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进展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研究进展论文,心理学论文,近二十年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1—0057—06
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P180—181) 由此，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得以新生。政治心理学研究随之渐渐恢复。本文拟对近20年来国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评述。
一、20年来政治心理学研究分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政治心理研究经历了恢复、初步发展、深入发展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论文和专著出版，表明了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1.恢复阶段（20世纪80年代）。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恢复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该阶段仅出现少量论著。论文方面可通过对专业权威杂志《政治学研究》刊载文章的简单统计来展示学界对政治心理的关注。《政治学研究》杂志社办刊分两大阶段，从1985年正式创刊到1989年停刊是第一阶段，此阶段出版杂志28期。1995年开始恢复出版以来是第二阶段。以第一阶段为例，在该阶段刊文300余篇，仅9篇与政治心理有关，有吴开平的《试论社会政治心理》（1985年第2期），都淦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政治的关系》（1985年第3期），胡杰的《政治心理学：历史、范围和方法》（1988年第1期），《北京市区人大代表的政治动机和公民权利意识调查》（1988年第3期），胡代胜的《论梁启超资产阶级公民意识》（1988年第1期），袁振国、朱永新的《政治心理学和心理政治学》（1988年第5期），王富春、吴晓健的《关于北京大学学生民主意识的调查报告》（1989年第1期），赵世瑜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心态与明清胥吏的社会地位》（1989年第1期），张涛的《大学生对民主的认知、情感与评价》（1989年第4期）。上述除三篇论文基于实地调查外，主要是对政治心理学科的介绍及对某社会群体如大学生、古代官员的政治心态描述，运用政治心理学基本理论对某群体进行定量定性结合的分析甚为少见，由此可见，政治心理研究还处于恢复阶段。
专著方面，国内学者译介了西方学者的少量政治心理学专著，包括美国学者斯通的《政治心理学》（1987）、路辛·派伊的《中国人的政治心理》（1988）。国内学者王科出版了《政治心理学》（1988）一书。这一阶段影响较大的政治心理学著作当属闵琦的《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1989）。学界在该阶段对政治心理、政治心理学虽有一定研究，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研究过于肤浅、介绍性色彩浓厚；方法论方面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对群体政治心理研究范围窄；缺乏精品力作。
2.初步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进入90年代，与政治心理有关的论文渐渐增多，论文、专著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政治心理研究步入初步发展阶段。代表性作品有王树茂的《百端待举的政治心理学》（《光明日报》1993年10月18日），该文介绍了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状况和发展的大致轮廓，提出了在中国研究政治心理学的任务。邱柏生的《浅析我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现状》（《复旦学报》1996年第4期）是此期间较有影响的论文之一。90年代，国内翻译出版了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在1908年写就的《政治中的人性》（1995），他认为“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见解并不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意识的推理结果，它们是非理性的”。[2] 此书开辟了将心理学运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影响广泛而深远。经过几年多的积累和艰苦研究，国内学者出版了一些教材性著作，主要包括朱永新、袁振国的《政治心理学》（1990），刘松阳、刘锋编的《政治心理学》（1991），蒋云根、茅华英的《政治心理学》（1994）等。这些论著对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知识进行了介绍，但存在明显生硬照搬西方政治心理学的痕迹，对中国特色政治心理的深入分析较为缺乏。高洪涛的《政治意识论》（1990）、张明漱的《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1994）、戚衍等编著的《政治意识论》（1995）也对政治心理有专门论述。台湾地区出版了林嘉诚的《政治心理形成与政治参与行为》（1989）、石之瑜的《政治心理学》（1999）。此外，同期国内出版的政治文化论著、政治学教材也对政治心理开始予以关注。
3.深入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新世纪国内对政治心理的研究进入深入发展阶段，主要表现是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将政治心理作为研究主题，对某些群体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心理分析。如朱立人的《大学生政治心理特征分析与研究》（2004）、郭晓明的《红卫兵政治心理探析》（2003）。吴大英、杨海皎的《政治意识论》（2001）、蒋云根的《政治人的心理世界》（2002）、黄建钢的《政治民主和群体心态》（2003）等论著对政治心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蓓的《孙中山政治心理思想研究》（2004）利用大量历史文献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人物孙中山的政治心理进行了深入全面分析，代表了国内政治人物心理研究的较高水平。译著方面出版了法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革命心理学》（200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2005），美国学者威廉·H·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2004）等经典政治心理学专著。
二、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梳理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对于了解20年来国内政治心理研究历史的脉络及其未来发展趋向很有帮助。目前来看，20年来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主要包括宏观的政治心理理论研究（即政治心理学）、群体政治心理的中观研究和微观个体政治心理研究。
（一）政治心理学理论研究。该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心理的基本理论包括政治心理的含义、作用、研究范围、方法论、研究指向，以及运用该理论对中国人政治心理进行宏观探讨。
1.政治心理学研究对象及其内涵。学界关于政治心理学研究对象及内涵的认识虽有分歧但基本上趋于一致。《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认为政治心理“是人们对政治过程、政治生活的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感性的反映，表现为一定的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情绪、政治信念等”。[3](P506) 一般来说政治态度侧重政治情感，而政治信念侧重意志成分。政治心理学是指“运用一系列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对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活动、各类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同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双向作用关系，进而探索各类政治现象背后的心理背景与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4] 邱柏生认为“政治心理学是研究心理活动与政治活动两者相互作用的一门边缘性学科。”[5] 这一界定把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扩大为个体、群体和整个社会，有利于研究者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开展研究。
2.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作用。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政治心理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王浦劬认为政治心理是产生政治行为的中介环节，是社会政治形势的晴雨表，是政治变革的制约力量。[6](P330) 这是对政治心理作用的总结，很有代表性。邱柏生认为政治心理为系统化的政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万高认为政治心理通过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塑造出政治主体不同的个体政治心理特征，并由此影响和作用于政治活动。[7](P171) 以上观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政治心理的重要作用。
3.有关中国人政治心理的总体研究。闵琦在其书中对中国人存在如政治态度的开放程度较弱、具备政治宽容精神、政治合作意识差、法治意识淡漠、权威人格突出等进行了介绍，指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存在一些必须予以克服的政治心理问题。张明漱也对中国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的心理进行了论述，认为“敬”就是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对政治给予积极的价值评价；“远之”就是回避政治，不愿意参与政治，或在不得已参与时采取不认真、敷衍的态度。这导致中国人政治行为两极分化，非常时期的参与狂热，平常时期的政治冷漠。[8](P138、142—143) 以上两书均在规模调查基础上写就，基本反映了国人政治心理的总体特征。蒋云根的《政治人的心理世界》从宏观视角出发，运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从政治中的人性、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政治人与政治人格、政治参与心理、政治稳定的心理学因素、政治宣传心理、政治家心理等多个层面对政治人的行为进行了全面分析。
（二）中观层面的群体政治心理研究。群体政治心理研究主要包括农民、青年（大学生）、公务员、军人、知识分子等。黄建钢的《政治民主和群体心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动态角度对中国存在的群体政治心态进行了总体性研究，认为“法不责众”、“急于求成”是群体政治心态两大基本特征；淡化的政治意识、矛盾的政治行为则是群体政治心态的重要特征。[9] 具体研究进展如下：
1.农民群体政治心理研究。有关农民政治心理研究的专著迄今还未出现，但有部分主题论文和少量政治心理著作对此有述及。传统中国社会是王权主义社会，农民所具有的政治心态主要是“子民”心态。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政治心态发生了积极变化。有人指出农民形成的积极政治心态是对政治的关心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对政治的认知从感性向理性转化；由权势主义向民主意识转变，追求平等和自由。消极的政治心态如小农意识、社会地位自卑感、平均心理、狭隘心理、懒惰心理等依然存在。[10](P74—75) 叶笑云将农民的政治心理变化总结为：自主意识萌芽和发展、参与意识大大提高、利益动机明显增强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动机，政治心态由保守转向变革、开放，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增强。农民的消极心理主要是：依附性心理开始向家族转移；小农意识、盲从心理、情绪化较为突出。[11] 严荣着重对农村青年的政治心理进行了考察，指出农村青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由、平等、竞争、权利意识，政治参与趋于活跃。[12] 郭惠川指出农民阶层存在积极和消极政治心理两个方面，积极方面有参与意识增强，对权利与义务、法律产生认同；消极心理有对传统的依附和盲从、事不关己心理、政治冷淡心理、狭隘的功利心理以及保守心理。[13] 也有人指出农民的积极性政治心理主要有自由意识开始确立、参与心理萌芽、政治人格形成、法制观念构成、开放心理重构；消极心理主要有民主意识差、尚有依赖心理、家族中心心理、变态的权力观、怀旧心理、缺乏整体观念和危机意识。[14] 还有人从逐步全面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加快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进程、转变党风和社会风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通过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等方面对农民政治心理的优化途径进行了论述。从前可知，论者对农民积极和消极政治心理进行了梳理，内容稍有重复，但前述文章大多没有基于实地调查就对农民政治心理进行梳理，以致对其政治心理概括不是很准确。
2.青年群体政治心理研究。学者比较关注青年群体政治心理研究，成果也较多。1989年以后社会及有关研究机构、新闻机构对青年政治观念、政治心理加强了调查研究，学术界运用现代社会调查技术的能力也逐步提高。1994、1995、1996连续三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中国青年报》对中国青年政治社会化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问题进行了三次大的调查活动。《中国青年报》在1995年先后刊发了《中国城市青年评价1994》（1月21日）、《〈中国青年看世界〉读者调查统计报告》（7月14日）、《中国青年眼中的外国》（7月22日）对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进行了梳理。这些材料成为《成长中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一书的重要材料来源。该书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一代，特别是普通青年的政治心理发生了变化，普通青年中民族情绪有了上升趋势，相应地对中国现实的制度与政权的认同感也有所增强。”[15](P151) 1996年上半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20个省开展了“青年思想道德文化发展状况”调查，受调查青年达5万人。此调查显示近八成的青年是爱国的和比较爱国的、对政治活动比较感兴趣。[16](P118) 199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10省（市）进行的两次青年政治心态调查，也显示了相似结果。[17] 中国青年总体政治心理特征是“政治心理层次上，情感认同强烈；关注现实，易受引导与主流舆论影响；青年群体的政治与社会认识的理性程度不高；低龄青年的民族、国家情感和观念面临更大的冲击，有减弱的趋势。”[16](P126—135)
对大学生政治心理的研究是近年来学者较为关注的领域。早在1994年就有对大学生政治观的调查，该调查显示大学生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评价很高，七成以上的大学生认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九成以上的大学生认为它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18] 在对浙江省300余名大学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徐根清于1994年指出大学生的政治心理主要有：“‘顺民’与公民两角色兼而有之；自豪感与自卑感一并存在；期望政府给予平等待遇但又极少期望他们给予迅速的反应和关照；想参与政治，但又缺乏参与的经验和信心，政治能力不高；信仰中国共产党，但疑虑也不少。[19] 有人对90年代大学生总体政治心理特征进行了概括：政治思想上已由原来的不成熟走向逐渐成熟；政治热情由过热偏激转向冷静思索；政治素质比80年代学生有明显提高；在政治观念上基本树立起无产阶级政治观（包括阶级观点、民主观点和法制观点）；在政治态度上，参与意识强烈，能自觉地端正自己的政治方向，比较注重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在政治评价取向上，基本上能运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作斗争；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在政治行为上，由自发性转向一定的自觉性，由偏激片面型转向冷静成熟型。[20] 朱立人在《大学生政治心理特征分析与研究》（2004）一文中，对大学生政治心理的成因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是目前对大学生政治心理研究最系统的论文之一。
3.公务员群体政治心理研究。从1993年开始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已连续出了13年，在每册里都有专家就党政干部对社会基本形势看法的调查报告。这些能基本上反映出部分公务员的政治心态。调查表明：党政干部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超过90％的人“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认为：保持社会的进一步稳定有赖于“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失业问题是我国特别要注意解决的首要问题；对2004年改革最为关注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扩大党内民主”则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保持社会稳定”是推进改革顺利进行的决定因素。[21](P28—33) 从上可见，党政干部的政策认同程度较高，对政治改革有信心，政治心态稳定，也热切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加快速度并取得成效。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对干群之间关系的调查表明“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之一”。[21](P35) 这也能从侧面证明党政干部对新政策的支持和拥护。当然，社会蓝皮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党政干部进行调查，没有侧重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未能完全反映党政干部的政治心态，因此要想全面了解公务员的政治心态还须专门研究。
有研究者对司局级公务员的心理状况进行了分析，表明司局级公务员心理的特征是权力动机较强，对失败有较强的承受力，但成功进取心不够，风险决策意识较弱，亲和动机中等；政治上比较成熟，情绪稳定，现实感较强，但不够活泼，创造力差，环境适应性差，过于冷静，缺少热情。[22] 这一研究仅侧重于普通心理而未侧重政治心理，但我们依然能看出司局级公务员政治心理的成熟度和趋于保守的政治心态。也有研究者对某地区（吉林省长春市）的公务员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分析表明公务员希望改革的心理非常强烈；59.1％的人认为行政效率“太低”；部分公务员认为机构改革具有艰巨性，大部分人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不少公务员在看待人员分流时担心受“关系”和“人情”因素的影响；接受“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观念仍较为困难。[23] 这一调查反映出公务员期望改革、提高效率、公平竞争的积极政治心态，也能反映公务员群体中的人情和关系等政治亚文化根深蒂固。由上可见，公务员群体政治心理研究较分散，主要以论文形式针对某一层级、某一地区的研究出现，且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对该群体进行系统政治心理研究比较缺乏。
4.私营企业主群体政治心理研究。有关私营企业主群体政治心理研究是近年来政治心理研究的新趋向。研究特点是针对区域性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理进行问卷调查。如有人对浙江私营企业主政治心理进行调查后指出：“浙江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理有较高的政治认知度，复杂多元的政治动机，强烈的政治情感，积极主动的政治态度四大特征，呈现出积极、主动、开放的发展趋向，参政心态正朝着民主型、公益性政治参与转变。”[24]
还有人对湖南私营企业主群体政治心理进行研究后认为，该群体的政治态度是“大多数人拥护和关心党的方针政策，对党和政府、党员有较高期望；少数人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趋向。政治热情与冷漠并存。”[25]
此外，国内学者还对工人群体、军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心理进行了少量研究，主要论文有《社会转型时期国民不同层面的社会政治心理分析》（《理论探讨》1997年第4期）、《优化军人政治心理的理性思考》（《军队政工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论构建当代军人政治人格的合理途径》（《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2年第5期）等。
（三）微观层面的个体政治心理研究
目前，个体政治心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历史人物。代表作品有王蓓的《孙中山政治心理思想研究》、《孙中山关于政治心理的思想探析》（《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论孙中山的政治心理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萧延中的《晚年毛泽东》、《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朱志敏的《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等。王蓓的研究表明孙中山不仅对于政治心理的发生、特征及其功能有自己独到的阐释，而且还对国民传统人格中的负面因素如权力崇拜、等级依附的“奴隶人格”、“悲观心理”及“顾虑之念”“畏难之心”太重、只有家族和宗族观念而无“国族”观念以及对国家和政治疏离无知等进行了分析。孙中山还积极提倡树立新的现代国民人格观包括树立新的国民道德、形成“科学互竞”良好智识、养成自由平等自主自治的主人人格、善于合作互助的精神以及以社会价值为核心的成就取向。王蓓指出孙中山博大精深的政治心理思想对于重构中国政治文化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6](p225) 美国学者威廉·H·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也辟专章对孙中山的革命政治心理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朱志敏的研究表明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人，与其家族及他本人希望成为政治伟人的政治心态有很大关系，“修齐治平”的传统心态对毛泽东成长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7][p27] 著名政治学家路辛·派伊在《毛泽东：领导者》中根据毛泽东提及自己有猴性与虎性，对毛泽东具有中国革命领袖的政治人格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一研究亦有浓厚的政治心理学背景。[28](p11)
三、问题与建议
目前，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一，研究范围狭窄，无论是宏观层次、中观层次还是微观层次比较缺乏精品力作。其二，将心理学方法用于政治学研究仍较呆板，大多论著局限于基于历史文献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较少，将二者结合起来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论著更为少见。其三，研究成果不能反映因中国迅速改革带来的政治心理急速变迁的文化景观。对个别社会群体、历史伟大人物的研究还不深入，尤其是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心理研究十分欠缺；对中国传统政治心理研究、当代政治心理研究也较为薄弱。其四，从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互动角度研究的论著较少。研究政治心理势必要涉及政治行为的研究。政治心理影响和引导着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又反过来影响政治心理。其五，缺乏对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政治心理变迁的考察。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社会变迁的动力加速器，在这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中，人们的政治心理无疑会发生巨大变化，对此进行恰当剖析的政治心理论著目前还没有。
针对政治心理研究存在的问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改变这种局面。首先，重视政治心理研究是前提。对当代群众及其执政党本身进行政治心理研究有利于了解群体政治心态，对制定宏观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次，加强政治心理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是基础。国内心理学和政治学学科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属于交叉学科的政治心理学人才培养一直处于尴尬局面。着眼长远，加强对政治心理研究人才培养是推动中国政治心理研究的基础工作。再次，结合中国国情建设本土化政治心理学。中国处于全面变迁之中，政治心理变迁无疑丰富多彩，从中国实际出发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探究中国政治心理发生发展的特殊规律，构建本土化政治心理学，是推动中国政治心理研究的目标。一味拿来并非推动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灵丹妙药，关键要靠熟悉中国国情的中国学者投入到研究中去。最后，从各个方面包括项目申报、成果运用、资金支持等加大对政治心理研究的支持力度，通过科研立项推动科学研究已被证明是成功做法，推动政治心理学研究也可采用这一方式。通过设立重大项目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力，使其将主要精力投入政治心理学研究。这样会多出成果、多出精品，也能为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性政治文化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氛围。
［收稿日期］2006—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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