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协调发展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6－0022(2012)07－0016－06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200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论述21世纪全球发展趋势时曾经作过这样一个论断：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中国城市化进程将是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面貌的两件大事，同时，他还认为城市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战。十余年过去了，斯蒂格利茨的论断已成现实：1978年～2011年，中国的城市数量从93个激增到657个，城市化率从17.92％提升至51.27％，提高了33.38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以年均1.01％的速度上升，中国只用30年的时间就赶上了西方近200年的城市化历程。然而，在中国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对城市化理解的误区及盲点。不少城市和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过于注重数量即城市化率本身，却忽视了城市化的质量。城市化质量水平偏低，使市民在对于城市化水平的高期望与现实城市生活品质的低水准的比较中产生了巨大落差，这让公众感觉现状中国的城市化率更多的是代表统计学上的数学分析数据，其与城市生活环境、生活品质的提升关联不强。因此，分析当前我国城市化质与量的发展现状，探讨新时期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城市化质与量的内涵
“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多角度展开了对城市化的研究[1－5]。城市化水平是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一般用一定地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这种衡量方法难以全面地判断地区实际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对城市化质量水平的衡量较弱。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之中都存在着量的变化与质的变化。在衡量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不能缺少量和质这两个方面的考究。
早期我国学者对城市化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发展速度，即城市化量的研究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对城市化内涵的深入理解，部分学者开始提出城市化质量的重要性。刘传江、郑凌云认为城市化水平有双重涵义，即数量和质量。数量是指由于产业发展导致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质量则是上述转变所达到的程度[6]。戴宾明确提出了“城市化既有量的一面，又有质的一面。从量的方面看它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非农业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人口、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从质的方面看，体现为更多的人享受到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7]。国家统计局、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对城市化发展的质量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将城市化质量的内涵概括为四个基本要义：一是反映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现状，评价城市人口的衣食住行及安居乐业状况；二是推进城市化系统发展的“动力强度”，即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三是要体现城市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和结构、分工的“协调性”，即社会、经济及政治领域的协调发展；四是城市化发展在不同阶段体现出发展的“公平性”，强调不能以牺牲农村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产业的发展，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和非农产业的生产效率之间的差距应不断缩小，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应趋于一致，城乡差距应逐步被淡化和消除[8]。叶裕民认为，城市化质量的研究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进行：一是城市化核心载体，即城市的发展质量，包括城市现代化问题；二是城市化域面载体，即区城的发展质量，包括城乡一体化问题[9]。方创琳、王德利认为，城市化发展质量是衡量特定区域内城市化速度是否合理、人口城市化过程是否健康、经济城市化过程是否高效、社会城市化过程是否和谐公平的一项重要指标，通常由经济城市化发展质量、社会城市化发展质量和空间城市化保障质量3个部分组成，真正的城市化发展质量是经济城市化质量、社会城市化质量和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有机统一[10]。
总结以上各领域的学术观点，笔者认为城市化水平是评价城市化动态变化的静态指标，其应包含城市化的质与量两个方面。城市化的量主要包括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用地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3个方面。城市化的质则体现为城市化进程中居民所享受到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包含经济、环境、文化、权益、城市硬件及发展前途等多方面内容。
2 当前中国城市化质与量发展不平衡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实践活动中出现了对城市化理解的偏差，过于注重城市化的量即城市化率本身，忽视了城市化质量的同步提高。城市化进程中质与量协调发展状况较差，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率提升速度明显快于综合城市化质量提升速度。城市发展忽视经济、社会、城市功能及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归纳起来，当前中国城市化质与量发展不平衡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土地城市化进程快于人口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过程包含农村人口转换成城市人口及农村土地转变成城市用地的两个方面，两个转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但是，近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却出现了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2010年，中国城市市区面积由878014.97 km[2]增长到了1899921.2 km[2]，增长了116.39％，年均增长11.64％，全国城市市区人口由38823.71万增至67324.79万，人口增长只有73.41％，年均增长7.34％，全国土地城市化总量增长较人口城市化总量增长高42.98个百分点，全国土地城市化年均增长速度比人口城市化年均增长速度快4.3个百分点。
2.2 “半城市化”现象严重
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换，从空间上来说是人口自农村转向城市，同时伴随人口的空间转移，迁移人口的就业、生活及基本的保障也应该转到这个城市。但实际上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换却不彻底，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不完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总人口达13.41亿，当年城市化水平达49.68％，城镇人口近6.66亿，而同年中国实际城镇登记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3％，实际城镇登记户籍人口总量约为4.43亿。这意味着2010年中国总人口中有16.68％(近2.24亿)工作和生活在城镇里的人因没有城镇户籍而没有享有应有的城镇居民待遇。这部分“半市民化”的农村人口长期在城镇居住和工作，按照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这部分人已被计入城镇人口，但他们没有被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所覆盖，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际上，扣除这16.68％生活在城镇里、没有城镇户口及无法享有城镇居民待遇的城镇人口，2010年中国实际城市化水平应为33％，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化水平实际存在16.68％的泡沫，我国专家学者称这种存在泡沫的城市化水平为“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现象”。
2.3 城市化市政建设“欠账”明显，城市功能缺乏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城市用水普及率为96.68％，燃气普及率为92.04％，城市污水处理率为82.31％，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77.94％，城市至今还在纠结于市政设施没有100％全覆盖这样的基础性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外中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段距离。特别是涉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差距更大，如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及展览馆、阅览室等设施即使在大城市地区也难以保证供给充足，更谈不上做到全民免费、人人皆能享受了。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不健全、市政设施建设不到位、社会管理跟不上等现象，不仅在老城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地区存在，在部分繁花似锦、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地带也依然存在。总的来看，当前城市基础设施仍未实现城市空间的全覆盖，“欠账”现象仍较严重。
2.4 城市化过程资源环境成本高，城市污染仍较严重
国家环保局统计资料显示，1996年～2009年的14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约需要多消耗4940×10[7]千克标准煤。“九五”期间的平均能耗为4168×10[7]千克，“十五”期间的平均能耗为4642×10[7]千克，而到“十一五”期间平均能耗已上升为6274×10[7]千克，同比增长35％。1990年～2009年的20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约需要多消耗石油1525×10[7]千克、钢铁2551×10[7]千克及水泥8283×10[7]千克。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建设高消耗、高排放现象也十分明显。2009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达到了31×10[10]千克标准煤，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单位GDP的能耗已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主要用能单位能耗比国外高出10％～40％。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消耗了大量能源、钢材、水泥、玻璃及化学材料。
在城市环境方面，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城市环境保护建设与管理方面的投资，各类环境保护硬件设施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城市环境治理成果显著，各类污染废弃物处理率稳步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排放的各类污染废弃物总量仍在快速增加。国家环保局《2010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统计数据显示，生活、工业排放已成为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较严重，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重。全国471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仅有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达到三级标准，1.7％的城市劣于三级标准。在全国开展酸雨监测的494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有249个，占50.4％，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年均降水pH值小于5.0)的城市有107个，占21.6％。除此之外，中国城市水资源的污染问题也相当突出，城市中的生活用水，尤其是各种洗涤剂、洗衣粉等化学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城市废水中的化学成分和有毒物质比例上升，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大量的污水挟带着有机污染物、氮磷等营养性污染物以及很多难以降解的有机物倾倒入江河湖海，造成了严重的水环境污染。2010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达617.3×10[10]千克，比上年增加了4.7％。其中，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达379.8×10[10]千克，占废水排放总量的61.5％，比上年增加了6.9％。另外，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工业生产、建筑施工、商业经济及交通运输等活动所导致的噪声污染也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2010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仅有73.7％的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处于好或较好水平，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处于好或较好水平的仅占72.5％；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88.4％，夜间达标率为72.8％。
2.5 城市“千城一面”，城市特色流失
当前，中国城市风貌建设的趋同化现象愈演愈烈。地不分南北，城不分大小，城市外貌大体相同，“千城一面”现象严重。城市建筑园林风格“克隆”现象、“西化”现象十分普遍，传统地域个性趋于流失，城市文化特色不鲜明。城市建设盲目地攀“高”比“怪”，忽视城市传统文化，以新为好、以洋为美、以“怪”为美。城市在迅速更新着标志性建筑，拓展自己的地区影响力，但中西建筑风格混搭的城市风貌使城市弥漫着一种“似城非城”“不中不西”“崇洋媚外”的低俗气息。
2.6 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特征明显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显示：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达到1.3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到1∶3.2，同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10年农村内部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7.5倍。国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2.0左右，根据联合国人居署提出的当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1∶3.0意味着城乡结构达到结构失衡程度的标准，现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3 中国城市化质与量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3.1 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发展规律
2000年以来，全国城市化速度快速上升，每年大批量的入城人口直接促进了全国房地产开发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因为国家土地开发制度的不完善，随着城市土地价格的日益上涨，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投机行为也日益严重，囤积了大量未开发的城市建设用地。地产开发商及土地投机商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大规模需求，促使了全国范围内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大规模扩张。同时，因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促使地方财政大幅增加，还能获取以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财政预算收入，所以政府部门也加大对城市建设用地的挖掘力度，使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不断扩大。全国各级政府日益驾轻就熟地按照“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模式推动当前城镇建设用地以超常规速度大规模扩张，“土地资本化”直接推动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建设用地以超常规速度大规模扩张，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地区城市人口的增长速率，城市化变质成了区域土地的城市化。
3.2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城市化进程中存在重物轻人的现象
自2000年以来，每年城市市区面积及城市城镇人口均以超过4％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人的各方面是比较忽视的，尤其是城市中的外来人口难以市民化，影响了城市化质与量的协调发展。一直以来，通过出让土地的方式，地方政府换取了大量的城市建设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快速增加，城市硬件设施得到快速补充与完善，城市市区范围内建设了更多的大广场、大马路、大绿郊及大绿地，这些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的生活。但是，对于那些已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农村户籍居民，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难以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与社会保障，成为被边缘化的、被“城市化”的居民。他们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环节没有与城市居民相匹配，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也就是说，虽然城市面貌改善了，但是进城人口的市民化、经济的市场化、制度的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化、城市发展的科学化等方面并没有与之相适应。显然，这是一种残缺的状态，它意味着经济权利的不完整、政治权利的不完整、文化权利的不完整，意味着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不平等、参与国家文明进程的不平等。
3.3 环境因素制约城市化质的提升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紧缺的国家之一，自然资源的稀缺严重地影响到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导致了城市开发建设成本的上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际统计年鉴2011》及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土地资源短缺，人均土地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3；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短缺，其人均水平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中国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的人均量分别仅及世界人均值的1/6和1/8。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目前用水量为4500亿立方米，年人均用水量为2200 m[3]，仅为世界人均用水量的30％左右。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用水集中、量大、增长快，因此缺水现象首先反映到城市。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全国城市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影响到4000万城市人口的正常生活。在城市化进程推进过程中，一方面国家资源紧缺，另一方面城市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多，资源的供需矛盾直接影响了城市化量的提高，也影响着城市化质量的提升。
4 新时期中国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4.1 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是中国基本国情和所处时代背景的现实选择
当前，中国的国情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石油、铁矿、耕地及水资源等战略性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对较低，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样的固有自然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上世纪西方粗放型、高消耗、高排放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只能选择走资源利用率高、环境污染小、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其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农村人口比重大，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在地少人多、人均土地面积较小、城乡差距拉大的情形下，企图通过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政策减少国内人口压力是不现实的，单一地走国际范围内“人口迁移”的城市化道路成本也较高，国内经济难以支持。最后，西方国家城市化过程中自发性特征比较明显，城市化过程经历了较长时间，也付出了较大的环境代价。而现代国际环境改变深刻，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主题，低碳环保、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城乡统筹、社会和谐成为新时期城市发展必须要考虑的同时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公众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上世纪西方国家推进城市化进程所处的轻松环境在当今社会已经不存在，城市化内涵不断丰富，城市化推进面临着更高的规则与要求。正是由于以上三方面因素，在当今中国企图走上世纪西方国家先提高城市化的量再逐步提高城市化的质的道路已经行不通，国情及国际环境决定了新时期中国只能走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之路。
4.2 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是防止城市化进程步入“拉美国家城市化陷阱”的现实选择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3000美元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在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过程中就出现过一些失误，典型的表现就是拉美国家城市化的畸形发展。拉美国家的城市化不但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而且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被世界称为“拉美国家城市化陷阱”。尽管落入“拉美国家城市化陷阱”的国家情况各异，有着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多重原因，但片面追求高城市化率以及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城市由于缺乏规划，城市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及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大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城市中逐渐形成大规模的贫困群体，过度城市化造成环境恶化。如果我国像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那样，过于追求城市化的数量特征即城市化率，而忽视城市化质量的提高，未来中国城市化仍有可能像拉美一些国家那样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垫脚石，造成城市的畸形发展。
4.3 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要选择
受西方城市发展观和增长极理论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城市化模式选择中出现了就城市谈城市化的片面认识问题。把城市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强调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却忽视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及城乡统筹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显较低，需要通过加快农村向城市的转化，提高城市化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农村人口总量大，城乡差距也日益拉大，农民向城市转移成本也越来越高，城市建设资金难以支付得起庞大的新增市民入城成本，难以保障新旧城市居民间所享权益与保障的平衡。因此，要想促进农民工进城的平稳推进，加快地方城市化进程，就必须着眼于统筹城乡发展，走出就城市谈城市化及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误区，将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工作作为重要工作，通过城市的带动及辐射作用，促使周边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城市化转型，实现就地城市化。这样，城乡居民能均等化地享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5 中国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的对策
5.1 重视城市化质与量的协调发展，加快制定全国统一标准的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完善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
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观可以有效促进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错误的发展观则会阻碍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新时期中国要走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需要努力提升区域开发、建设及管理者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只有提高认识，才能统一思想，才能在各自的岗位上自觉、全面、科学合理地推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增强推进城市化的紧迫性和使命感。同时，应加快制定全国统一标准的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明确地区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质量所需要达到的技术标准，为城市开发、建设及管理者的城市建设行动提供积极而有效的指导。再者，要积极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改革现行的以地方GDP总量和城市化速度为核心的考核方式。对城市发展进行考核，既注重地方GDP总量和城市化速度，又注重考核区域城市化发展方式、发展的质量；既注重考核经济建设情况，又注重考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同时，改进考核方式，坚持以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为基础，以换届考察、任职考察为重点，增强考核方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5.2 进行各项城市化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现代化提供高质量的载体
提高城市化质与量和深化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只有建立与城市化需要相适应的制度框架，才能够加速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的质与量。当前，限制城市化的具体制度障碍主要包括区域间对接，不畅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土地征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开发行政管理制度、投融资体制及财政体制，不同的制度障碍在不同的方面限制了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化质量的提高。因此，加速深化中国的体制改革，建立与城市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制度框架便成为提高城市化质与量发展水平的重要前提。各项城市化具体制度的改革，应重点推进以下3个方面的转变：①进一步降低农村居民进城落户门槛，同时积极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扩大保障覆盖范围，缓解城镇居民居住压力。同时，优化城市住房公共政策，抑制城市地区投机性购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②完善征地和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改革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和实行土地征用与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同步进行的征地安置制度。保障被征地农民对土地收益的长期享有权，实现无地也有收入、离开土地也有保障的目标。③为进一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在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最终实现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的同时，加大力度推进和实现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包括工资福利、同工同酬、社会保障、职业安全与卫生以及在子女教育、医疗和保障性住房购买等方面享有平等的社会公共服务权利，享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拥有话语权和代表权，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
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现代化提供高质量的载体是推进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投资最多、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还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同时，积极摆脱户籍制度的依附，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在此基础上，积极拓宽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尽可能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参股甚至控股，或者发行项目债券，缓解因地方财政支出偏小而对城市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建设造成的影响。
5.3 提高工业化质量，为提高城市化质量奠定经济基础
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之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不能离开工业化，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是经济发展，没有工业化做依托，发展城市化便成了一纸空文，因此提高城市化的质与量需要提高工业化质量来奠定经济基础。
目前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已进入第二阶段，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理论，此时工业就业比重上升的空间已较小，非农业产业就业比重的较快上升只能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张，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吸收，城市化的演进不再表现为工业化率提高的带动，而更多的表现为由工业化带动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所以，这里所指的提高工业化质量应该是指以提高第二产业质量为核心的、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内的三大产业的整体质量。在以后的城市化进程中，我国更应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城市化与第三产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进而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5.4 高度重视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推行城乡统筹与共荣发展
健康城市化过程是城乡合作发展过程，而不是城乡对立加剧过程；是有利于农民发家致富的过程，而不是农民被剥夺后流落城镇的过程；是城乡人口合理分布的过程，而不是农村人口一味向城市集中的过程。针对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城里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农民的城市化”现象，新时期推进城市化质量协调发展要高度重视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推行城乡统筹与共荣发展。关键要做到以土地为载体，使农民参与和分享城市化使农民成为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同时，注重制度创新，打破城乡制度上“城乡分治”的格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户籍壁垒。首先，加大现行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力度，建立市场化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其次，加快建设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使转让土地的农民获得资本到城市投资发展，让得到土地的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扩大规模效益。再次，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将农民的就业问题纳入整个社会的就业体系中，积极出台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转移的管理方法。最后，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统筹城乡之间公共产品的供给，要改变和摒弃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观念和做法，改变农村“自给自足”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建立现代公共服务制度，使农民和城市居民能够平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5.5 努力协调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推行可持续的城市化
城市化质量的高低与城市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其他资源利用密切相关。健康的城市化发展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相协调的城市化，是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是人居环境改善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相结合的城市化。因此，促进新时期中国城市化质与量的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代价换取高城市化质量，城市化进程不能超过区域的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积极借鉴当前先进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节能、节地的经验，大力提倡建设节水型、节地型、节材型和节能降耗型城市。
同时，针对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保障问题，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一定要坚持集约高效利用资源和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将城市化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代价降到最低程度，将资源与生态环境对城市化进程的限制降到最低。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推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紧凑清洁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节能减排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城市总体规划的设计及实施过程中，更加注重处理好资源与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动态关系，关注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与实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步淡化城市化水平的增长指标，突出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量化指标和城市化进程的资源环境约束指标，要把单位城市化水平的能耗、水耗、建设用地消耗、污染物排放量等作为约束性指标，同单位GDP能耗、单位GDP水耗、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一样纳入消减目标，提出明确的消减比例和控制标准。通过一系列资源环境约束指标控制，逐步提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保障程度和城市化发展质量。
6 结语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深刻反思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的质与量不协调发展的亚健康状态，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推进以健康城市化为总目标、以不断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为核心内容、城市化质与量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引导城市化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与适度的发展规模，不断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市化健康发展新格局。
［收稿日期］2012－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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