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异端”观探微

胡 长 海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成都 610066)

摘要： 朱熹的“异端”观立足于宋代学术重建的历史境遇，它以申韩、杨墨、佛老为儒学“异端”，强调佛老为当时主要异端，批判佛老虚空寂灭，丧失对儒家人伦的躬行践履。同时，朱熹认为要排斥“异端”就要返经，返经即阐发儒家正理，阐发儒家正理则“异端”自灭。朱熹认为危害最大的并非“异端”，而是吸纳“异端”的杂学，以其似是而非的理论与社会地位而诱导世人沦于“异端”，由此他批判二苏、张九成、吕本中等。朱熹所谓“异端”以杨墨转为佛老为主，进而又批判杂学，体现儒学“异端”观的流变与转向，以及理学体系建立后，其思想领域的主要矛盾由儒学与佛老逐步转向儒学内部。批判“异端”，对朱熹哲学体系的建构，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朱熹；异端；佛老；杂学

唐宋变革时期，经学衰落，义理之学兴起，儒学形态也开始发生根本转变。同时，佛老宗教盛行，挑战儒家理论的社会统治地位。面对宗教冲击与儒学的发展，儒学“异端”观也因应时代需要而出现新的变化，凸显儒学的内在转向。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其“异端”观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宋代思想领域的主要矛盾由儒佛向儒学内部转向。具体而言，朱熹以诸子百家为“异端”，强调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凸显朱熹对先秦儒学“异端”观的继承与发展，表明宋代思想领域主要是儒学与佛老的矛盾。朱熹认为“异端”危害主要由于部分儒者倡导甚至吸纳佛老所致，因此大力批判二苏、张九成、吕本中等堕入佛老的学者，这既表明儒学对佛老的批判，也暗含思想领域主要矛盾由儒佛转向儒学内部的倾向。在具体内容上，朱熹认为要辟“异端”关键在于阐明儒学正道，儒学昌明则异端自熄。朱熹认为儒学重视实然伦理的躬行践履是与佛老空寂学说的本质差异，以此强调知行、心迹、上学与下达的一以贯之。在论述“异端”的发展与危害方面，朱熹认为部分儒者倡导佛老宗教，并吸取建构似是而非的学说，推动了“异端”欺世迷人，危害甚大。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异端”观的内涵以及在重视实然伦理的躬行践履方面具有时代的共性。同时，朱熹强调返经，阐明儒家正道，其重视经典的学术特征也在其“异端”观中充分体现。

一 异端乃杂诸子百家与佛老而言

“异端”是宋明儒学的核心议题，凸显儒学与其他学说的紧张关系。朱熹尤其重视对“异端”问题的探讨，在《近思录》中辟专节辨“异端”，摘录周、张、二程关于“异端”论述。概括起来，主要论及佛老、杨墨、申韩等为“异端”，既是对秦汉以来儒学“异端”观的继承，又是对唐宋以来三教交融的集中呈现。朱熹系统分析了儒学“异端”，认为“异端者，杂杨、墨诸子百家而言之”[注] 朱熹《朱子全书》22册，朱杰人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74页。 。而异端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而言，“吕氏以申、韩为诐，马、迁之类为淫，杨、墨、夷、惠为邪，庄周、浮屠为遁。南轩以告子为诐，杨、墨为邪，庄、列为淫、遁。今集注则以四者为相因而无所分属，是异端必兼此四者而有之。必大谓浮屠之言则诐、淫、邪、遁之尤者”[注] 朱熹《朱子全书》22册，第2446-2447页。 。同时，“‘诐、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无彼此之分。如杨、墨、释、老之言，无不具此四者”[注] 朱熹《朱子全书》22册，第2065页。 。正是基于“异端”的差别，其危害也由浅入深，“盖老氏之学浅于佛，而其失亦浅。正如申、韩之学浅于杨、墨，而其害亦浅”[注] 朱熹《朱子全书》22册，第1958页。 。虽然，朱熹列举诸多异端，其核心在于批驳异端丧人伦之实，沦于高远之说：“所谓道者，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是也。……后世学者惑于异端，求深求妙，穷高极远，而不知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注] 朱熹《朱子全书》22册，第2396页。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认为小道非异端，“小者对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专一家之业，以治于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于世，而不可无者，其始固皆圣人之作，……盖曰坦途之支别，则非异端之谓”[注] 朱熹《朱子全书》6册，第901页。 。朱熹的“异端”观是对二程、张载等人观点的继承，其整体内涵上具有一致性。正如二程所说：“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注]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页。 张载也说：“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注]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4页。 可见，朱熹的异端观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一堆师承当中，李瑞东最精研的，是岳青山所传的岳氏连拳，李瑞东称其为岳氏心意六合拳；和王兰亭、甘淡然分传的南北两派太极，在后来的李氏武学中，分别被称为文太极与武太极。

具体而言，朱熹从丧伦理、空谈、功利三个主要方面批判“异端”。儒家伦理秩序是传统社会的核心，朱熹认为“异端”丧绝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之道。朱熹继承先秦以来儒家对杨朱、墨翟的批判，认为其学说丧失人伦：“譬如杨墨，但能知其为我、兼爱，而不知其至于无父、无君。虽知其无父、无君，亦不知其便是禽兽也。”[注] 朱熹《朱子全书》22册，第2327页。 朱熹在批判佛教时也强调儒家人伦：“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注]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14页。 同时，批判道家学说丧人伦：“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声，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伦理。”[注]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988页。 显然，在维护儒家人伦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上，朱熹致力甚深。此外，朱熹认为“异端”沦为空谈，非儒家实然之理，如其批判道家道教：“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注] 朱熹《朱子全书》20册，第474页。 指出道教学说沦为求仙空谈之论。他指出道家及其影响的学派爱惜生命而逃离社会、走向空寂之道：“畏一身之祸害，耽空寂以求全身于乱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御寇庄周杨朱之徒和之。”[注]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993页。 朱熹更明确地指出佛教是虚无寂灭之教：“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注]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最后，朱熹认为庄子、法家学说沦于功利，指出：“庄子之意，则不论义理，专计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注] 朱熹《朱子全书》23册，第3285页。 针对先秦法家学派，朱熹认为：“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申商吴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国而自灭其身，国虽富，其民必贫；兵虽强，其国必病；利虽近，其为害也必远。顾弗察而已矣。”[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623页。 而受到霸道影响的汉唐君主，“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注] 朱熹《朱子全书》21册，第158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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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阐明儒学正道，则异端自灭熄

同时，朱熹反对佛教重视“悟”的修养方法，认为儒家学说注重格物，最终豁然贯通。而佛教则注重禅定领悟，朱熹认为“直入之虚谈”非圣门之实务，他说：“愚谓致知格物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然则所致之知固有浅深，岂遽以为与尧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见之也哉。此殆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93页。 朱熹还批判当时受到佛教影响而重视“悟”的儒者，认为：“以悟为则乃释氏之法，而吾儒所无有。吕氏顾以为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误为前说，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则又安得独以不知所先后者，为异端之病哉。”[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94页。 朱熹强调儒家自有读书之法，强调就文字上体究，注重格物功夫：“若由吾儒之说，则读书而原其得失，应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为致知格物之事，盖无适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专体究，犹患杂事纷扰不能专一，则是理与事为二，必事尽屏而后理可穷也。终始二道，本末两端，孰甚于此，则未知吕氏所体、所究果何理哉？”[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94页。 朱熹强调穷理务必自格物始，最终实现察物理而明人伦。他说：“理既未尽而胸中不能无疑，乃不复反求诸近，顾惑于异端之说，益推而置诸冥漠不可测知之域，兀然终日味无义之语，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后明，伦必察而后尽。”[注] 朱熹《朱子全书》21册，第1297页。 基于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的观点，朱熹反对佛教及其影响下的心学重视“悟”的修养方法，强调实然伦理的躬行践履。

X县地处浙江省T市西部，属于欠发达地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下辖20个乡镇街道、418个行政村(社区)。该县水资源总量达2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达5644立方米，是T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3倍、全省人均水资源的2倍。永安溪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是X县的母亲河、椒江流域的源头，流域面积2310平方公里，有大小支流38条，两岸分布着X县的大部分乡镇、村庄，是该县经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该县森林覆盖率达80%，是T市的生态屏障。

三 批判异端空谈，强调人伦操存践履

朱熹在批判“异端”时认为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以佛教为代表的学说沦于虚空寂灭之论，要批判“异端”即要强调儒家实然之理，注重知与行、上学与下达的一以贯之。朱熹在《近思录》中指出：“盖取切问近思之义，俾学者致力于日用之实，而不使骛于高远？”凸显朱熹抓住儒家伦理的实践本质。他认为儒家重视对人伦的躬行践履，而佛老却好高骛远，沦为空谈。朱熹认为儒家学说注重躬行践履，强调知行并举。他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孰谓知之而遂无间之可离哉？学者以是为心，吾恐其流于异端，而无复操存践履之功也。”[注] 朱熹《朱子全书》6册，第933页。 而对儒家学说也可以体现为心之知与身之行：“所谓学问思辨而力行之者，是亦先得其名义，而后求之于心，行之于身也。”[注] 朱熹《朱子全书》6册，第680页。 而佛教等“异端”的问题在于有心无迹：“释氏之说，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而为佛矣。只且于迹上考之，其设教如是，则其心果如何，固难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则有是迹。”[注] 朱熹《朱子全书》23册，第2796页。 因此，朱熹强调人伦之实而批判“异端”之虚空，强调躬行践履而反对佛老空言。他说：“为是说者，求之文辞义理，而验以躬行之实无一可者，若从其说，则是变圣门博文约礼之教，为异端坐禅入定之学也。”[注] 朱熹《朱子全书》6册，第933页。 在解释“曾子有疾”章时，朱熹认为实行不过视听言动符合礼而已，强调圣门之学注重实效，非“异端”可比。他说：“谓其动容貎则能和敬而无暴慢也，其正颜色则非色庄而能近信也，其出词气则能当于理而无鄙倍也。……此乃圣门学问成已成物著实效验。故曾子将死谆谆言之，非如异端扬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注] 朱熹《朱子全书》22册，第2032页。 朱熹强调践行伦理，认为视听言动皆要合于礼，心中毫无私心杂念，以致“视则极明，听则极聪，貌则极恭，言则极从”。他说：“惟圣人能尽其性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杂于其间，是以视则极明，听则极聪，貌则极恭，言则极从。盖凡形色本然之理无一不尽，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践其形焉。……异端之学，自以为精微之论，故累千万言而不能竟其义，而学者莫知适从，此儒释之辨也。……然天命之性，无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未有实于此者，而以释氏之所谓空者同之，不亦异乎？”[注] 朱熹《朱子全书》6册，第1005页。 可见，朱熹主张对天理本体的知与人伦道德的践履的合一，反对空谈而尚实行。

具体而言，朱熹在注解经典过程中阐明义理，排斥“异端”。如他在诠释经典中指出儒家义理不同于“异端”怪诞之说：“经文自说祯祥、妖孽、蓍龟、四体，解中又引执玉、高卑之事，以明四体之说，则其所谓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盖事几至此，已自昭晰，但须是诚明照彻，乃能察之。其与异端怪诞之说，自不嫌于同矣。”[注] 朱熹《朱子全书》21册，第1388-1389页。 而其注解《论语》中引用诸家论点阐明儒学正解：“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注]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7页。 朱熹通过对经典义理的阐释，探求儒家经典本义，企图通过推明儒家学说来排斥“异端”。其中，朱熹诠释经典中肯定程子、范、尹，认为他们的解释符合儒家本义。他说：“程子、范、尹之言正矣。自张子、吕、谢、杨、周氏，皆误以攻为攻击之攻，而其所以为说者，亦不同也。……然熟视异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则亦何以袪习俗之蔽，而反之于经哉。盖正道异端如水火之相胜，彼盛则此衰，此强则彼弱，反经固所当务，而不可以徒反异端，固不必辨，然亦有不可不辨者。”[注] 朱熹《朱子全书》6册，第652页。 他还强调学生应该避免沦为“异端”之学，以二程等学说为标准：“所寄诸说，求之皆似太过，若一向如此，恐骎骎然遂失正途，入于异端之说，为害亦不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说为标准，反复玩味，只于平易、悫实之处，认取至当之理。”[注] 朱熹《朱子全书》22册，第1737页。 朱熹认为排斥“异端”应反本经典，阐发义理，以二程等学者学说为准则，辨别和排斥“异端”邪说。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宗本二程，在“异端”观上也继承了二程的学术观点；而其注重经典、强调文字考证的学术特点，也凸显出其论述批驳“异端”中不同于心学流派的学派特征。

朱熹认为“异端”不胜批驳，排斥“异端”的根本在于返经，通过阐明儒学正道，则“异端”自熄。他指出：“孟子论乡原乱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经为说，此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惟吾学既明，则彼自灭熄耳。”[注] 朱熹《朱子全书》23册，第2744页。 朱熹认为“异端”虽然危害甚大，也不必公然诋之，明儒学正道则“异端”自消。他说：“经正斯无邪慝，今恶邪说之害正，而攻之，则适所以自敝而已。此言诚有味者，故熹于释学虽所未安，然未尝敢公言诋之。”[注] 朱熹《朱子全书》21册，第1295页。 朱熹认为阐明儒学、排斥“异端”要返回儒家经典。他说：“道在六经，何必他求。……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径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贼道。贵仕者又往往有王务家私之累，声色势利之娱，日力亦不足矣。”[注] 朱熹《朱子全书》21册，第1300页。 朱熹认为返经不局限于六经。他说：“圣人之道，所以异于异端者，以其本末内外一以贯之，而无精粗之辨也。故子思于九经反复，三致意焉。”[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85页。 甚至朱熹将理学家的著作摘录提供给后学辨别“异端”，指出：“盖周张二程之书，宏深奥衍，承学之士莫由得其涯涘，朱子虑其不知所择，因与祖谦分类缉纂以成是书，独取《太极图说》、《易》、《通》、《西铭》、《正蒙》、《经学理窟》、《二程遗书》、《易传》，而于邵子之书则从姑舍，盖其慎也。书以近思名，盖取切问近思之义，俾学者致力于日用之实，而不使骛于高远，论者谓为五经之阶梯。”[注] 《近思录》，朱熹，吕祖谦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7页。 可见，虽然周、张二程之书不足以称为经典，然而却起到了经学入门之阶梯的作用，不可不谓是返经的重要步骤。而阐明《中庸》等经典是为了排斥“异端”：“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注]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页。 朱熹主张阐明经典义理，发明圣人之道，夯实儒学根底，排斥佛老“异端”。

四 非异端之能惑人，导之者之罪也

朱熹论述“异端”过程中强调阐明儒学正道，而沦于“异端”主要在于非儒学正道的诱导。朱熹专门编纂杂学，将非儒学正道的学者列入其中，认为这些学说一定程度上诱导学者沦于“异端”邪说。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以倡导佛老之学的儒家学者扩大了佛老学说的影响；其次，是近似于儒学而实为佛老张目的儒者诱导世人走向歧途。朱熹认为儒学衰落根本在于不能正确倡导儒学，较为典型的则是二苏、张、吕。他说：“晋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离之言，而文饰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导之者之罪也。今有人于此诡衣冠而谈空无，众必止而诟之，一旦有贵显名誉之，士亦从而效尤，则人皆眙愕改观，未论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几何其不胥而为夷狄哉。此有识之所甚忧而永叹也。二苏、张、吕，岂非近世所谓贵显名誉之士乎，而其学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庄浮屠不经之说，而紊乱先王之典，著为成书，以行于世后。生既未有所闻，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渐染既深，将如锢疾，可不哀乎？”[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96页。 朱熹认为佛教等异端并非能够迷惑众人，而是因为部分有身份地位的儒者的倡导，推动了佛教等“异端”的传播。诸如二苏、张、吕作为当时显贵名士而倡导佛老，并且著述成书，引用佛老经典，对于大众沦于“异端”邪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强调：“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导之者之罪也。”

苏轼的学说重视佛老，诚如熊赐履评说：“聪明才智之士，学焉而不得其正，未有不杂于纵横而流于释老者。”[注] 熊赐履《学统》，杭州：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480页。 朱熹斥责苏轼崇尚佛老：“至于王氏、苏氏则皆以佛老为圣人，既不纯乎儒者之学矣，非恶其如此，特于此可验，其于吾儒之学无所得。”[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96页。 他甚至将王安石的学说流弊归结为空谈，并认为苏轼的学说负面影响甚至大于王安石，他指出：“盖王氏之学，虽谈空虚而无精彩，虽急功利而少机变，其极也陋如薛昻之徒而已。……若苏氏则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严，其为术要未忘功利，而诡秘过之。其徒如秦观、李荐之流，皆浮诞佻轻，士类不齿，相与扇纵横捭阖之辨，以持其说，而漠然不知礼义廉耻之为何物。虽其势利未能有以动人，而世之乐放纵、拘检者，已纷然向之。使其得志，则凡蔡京之所为，未必不身为之也。世徒据其已然者论之，是以苏氏犹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乐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祸，以加讥贬。至于论道学邪正之际，则其辨有在毫厘之间者，虽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专贬王氏而曲贷二苏，道术所以不明，异端所以益炽，实由于此。”[注] 朱熹《朱子全书》21册，第1301页。 朱熹认为当时学术贬斥王安石而宽待二苏，实际上是不明二苏学说“未忘功利，而诡秘过之”的本质，是异端流行的根本。所以，朱熹批判二苏，指出：“予之所病，病其学儒之失流于异端，不病其学佛未至而溺于文义也。”[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69页。 朱熹抓住了二苏融合三教，重视佛老的学术特征进行批判。

至于吕氏，据考证为吕本中[注] 曹树明《〈吕氏大学解〉作者考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5页。 ，朱熹指出其学说虽然辟“异端”，然而似是而非，终沦于莠乱苗、紫夺朱之患。朱熹说：“吕氏终身学焉不知以谁为异端，而为是说以诋之耶。盖其心未必不以为有先后者，世间之粗学而无先后者出世间之妙道，两者初不相为谋，虽并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为彼则又安知其不是彼而非此哉？彼其阳离阴合，自以为左右采获，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类，出入支离之为心害，而莠乱苗、紫夺朱之患，又将无所不至也。”[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92页。 朱熹认为吕氏学说看似融合儒佛，其理论似是而非以乱真，其危害则有夺朱之患。至于张氏，即张九成，朱熹认为张氏有上学而无下达，二者不能合一，批判其受佛教影响沦为空寂的学术观点：“愚谓张氏于诚明之说，盖未尝深考而为此说，以合其素论。观其自处，傲然已在诚明之域矣。然谓上智自得而有不合于圣人之教者，则未知其所得果何事也。且所谓异端者，复谁谓乎？夫岂不自知其已失身于此？而故为是言者，是乃所谓改头换面，阴予而阳挤之，将以自盖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已。”[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87页。 朱熹指出：“愚谓如张氏之云，则九经皆剩语矣。圣人之道，所以异于异端者，以其本末内外一以贯之，而无精粗之辨也。故子思于九经反复，三致意焉。而张氏忽之如此，盖每事欲高于圣贤一等，而不知凭虚失实，只其所以卑也。”[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85页。 这些融合儒佛的学者自托二程正学，实际则是为“异端”张目，“若夫外自托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则诚不可以入于学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颇已乡之矣，其为害岂浅浅哉”？[注]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631页。 可见，朱熹认为“异端”虽然危害甚大，而部分儒者吸纳佛教等“异端”，既能诱导众人迷惑于“异端”，又发展“异端”似是而非之说，其于圣门学问罪莫大焉。而二苏、吕本中、张九成的学术著作都深受佛老影响，有鲜明的佛老倾向，故而朱熹对其的批判，在根本上是为了纠正吸纳佛老的学术风气，匡扶儒家正道。这也表明宋代儒学吸纳佛老建构理学体系后儒学内部逐步分殊，是思想领域主要矛盾由儒佛逐步转向儒学内部的前奏。

五 余论

朱熹“异端”观既是对先秦儒学“异端”观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因应唐宋变革以来的儒家伦理沦丧，以及佛老盛行对儒家形成的理论与现实挑战。“异端”观是朱熹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通过对“异端”的批判，厘清儒学与“异端”的本质差异，强调返回儒家经典、阐明儒学正道以排斥“异端”，强化了儒家伦理本位地位，对朱熹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以及重塑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有重要的意义。明清时期佛老宗教相对衰落，这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批驳“异端”、重建儒学理论的历史影响有着紧密的关系。同时，朱熹所谓“异端”由杨墨、佛老转向批判杂学，预示着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重塑，佛老宗教社会影响相对弱化，社会思想领域的主要矛盾由儒学与其他学说的矛盾逐步转向儒学内部的矛盾。这凸显了儒家社会思想领域主要矛盾演变的历史过程，是对儒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客观反映，对当代儒学重构、增强文化自信与应对外来文化挑战也具有现实启迪与借鉴价值。

Zhu Xi ’s Heretical View

HU Chang-hai

(Sichuan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Zhu Xi’s “heretical” view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It takes Shen Han, Yang Mo, Buddhism and Taoist as the “heresy” of Confucianism, with Buddhism as the main heresy, criticizing the emptiness of Buddhism and its failure in practicing human relations of Confucianism. At the same time, Zhu Xi believe that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s is to return to the “heresy”, to elucidate Confucianism and to explain the Confucian righteousness, only in which way can heresy be eradicated. Zhu Xi believe that the most harmful is not heresy, but the miscellaneous learning. With its plausible theory and social status, the miscellaneous learning induces the world to be heretical. Thus Zhu Xi criticize Su shi, Su zhe, Zhang Jiu-cheng and Lu Ben-zhong. Zhu Xi’s so-called “heresy” is mainly based on Yang Mo, and then criticized miscellaneous studies, embodying the evolution and turn of Confucianism’s heretical view.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system,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his ideological field is gradually turned from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o Confucianism itself. Criticizing “heresy” wa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Zhu Xi’s philosophical system.

Key words :Zhu Xi; heresy; Buddhism and Taoist; miscellaneous learning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9)04-0035-06

收稿日期： 2018-11-29

作者简介： 胡长海(1986—)，男，四川广安人，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宋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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