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雄[1]2002年在《政治互动：利益集团与美国政府决策》文中研究表明利益集团是指具有共同利益或目标的社会成员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结成的影响政府政策的有组织的集团。它是有别于政党的公众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它既是美国“政治妥协”的产物，又是决定美国的“妥协政治”的背后原因。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美利坚民族是个爱好结社的民族，美国是世界上利益集团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西方其他国家中，都有利益集团设法影响政府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但它们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及美国的利益集团，这是美国政治的显着特征。要了解美国政治，不能只注意政府、政党和舆论，还要注意利益集团；要了解美国的内外政策，不能只注意政府的动向，还要注意有关利益集团的动向。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对研究对象的分析。论文从认识美国的利益集团入手，首先考察美国利益集团的性质、利益集团与政党和与普通公众的关系、利益集团的兴起和发展、利益集团的种类。通过分析发现，在美国，人们对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称谓，有“派别”、“压力集团”、“院外集团”等说法，但最能反映其本质的是“利益集团”这一称谓。利益集团是一种既不同于政党，也不同于普通公众的政治组织。利益集团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在美国建国前就兴起和萌芽，建国后又经历过四次发展浪潮，其每一次大的发展都与重大的社会变革、重大历史事件的主题相关。利益集团的种类繁多，对其分类也各不相同，本文按其活动目的将美国利益集团分为经济类利益集团、社会政治权益类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和寻求其他目的的利益集团四大类。 第二、叁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这两部分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层面分析利益集团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利益集团与美国国会、利益集团与美国行政、利益集团与联邦最高法院之间的政治互动过程的重点考察后发现：利益的多元化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集团之间、部分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所有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就各自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错综复杂、连续不断的妥协和谈判。利益集团为了左右政府决策，常常使用内部游说、影响选举、外部游说、提起诉讼等几种主要策略对国会、行政和法院施加影响。利益集团与政府、利益集团与美国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之间存在着彼此依赖和制约的关系，尤其是利益集团与国会之间的依赖程度更高，“集团需要国会，国会也需要集团”；既存在利益集团对国会和行政的正向游说，也存在国会和行政部门彼此之间以及通过利益集团对对方的反向游说；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与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变化以及政府决策(国会和行政)与利益集团所关注利益(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利益) ／迄回【飞 讲士牢仁论义 V同田WI川（：l爪川山m以1，＼＊们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以前，国会是美国政治的权力中心，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主要集中在国会；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后，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成为美国政治的权力中心，随着行政机关中一些局、部、署和独立的制定规章制度的委员会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利益集团在行政部门的院外活动也随之扩大，尤其是那些与利益集团的实际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部l’刁更成为院外活动者关注的焦点；出于议员大多是各选区所在的利益集团派驻国会的代表，议员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密切并且公开；山于包括总统在内的订政官员是国家利益和全体公众利益的代表，虽然利益集团与行政官员之问的关系密切（存在所谓的“铁叁角”和“旋转I刁”）但这种夫系往往是讳莫如深的；山十沏洗是公小的化身，法院与利益集团的关系相对疏远，法官一般不会卷入压力政治的派涡。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不可避兔地会产生种种弊端，如果听任其滥用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权利，就会损害美国的公众利益，破坏美国的民主基石。为此，美国政府对利益集团（包括外国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采取了不直接限制和禁止但要求公厂的管制办法，先后颁布了 1938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46年《联邦院外活dJ？k》、1995年《院外活动公开法》等综合性法律和一些单行法规，对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既保障又规制。 本文的第四部分是结论。这一部分分析了美国利益集团兴旺的原囚，比较了美国利益集团与西方其他国家利益集团的异同，并对美国利益集团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简要的评析。本文认为，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利益的一致性和冲突性并存是利益集团存在的首要原因，美国社会的利益分化严重、贫富悬殊是利益集团产生的根本原因，美囚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为利益集团在美国的兴旺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政府有意识地对利益集团的鼓励和扶持也是美国利益集团兴旺的重要因素。利益集团作为美国政治过程中一支基本力量，其参与政治过程，有利于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和民主，有利于促进社会平衡和社会制约，有利于政治的沟通和利益的表达，也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容易导致政治的腐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削弱政府的权威、导致政府效率低下，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
黄璐[2]2013年在《马克思主义视阈内美国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政治互动研究》文中认为当今美国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之间的政治互动是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对美国政治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任何一项行政规章和部分立法规章的出台，都是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之间政治互动的结果。无论人们对院外活动、政治献金持何种态度，美国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的密切关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已经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关系模式已经趋向于固定化。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的政治互动进行系统考察十分必要。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环境都是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政治互动的现实基础。美国的叁权分立政体、开放的选举制度、政党体制等都需要美国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密切互动，以使美国政治生活能顺畅地进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驱使二者合作，以实现各自利益；同样，美国的结社传统、自由和民主精神等是二者政治互动的促成因素。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需要并适合利益集团的存在，同时也是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互动行为的生存土壤和前提条件。纵观美国历史和现实，二者政治互动行为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当代美国社会，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经过长久政治互动，早已形成密切的关系，二者会以各种途径和方式互相影响。利益集团会想尽各种办法影响行政机构决策，而行政机构也积极地对利益集团进行反向游说，并在对集团监管过程中谋求利益。利益集团影响行政机构的方式与影响立法机构的方式不同。虽然利益集团在游说不同的机构时，总体目标是相同的——影响决策以为实现自身利益，但是，针对不同的机构，施加影响的方法会不同。利益集团对国会进行游说时，会使用发起基层运动、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等方式向国会施加压力，但是在对行政机构施加影响时，这些方法却不适用于游说行政机构。在影响行政机构时，利益集团必须更多地依靠他们获得的专门信息和与官僚人员建立的关系，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影响行政决策制订。行政机构在被利益集团游说的同时，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进行游说。实际上，许多美国利益集团的行动处于政府的操纵之下。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行政机构的权力不断扩大，总统和各行政机构积极且频繁地参与立法过程，经常是许多立法议案的发起者和游说者。行政监管机构也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游说，也会与被监管集团联合起来，对国会进行游说。行政机构对利益集团的影响途径和方式，是我们考察二者政治互动的必要研究内容。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政治互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和表现。“政治是对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存继期间，能够长期互动并建立密切关系的行政机构和利益集团均为资产阶级代表。因为既然二者能够结成长久的亲密同盟，必然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一方面，行政机构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另一方面，财富是利益集团活动的基础，因为没有金钱作为基础、实力不雄厚的利益集团想与行政机构建立密切关系十分困难。除少数公共利益集团外，大多数利益集团都是从狭隘的经济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所以，能与行政机构建立密切联系、与其根本利益一致的利益集团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政治互动的最终目的便是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政治互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调整和分享。表面看来，行政公开透明，广泛听取民意，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其实这只是少数人的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通常情况下，少数集团和大公司利用自己的财富和资源操控政府决策。而且，当公共利益集团与损害公共利益的集团在某些政策领域相持不下时，就会导致政策失灵和政府权威虚置。利益集团会通过政治捐款、行贿等方式拉拢官员，极易导致腐败，是侵害民主的毒瘤。美国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密切关系的建立是双向交流、互相影响的政治过程。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辨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建立关系是双向交流过程，而不仅是某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输出；二者之间建立密切关系是互相影响，而不是一方主动出击另一方被动接受的过程。因为，利益集团需要游说行政机构以影响政府政策，使决策有利于本集团利益；行政机构也会游说利益集团以得到其支持和帮助，比如提供专业知识、信息和技术，捐献给总统的政治献金等。对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行为我们习以为常，事实上，许多美国利益集团处于政府的操控之下。随着行政机构的权力不断扩大，总统和各行政部门积极且频繁地参与立法过程，经常是许多立法议案的发起者和游说者。通常当行政机构和国会的立场相左的时候，行政监管机构也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游说，也会与被监管集团联合起来，对国会进行施压；总统对利益集团进行反向游说，希望得到利益集团的支持和捐赠；在必要或紧急的时候中，行政机构也需要游说利益集团，让其帮助处理一些事务。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之间的政治互动不是简单地“合作”，是既联合与协作、又竞争与争夺的的过程。既然是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则二者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必然有互相争夺、竞争的一面；而当二者的利益一致或者互相需要的时候，就会联合起来为实现共同的利益而协作。美国9个独立行政管制委员的职责是监管和控制私营企业的活动。作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二者之间必然会出现博弈甚至斗争的情形。而且，当利益集团认为监管机构侵犯其权益的时候，还会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美国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政治互动是既竞争又联合，既合作又博弈的过程。
曾凡锋[3]2018年在《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政治及其治理研究》文中指出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产物,利益集团出现于18世纪末期的美国。由于人们经济水平、价值观念、政治态度、文化背景、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美国民众又具有善于结社的本性,促使形成了形式各样、种类繁多的利益集团。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利益集团政治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它们以游说作为公民参政最主要的途径和渠道,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利益集团在利益聚合表达、协助政府决策、监督评议政府、实现公民权利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政治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金钱政治、腐败现象、不公平竞争、影响政府效率、损害公众利益等等。这就使得对利益集团行为进行管制和治理,增加透明度和公开度,引导和规范其活动,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两部分外共分为六章。引言部分的核心内容是文献综述,这是做好选题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深入了解和把握美国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的基本情况是做好美国利益集团游说规制和治理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本文第一章首先简要介绍了美国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的概况,主要包括对利益集团、游说、说客、游说组织、规制、管制和治理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并分析了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的关系。然后按照利益集团的不同目标的标准对利益集团进行了分类,每类列举了典型的利益集团的代表。本章最后介绍了利益集团游说治理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利益协调理论、利益平衡和依法规范理论、分权制衡和多元抵消理论、程序主义和组织结构理论、强化政党功能理论、政府自主决策理论等,为后文的论述构建了相关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从多个维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的全貌。包括美国利益集团历史上五个发展时期,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空间、文化基础、法理依据、内在动力和核心关系等。通过从上述维度进行分析透视,比较客观、真实、透彻地呈现了美国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的全貌。第叁章主要阐述了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通过分析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的积极作用,实际上是承接和延续第二章的分析,从其发挥的作用这一维度对美国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进行再认识。然后对利益集团游说在美国政治过程中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正是因为利益集团游说政治导致社会不公平,破坏道德导致腐败发生,造成政府决策效率低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美国民主政治等诸多弊端和负面影响,才需要对其进行规制和治理。因此,这部分内容也是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治理的原因分析,为下文介绍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治理的实践奠定了逻辑基础。在前叁章对利益集团和游说政治较为全面和透彻认识的基础上,第四章介绍了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治理的实践,也是全文的重点和核心内容。本文从国家层面(立法规范、行政管制、司法规制)、政党层面(政党抑制)、社会层面(公民社会组织治理、大众媒体的监督)和个人层面(自我道德约束)等四个层面七个角度对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治理的实践和途径进行了介绍。本文分析认为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治理,一是通过美国国会、联邦政府、最高法院等国家权力机关以统治形式自上而下行使权力实施管制;二是主要政党、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民间机构等)、大众媒体等自下而上地配合国家权威参与治理;叁是公民个人行为者,比如说客自身也自主地参与合作治理。此外,多种参与利益集团游说治理的主体之间呈现出协商、合作和伙伴关系的特征。总结上述分析认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体关系的伙伴化、权力运行的多向度和政社关系的和谐化都证明了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治理形成了上下互动的多元合作治理网络。这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和创新。接着探讨了美国利益集团游说规制和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特征。第五章的第一部分首先探讨了美国游说治理的不足和困境,第二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美国利益集团和游说治理的本质,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体现,是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冲突的协调,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本章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研究内容和深度进一步升华。第六章分析了对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的认识和社会组织的现状和特点,提出了构建党的领导下政府与社会互动合作的良性关系的建议以及美国经验对中国的五点借鉴与启示。最后结语部分简要回顾了上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局限、不足以及将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周丹[4]2012年在《“百万人委员会”和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决策》文中指出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政治运作不可或缺的主角。利益集团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决策,其目标主要是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实现的。在美国众多的院外游说集团中,“院外援华集团”是一些专门为了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而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自20世纪40年代形成以来,“院外援华集团”便泛指存在于美国国内外的一个广泛的联盟,其成员包括台湾国民党政府特务、美籍华人、受雇佣的美国游说人士、一些美国政客、学者、商人、被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的传教士、以及一些因二战后“失去中国”而失意的美国军方人士,他们竭力维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并企图摧毁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院外援华集团”的代表性组织是“百万人委员会”。作为“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力量,“百万人委员会”的活动主题包括反对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和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积极主张保卫金门和马祖、反对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等。它充分利用报纸、广播、请愿、时事通讯、竞选捐助、国会听证会等渠道展开活动,旨在对美国的民意、国会议员、学者、政府官员(尤其是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施加影响。政治过程模式是本文主要的分析框架。“百万人委员会”为了实现反对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和反对新中国加入联合国采取了多种游说方式。本文将在阅读已有研究成果、美国外交政策文献集、总统自传、美国部分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分析这些游说活动在不同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对美国政策对华决策的影响效果,评价“百万人委员会”的历史作用。并且结合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征,对如何维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提出建议。
张迎宏[5]2007年在《试析冷战后美国利益集团对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文中认为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美经贸交流范围的日益扩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日渐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冷战后，随着美国利益集团在对华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程度的进一步增强，其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本文从利益集团政治功能的角度，结合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典型案例，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利益集团在对华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实际影响力。最后结合中美经贸现状，提出了中国的相应对策。
袁维杰[6]2012年在《美国联邦官僚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的联邦官僚制，笔者将之限定于美国联邦行政系统，美国学者称之为联邦政府的功能系统。本文将美国联邦官僚系统置于美国的整个政治系统中加以探讨，研究和分析美国联邦官僚系统与总统、国会以及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探讨美国政治文化对其联邦官僚制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美国联邦官僚制的理论模型。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中，联邦官僚系统与总统和国会之间形成一种“一仆二主”的状况，使联邦官僚系统须同时对总统和国会负责。尽管如此，基于联邦官僚系统自身组织结构的多样性、分散性和多层级性、以及在功能上的专业性特征等，使联邦官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某种相对独立性，从而使美国总统和国会都无法完全控制它。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文化使其联邦官僚制极具开放性和渗透性。一方面，联邦官僚系统中职业官僚系统的常任制，使之得以与国会委员会和社会利益集团结成“铁叁角”，在政策过程中协调一致，去抵制总统的控制；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开放性使其社会利益集团得以游说和渗入政府行政系统，参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在一定程度强化了联邦官僚系统与国会和总统相抗衡的实力。本篇论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方法，考察美国联邦官僚制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脉络，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今美国联邦官僚制的特点。同时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方法去剖析美国联邦官僚系统的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分析美国联邦官僚系统的权力关系，由此揭示美国联邦官僚制的内在特质和类型。导论部分解析了本选题的来源。美国着名政治学家和比较公共行政学家费勒尔·海迪（Ferrel Heady）在其《比较公共行政》一书中对美国联邦官僚制的定位，引发了笔者对美国联邦官僚制研究的兴趣。笔者在国内外学者对美国联邦官僚制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采用政治生态方法对美国联邦官僚制问题加以研究。在第一章中，笔者对官僚和官僚制的概念加以界定，厘清本文研究的范畴，阐述本项研究中所采用的理论方法。在第二章中，笔者追溯了美国联邦官僚制发展的脉络，将之归纳为“绅士政府”时期、“政党分肥制”时期、“功绩制”时期和“1978年文官制改革后”时期四个阶段，分析了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文化背景，解析多元主义政治文化的内涵以及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文化，为美国联邦官僚制权力关系的分析加以铺垫。第叁章是关于美国联邦官僚制组织结构及其功能的分析。剖析了美国联邦官僚制的构成，包括联邦内阁级各部、独立机构和政府公司；并将美国联邦官僚区分为政治官僚和职业官僚两大类型。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联邦官僚系统的功能，将之归纳为行政管理、政策建议、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交流和政治稳定六大功能。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关于美国联邦官僚制权力关系的论述。第四章分析联邦官僚系统与总统间的权力关系，解析总统对联邦官僚系统的控制、美国“分权制衡”体制对总统联邦官僚控制权的限制、以及联邦官僚系统的自主性及其由此而形成的对美国总统控制权的限制。第五章分析联邦官僚系统与国会的权力关系，解析国会对联邦官僚系统的控制权、控制方式及其实际效果，分析联邦官僚系统所享有的“委任立法权”及其参与立法的诸种因素。第六章分析联邦官僚系统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解析利益集团影响联邦官僚系统的方式，从联邦官僚系统的角度分析利益集团渗透于政府行政过程的原因及所产生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将美国的联邦官僚制归于“分权-多元”类型，突出地体现为分散、开放、多元的特征。如今，美国的联邦官僚制显现出官僚政治化和联邦官僚系统自主性加强的趋势。表现为联邦官僚系统对政治决策参与性的加大和影响力的加强，突出地反映为官僚个人行为政治化倾向有所加强、以及联邦高级文官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联系日益紧密。随着时间的迁移，如今美国联邦官僚系统的开放性、渗透性和代表性进一步加强，联邦官僚系统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也因而被称为除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关于美国联邦官僚制的研究在美国如同汗牛充栋，材料很多，但在中国国内，还仅仅是开始，并不充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的美国官僚制研究有所推动，同时对中国自身的政府官僚体制研究有所裨益。
曾雄军[7]2012年在《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双层博弈分析：2002-20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双层博弈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角度，分析了2002年以来中美两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政策博弈中的合作与竞争行为。本文包括七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通过文献综述表明，纯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人民币汇率问题，运用双层博弈理论是研究这一主题的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创新点和研究难点。第一、二章为本文理论阐述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在普特南双层博弈理论基础上，构建一个分析国际合作的双层博弈理论模型，它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分析模型。第二章主要是将国际合作的双层博弈理论模型引入汇率政策合作议题中，构建一个分析国际汇率政策合作的双层博弈理论模型，它也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分析模型。第叁、四、五章为本文案例验证部分，主要是用双层博弈动态模型来解释中美两国在人民币汇率政策博弈中的合作行为。第叁章主要描述了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改变现状政策利益集团如何利用国内政治制度，来表达其人民币汇率政策偏好，分析了在无外来压力条件下，布什政府时期（2002-2008）和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2009-2011），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的获胜集合。第四章主要研究中国国内制造业企业行为体，如何利用国内政治制度表达其汇率政策偏好，在无外来压力条件下，中国政府如何根据进、出口企业集团的汇率政策需求，以及自身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决定了2002-2008年和2009-2011年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获胜集合。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布什政府时期和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面对双方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中的分歧，两国政府如何运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解决分歧，双方谈判代表如何运用边缘支付、议题联系和预期收益战略，调整双方获胜集合并使之产生交集。结语部分主要包括论文的主要结论、政策建议和后续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共有利益是国际合作达成的基础。与静态模型相比，双层博弈动态分析模型更加适用于分析中美两国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的博弈实践。在静态分析模型中，边缘支付和议题联系战略是谈判代表对获胜集合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要理解中美两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博弈均衡结果何以产生，还必须引入预期收益战略这一变量，即行为体未来收益考量也是影响两国在人民币汇率政策博弈中合作达成的重要解释变量。
吴迪[8]2014年在《协同治理视角下美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也是政治多元化的社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美国形成了数目众多、相对发达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游说、诉讼、游行等方式参与政治,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和法律的制定,甚至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进程。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作为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本文以协同治理理论为视角,把利益集团作为协同治理中多元化政治参与主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模式和特点,剖析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发展我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借鉴意义。
陶林[9]2011年在《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和重组,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政治现象。分析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形成及演变,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途径、特征、影响和趋势,得出有益的启示对于转型国家出现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正是基于此,本文以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等方法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包括八大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方法,论文的重要概念界定,论文框架、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一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一章分析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历史演变,首先系统探讨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历史根源；俄罗斯转型时期政府的强力推动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政治根源；俄罗斯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分化是经济原因；转型时期俄罗斯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文化根源；俄罗斯转型时期阶级阶层的分化是社会根源。其次认为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发展演变有叁个历史时期：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叶利钦时期的发展壮大和普京梅德韦杰夫时期的转变。指出苏联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发展和蜕变既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源之一,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利益集团的雏形。第二章介绍转型时期俄罗斯的主要利益集团。研究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应当对于转型时期俄罗斯主要的利益集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俄罗斯转型时期大体分为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两个阶段。首先对于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分类进行了阐述。然后介绍了叶利钦时期的以金融工业集团、石油天然气工业集团、军工利益集团、地方利益集团为主要代表的利益集团概况。最后介绍了普京执政后打击寡头干政,原七大寡头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现状以及俄罗斯新寡头的兴起和强力部门利益集团的出现。第叁章分析了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为了达到和维护自己集团的切身利益,进行政治参与的六个案例。包括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俄罗斯石油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尤科斯事件的折射；俄罗斯石油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安大输油管线之争的折射；俄罗斯军工利益集团与俄罗斯军火出口；俄罗斯石油工业集团与俄罗斯里海能源政策决策；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1997年银行家的战争。第四章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剖析。阐述和总结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四个主要途径。在对美国和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比较的过程中提示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特征：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主体发展不平衡、政治参与的游说对象比较集中、制度供给有限、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大、自身成熟度低、对寡头政治的治理可谓初见成效。第五章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和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的互动。强调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与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供给密切相关。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为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特殊的社会大环境。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对于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对于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均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深远影响。第六章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治理与展望。首先提出了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其次分析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与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互动效应。认为利益集团政治参与是俄罗斯政治民主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推动作用是有限的。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转变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应当在俄罗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谨慎的推进和扩大俄罗斯利益集团有序政治参与。最后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趋势展望；分析了当前俄罗斯政治民主化存在的问题,指出俄罗斯政治民主化进程任重道远,带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使俄罗斯利益集团从寡头政治参与向有序政治参与转变,重视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及其治理,是一个长期的重大课题。结束语部分,总体评价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得出基本的结论,并认为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及治理对于广大的转型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姜默竹[10]2013年在《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率政策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这些研究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存在着严重缺陷。事实上，汇率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政策：一方面，它在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面对利益格局的变化，“赢家”和“输家”会动员其经济和政治资源，以寻求对决策当局的汇率政策施加影响，直至达到新的利益平衡。另一方面，一国特别是大国的汇率政策会产生重要的“外溢效果”，从而在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与之相关的“赢家”和“输家”也会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做出努力。可见，汇率政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依循这一思路，本文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整体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美国汇率政策调整，考察的对象包括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征、美国汇率政策制定与调整中所涉及的利益集团、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行为与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利益集团的活动与美国对华汇率外交。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叁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决策过程的政治经济特征及政策调整的逻辑；第二，思考美国的货币政治和汇率外交；第叁，思考美国汇率政策的外溢效果及外围国家的应对策略。除“导论”外，论文共分为6章。第1章“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征”，首先利用政治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论和系统论的方法，用“初始条件”、“政策输入”、“政策决策”、“政策输出”、“政治体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六要素，刻画出政府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的一般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化程度和分权化程度两个方面将美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简洁地概括为“依托制度代理关系的权力共享”。论文随后给出了美国汇率政策决策过程的政治经济特征：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对政府的汇率政策拥有监督权；作为行政机构的财政部与作为独立部门的美联储之间的非对称合作是美国汇率政策决策的最重要的组织动力；作为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构成，国内多元化经济利益集团对政府汇率政策的影响力正日益凸显；美国政府也面临着来自外国政府和私人经济利益集团的逐渐增长的外部约束。最后，本章总结了美国汇率政策调整的逻辑：首先，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选择逼迫（或压迫）财政部和美联储调整汇率政策的时机，主要取决于国会议员所面临的来自国内外不同类型利益集团的压力大小。其次，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采取的是一种“双层博弈”策略，即要兼顾到国内和国外两个层次的利益诉求，既不能忽视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又要考虑国外利益集团的态度。再次，利益集团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推进决策者的汇率政策调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该调整朝向其所期望的方向和目标，是多种因素的函数。第2章“美国汇率政策制定与调整中的利益集团”，首先回顾了前人对利益集团的理解，并据此给出自己的定义：由对共同利益有着明确认知和诉求的成员所组成的，并以增进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动机或目的的组织或实体。随后，论文梳理了利益集团理论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与美国汇率政策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及其汇率政策偏好，并就利益集团围绕汇率政策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展开分析。最后，运用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利益集团赖以影响美国政府汇率政策的资源和策略。第3章“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首先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创期内“沉默的”美国利益集团，指出这一“沉默”现象源于五个方面的原因：国际货币政策领域的专业性；国际货币政策决策场所的隔绝性；政府舆论宣传的导向性；集体行动的困境；美国经济的相对封闭性。其次，论文考察了1963-1968年间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围绕美国的利息平衡税（IET）、自愿对外信贷限制计划（VFCR）、对外直接投资计划（FDIP）所开展的利益集团政治。最后，分析了1968-1973年间国内外利益集团的行为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汇率政策调整。第4章“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首先考察了第一轮强势美元政策给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带来的强烈冲击，以及这些利益集团为此展开的密集游说。随后，研究了第二轮强势美元政策推行期间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集体“失声”现象。此外，论文分析了美国金融部门利益集团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对美国汇率政策的“悄然影响”。最后，对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汇率政策调整中的作为和作用进行了探讨。第5章“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汇率外交”，首先，回顾了美国对华汇率外交的缘起：人民币低估论和汇率操纵指控；其次，考察了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所涉及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分别分析了保护性经济利益集团的结盟游说和美国反保护经济利益集团——“院外援华集团”的联合抵制行动；再次，研究了中国政府回应美国汇率外交的态度、策略以及对美国政府施压的影响；最后，通过对比美元本位制下中日两国在应对美国汇率外交压力方面的能力强弱，揭示了美国对华汇率外交的短板。第6章“结论与前瞻”，简要总结了论文前面各章的主要结论，并就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政治互动：利益集团与美国政府决策[D]. 孙大雄.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2]. 马克思主义视阈内美国利益集团与行政机构政治互动研究[D]. 黄璐. 河北师范大学. 2013
[3]. 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政治及其治理研究[D]. 曾凡锋.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4]. “百万人委员会”和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决策[D]. 周丹. 复旦大学. 2012
[5]. 试析冷战后美国利益集团对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D]. 张迎宏. 黑龙江大学. 2007
[6]. 美国联邦官僚制研究[D]. 袁维杰. 南开大学. 2012
[7]. 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双层博弈分析：2002-2011[D]. 曾雄军. 外交学院. 2012
[8]. 协同治理视角下美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研究[D]. 吴迪. 黑龙江大学. 2014
[9]. 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研究[D]. 陶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10]. 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D]. 姜默竹. 吉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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