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加拿大公共部门工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运论文,加拿大论文,新领域论文,工会论文,部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9至11月，笔者去加拿大约克大学法学院访学，想了解加拿大劳工法的历史，并收集劳工史的资料。行前发现一篇自己很有同感的论文的作者在这所大学政治系，见了面才知道该作者斯蒂芬妮·罗斯教授还是该校“全球劳工研究中心”(Global Labour Research Centre)主任。我们先后聊了三次，从她的那篇论文①开始，谈到当代劳工运动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工会内部的严重问题，以及学界谈论的振兴工会的出路和策略，话题最后集中到公共部门工会上，认为这是认识当代工人运动及工会振兴的关键。她建议我看几本书，还送给我一本她与另一位学者共同主编的论文集。这书刚出版，图书馆里还没有，是专门论述加拿大公共部门工会的文集，题目是《紧缩时代的公共部门工会》。② 一、公共部门工会发展背景 提起西方工人运动史、劳工史、工会史，国内史学界一般关注的是从行业工会向产业工会的转变，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蓝领向白领的转变，等等，但很少有人研究工人队伍和工会的主要成分由私营部门向公共部门转变，更少有人研究公共部门雇员队伍的变化及其意义，或将其与私营部门的工会相比较。这不仅是国内史学界的空白点，在加拿大，对公共部门雇员及其工会，大多从劳动关系、集体谈判的角度出发，也没有将其当作一种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成分来看待，忽视公共部门雇员的政治观念、职业精神对其工会特征的影响。这本书意在填补这方面的空缺。 公共雇员逐渐成为现代工会和工人运动的主力，并没有私营部门工会那样长期艰难奋斗的辉煌历史，不过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象。但半个世纪以来，他(她)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反映和代表着当代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特点，是研究西方社会尤其劳资关系、工会运动所不能忽视的，这是劳工史和当代劳工运动研究的新领域。有学者甚至将公共部门工会作为新工会运动与以往私营部门的旧工会运动划分的标准。③ 关于公共部门的定义，西方学界有很多定义，这不仅是学术分歧，更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如一般认为，加拿大公共部门比美国的范围要大些，但加拿大学者之间对本国的公共部门定义也有分歧。这本书中的公共部门概念采用其最广泛的定义，它包括联邦、省或地区以及地方三级政府、皇家公司、医疗护理和教育机构，以及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资金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公共部门工会有很多，1963年成立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CUPE)，现有62.7万人，是加拿大最大的工会。④ 虽然公共部门雇员及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的凸显只是在近几十年间，但其在加拿大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1889年成立的邮政工人协会是最早的公共雇员组织，但协会不同于工会，主要组织社交性和娱乐性活动，偶尔也争取一般福利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就工人的工资和劳动环境提出一些建议，而这些建议被采用与否全凭相关政府部门雇主的意愿。与私营雇员工会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传统观念认为，公共雇员首先要在政治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尽管协会观念保守、活动有限，1918年邮政工人进行了加拿大首次公共雇员罢工。投递员以十天罢工，赢得了增加工资、每周44小时工作制、超时要有加班费的胜利。公共雇员在60年代中期以前，人数相对很少，一般加入各自的行业协会。 20世纪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以来，美国和加拿大的私营工会分别在法律上获得政府和企业认可，得到集体谈判的权利，私营工会迅猛发展。但这些法律并不适用于公共部门雇员，这些雇员一般加入各自的行业协会。直到60年代在各种权利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公共部门雇员及组织是否应有与私营部门雇员相同的权利，才引起关注，其中一个争论焦点是公共部门雇员是否应该有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1966年，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和加拿大，社会舆论长期以来认为，公共部门的集体谈判权是不必要、不现实、不合法的，与国家主权观念冲突，而主权国家“不能被更小的组织强迫做任何它选择不做的事，它不能进入一个会约束其在未来自由行使其主权的协议中”。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美劳资关系基本“和谐”的背景下，公共部门的劳动关系成为最大的劳工问题。公共部门雇员认为，相比私营工人，他们的结社权被侵害和剥夺了；因此，有些部门员工不惜违法罢工，以示抗议。1944年，平民合作联盟(CCF，新民主党的前身)在萨斯喀彻温省执政，率先赋予公共雇员组织工会以及包括罢工在内的集体谈判权利。但其他省的跟进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1967年，联邦政府通过《公共服务雇佣法》(Public Service Employment Act)、《公共部门员工劳动关系法》(Public Sector Staff Relations Act)，正式确认了公共部门雇员的充分公民权，将参与公共活动与其工作效率和政治忠诚分开，赋予联邦公共部门雇员(少数特殊岗位如警察、消防人员例外)与私企雇员一样的集体谈判权利。随后的70年代，各省相继通过类似的立法，成为公共部门工会爆发性增长的时期。到1981年，公共部门会员达到全体会员的43％。在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重组，原先在工会中占多数的制造业会员大幅减少，公共部门会员逐渐占全部会员的50％以上。目前广义的公共部门雇员已占加拿大全部劳动力的1/5强，他们的工会率平均在70％以上，而私营部门雇员的工会率只有15.9％(第11页)。就加拿大最大的工会联盟CLC而言，公共部门会员已占其全部会员的56％(第122页)。相比私营部门雇员，公共部门雇员在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公共意识等方面都有相当的优势，他们的工作本身与政府很多部门和民生有密切联系。因此，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他们实际上都已成为工人组织和工运的主体。 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公共部门雇员在工人队伍中地位和作用的这种变化，改变了工人运动的阶级斗争性质，因为他们并非受雇于私人资本，他们的工作也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当他们罢工之时，受影响的不是私人资本利益，而是政府声誉和民众生活。实际上，政府主要不是从经济上考虑与其雇员的劳资冲突，甚至有时将公共部门的罢工看作节省预算、减少财政赤字的机会。公共部门工会认为，政府成为雇主后，工会依靠法律维护权利更加困难，因为政府可以修改与之不利的法律，也可以用法律暂时中止工会的权利，如以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名义强制终止罢工，以削减预算的理由冻结工资等。显然，公共部门工会经历的这些变化都需要特别的关注和研究。 二、内容概览 该书由前言和十章内容组成，分别论述：公共部门的定义及劳资关系特点、公共部门工会受到的制约和侵犯、公共部门工会与选举政治、社会工会主义与公共部门工会、公共部门工会振兴、非营利部门工会特点、护士工会的抗争活动、教师工会的集体谈判、专业观念在公共部门工会中的双重作用、联邦雇员工会的策略选择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内容也很丰富，这里只能简介其中几个。 长期以来，法律禁止和限制联邦和省政府雇员独立从事政治活动，而公共雇员协会自身也没有如私企工会那样要求享有工会的充分权利。1961年新民主党成立之时，在573位工人组织代表中，只有一位来自公共雇员组织(第48页)。这种情况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但避免参与政治的传统影响仍然存在。很多公共雇员工会反对建立新的政党，要与各政党保持相等距离；不加入加拿大劳工大会(CLC)，认为“公务员”同政府的关系与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是不同的。近年来，在一些省执政的新民主党普遍新自由主义化。一些工会即使偏向新民主党，也不是因为它代表工人利益，而是出于避免保守党，两害相择取其轻。总体而言，公共部门工会是政治多元化的。但另外，公共部门雇员的利益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使他们首当其冲。因此，他们必须通过维护社会福利等公共利益来维持自身利益。这正是与商业性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相对的社会工联主义(social unionism)。 商业工联主义关注的是“这里和现在”的利益，或是限于工作场所和“面包加黄油”的利益；而社会工联主义则能以较广阔的视野看待自身利益，懂得在争取社会利益之中满足自身利益。如有学者认为，社会工联主义“立足于劳动场所，但理解参与和影响社会一般方向的重要性”。⑥但实际上，这两种工联主义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大多数工会两者兼备，只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有所侧重而已。一些公共部门工会究竟将社会正义作为目标还是作为社会动员的策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⑦该书第十章对两个分别倾向商业工联主义和社会工联主义的公共部门工会做了对比，认为后者在紧缩政策打压下损失相对较小，因而肯定后者。 护士工会以公共利益罢工还反映了公共部门工会的性别特征，加拿大90％以上的注册护士是女性，护士工会的工会率为87％，是加拿大第八大工会，在各行业工会率中居第二，仅次于教师工会率为89％(第94页)。护理工作与社会福利政策关系密切，因为各省政府平均财政支出的35％投在这一领域。这一比例的增减对护士工会影响甚大。护士是典型的女性工作：不稳定、低收入、高强度。2009年，全国注册护士中仅58.6％是全日制工作，30.6％是非全日制工作，其余10.7％是临时工(第92页)。护士工会在公共雇员工会中要算激进的，1980—1999年，全国各地护士罢工74次，尤其1985—1991年，罢工43次，平均40.5％的护士参加了罢工。以致有学者说，“打击公共部门的工会就是打击妇女，因为她们是那里有组织工人的大多数”(第95页)。护士罢工的理由是捍卫公众利益，因为低工资、医疗环境差、高强度的工作必然会降低服务质量，损害公众利益。有很多证据显示：护士罢工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这在公共部门的罢工行动中是很显著的。在护士与政府医疗管理部门的冲突中，民众明显站在护士一边，认为她们公正敬业、加班过多、收入偏低。不同于私营工会罢工，公共雇员罢工得到公众支持与否很重要。 非营利社会服务部门(nonprofit social service sector)是公共服务部门的延伸。根据2006年一项研究，这个部门有6.9万个组织，雇用了120万人，主要在医疗护理、妇女儿童保护、贫困救济、新移民服务等方面，大部分是慈善组织，约40％不是慈善组织(第81页)。这些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多元，有的90％以上资金来自政府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政府减少赤字、减员高效政策使这个部门扩大和受益，因为一些社会服务转移到成本较少的非营利社会服务部门。这也是政府瘦身和制约公共部门工资过快增长的方式之一。 会员的职业精神对工会的特征有很大影响，各类文职白领工会没有原始积累和工业化时期的残酷经历，它们更愿意协商，不愿对立。工会代表的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与个性化的职业精神的关系比较复杂，简单地说，职业精神既可成为工会的动员因素，也可成为限制工会激进行动的原因。公共部门如社会福利部门的雇员了解社会底层的需求，认为他们的工作是维护社会公平，因此，他们反对削减社会福利政策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但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工会很难或无法代表一些职业的自主性、职业道德，这是很多职业者不愿加入工会的原因。职业会员认为他们与一般会员不同，他们有职业操守和信誉，希望独处，或在更小的圈子里活动，而工会化本质上是非职业化的。因此，相当多的职业工会保守、宗派，与雇主有更多的共同价值。约克大学法学院工会几十年只有五十人左右，没有加入该校其他院系的工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直到前几年才与其他院系的工会合并。约克大学教职工分属很多不同的工会，教授、行政、技术维护、保安、保洁人员都有自己的工会。职业工会很少罢工，有的从未罢工。它们疏远政治，不与政府对抗，偶尔对抗也很温和节制。职业工会开会时一般不用兄弟姐妹的称呼，会后也不唱“永远团结”(Solidarity Forever)的会歌(第119页)。总之，它们和工业化时代延续下来的工会有很多不同之处。虽然，这些不同的工会能聚在一个工会联盟之下，但要协调一致的行动是很困难的。 三、几点杂感 第一，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与划分蓝领与白领的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和意义。例如，蓝领与白领研究基本上仍是一种劳资关系，其中包括工会、资方和政府的三角关系，而狭义的公共部门(公务员、各类教师、警察等)的劳资关系只有工会与政府。没有私人资本，没有(或更为隐蔽的？)剩余价值的劳资关系，与传统的劳资关系有哪些区别？其理论意义如何？ 第二，公共部门从事的行政、教育、卫生和福利制度是维持西方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为密切和深入。汽车厂工人罢工与公交司机罢工、矿山工人罢工和中小学教师罢工的社会影响是非常不同的。了解公共部门雇员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及政治倾向，可以深化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认识，也是劳工史和其他学科结合点之一。 第三，工人运动主要仍是以工会为中心的运动，当工会的多数成员是公共部门雇员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后工业时代劳工史的开启，意味着劳工运动更加多元化，多元化不仅是职业的、政治的，还是性别的(女性已占会员多数)和种族的。就美国和加拿大而言，工业化时代工会的主体基本是白种男性技术工人。工人队伍成分和观念的多元化曾是工运团结的障碍，也是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工人运动有别于欧洲国家的一个关键特征，国内学界一直没有充分估计到它的意义。如今，这种多元化趋势仍在强化。如果我们的西方劳工史研究要深入的话，至少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会而言，不能仅限于笼统的整体性研究，也不能只用阶级分析方法。 第四，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学者们公认，工会包括公共部门工会一直处于低潮和守势，如何振兴工会成为一个学术焦点。很多人认为商业工联主义是工会衰落的主因，寄希望于公共部门工会发挥社会工联主义精神，即在合法范围内联合工会以外的群体，共同争取社会公平和正义；甚至有人主张超议会的行动(extra-parliamentary action)，如非法罢工和占领华尔街那样的直接行动。但公共部门工会能否以及如何承担工会复兴的大任，仍是一个问题。 第五，但不是最后的感想是，目前工人运动包括公共部门工会在内面临的困难局面，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结果，这些只是外部环境和原因，尽管也是极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但工会内部原因包括官僚化、缺乏民主、狭隘的商业工联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也都是振兴工会的障碍。工会不改革就很难振兴，已成为工会上层和学者们的共识，但如何改仍是一个问题。关于西方工会的问题和改革，国内学界很少论及，但在西方学界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只是这本书中没有专门涉及。当然，想让一本论文集涉及公共部门工会的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但如能有一章论述工会内部问题和改革，效果肯定会更好，尤其这本书的篇幅应该有此余地。 注释： ①Stephanie Ross,"Varieties of Social Unionism:Towards a Framework for Comparison",Just Labour: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Vol.11,Autumn,2007. ②Stephanie Ross and Larry Savage,eds.,Public Sector Unions in the Age of Austerity,Fernwood Publishing,2013.本文中引文出自该书的只列页码。 ③详见Leo Tory,The New Unionism in the New Society:Public Sector Unions in the Redistributive State,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1994。这本书明确区分私营部门工会和公共部门工会，分别称其为“旧”、“新”工会，美国新工会运动始于1962年肯尼迪总统的10988号行政命令，如同1935年美国《全国劳动关系法》开启现代私营部门工会运动，由此开启了公共部门工会运动。 ④同企业一样，加拿大工会也不断地合并重组，现在已不能简单地从工会名称上判断其会员成分。如CUPE中也包括一些私营护理机构的护士，而明显私营的汽车工会也有少量公共部门的护理机构雇员。 ⑤A.W.J.Craig,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anada,third edition,Prentice-Hall Canada Inc.,1990,p.230. ⑥Leo Troy,The New Unionism in the New Society:Public Sector Unions in the Redistributive State,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1994,p.16. ⑦Stephanie Ross,"Social Unionism and Membership Participation:What Role for Union Democrac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Vol.81,Spring,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