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理论视域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机理研究
曹海军，李 明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沈阳110169）
摘 要：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的不断涌现与发展，这在方便人们沟通与交流的同时也导致负面言论与网络谣言的肆意传播，进而生成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有效控制与引导对于政府的公信力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意义重大。在分析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相关主体的基础上引入生态学的共生理论，运用Logistic方程构建政府、媒体等主体协同合作的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模型，揭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机理。基于此，通过对“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及“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实证分析，提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对策建议，以为政府提升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能力提供决策支持。
关键词： 共生理论；移动社交网络；网络舆情导控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沟通交流方式，人们通过移动设备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信息的发布与传递，这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据CNNIC 2018年8月20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网民总规模已达8．02亿，其中手机用户为 7．88亿［1］。 同时，近些年微博、微信、抖音等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相继涌现并迅速吸引大量网民的关注。一方面，这些移动社交网络平台有利于网民发出“内心的声音”；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大量失真信息及网络谣言的传播会进一步生成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由于具备超时空性、即时性等特征，能在极短时间内迅速传播与演化，这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升政府导控能力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伴随着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和政府对网络安全的日益重视，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成为当前多个学科与领域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他们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基于网络社会治理视角，对网络舆情导控的重要性与政府的应对策略进行了研究，如贾瑞雪等人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网络拓扑结构模型，并以“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社会网络中的政府形象认知传播规律［2］；熊光清通过对中国应对网络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构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网络舆情引导等建议［3］。情报学、传播学等学科则基于网络舆情由生成到消亡的整个生命周期，对其传播演化规律进行探究，如王晰巍等人通过爬取“雅安地震”舆情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移动端自然灾害舆情具有多级传播的特征，其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4］；杜洪涛等人将舆情传播分为生成、高潮和消散三个阶段，同时结合五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归纳了舆情演化的关键因素，进而得出应通过控制舆情影响因素来控制舆情演化［5］。此外，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从技术角度出发，在网络舆情治理的技术条件及方法应用方面的研究［6］［7］［8］也取得阶段性成果。
尽管网络舆情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一系列喜人的研究成果，但是移动社交网络舆情作为新生事物，其相关研究尚停留在含义、特征、影响因素等基础理论研究，鲜有学者从细粒度上对其导控机理以及如何实现多主体协同导控进行实证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从系统角度出发，基于生态学的共生理论揭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机理，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给出舆情导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政府提升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能力提供决策支持。
一、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相关主体
移动社交网络舆情是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相伴而生的新鲜事物，与传统网络舆情相比，其具有传播时间更随机、传播方式更多样、传播范围更广泛等鲜明特点，因此导控难度更大［9］。鉴于此，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有效导控不能只依靠政府，而需要多主体间的有效协同与合作。从构成要素来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主体包括政府、媒体和网民。
皖河流域地表径流的时空变化与流域降水变化有一致性。径流年内分配集中在汛期(5～9月)，约占年径流总量的70%，多年平均月径流量最大值出现在7月份，占年径流的20%左右；最小值出现在1月份，约占年径流的2%。各支流洪水有山地洪水特征，暴涨暴落。区域水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洪、涝、旱和水土流失诸方面，洪水是主导因素。
本地员工的管理也一度让杨涛头疼。随着业务的增长，Kilimall本地团队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文化习俗和管理方式的差异，中国员工和非洲员工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个非洲本地员工上班迟到，中方管理人员罚了对方5块钱，这在国内本是一件正常的考勤行为，没想到对方却非常愤怒，不仅自己要马上辞职，还鼓动其他非洲员工一起辞职。让杨涛措手不及的是，这些本地员工还向政府举报，诋毁中国公司不尊重非洲员工，触犯法律。
（一）政府
由于y1（0，0）是指政府和媒体导控效率均为0，即无法实现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y2（qm1，0）是指政府通过协同各个方面的因素达到的一个最大导控值，而媒体的导控效率却为0，这种情况下也不存在舆情导控共生现象，y3（0，qm2）是指政府依靠自身因素的协同导控效率为0，而媒体的导控却达到最高值qm2，这种情况下也无法产生舆情导控共生现象。以上三个平衡点均不满足共生条件，因此不予考虑，而平衡点
符合经济学原理条件：
（二）媒体
媒体一般被划分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主要是指具有获取与传播信息功能的载体或工具［11］。传统媒体包括报刊、广播、通信等形式，网络媒体是指包括微博、微信、快手等移动社交网络平台在内的互联网平台。
（三）网民
这里的网民主要是指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用户。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移动互联网平台相继涌现与发展。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由于使用群体较为庞大，已成为公众发布与获取信息的重要窗口。同时，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用户能够通过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积极地与政府部门互动，这样既有利于公众权益的实现又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一定依据。
二、基于共生理论的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分析
（一）共生理论与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契合
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具有系统性、复杂性，涉及包括政府、媒体、网民等在内的众多主体，因此需要各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共生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在共生的环境中，共生单元间按共生模式形成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12］。政府主体能够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各主体间可通过移动社交网络平台进行信息的交流与资源的传递，以实现舆情的有效导控。因此，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过程实际上可视作政府、媒体、网民各主体间的共生过程，即用共生理论揭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机理较为适切。
（二）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要素分析
1．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指参与移动社交网络舆情从生成到消亡整个生命周期的政府、媒体、网民等相关主体。在相关政策法规下通过社交网络平台等共生界面的媒介作用［13］，各共生单元主体之间能够实现能量与信息的共享。政府拥有政策资源，媒体拥有信息资源，网民拥有知识资源。因而，实现移动社交网络舆情有效导控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政府、媒体、网民等主体实现有效协同的动态过程。
2．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模式
1．舆情传播趋势分析
第二，偏利共生模式。该模式是指在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过程中，某些共生单元在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对其他主体造成损害。各导控主体在这种共生模式下能够获得更多资源，进而促进其舆情导控能力的提升。
第三，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该模式是指作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主体的政府、媒体和网民等共生单元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等共生界面的媒介作用可产生新的成效。如政府与媒体进行合作可以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而媒体可以随时监督政府行为，促进政府行政的廉洁与高效。
3．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环境
在医院内部控制的框架下，完善并整合医院的各相关管理系统，例如，财务管理系统、信息管理系统、采购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等等，以便于实施相互衔接的内部控制，并且保证报表数据的准确性。
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技术平台等在内的硬环境以及政策、人文在内的软环境。优质的共生环境能够提升各主体间的协作与合作效率，进而提高舆情导控的成效。因此，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是在某种共生环境下由政府、媒体、网民等多个共生单元主体借助共生界面由寄生共生界面向偏利共生界面与互惠共生界面演化的动态过程，具体的演化过程如图1。
第二，在机器视觉领域，要采用图像采集设备来获得物体的图像信息，并分割出感兴趣的目标对象，这里采用KNN算法对所需要检测目标进行特征提取和筛选，并对筛选的特征利用分类判别函数对其进行评价，从而达到对图像的分类。
图1 共生视域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过程
三、基于Logistic模型的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机理
Logistic模型能够有效地描述种群增长的态势，种群的发展初期增长速度较快，但当增至一定节点时，速度便会递减直至停止。与之类似，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同样是在由多个单元主体形成的共生网络中进行演化的。因此，本研究基于Logistic模型构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模型，以揭示其导控机理。为使模型简化，选取舆情相关主体中的政府与媒体进行建模，并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假设“1”代表政府，“2”代表媒体。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共生网络中的要素包括政策资源、信息资源等，在各要素的有效组合中，共生网络的导控水平存在一个最大值，令Qm1和Qm2分别为政府与媒体在独立进行舆情导控时所取得的效率。
假设2 假设政府与媒体在独立进行舆情导控时，导控水平的发展变化是符合Logistic规律的。
假设3 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政府与媒体都处于较为优质的成长环境中，一定的政策、信息等资源能够相互促进，政府和媒体的导控能力会越来越大。设Q表示某个时刻t的导控效率，政府和媒体的导控水平分别为 Q1（t）和 Q2（t），且为连续可微函数。设s1和s2为政府和媒体导控效率的固有增长率。由Logistic的演进规律可知，政府的舆情导控能力存在最大值，且其导控能力不断得以提高，与此同时，舆情导控效率的增长呈下降趋势，直至趋近于 0，且 s（q）为 q的线性函数，s（q）＝ s－rq（s，r＞0）。
假设4 设c1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共生网络内政府对媒体的贡献，反之，c2为媒体对政府的贡献，且 c1＞0，c2＞0。
在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模型中，当政府与媒体两个主体达成稳定的协同关系时，网络舆情的导控便会趋于稳定，即：
式（3）则为 Logistic 模型方程，dp／dt在q（t）＝qm／2处取最大值，当 q（t）趋于 qm时，Logistic 系数对导控效率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可使政府及媒体的导控水平达到最大值。
由此可知，政府在独立进行舆情导控的时候，导控水平符合：
而媒体在独立进行舆情导控时，导控水平符合：
在共生网络内部，政府和媒体能够通过优势互补更好地进行舆情导控。因此，这种导控方式是非常高效的，可使各自导控效率最大化。这时，政府和媒体的舆情导控模型方程分别为：
当 s＝qm时，增长率为0，即 q（qm） ＝ 0，从而得r＝s／q，于是得出：
政府是我国正式的官方机构，政府有舆情导控、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网络舆情，政府应采取措施积极地进行导控［10］。政府具有较高的权威度，因而公众一般习惯于通过政府来了解舆情事件的进展与真相。
由不等式方程组（8）能够得出c1c2＜0，此为舆情导控共生稳定的因素条件之一。
由图2、图3可知，事故发生后都在短时间内迅速生成较大舆情，且都在事件发生的次日达到峰值。相比之下，“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峰值较高，但“东方之星”沉船事件舆情的消亡较为迅速，基本在5天内，舆情数值便趋近为0，而“天津港”爆炸事件舆情持续的时间较长，舆情消亡速度较为迟缓，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与“天津港”爆炸事件相比，“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导控效果较好。
该式的系数矩阵为
因此，针对光伏发电系统的特殊性并结合目前的测量方法，采用依据霍尔效应制作的一种磁场传感器—霍尔传感器[5]来测量光伏阵列的电压、电流；采用CAN总线[6-7]，实时上传数据至上位机.设计了一种方便操作且结构简单的可以实现实时监测光伏发电组件工作状态的装置.相比于其他单一的光伏发电监测系统，它可以克服目前测量方法存在的不足.而且具有两大优势：一是可以实现同时监测发电组件的电压、电流；二是可以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
(2)引导家长使用电话教育孩子。学校给家长画了一条底线：每学期至少探望孩子一次，每周至少与孩子通一次电话。学校要求学生在家校联系簿每周有一次与父母的电话记录。
四、共生理论视域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阻隔及疏解对策
（一）共生理论视域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阻隔——基于案例的对比分析
本研究将“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与“天津港”爆炸事件作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这两起特大事故均发生于2015年，且两起事故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前者造成442人死亡，后者造成165人死亡［14］，同时都造成较大的移动社交网络舆情，但舆情导控效果却截然不同，因此两者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第一，寄生共生模式。该模式是指许多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要依赖于共生单元中的某个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这种因素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如在导控初期，舆情的导控往往只依赖于其中某个具有主导作用的共生单元。
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走势图可直观地反映出舆情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生命周期，同时还能从侧面反映出舆情的导控效果。根据相关舆情监测系统的有关数据分别绘制了“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与“天津港”爆炸事件的舆情传播走势图，分别如图2、图3所示。
图2 2015年6月1—5日“东方之星”沉船事件舆情走势
数据来源：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
图3 2015年8月12—23日“天津港”爆炸事件舆情走势
数据来源：蚁坊软件舆情监测系统。
通过对方程组（6）中得到平衡点的解进行运算处理能够得到：
2．社交网络平台报道情况分析
生长速度：从第2次刈割时起，每次刈割前随机测定20株植株的高度，对其平均后除以上次刈割到本次刈割的时间，即为这段时间的生长速度；
待放蓓蕾的形成非一日之寒，转化教育工作更不会得之朝夕。出现反复是正常的。只要我们沉住气，以更高的热情，更执着的爱心去面对，耐心疏导，不怕反复，坚持到底，就没有熔化不了的钢板；只要我们园丁再付出一些努力，就没有催不开的秋冬蓓蕾。
社交网络平台是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它对于舆情的产生、传播、导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相关舆情监测系统及媒体平台的有关数据分别绘制了“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及“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媒体平台报道情况对比图，如图4、图5所示（见下页）。
由图4、图5的比较可以看出，事故发生后，信息通过各种移动社交网络平台传播出去，其中微博的报道与传播比重都是最高的，分别为64．30%与42．50%。据统计，“天津港”爆炸事件中的质疑舆情总量高达39%，“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负面言论则较少，舆情总体趋于中立，中立言论占总言论的 53．8%［15］，这说明与“天津港”爆炸事件相比，“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媒体更好地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降低了负面舆情的产生。
图4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媒体平台报道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看舆者说公众账号相关数据整理。
3．政府导控效果分析
上述是系数矩阵A，由于｜A｜≠0，所以特征方程是 ｜A－ λI｜＝0，即λ2＋mλ ＋n＝0，m ＝－s1（1 － 2q1／qm1 ＋ c1q2／qm2） ＋ s2（1 － 2q2／qm2＋c2q1／qm1），n ＝｜A ｜， 所以当m ＞ 0，n ＞ 0时，平衡点可以是稳定的，反之则平衡点是不稳定的。将平衡点
代入系数矩阵A中，可得0＜c1c2＜1。y4是稳定平衡点，在舆情导控网络中共同进行舆情导控时，政府与媒体的导控效率分别为
因此，在这种对称互惠关系中，政府与媒体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达成稳定的共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舆情的导控效率要远高于各共生单元主体独立导控的效率，这种共生模式是较为理想的舆情导控模式。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与“天津港”爆炸事件虽然都是特大事故，但舆情导控效果却相去甚远，这与政府导控有着直接关系。从政府信息披露情况、政府与媒体协同效果、舆情倾向、政府认同度四个方面对两次事件政府舆情的导控效果对比分析，如表1。
图5 天津港“爆炸”事件媒体平台报道情况
表1 两次事件政府舆情导控效果比较
由表1可知，在政府信息披露方面，“东方之星”沉船事件较为迅速。该事件发生次日便召开首场发布会，披露事件救援情况，随后平均每天三场，实时披露事件处理进展。而“天津港”爆炸事件较为滞后，事件发生17个小时后才召开首次发布会，这导致网络谣言的产生。在政府与媒体协同方面，“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效果较好，政府及时披露事件进展情况，媒体及时进行正向播报。而“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效果较差，政府的反应偏慢，媒体也没能及时起到正向引导作用。在舆情倾向方面，前者偏于中立，后者则偏于负面。在政府认同度方面，“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使政府认同度加强，而“天津港”爆炸事件使政府认同度受损，相关数据表明在事件发生后，前者政府认同度为 4．02，而后者政府认同度仅为 2．29［16］。
（二）共生理论视域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疏解对策
1．优化共生单元
在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过程中，政府占据着关键生态位，因此政府应加强引导与协调作用，积极总结舆情事件导控经验，完善舆情导控相关政策，积极为各共生单元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媒体是舆情导控共生网络中的重要主体，因此政府应积极与媒体进行有效协作，不断提升舆情导控能力。网民是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关键主体，网民贯穿于舆情生成、传播与演化的整个生命周期，政府应加强与网民的合作，通过了解社情民意及时洞察移动社交网络舆情走向，进而有针对性地对舆情进行导控。
2．构建开放协同的共生模式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KQ-100DB型，昆山市超声波仪器有限公司产品；电热恒温水槽，DKB-8A型，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产品；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DHG-9070A型，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产品；旋转蒸发器，RE-52AA型，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产品；三重四级质谱仪，API 4000型，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产品；液相色谱仪，LC 20A型，日本岛津公司产品；旋转蒸发仪、氮吹仪、离心机等。
本组病例外院误诊2例，均将MRAA-LDA-DAO误诊为右弓优势型DAA，均因为检查医师经验不足，未增加扫查升弓部冠状切面仔细判断主动脉弓“第一分支”和DA之间是上下交叉关系而不是连接关系所致。
为了提升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能力，政府需要积极整合各主体的优势资源，使政府、媒体等共生单元实现导控资源共享。政府与媒体等共生单元在开放协同的环境中能够产生新的能量，如政府在进行舆情导控时能通过媒体及时披露相关事件的处理及进展情况，以避免网络谣言的产生，同时媒体又能以监督者的身份监督政府行为，以促进政府行政的廉洁与高效。如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政府迅速反应，通过媒体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的处理进展，这避免了因不明真相而引发的次生灾害，提升了政府认同度。而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中，当地政府的反应相对滞后，政府与媒体的协同效果较差，导致网络谣言的大量产生。因此，构建开放协同的共生模式尤为关键。
宝儿康散是用于治疗小儿腹泻病的临床经验方，由广东宏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宏兴制药厂生产的中成药，临床应用广泛。为了评价宝儿康散治疗小儿急性水样腹泻病（脾虚湿困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探索适宜的儿童剂量，由16家医疗机构对该药进行了上市后再评价临床研究。在临床研究开始之前，本试验方案获得了临床研究负责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TYLL2013［Y］字023）。
在实际钻进施工过程中，如果发现护筒中排出的水分以及泥浆中出现气泡问题，或是护筒中水位突然下降都表明存在筒壁坍塌问题。产生此类问题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区域土质较为松散，泥浆护壁较差，在上述护筒埋设过程中牢固性较差，护筒中存在较多污水。钻头在钻孔过程中转速较快，成孔之后待灌混凝土时间较长。可以在松散度较大的土层中埋设护筒，将回填土有效密实。使用的泥浆优质性较高，能够提升泥浆比重与土质黏度。对护筒适度升高，终孔之后补给适量泥浆，确保水头高度得到有效控制。然后对钢筋笼质量进行控制，避免钢筋笼制作中出现较大变形问题。在实际吊放过程中要对准孔位，对灌注速度进行控制[3]。
3．培育多元协同的共生环境
政府是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关键主体。一方面，政府可出台一系列促进舆情导控的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各方力量为舆情导控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媒体与网民等其他主体应努力营造多元协同的共生环境，积极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舆情导控中来。同时，加强政府、媒体等相关主体间的信息共享，有利于政府及时了解事件情况，以启动相关应急预案，最大程度降低事件造成的损失。此外，在舆情事件发生后，政府应及时运用官方媒体通报事件的真实情况，并积极引导其他网络媒体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媒体自身要牢记职业操守，在报道新闻时不可夸大、歪曲事实真相；网民要克制自己的言论，不可偏激和言过其实，协力维护网络净空。
他注意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再加上医生忙碌的客观事实，关爱正在逐渐淡化。“我们希望鼓楼医院的价值理念中多一点点关爱。而这种关爱不仅仅局限于父母亲人，而是一种大爱，即关心服务的每位患者。”
结 语
基于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与共生理论的契合性，在对舆情导控相关主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构建了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模型，并对其导控机理进行深入剖析，进而得出政府与媒体之间只有形成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多主体协同共生的理想局面。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对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阻隔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与“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对比分析，得出当前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阻隔因素，并运用共生理论给出相应的疏解策略。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从政府与媒体两个舆情主体的共生关系来探讨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机理，而事实上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是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其相关主体还包括网民及其他主体。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探究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中众多相关主体的共生与协同关系。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第42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8－08－20）［2018－08－30］．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8／t20180820_70488．htm．
［2］贾瑞雪，李卫东．基于社交网络演化的政府形象认知传播机制——以上海“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为个案［J］．公共管理学报，2018，（2）：28－42．
［3］熊光清．网络突发事件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略［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37－41．
［4］王晰巍，文晴，赵丹，王楠阿雪．新媒体环境下自然灾害舆情传播路径及网络结构研究——以新浪微博“雅安地震”话题为例［J］．情报杂志，2018，（2）：110－116．
［5］杜洪涛，王君泽，李婕．基于多案例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模式研究［J］．情报学报，2017，（10）：1038－1049．
［6］吴鹏，刘恒旺，沈思．基于深度学习和OCC情感规则的网络舆情情感识别研究［J］．情报学报，2017，（9）：972－980．
［7］舒予，张黎俐．基于小波分析与人工神经网络的网络舆情预测［J］．情报科学，2016，（4）：40－42．
［8］周东浩，韩文报．DiffRank：一种新型社会网络信息传播检测算法［J］．计算机学报，2014，（4）：884－893．
［9］兰月新，邓新元．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进规律模型研究［J］．情报杂志，2011，（8）：48．
［10］李海斌．公安机关突发事件舆情管理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2015：2．
［11］凌小萍，邓伯军．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的比较与融合［J］．理论月刊，2015，（4）：73．
［12］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27．
［13］戚湧，张明，丁刚．基于博弈理论的协同创新主体资源共享策略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1）：150．
［14］国务院调查组调查报告．“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调查报告公布［N］．光明日报，2015－12－31．
［15］张蓓，夏琼．突发事件中的政府危机公关策略研究——基于天津港爆炸事件和监利沉船事件的舆情分析［J］．社会科学论坛，2016，（7）：188．
［16］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N／OL］．人民网， 2015－12－26．（2015－12－26）［2016－05－ 12］．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226／22／11269421_523330327．shtml．
Research on the Guiding Mechanism of Public Opinion in Mobile Social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
CAO Hai-jun，LI 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 platforms．This facilitates people＇s communication， but also leads to the unremitting spread of negative speech and online rumors．The effective control and guidance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subjects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ontrol，the ecological symbiosis theory is introduced，the logistic equation is used to construct the mobile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odel coord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and the guidance mechanism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revealed．Based on this，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astern Star”shipwreck accident and the “Tianjin Port” explosion accident，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mobile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re given，in order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public opinion control ability of the mobile social network．
Key words： symbiosis theory； mobile social network；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guiding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9）02－0007－07
收稿日期： 2018－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三社联动’机制研究”（18AZZ015）
作者简介： 曹海军（1975—），男，吉林长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理论、城市基层治理、网络社会治理研究；李明（1990—），男，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网络社会治理、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张莲英］
标签：共生理论论文; 移动社交网络论文; 网络舆情导控论文;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