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的结构危机及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危机论文,结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经济增长结构改变
10多年来，香港经济在中国因素的刺激下，保持较高增长率，基本完成了从发展中经济向发达经济的转移。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84年的47517港元（约合6091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204092 港元（约合26166美元），超过了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伴随这一转移过程的，是香港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香港经济结构的变化，反映出香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1985年的香港经济，工业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当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21.9%，建造业5.0%，整个工业有接近30 %的比重。1985年后的几年，制造业下降的比例不大，1988年仍保持20.1%的水平。但正是在这段时期，伴随中国对外开放加速，尤其是1987年后，香港对珠江三角洲进行大规模的制造业投资，将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转移至邻近地区，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急剧下降。1990年，制造业比重降至17.6%，往后每年下降两个百分点，1994年制造业的比重仅为9.3%，1996年下降到7.2%。实际上，在通货膨胀率高企的条件下，从1990年起香港的制造业出现绝对数量下降，1996年香港的制造业绝对增加值仅为800亿港元，只相当于1987年的水平， 更加证明了本港制造业的萎缩。在短短10年时间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3 ／4，香港经济的结构转型，不可谓不快。
香港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香港控制着的制造业资源下降。相反，随着产业向珠江三角洲等地扩散，香港人控制的制造业资源扩大了。因为制造业的规模扩大，成本不断上升的香港与成本低廉的珠江三角洲结合起来，香港发展成为服务业为主的地区，服务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主流。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运输和仓储业获得了大发展。在GDP增长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是金融、保险、 地产及商用服务业的发展。1985年，该行业的比重只有16.3%，1990年为20.2 %， 到1994年上升到26.8%，10年之中上升了10个百分点，成为香港经济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然而，金融和地产等服务业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泡沫经济成份，与总体（包括周边地区）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到1995年香港经济进入调整时，它们在GDP中的比重也一反原来的上升趋势， 大幅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政府公共支出性质的“社会、社区及个人服务业”经过了长时间的下降后，对经济的贡献从1995年明显增加，迅速恢复到10年前的水平。考虑到香港人口老化、福利水平需要提高等因素，今后香港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只增不减。
随着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地对外开放加速，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往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香港为配合这种投资的进出口、运输等服务业务大量发展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转口贸易的迅速增长。转口的增长不但完全弥补了本地出口的下降，其创造的附加价值和给香港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原来单纯的本地出口，实质上是在内地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香港实现了。转口出口在1990—92年以30%的年均速度增长。1993年以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1993—95年的增长率只保持在15%—19%的水平。转口贸易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96年，当年的增长率比1995年暴跌12个百分点，只有5.4%。香港的转口出口80%以上都与中国内地有关。 一方面，大量的货物来自内地；另一方面许多转口以内地为终点消费地。
香港经济结构的弱点
1993年以后，香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是金融业和地产业。 1985 —95年的10年中，地产发展计划的增加值、毛利和盈余总额都呈非常高的速度增加，地产发展计划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5年的5.4 %上升到1994年的9.6%，增长速度快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而其中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归于负责地产发展计划的大型地产公司手中，正如人们评论的，香港600万人都在为10个大房地产商打工。
地产发展获得暴利，与地产垄断是分不开的。在香港存在两层垄断，一是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由于1984年以后政府限制每年的土地供应，香港居民增加的速度又远远超出预期，香港人多地少的矛盾越发凸出；二是大地产商凭借雄厚的实力，从政府手中取得土地，再以寡头垄断的形式发售，并通过各种市场手段引导价格上升，借此为自己获得暴利。地产的垄断与暴利，造成香港楼宇价格急速上升到全世界最贵的地步。楼宇价格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居民工资的上涨幅度，越来越脱离购买力的范围。到价格最高的1994年，一位持香港平均工资收入的居民，如果想要在港岛购买一套50平方米的住房，居然需要整整29.1年工资才能支付。
单从经济规律看，经过多年的暴利之后，香港的房地产肯定无法再维持过去的步伐。一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早超出经济的承受范围，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泡沫。这个泡沫，即使政府不调整，市场也会主动调整，而且市场的调整幅度要高于政府事前的主动干预。大型房地产的垄断势力越是干预，调整的过程就会越长，对香港整体竞争力的打击就越大。从市场需求制约方面看，1994年时香港房地产应该已达到顶峰，因为当时的服务业需求和经济成长逐渐放缓，之后房地产价格可以在垄断势力维护下居高不下，但缺乏实质经济的基础。垄断的供给方可以借助一两个题材来热炒房地产，例如经过1995—96年的低潮之后，在香港回归中国前后的1997年前10个月，房地产价格居然可以暴涨34%。但这种上涨是没有任何实质经济支持的，外围因素稍有风吹草动，房地产价格就会狂泻，正如这次受到金融风暴影响在半年内狂跌到1995年的水平一样。
二是政府为了整体经济的竞争力，会不断影响房地产市场，香港如此高位的房地产基本承受不了政府的任何打压。1995年政府收紧按揭，打击房地产的效果十分明显。特区政府成立以后，获得了土地供应的主动权，一改过去15年港府严格限制土地供应的做法，大量推出土地，提出每年建立85000个住宅单位的长远目标， 完全改变了人们对未来房地产供求市场的预期。而且，这种预期心理的改变，正好配合金融风暴引爆了香港房地产的泡沫，可能会令香港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恢复到平稳而健康增长的阶段，保障香港的长远竞争力。不过，这个调整的负作用则是，房地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在短期内会继续下降，香港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金融业便是其中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90年代以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迅速凸现。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放松管制、资金流动大大加强的趋势，导致整个地区加速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资本看好亚洲，大举进入东亚地区。香港以其完备的法律、低廉的税率、极少的管制，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青睐的投资地。特别是在1987年股灾之后，香港大大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使香港的金融环境明显规范化，令国际投资者信心大增。
二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需要，在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地位下降的同时，其作为中国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大大突出。特别是90年代以来，本身不开放资本项目的中国内地对外金融交往日渐频繁，香港成为最好的窗口。1992年以后，中国概念股、H股、红筹股等等， 一阵阵狂袭香港金融市场。
三是香港本身亦放松管制，推出越来越多的衍生金融工具，令香港金融市场的运作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因此90年代以来，香港在地产投机之外，又多了一个金融投机，人们除了炒卖楼房之外，又在疯狂炒卖股票。并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恶性互动，人们用炒股票得来的钱来炒楼房，又转过头来用炒楼的利润炒股票，推动楼市和股市飞速上升到泡沫的水平。
金融业的大发展，使香港经济金融化、泡沫化的速度加快。恒生指数的平均水平，在1987年还只有2885点，1996年上升到11647点。 香港上市公司的总市值，1987年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9%，1990 年只有112%，到1993年居然上升到332%，意味着这里的金融资产是实质经济的3倍。即使经过股市调整后，到1996年这个比率依然高达290%，到1997年8月份又远远超过300%的比例。
以香港上市公司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数据，对比香港转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本地出口的数据，可以发现香港经济基本虚拟化了。在泡沫经济下，香港经济衍生出一种强烈的“赌博文化”，人们热衷于炒股、炒楼，不少人甚至辞掉待遇不错的工作，乐此不疲。
经济结构失衡打击内需
楼价高涨，金融资产膨胀，实质经济受到压抑，这条道路的后果，势必打击收入分配，使香港的收入呈现出强烈的两极分配的特点，严重打击内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国内收入过多地向房地产、金融业务倾斜，居民从中得到的比重减少。在1985—94年10年中，香港的实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了65%，但工资增长只有18%。可以说香港居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处，尤其是可支配的收入增长速度放慢，生活质量提高缓慢。以香港目前超过两万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其平均生活质素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平均水准相差不远。
2.对工薪阶层来说，在各行业的工资收入中，呈现出强烈的分化现象，金融、地产、通讯运输等行业的实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制造业、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的速度。
3.香港经济结构急速转型，对就业结构提出巨大挑战。
80年代中期，香港的就业集中在制造业，1985年制造业吸收的就业人口高达36.1%。其次是批发、零售、进出口、饮食及酒店业，两者合计吸收了接近六成的香港就业。然而，随着制造业淡出香港，制造业在香港经济的比重急速下降，其吸收的就业人口也出现下降。到1996年，制造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其吸收的就业人口占16%。不过， 由于这一时期香港服务业发展迅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香港总的就业情况大致良好。
但是，由于制造业解雇工人与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速度有一定的时间滞后，随着制造业比重的进一步下降，相信从制造业中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口压力会越来越大。又由于香港国内生产总值中增长最快的金融、地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资金密集产业，其吸收就业与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相称，制造业中释放出来的人口很快将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香港呈现出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香港虽然号称亚洲小龙，但香港的教育水平在四小龙中几乎居于末等。例如，在殖民政府的管制下，以政府资源不够为理由，香港的许多公立中小学至今依然实现半天上课制度，学生每天只能接受半天的义务教育。香港制造业中淘汰出来的就业人口（主要是中年失业人员），识字率极低，许多属于文盲之列。长远来说，会成为香港社会的沉重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带来的就业机会极少。其它比较本地化的服务业亦无法从适应变化中转型。长远看香港的就业问题会比较突出。
综上所述，过去10多年来香港的经济发展经过几个阶段，首先是制造业全面转移到珠江三角洲，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这个阶段大致在1993年左右到达顶峰；珠江三角洲投资的巨额盈利和政府政策的失误，刺激了香港内部地产的高速发展，这个阶段大致在1994年到达顶峰，至于地产在1997年头10个月的飙升很大程度上属于昙花一现，完全缺乏实质经济的支持；在国际形势配合下，香港的金融业突飞猛进，历经1992—93年、1996—97年的两次高峰之后，也进入了调整期。从上市公司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金融泡沫化的指标看，金融业再发展下去，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可能会有反面作用。
因此，到目前为止香港经济基本失去了进一步增长的动力。香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再吃老底，包括政府增加基建开支，扩大福利支出等，但总的说来缺乏新的增长点。最近旅游业放缓，港府希望扩大内地居民来港旅游配额也是权宜之计。而且，在这个失去动力的过程中，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整合，也出现逆转的趋势。1995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低谷和港府压抑房价的政策推行，香港的内需便急剧下降，年底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消费需求出现负增长，出现近10年来香港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调整，经过1997年的经济高峰后，在1997年底马上又因金融危机而再次恶化。这样的变化，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周期性起落，更可能是结构性的长期因素。由于香港在广东的制造业也受到国内外竞争的压力，前景难以确定，房地产虽有下降，却还停留在1992年后造成的高水平之上，在供给方面垄断力量的控制下没有因内部需求变化而回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困难便无法在短期内由市场的供求调节来缓解。
香港经济前途的探讨
香港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已经存在多年。这种结构危机一直被周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机会所掩盖（应该说，本文前面分析的现象与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没有直接关系）。随着东南亚爆发出金融危机，中国内地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香港经济终于爆发了压抑已久的结构危机，促使人们不得不从长远、中期和近期等不同时段，从中国大陆、珠江三角洲、香港、台湾、东南亚等不同的区域，从制造业、服务业、高科技、金融业和旅游业等不同的产业来考虑香港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珠江三角洲产业关系、缓解房地产压力、与内地的金融关系、与东南亚华侨关系、移民政策等角度加以考虑。
第一，从高科技产业发展看，现在香港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
香港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实质经济成长点。这就是人们反复谈论的高科技产业。
多年来，虽然香港在地理、气候、交通、资金、管理、信息等方面条件颇好，但可以说香港不存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条件，因为香港一无人才，二无市场营销渠道。最关键的是，在传统的投机心理下，在疯狂的楼市和股市前面，风险较大的高科技产业根本不可能有所突破。即使在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屡屡强调发展高科技，也不被看好。因为发展高科技产业，绝对不是政府能够越俎代庖的，也不是一两家小公司、或者是生产力促进局之类机构就可以促成的，必须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进入，才有可能成功。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本港大型上市公司纷纷评估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潜力，终于给香港的高科技产业带来了真正的发展机会。华人资本投资去向最好的还是两个方面：继续留在本港，或者投资中国大陆。投资本港的话，很可能大批的资金会进入高科技产业，因为本港没有更多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可以容纳大公司的大笔资金。
在香港搞什么样的高科技产业，必须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周边经济环境和特征来进行。很明显，火箭、飞机香港搞不了，生物化学、高新材料又太遥远。现实的选择，是进入电脑电信和电子产业发展。从国际生产布局和技术周期来看，电信、电脑的硬件制造都成为标准化产品，逐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很适合香港这类地区生产。台湾的经验很值得香港借鉴和学习。
台湾高科技产业，虽然没有太多类似日本和韩国的垂直整合大企业，但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分工，它们以专业性的分工介入世界半导体市场和资讯产品市场。台湾在岛内建立了完善的信息和电子产业分工体系，形成了规模经济，极大降低了成本。台湾内部的分工，十分有特色，上中下游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配合得很完美。企业之间垂直与水平分工所构成的绵密网络，使其整体产业随着市场变化的机动性、效率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适合生命周期极短而价格竞争激烈的个人电脑相关产品的制造与设计。这种独一无二的生产体系，其效率之高，连日本企业都要找它们做加工。通过加工，它们又建立了市场网络。10多年来，台湾企业与美国的大电脑公司建立长期的OEM和ODM合作关系。经过今后数年的密集投资，相信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会成为继电脑产业之后又一个经济增长点，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会成为经济的主流，奠定台湾亚太科技中心的地位。
由于电脑的全球分工大致完成，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很有必要学习台湾企业赌博式进入半导体产业的作法，大力发展方兴未艾的电脑和电信上游产品——高度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集成电路产业的生产和设计。从市场条件看，华南地区近几年飞速发展电脑周边产品生产，如东莞成为电脑城。内地飞速发展的电脑市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电信市场（全球第二大），加上香港本身的需求（例如香港高度普及的移动电话），足够给香港（或者与深圳结合）的集成电路工厂提供进口替代需求。
从资金上看，在特区政府的帮助下，以香港大公司足够的启动资金，应该可以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将高科技产业的工厂建立起来。最为关键的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风险融资体系，而风险融资市场的发育，也是吸引国际人才的关键。现在香港唯一缺乏的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人才。目前海峡两岸和香港在美国有数万高科技产业人才，其中的佼佼者可以做到美国高科技公司副总裁，年薪达到30万美元。以香港目前的工资水平，加上特有的风险融资体系（如提供股份给高技术人才），在筹建了生产基地之后，完全有条件将海外人才吸引过来。
高科技产业有明显的集中和集聚效应，一旦香港数家大型上市公司（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地产公司）成功发展出自己的集成电路及其他高科技产业，香港很快就会成为全球华人高科技专家的集聚地，其作用不光对提升香港的实质产业有根本作用，对香港的金融市场也有作用，香港完全可以在美国本土之外，开辟一个新的风险投资市场；这个发展，不光对香港有用，对华南、对整个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都有不可限量的贡献；而且，高科技产业的意义，还可以为华南地区找到真正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香港传统制造业的提升，要取决于与珠江三角洲的合作，走技能密集、质量密集和品牌密集的道路。
事实上，对于香港制造业是否衰退，人们一直有不同的意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关香港制造业的报告令港人松了一口气，觉得香港的制造业没有问题。当然，如果将香港制造业的定义改变，即将其地域扩大和领域扩大，完全可以说香港的工业大发展了。如果将制造业的范围扩大到香港为工业服务的服务业，则更加没有问题，香港及其控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劳动密集产品生产地，当之无愧。只要看到连接香港和深圳的高速公路上，那些川流不息的货柜车，便足以证实香港的制造业没有衰退。
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只是1995年以前的黄金回忆。目前香港的制造业面临一个十分严峻的局面。在外部看，国际市场饱和，市场开拓的难度越来越大；从内部看，珠江三角洲加工基地成本上升，有的地方（如香港加工工业最多的东莞）甚至招不到工人，成本不断侵蚀港商利润。因此，从总体上看，1994年以后香港（或者说包括珠江三角洲在内“大香港”）出口和制造业告别了过去高速增长的阶段。这个结论，不难看到。
在内外交困之下，香港的传统制造业要维持和发展下去，唯一可以走的，是增加其附加值。增加附加值，既可以增加生产之前的设计，又可以强化生产之后的批发和零售网络的建立。殊途同归，应该是改变香港制造业以OEM加工为主的结构，在国际市场自创名牌。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本地市场太小，消费偏好与国际市场也有相当差距，在本港市场自创名牌，甚至以香港品牌大举进入内地市场，对香港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质的提升。
实际上，传统劳动密集产品包含低档部分和中高档部分。香港产品在低档部分的统治地位基本已经确立。按照从低往高的发展趋势，香港需要提高其附加值，就要使其产品从单纯的劳动密集提高到品牌密集、质量密集、技能密集的水准，将劳动密集产品的国际市场再细分为设计、生产、零售等环节，如30年前进入生产环节那样，再花大力气进入设计和零售环节，为香港传统的制造业开辟出一个新天地，使香港成为意大利那样的高档劳动密集产品生产地，塑造出香港的世界名牌。
要突破传统制造业的局限，自创世界名牌，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设计领先。高档劳动密集产品设计的发源地，往往在欧洲，或者在最大的市场美国。当然，美国也大量委托欧洲的公司进行设计。要培养合格的设计师，必须有历史和文化环境，还要有最终消费市场的信息和消费者反馈。这方面，香港有相当大的差距。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有不少香港年轻人到欧洲的巴黎等地学习和体会设计。可惜的是，这个趋势没能继续下来。其次，信誉保证。名牌是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在白种人主导的国际市场里，黄皮肤的中国人似乎没有先天之利。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香港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已逐渐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同。最后，经验累积。名牌产品是长时期，用大量的经验和几代人时间累积起来的，自创名牌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过程。
用上述标准来对比香港今天的传统制造业和商业环境，令人遗憾的是，人们难以发现太多积极趋势。以今天特区政府重视的制造业发展来说，主流的观点还是要在港深边境开设准许内地便宜劳工工作的加工区，继续走降低成本的路线，并没有更多地考虑设计、信誉和经验累积等高档化路线。香港制造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原来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产业提高附加价值的过程。要顺利完成这个转变，必须依靠香港在制造生产的前后工序加以扩充，将设计、信誉和经验等物化到劳动密集产品中去，使香港的工业服务业走出个新的天地来。
第三，向北扩散，打破人多地少的怪圈，彻底缓解房地产压力。
从长远看，提高香港的竞争力，必须彻底缓解香港的住房压力。香港住房的压力，一个根本因素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
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与纽约、东京、伦敦这些世界性的大都会相比，甚至与北京、上海等地相比，香港的城市面积实在太小了。70年代至1985年，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规模分别扩大了10倍和15 倍， 1985—96年，又分别扩大了近5倍和6倍。而可利用的土地面积增长极为缓慢，导致地价暴涨。香港制造业北移和整体经济转向服务业，只是部分减缓了对土地压力，并未能扭转土地承载能力不足和继续恶化的趋势。香港经济和社会，只能在这片有限的土地上密集发展，例如填海、在山上建立住宅区、提高住宅密度等。这样发展的后果，造成了经济成本（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社会成本（由密集居住带来的众多问题）和环保成本越来越严重，削弱了香港作为世界性大都会在服务业方面的竞争力。
实际上，今天深圳的生活水平与香港相当接近，但房地产的价格只有香港的一到两成。如果简化通关手续，大量在新界居住的居民就可以到深圳置业，在香港上班， 将深圳发展成为香港的郊区。 只要将香港660万人口中分流出60万人到深圳，香港房地产压力就可以缓解10%， 效果将十分显著。以目前的技术条件：如延长罗湖海关通关时间和九广铁路的营运时间，简化两地海关过境手续（如深圳方面提出的两关并一关等），都可以在短期内将香港北部的居民迅速分流，既可以缓解香港房地产的压力，又可以加快深圳的发展，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十分有利。
第四，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能光立足大中华概念，必须面向东南亚。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不够，香港不仅是中国大陆对外发展的窗口，也是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当地华侨资本逃避政治压力的重要窗口，香港可以说是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性都会，或者说是海外华人的“经济首都”。90年代以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加速，本地金融业随之发展，开放度大幅度提高，新加坡又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与香港争夺国际金融业务和跨国企业以至中资企业在该地区的总部，香港在东南亚的枢纽地位已明显不如过去。
香港在东南亚地位的相对衰落，与香港经济的转型有关。在中国大陆未大幅度开放前，港商自然选择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布局，使香港的产业能够辐射到整个东南亚地区，香港成为整个地区的营运中心。1987年以后，随着香港投资往内地集中，忽视了东南亚（也不排除一些东南亚投资项目在继续进行，但与过去相比是大大减少了），与东南亚的联系减少。同时，由于香港内部成本上升等因素，东南亚资本与香港的联系相对放缓，更多地倾向于向新加坡集中。
另一方面，香港的金融业，过分集中在中国概念，忽略了开发东南亚市场。近年来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炒卖中国题材（如红筹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过多炒卖中国题材，会使香港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地位。香港能够成功炒卖中国题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内地的资本帐户没有开放，内地的大量融资活动（包括一些非法的交易）必须通过香港进行，更有许多内地资金进入香港金融市场运作。但是，中国的资本帐户迟早会对外开放的，上海和北京等地在10多年后迟早会主导中国大陆对外金融交往。这一点，看上海外滩和陆家嘴的气势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因此，如果香港金融业忽视了继续开拓东南亚市场，一旦失去在内地的特殊地位将会很被动。例如，如果目前日本银行和资金撤离香港的趋势继续下去，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很快就会出现逆转，因为香港信贷资金的1／3左右来自日本，是香港银团贷款的最重要参与者。因为日本银行一向讲求长期合作关系，一旦它们选准了上海取代香港开展中国业务，香港在日本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就会大大下降。
所以，如果香港金融业的发展继续较多依靠内地因素，香港很快会由东亚地区的国际都会沦落成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的中介，特别是华南地区（包括台湾）的中心，对内地的依赖进一步加强。而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香港对内地的作用降低，尤其是如果两岸实现三通，这种作用的减少会更加明显。一旦内地资本市场开放，则可能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终结，因此，在现阶段香港金融业必须未雨绸缪，立足大中华，拓展东南亚，放眼全世界，才能保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50 年、 100年不变，而不是20年后就销声匿迹。
第五，香港的移民政策需要调整，增加吸引人才的力度。
发展高科技产业，改造和提高传统的制造业，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说到底是人才的问题。人才和这些产业发展又有良性互动关系，有了人才、就有了市场，有了市场和产业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台湾的资讯和电子产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有人才，特别是有受过高度训练的工程师。几十年来，有成千上万的台湾留学生在硅谷学习和工作过，与台湾本岛的人才相配合，使台湾在资讯和电子产业，从技术人力、销售人力、到研发人力，其相对密度在全球都少有敌手，而其卓越的品质和相对低廉的薪资，更非竞争对手可以望其项背。从香港来看，虽然有不少留学生在美国，但学习专业都是金融、会计、工商管理等，学工程和制造者少之又少。因此，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会面临突出的人力资源制约因素。
从香港目前的教育水平看，前景不容乐观。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从移民方面入手。移民有两种标准，一是人道的原则，属于夫妻、子女团聚性质，香港在这方面相当宽松，令新移民成为香港政府负担和社会矛盾的焦点，按照目前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只会鼓励更多中下收入的香港人回内地娶妻生子，人道移民越来越多，新移民问题可能会成为政府长期的负担。二是技术性移民，主要是衡量移民者对这个地区的贡献来决定。这方面，香港限制得十分严格（在回归前，殖民政府对白种人技术移民条件很宽，对华人技术移民条件很严）。执行这种差别政策的结果，是香港新移民的平均教育程度和素质下降，降低了香港人力资源的潜力。
为了吸收人才，香港应该适当放宽对技术移民的限制，鼓励海外华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和有经营能力的华人向香港集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移民这个问题上，注意吸收内地人才固然重要，但放眼世界更关键。中国大陆的人力资源虽然便宜，但与产业化、商业化标准距离太远，不经过专门的培训，短期内无法利用。如果香港能够成功吸引到数万乃至10万高素质的人才进入，21世纪就有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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