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企业集团陷入危机的原因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企业集团论文,启示论文,危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素有亚洲小龙之称的韩国自60年代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以年均8.2%的增长速度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完成了由农业国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其间，以财阀大企业为主的强力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自1997年初开始，特别是受东南亚金融风潮袭击之后，韩国一些世界知名的大企业集团相继陷入经营危机，有的甚至宣告破产。这一经济现象，在我国引起相当的重视。近年来我国兴起企业集团热，特别是“进入世界500强”的口号，使全国上下热血沸腾， 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危机适时地给这一热情泼了一盆冷水，引起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沉思。本文试图通过探讨韩国大企业集团危机的根源，并比照我国组建大企业集团的政策思路，寻求有益的启示。
过度依赖政府
回顾韩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经济行为中的一种奇特关系，即韩国政府与韩国大企业集团之间的相辅相依关系。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扶植大企业集团并以之为经济发展龙头的战略，致使韩国的大企业集团自产生到成长都依附于政府。政府成为大企业集团离不开的金拐杖。
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强力政府主导型，重视靠计划产业政策而非简单地靠市场发展经济。政府是企业行动的最高指挥单位，在产业计划与企业运营方面起着控制作用。比如政府为实现强势经营规模，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将重要企业合并。另如政府可以直接干涉企业营业目标的制定，甚至责成某些企业必须完成年度目标，并对完成目标的企业予以有形或无形的奖励。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企业养成过分依赖政府的惯性，在经营上长期受政治权力影响，并不得不参加政治活动，在政界寻求靠山。只要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牢固紧密的关系，便可以享有事业贷款和政府投资金项目等方面的优惠待遇，而不管自身财务状况如何恶劣。
早在60年代，韩国工业便开始步入由政府控制与大财团垄断经营的模式。韩国金泳三政府产业政策的特点是政府主导金融机构，政府、财阀和银行三者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来扶植大企业集团。韩国政府从90年代中期起每年选定30个主要企业集团作为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在各方面都给予相当的政策优惠。因此，为了挤进这一行列享受政策优惠，一部分企业界人士竞相对政界人士进行贿赂收买，使得政经勾结丑闻时有发生，并且愈演愈烈。而与此相关的另一后果便是韩国大企业集团主要依靠国家的政策保护，举债经营。
在金泳三政府号召推进韩国经济世界化这一口号刺激下，韩国在海外投资的累积金在1996年猛增至137亿美元。韩国30 家最大的财团加在一起占韩国财富的1／3，然而据统计，截止1997年3月底，这30 家大企业的负债比例高达387%。其中， 在该年初倒闭的真露集团负债比例竟达3619%。为了加速扩张，韩国大企业需要源源不断地投入资金，于是便向银行举债，银行向国内和国外举债，以债养债。
尽管如此，直到1997年以前，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发展得十分顺利，也相当成功，不仅为韩国重化工业部门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且造就了韩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然而自1997年初特别是东南亚金融风暴袭击韩国，许多大企业集团频频破产倒闭，其中包括政府扶植的七、八家世界级大企业，此情此景震惊世界。我们必须从这些大企业集团自身去寻求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
经营严重错位
从理论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必须不断扩大投资和规模，注重规模经济。不过规模经济并不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越好，而是追求规模合理。当企业大到足以充分运用现有的技术和设备，能够使单位产品的成本最低，这时的规模便为合理的规模，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超越了一定限度，便会相应增加生产、管理和协调费用等，特别是在企业规模的扩大依赖于政府产业政策扶助，而非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的情况下，企业的发展便会面临许多潜伏的危险。韩国的企业便是在这种盲目求大的道路上踩上地雷的一个悲惨例证。
过度依赖政府和经营严重错位，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第一，企业盲目追求规模扩大，贸然从事多元化经营。
从90年代中期起，韩国政府每年选定30个主要企业集团作为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在各方面均给予相当的政策优惠。特别是“世界化战略”启动后，企业向国内外膨胀型投资不断增加，盲目追求规模扩大。不幸的是，过度的投资并未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高速度，反而推动了社会经济边际成本上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由1995年8.9%。下降到1997年第一季度的5.5%，结果伴随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企业经营便渐趋恶化。
另一方面，不少企业集团为了迅速扩张，不仅在本行业大量并购，而且贸然进入其他行业，从而加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一个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协调活动和可能造成的决策延误就越多。例如韩国大企业集团贸然进入与主业无关的领域，最终都造成了巨额损失。
第二，企业财务结构不健全，不仅弱化了抗风险能力，而且放大了经营风险。韩国大企业过分追求短期利益，盲目追加投资，过速兼并膨胀，因而造成过度负债经营。1996年韩国排名前30家大企业集团的平均自有资本率仅为24%，其中位居12名的汉拿为4.8%，第19位的真露为1.2%，第23位的三美为3%。 而且韩国不少大企业集团债务中短期负债比例过高，有的甚至将短期贷款当作长期投资使用，致使资产周转率低，获利也低。
第三，企业经营失控。
韩国企业的经营体制以家庭经营为特色，许多大企业集团是由某一家族实施直接支配，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这种经营体制随着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已经不适应大规模生产销售要求和变幻无常的国际市场环境，而且过分庞大的集团和家族式经营的体制使得内部结构调整日益困难，其内部相互担保贷款和依存关系使得一家出现经营危机便会连带数家陷入困境。韩国前30家大企业集团约有630 个子公司，其中210个子公司亏损，亏损额为另420个子公司赢利额的86%。
有益的启示
韩国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企业和政府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建立健全和协、科学的关系，各自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在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找准位置，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大企业集团的组建固然重要，但应当成为来自于企业的经济行为，而不应是政府行政命令的结果。而且组建大企业集团必须首先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竞争造就一批实力雄厚、具有竞争能力的优势企业，并以这些企业为依托，通过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运作，创建大企业集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规模扩大，不应只重外延扩张，更应侧重经营规模，经营效益，做到“大而不肿”、“集而又团”。具体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企业集团内部经营机制，主要是要明晰产权关系，建立起真正负责任的产权主体，让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业绩与资产增殖联系起来。过去我国追求外延扩张，盲目增加投入，盲目以兼并、联合等形式，扩大生产经营、享受税收、减债、停息挂帐、资金筹集等国家的优惠政策，但由于这些企业实施兼并扩充后，在技术、资金等方面没有跟上，使本来生产经营不错的企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可见企业集团必须在市场经济中发展成长，让企业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不能盲目扩张。
其次，降低财政补贴和专业银行对大企业集团的政策性贷款负担，降低国家政策性金融对大企业集团过多的关照。韩国大企业集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依靠贷款来扩张经营，并不断向不同领域扩张，韩国大企业集团为了取得更多的优惠待遇，无不竟相扩充企业规模，不断增加生产设备的投资，韩国政府并未对此进行规划，致使过渡投资，生产过剩的现象层出不穷，最终导致恶性削价竞争，甚至亏损出口的奇特现象。显然企业集团的负债必须有度，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筹借的款项，如果超过企业承爱能力，就将导致企业窒息。我国国有企业负债率近年普遍增长，形成过份依赖银行融资的局面，致使企业的经营成本加重，背负沉重。
再次，从体制上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要实施正确的政府推动，避免违背市场原则的行政干预。韩国这次危机由于银企关系过密，导致政经勾结，腐败成风，财阀铺张浪费。我国近年来，政府推动型的资产重组与强强联合已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当然不能说不要政府的干预，政府对企业应该进行一定的干预。但是，政府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制定法规政策，创造优良市场环境，建立有透明度的运行机制等方面，要让各种市场主体自主参与大企业集团的重组，让专业人员从事具体的操作工作，激发企业和企业经营者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