机的办法作出过巨大的努力，但其经济思想仍无太大的突破〔11〕，况且，解决这场危机的主动权已不在拉美方面。上述情况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直到80年代后半期新结构主义形成之后，拉美经委会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才又呈现逐步恢复的势头。
第三，拉美上层资产阶级反对所谓经济“社会化倾向”。战后拉美国家经济政策不仅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且在经济体制上强调国家干预和计划机制，并采取建立大批国营企业的办法。部分拉美国家政府还分别在不同时期推行过一些较为激进的经济与社会改革。上层资产阶级一直对这种所谓“社会化倾向”进行抵制。70年代中期，在智利“人民团结”政府领导的社会经济改革失败以后，拉美地区反对“社会化倾向”的潮流日甚一日。“一些社会、政治集团和武装部队认为，在经济体系的核心部分存在着社会化倾向。此种倾向正在破坏它们的权利与自由，而增加工薪阶层和国家的分量。基于此种判断，它们认为，从长远看，光靠权威主义政府的镇压是不够的，还必须彻底改变发展模式，从而彻底改变不同社会经济集团的相对分量。”〔12〕70年代中、后期，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在军政府领导下的经济改革就是遵循这一方向的，只不过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改革半途夭折。
第四，与这些改革相伴随，拉美知识界的一部分人提出所谓“准则危机”，其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方向。例如有人这样写道：“我们已经从讲究原则的时代转入了实用主义的时代”〔13〕；“社会主义不是作为一种政治的、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和战略的流派出现的，也没有得到国别的和大陆性的充分认同，因而不能成为一种具体的出路。”〔14〕80年代后期，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危机的深化，拉美的这股思潮进一步扩展。有人干脆指出：“社会主义整体说来不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出路，更不是解决不发达问题的出路。我们所处的阶段就是在市场这个惟一稳定的、未受触动的准则之内去寻求重建我们这些被损害的社会的可行出路的阶段。”〔15〕可以说，这股思潮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位批判这股思潮的学者指出：所谓“准则危机”，“确切地说，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人格危机，他们在绝望之中抛弃了一个斗争阵地，而抓住了自由主义这块救命板”〔16〕。
从本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拉美国家发展模式转换所引起的变动是广泛而深刻的。与新模式配套的各种方针政策正在经受着实践的检验。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新模式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政策调整将带有必然性，甚至出现某种大的曲折也在所难免。例如，尽管放弃调控的思想依然在拉美流行，但近几年来，一些拉美国家实际上在逐步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为了真正实现外向发展，不少国家已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改革教育体制等方面采取措施。由国家制定的克服贫困的计划接二连三地出台。拉美各国受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的震动不小，纷纷采取各种调整措施。可以预期，拉美国家在新发展模式下的前进道路依然是不平坦的。
注释：
〔1〕奥斯卡尔·阿尔蒂米：《发展、危机与公正》， 载《拉美经委会评论》第40期。
〔2〕P.萨因斯、A.卡尔拉尼奥：《寻求另一种发展模式》， 载《拉美经委会评论》第48期。
〔3〕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根据有关国家官方数字作出的统计。
〔4〕《美洲经济》杂志发表的《如何引诱逃离资本》的报告， 载该刊1989年9月第31期。
〔5〕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根据有关国家中央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资料作出的统计。
〔6〕同〔2〕。
〔7〕同〔2〕。
〔8〕〔9〕O.松克尔、G·苏莱塔：《90年代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载《拉美经委会评论》第42期。
〔10〕墨西哥《行程》报，1989年9月28日。
〔11〕C.巴古：《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与拉丁美洲的发展》，载墨西哥《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6、7期合刊。
〔12〕同〔2〕。
〔13〕A.弗里斯费奇：《作为民主承诺的政治》，西文版第23页，拉美社会科学院智利圣地亚哥分院。1988年。
〔14〕何塞·阿里科：《拉美民主之路》，收入《拉美的民主与社会主义》一书，由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出版，1984年，马德里。
〔15〕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89年在西班牙的一次演说，同年9月墨西哥《至上报》转载。
〔16〕R.索萨·爱利萨加：《拉美当代思潮的发展：思想与社会现实》，载墨西哥《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6、7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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