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杜甫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甫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的杜甫研究，经历了从复兴到全面展开、向各个领域纵深发展、再到全面整合特别是“杜诗学”整合的过程。研究者们或沿着传统的研究路子走下去，或另辟蹊径，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到1999年底，中国大陆出版有关杜甫著作百余部，发表论文2500多篇。现仅就其突显者加以综述。
一、重新兴起与综合研究
作为学术研究，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始于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文革”改写本）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批评。前者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文史哲》1977年4期）为代表，后者以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同上1979年3期）为代表，两位学者的意见对新时期杜甫研究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陆文针对刘氏杜甫后期“轻儒重法”观点，以准确的统计数字证明杜甫不是“轻儒重法”，而是“尊儒尊孔”的。萧文则针对郭氏扬李抑杜的基调，一一驳证了其曲解、误解杜诗之处。两文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胆识和理论勇气。于是围绕郭著展开了一场不小的论争。王学泰《20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载《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认为：“《李白与杜甫》中的怪论实际上是个人崇拜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表现，此书把自古就存在的‘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的地步，而其目的就是一个，‘毛主席更爱好李白诗’，因此就要改变自己的爱好和经过研究得出的客观结论。这是荒诞而可悲的。”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4期）以为郭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政治著作，它留给我们两点启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与学者应具有人文精神。
谈到综合研究杜甫，不能不提到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和几部各具特色的杜甫评传。《杜甫研究》（齐鲁书社1980修订本）是著者精心研究杜甫的一部力作，被誉为“一部有创造性的作品”，能“以今日的科学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作出新的正确的评论”。特别是作者做到了“烂熟杜诗于胸中，不但分析杜甫作品时，可以‘呼之即出’，即叙述杜甫的时代、生活、思想时，也处处‘有诗为证’，没有一句虚测或附会的话”。它代表了我国80年代前杜甫研究的水平。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的显著特点是博采史实，联系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深刻阐述了杜诗的两次高峰：一是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同谷七歌》。认为：“乾元二年(759)，杜甫的诗已经发展到最高的境界”。二是寓居夔州时期。杜甫在七古、七律和排律，特别是“组律”和“拗律”等形式上都有极大的创造，完成了集大成的光辉业绩。陈贻焮《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是继萧著《杜甫研究》之后的又一研究高峰。它将杜甫与杜诗放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对时代和创作的关系、杜诗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按历史和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刻揭示了杜甫的思想性格及其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又通过作家的纵横比较，探讨杜诗艺术的独创性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等问题，填补了杜甫研究中的一些空白。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的特点在于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发展过程，又把杜甫当作伟大的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及政治、文学和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同时，本书在评传结合中侧重于评，试图把杜甫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中予以审视，对杜甫的地位及影响作出了较深刻的阐述。
谈到综合研究杜甫，又不能不提到：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广阔背景，开掘了杜诗流变的纵向研究传统；又通过对“同题共作”等形式的立体、综合、多层次的剖析，极大地拓展了杜诗横向研究系统的视野，渗透着著者多年研究的独到心得，颇多创获。张忠纲《杜诗纵横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对杜甫思想、生平交游、行踪遗迹、作品鉴赏、版本考证、词语阐释等方面的研究，多为前人未涉及或很少涉及者，被誉为“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创见迭出，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专著”（陈贻焮语）。朱明伦《杜甫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则“散论不散”，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了多方位研究。
二、关于诗圣的思想研究
杜甫的“伟大精神”是什么？就是崇高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杜甫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人被尊为“诗圣”，诗被誉为“诗史”，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其忧也深，其爱也笃，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者首先注意的是杜甫儒家思想的研究。如张忠纲《应该正确评价杜甫的忠君思想》（《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2年2期）对忠君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愚忠的不是儒家的孔、孟，而是法家的韩非。杜甫的忠君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他敢犯龙鳞疏救房琯尤为一生大节。其《忧国忧民无已时——杜甫爱国思想琐谈》（《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3期）再次强调杜甫生活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忠君和爱国是不能分开的，杜甫忠君的实质是爱国爱民，一以贯之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他忧国忧民的根基。康伊《杜甫君臣观新探》（《草堂》1986年2期）认为杜甫的君臣观实质上就是魏征的良臣观：强调君臣相契、明君直臣、爱国利民，“一饭未尝忘君”不是其本色。
其爱国爱民思想渊源研究虽是旧话重提，却有新的开拓。如邓小军《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4期）、《杜甫与儒家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同上1991年4期）、《杜甫：儒学复兴运动的先声》（《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3期）三文认为，人性思想和建基于其上的政治思想，是晚周原始儒家思想的两大骨干。人性思想的核心是人性源于天道、人性本善、人性普遍平等，其发展高峰是孟子直指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为仁的思想。杜甫直承孟子，对其仁政思想作出了独立的重新发明：恻隐之心，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乃是民本政治的根本。这正是杜甫高明于王通、韩愈、李翱等人的地方。杜甫的政治思想“完全继承着原始儒家和隋代王通一系传统……与愚忠不相干”，而且“体现了士在君主面前为道而自重的独立自由之人格”。所以说“杜甫与杜诗，乃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与先声”。这是少有的既论杜甫思想核心，又论其思想贡献的有分量的论文。莫砺锋在其《杜甫评传》中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杜甫所服膺的仅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而且主要是孔孟之道中的积极因素”，即“孔孟之道在本质上是关于立身处世的人生哲学，这也就是杜甫世界观的核心”。刘明华《社会良知——杜甫：士人的风范》（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将杜甫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重建意识、民胞物与思想整合在“社会良知”这一伟大人格形象中，杜甫的突破在于扬弃了仁政学说中以君为核心的内容，而以民为出发点。直接从民族文化角度发掘其思想渊源是一新拓展。如胡晓明《略论杜甫诗学与中国文化精神》（《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5期）认为杜甫曾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托命之人”与人格代表，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不轻贱、不贬抑生命价值又迥异于佛学的特点。裴斐《贫病老丑话杜甫》（《江汉论坛》1982年8期）确认杜甫是最能体现韧性这种民族性格的诗人，他的韧性表现于对社会、时代和民族命运终始不渝的关怀与他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的丰富情趣。从这两类作品的辉映中即可看出杜甫性格的全部光辉，这正是充分理解杜诗作为一代国史的全部意义。谢思炜《杜诗的伦理内涵与现代阐释》（《文学遗产》1995年1期）认为杜甫的道德实践具有一种自觉性，但从未达到高度理论自觉性，所以他始终是个思想纷杂的诗人。因此，杜诗的伦理内涵超越了对某一道德原则的简单确认，并把历史的客观形式呈现给读者，这对我们今天批判改造在历史上曾发挥正面、负面巨大作用的儒家思想，无疑会有重大的启示。
杜甫受佛道思想的影响研究有一定的突破。自从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而且是禅宗南宗的信徒，他的佛道信仰是“老而愈笃”以后，学术界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钟来茵《再论杜甫与道教》（《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3期）认为杜甫求仙访道受李白的影响，并吸收了道家道教中的许多营养，其核心思想仍是儒家仁政思想。吕澂《杜甫的佛教信仰》（《哲学研究》1978年6期）坚持杜甫早年信仰禅学北宗，而与南宗无涉，入蜀后禅宗信仰逐渐动摇，终于改信了净土教。陈允吉《略辨杜甫的禅学信仰》（载《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也认为杜甫的禅学信仰是属于禅学北宗，但“在他的世界观中，禅学思想的影响只是一个很次要的方面”。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认为杜甫早年主要信奉道教，晚年主要信奉禅宗，南宗思想深刻影响了其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然而儒家思想是与之互补的、互相结合的。后来，他的《净众、保唐禅与杜甫的禅宗信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5期）则指出杜甫晚年飘泊四川时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净众、保唐宗的影响，正是从杜甫开始，“儒家思想的认真信奉者和实践者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作出回应”。孙昌武《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也指出“杜甫在四川时，正是净众宗、保唐宗兴盛时，他的创作中表现的思想倾向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与这种禅思想的发展有关系”，对杜诗的艺术表现也有一定影响。有些文章论到杜甫的民族思想和民族观及妇女观，看法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兹从略。
从上述论著中可以看到：论者侧重的是儒、释、道特别是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绝大多数人忽视了杜甫本人对儒家思想及其传播的贡献：用充满感情的诗篇阐释并丰富了儒学，他对宋代儒学发展的影响肯定超过了韩愈等人；杜诗中所充盈的道德感化力量在社会伦理道德大滑坡的今日仍具有不小的匡扶作用。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将杜甫的这一贡献以济时需、以为世用的问题，而不是纠缠于儒、释、道影响杜甫的大小问题。
三、杜甫生平交游的考辨
关于杜甫生平交游的考辨，新时期有不少新见。王辉斌《建国以来杜甫生平研究综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将建国以来关于杜甫生卒年，家世妻室，李杜交游及其他，卒地、卒因、墓地的研究成果作了介绍，可以参看。王氏《杜甫母系问题辨说》（《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2期）考出杜甫生母既非崔融长女，亦非“清河大族”，而是系出博陵安平崔氏，杜甫无咏海棠诗与其母毫无关系。关于杜甫的出生地问题，旧说都认为在河南巩县。王氏《杜甫出生地考实》（《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4期）认为巩县仅是杜甫之祖的迁居住处，杜甫的出生地则在洛阳，杜甫家族至迟在其祖父杜审言晚年即已迁居洛阳，并断定其“故乡”诗有相当一部分是具体指洛阳的。
杜甫生平中有一个贡举应试问题，邝健行《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4期、1997年4期）研究的结果是：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或稍前回到故乡巩县，考过了县试；再到洛阳福唐观考过了河南府府试；开元二十四年正、二月间，在长安参加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的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其间曾得到当时的京兆尹（可能是李适之）照拂。乔长阜在《杜甫研究学刊》上先后发表了《杜甫二入长安时期的几个问题——兼辨杜甫应进士试中的两个问题》（1996年3期）、《杜甫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1997年4期）等文也以为杜甫应进士试当在开元二十四年的长安，天宝六载春第二次入长安应制举。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4期）根据新发现的韦济墓志——“天宝七载，转河南尹”，“九载，迁尚书左丞”的记载，纪正了前人认为韦济天宝七载迁左丞的错误，重新考定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诗的作年，指出“杜甫天宝六载应试失利后，不久即离开长安，到陆浑庄隐居”，“直到天宝九载，才再次赴京”。关于杜甫的第一任职务及被罢左拾遗、华州弃官而流寓陇蜀、弃官西行而卜居归隐、退出严武幕府及离蜀原因的探讨越来越符合或切近史实，兹不详述。
关于李杜交游问题，建国前后的研究成果是李杜一生过从三次：第一次在天宝三载四月的洛阳；第二次在天宝三载秋的梁宋；第三次在天宝四载秋的兖州。耿元瑞《关于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总第13期）提出怀疑。郁贤皓《李杜交游新考》（《草堂》1983年1期）在耿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出二人初识的地点是梁园。王辉斌《李杜初识时地探索》（《四川师大学报》1987年1期）又将李杜初识的时间具体到天宝三载的夏五月末与六月初之间。对于李杜第三次交游，上举郁文提出了“齐州盛会”新说，认为这次盛会的参加者不仅有李白、杜甫、李邕、高适、李之芳五人，还有当时在齐州任司马的卢象，“是又一次诗坛两曜与众星相聚的盛会”。刘友竹《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认为“齐州盛会”纯属子虚乌有。李杜交游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这一研究的深入，对李、杜其人其诗乃至整个唐诗的探讨都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杜甫卒葬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迄无定论。萧涤非“一贯主张杜甫不是饫死或溺死于耒阳而是病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洞庭湖上”（《杜甫研究》再版前言）。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全面论述了杜甫卒葬的问题，尤其对所谓戎昱《耒阳溪夜行》诗、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李观《杜拾遗补传》等几则有关杜甫卒葬的关键材料进行了考论，考定均非伪作。著者力主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直接死因还只是饮酒过多”。杜甫初葬来阳，旋殡岳阳，终葬偃师，这构成了杜甫灵柩归葬的全过程，并考证《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作于“大历三年(768)冬末，地点在洞庭湖上的舟中”，不是杜甫的绝笔诗，其绝笔诗应是《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但傅著所以立论的主要论据似站不住脚。莫砺锋《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2期）赞同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对傅说提出商榷与质疑：先从文献学角度与诗句重点词语的辨析中论证了傅著称之为“杜甫死于耒阳最可靠的铁证”的《耒阳溪夜行》诗不足为据，又从文献学角度证明傅说据以为证的所谓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是伪作，复通过对杜集中作于耒阳以后的六首诗的考辨与分析，富有逻辑性地推论出：“《风疾舟中》以作于大历五年(770)冬的可能为最大，它应该是杜甫的绝笔诗。傅著系此诗于大历三年的结论不能成立”。关于杜甫的生卒年及死因、墓地也出现了几种新说法，似乎都缺乏坚实有力的根据。
对杜甫生平交游的研究有助于“知人论世”，有助于杜甫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尽可能还原一个较为实在的杜甫。但有些“新见”尚待历史的考验。
四、杜诗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研究
萧涤非认为杜诗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大”。这“大”一方面包括内容的广阔性，所谓无所不包，堪称“诗史”。一方面是形式的多样性，所谓众体俱备，诸体兼擅，诗差不多成了万能的工具。二是“真”。杜甫感情真挚，他的诗都是在一种“不吐不快”的状况下写出来的，具有真情实感，爱则真爱，恨则真恨，悲则真悲，乐则真乐，所以能动人（见张忠纲《萧涤非与杜甫研究》，载《杜诗纵横探》）。
下列论文从“大”着眼。如黄稚荃《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草堂》1983年1期）所论杜诗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成就最大，最为完美，影响也最为深远”。程千帆、莫砺锋《杜诗集大成说》（见《被开拓的诗世界》）论述的“正像孔子及其思想体系一样，杜甫和他的诗歌也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他将“整个外部世界都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融合无间，而且都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准则、审美规范的体系之中”的集大成的特性。邓魁英《释“诗史”》（《草堂》1984年1期）论说的杜甫以卓越的见识和高超的史笔，对八世纪社会状况所作的成功的艺术描绘。邓小军《杜甫诗史精神》（中国杜甫研究会编《杜甫研究论文集》）认为“杜甫诗史精神，是诗人国身通一精神、良史实录精神、孔子庶人议政贬天子精神、民本精神、平等精神的集大成”，“是中国文化一系列传统精神的整幅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等等，都无一不是紧紧抓住了“大”的特点展开论述的。
陈守元《试论“情圣”及其“情诗”》（《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4期）认定杜诗“情”的特质主要在于反映了与人民大众相近或相通的人情、人性，表现了特定的人情美、人性美。曾枣庄《至情至性，感人至深——论杜诗的人情味》（《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1期）阐发杜诗“富有人情味”。丁启阵《生命的悲歌——论杜甫诗中有关生命的悲剧主题》（《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2期）认为“杜甫有关生命题材的诗歌就是一曲生命的咏叹调”，而“杜甫咏叹的决不只是生理的人的生命，更是社会的人的生命”，而且具有深刻和真实及强列的艺术感染力。这些论述紧紧抓住了杜诗的“真”。
论者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阐发亦呈现出多样性，然而不出“大”“真”两范畴。如王双启《“沉郁顿挫”辨析》（《草堂》1982年2期）所论其具体内涵是内容上的忧愤深广、形式上的波澜老成，反映客观现实真实深刻，反映主观世界披肝沥胆。周裕锴《试论杜甫诗中的时空观念》（《江汉论坛》1983年6期）论述杜甫把历史的、宇宙的、个人的观念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沉郁顿挫、苍凉悲壮的风格。王南《“沉郁顿挫”论》（《文学遗产》1993年4期）就“沉郁顿挫”的语言学理论内涵进行了探讨。袁行霈《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4期）从杜诗富有个性特点的意象群和独特的意象组合方式的角度阐释了杜诗沉郁的风格。裴斐所论“沉郁顿挫”风格老、大、神形成过程及其内涵（见其《老杜之老》、《老杜之大》载《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6日、1991年5月4日；《杜诗风格与夔州风土》载《草堂》1984年2期）等等，都是“大”“真”的变相表现。
许多论文对杜甫的诗学理论与美学观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罗宗强《浑涵汪茫，兼收并蓄——杜甫文学思想刍议》（《天津师院学报》1979年3期）认为杜甫“既赞成情性的自由抒发，又提倡比兴规讽；既重天赋，又提倡苦学与功力；既主张写实，又提倡传神；既赞美‘清水出芙蓉’的美，又追求悲壮的美”，即具有一些朴素的艺术辩证法因素。王运熙《杜甫诗论的时代精神》（《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2期）则认为其诗论既反映了盛唐诗人追求壮美风格、赞扬建安风骨的心态，又反映了中唐诗人关心时弊，提倡美刺比兴的要求，体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和诗歌的主要创作倾向。康伊《论少陵诗学的基本理论结构》（《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2期）认为真、兴、神、律、法是少陵诗学的大厦与基本理论框架。张少康、刘三富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认为“杜甫的诗歌创作思想核心是讲究传神”。金学智《杜甫悲歌的审美特征》（《文学遗产》1991年3期）认为杜甫悲剧性抒情诗的美学特征是“忧以天下”的广阔性和洞见本质的深刻性，情景相忤与情景交融的悲壮性。吴调公《旅食京华春——长安十年中杜甫的审美观》（《草堂》1984年1期）认为杜甫的精神是悲与壮的结合，其结合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杜甫是语言大师，这时期出现了专论杜诗写作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几本著作。文自成、范文质《诗圣的写作艺术》（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0）专论杜甫诗美特征、写作技法。刘明华《杜诗修辞艺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从理论高度专门探讨了杜诗修辞艺术。徐仁甫《杜诗注解商榷》（中华书局1979）及其《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依仇兆鏊《杜诗详注》卷次对其中约400余首诗中的虚词、语法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曹慕樊《杜诗杂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9）以读杜笔记的形式谈杜甫的思想、生活、杜诗艺术风格、遣词炼字等，多有新见。马重奇《杜甫古诗韵读》（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对杜甫古诗用韵作了专门的音韵学的研究。
五、李杜比较论略
两位大诗人的比较研究更有助于全面认识杜甫。为此，新时期的论者作了不小的努力。如罗宗强《李杜论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作为新时期李杜研究的第一部论著，以其理论深度补偏救弊，进而对李诗“飘逸”、杜诗“沉郁”如何表现、如何形成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又反复强调现实生活对于创作的意义，李杜诗风的不同取决于认识、概括和反映现实的特殊方式而无优劣之分，在政治上杜甫的迂阔、李白的天真正说明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不同。燕白《简论李白和杜甫》（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重点是对李杜诗歌的特点、异同加以概括和总结，否定了《李白与杜甫》抑杜扬李的观点。房日晰《李白杜甫诗反映现实之比较》（见其《唐诗比较论》）从观察体验生活角度的不同：杜诗以叙事笔法，以情节与细节组成现实生活画面；李诗以抒情笔法展示一幅幅奇特壮观的写意画，来比较李杜反映现实的不同特点。萧瑞峰《李杜诗论新探》（《杭州师院学报》1995年4期）总结了李杜诗论的同异点：共同点表现在倡导诗歌的现实主义、主张文质兼胜和清新质朴三方面；不同点则在李重“逸兴”、“批判”和“创造”，杜则重“诗律”、“继承”和“学习”。萧华荣《文学批评史上的李白》（《华东师大学报》1995年6期）站在文学批评史的高度对李杜作了比较研究：“热闹局”与“冷落局”——古人学杜的多，学李的少，更没有学李的流派；“守旧”的李白与“革新”的杜甫——李朝向过去，前见古人，杜面向未来，后见来者；在宋代道学作用下，杜甫地位明显上升，李则相形见拙；明人难圆的“青春梦”——明人提倡“诗必盛唐”，亲近喜欢李白而不能学习李白，对杜甫有微词而实学杜甫；清代的“实学”与“经世”——杜甫地位再度上升，李白又被冷落；萧条异代不同时——李白代表着青春，其时代不可重复，故其诗不可学。张浩逊《李杜咏月比较论》（《上海师大学报》1995年3期）在比较共同点——酷爱明月、擅于以月营构意境、睹月怀乡和以月寄托国事的同时，探讨了不同点：杜用典过多，匠气过重，不如李之清新。康怀远《元白批评李白刍议》（《祁连学刊》1990年1期）指出元白批评李白的失误在于，二人过分从形式和风格立论，另设藩蓠，把李杜有意对立起来。李一飞《李杜并称、李杜优劣论探源》（《湘潭师院学报》1991年2期）认为唐人李杜并称始于贞元，盛于元和，将李杜并称最早见于文字则为元稹所说李“亦差肩于子美”，并非有意抑李。方凤岐《“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关于李杜评估的历史回顾》（《江汉大学学报》1991年4期）从文艺学角度指出，飘逸和沉郁只是李杜诗歌互相区别的风格特征，不可据以妄比二人的优劣高下。吴光兴《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文学遗产》1994年3期）在论述唐人对李杜的评论时说：唐元和年间，元稹认为李比不上杜，白居易认为李不如杜，对杜的评价也不高；韩愈以为李杜齐名并尊，不可臧否。当韩在以“志——气——气势——壮丽”这一种新观念对八世纪作重新考量时，以李杜为最，以主张“兴寄”的陈子昂为七、八世纪之交的诗坛第一重镇，“兴象”、“风骨”兼备的开元诗坛被充分肯定，杜甫完全被当作开元诗人，与李白一起成为盛唐诗坛的中心。这就意味着八世纪的结束，九世纪的新创。这种站在学术史的高度重新考量李杜韩关系的方法很值得注意。
六、分体、分类、分时期、分地域研究
杜诗诸体俱备，各体兼擅，新时期的分体研究愈趋精细。专论古体的，多侧重其创新的特点。如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2期）认为新乐府是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其创题方式丰富多样，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光辉样板。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1期）则以极富说服力的统计着重探讨了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澄清了一些一直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特别缕清了“歌”与“行”表现职能上的大致分工、写作新题“行”诗的自觉性与表现手法问题。对其绝句，向来毁誉参半。李谊等《关于杜诗绝句的评价问题》（《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1期）批驳了前人对杜甫绝句的误解，认为“杜诗绝句在唐人绝句中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光彩照人的。且为后世绝句诗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周啸天《杜甫——绝句艺术的拓新者》（《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1期）发掘了杜甫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样式风格等方面对盛唐绝句的开拓。而陈邦炎《试论杜甫绝句的得失》（《草堂》1982年2期）则认为杜甫绝句的创新有得有失，从艺术性强的绝句所占比例看，似乎失大于得。“但从文学史角度、从绝句发展演进的角度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论其律诗，或专论五律和排律。如赵谦《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4期）论述了其结构艺术的丰富性及其审美功能的多样性。程千帆、张宏生《晚年：回忆和反省——谈杜甫在夔州的长篇排律和联章诗札记》（同上1986年1期）认为杜甫夔州时的一些长排和联章诗标志着他对这些诗体的创造、运用所达到的全新境界，而且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怀旧情绪，体现着由现在回溯到过去的反省，是“心智的果实”。或重点研究其七律，如叶嘉莹《杜甫七律诗演进的几个阶段》（《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3期）以为杜甫后期的七律对格律的运用已经达到了完全从心所欲的化境：表现于格律之内的腾掷跳跃与表现于格律之外的横放杰出。而《秋兴八首》最能体现其“晚节渐于诗律细”的创作精神，叶氏特为编撰《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其所加按语对杜律艺术境界之评述最为精到。裴斐《杜律举隅》（《草堂》1983年2期）以陇蜀纪行之作为标志分杜诗为前后期，着重辨析杜甫后期七律，克服了杜诗研究中重思想轻艺术的偏颇和对文学思想性的狭隘理解。或重点研究其拗律，如刘明华《完善与破弃——对杜甫“拗体”的思考》（《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2期）在对众家关于拗体概念和杜诗拗体数量诸说进行清理之后，指出“‘拗救’是晚起义，最早也在宋代，理论上的总结则在清代、现代”，而杜诗拗句实无规律可寻又能律则律，当拗则拗。叶嘉莹在其《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中认为杜甫拗律的出现表明杜律已达到了出入变化运用自如的地步。裴斐对之持否定评价：杜之拗律多属泛泛写景而寓意不深的随意之作，“一般说来并不成功”（见《杜律举隅》）。林继中《杜律：生命的形式》（《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4期）认为杜律的“逻辑”与“秩序”是：以情感生命的起伏为起伏，极力追摹生命的节奏，让诗的形式之律动与人的内在生命之律动同步合拍，由此焕发出诗美。
杜诗分类研究涉及各个方面，诸如边塞诗、咏物诗、山水诗、纪行诗、题画诗等等都有文章进行研究，探讨其不同的特色。其中以山水景物诗为多，如马晓光《论杜甫入蜀诗对山水诗的贡献》（《山西大学学报》1985年1期）以为杜甫对山水诗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以积极入世、关心现实、干预现实的姿态来把握山水，并把山水题材与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融合起来，使之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光彩。曾明《杜甫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3期）认为杜甫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于注重对真与善的追求，注重体现人的价值。牟瑞平《杜甫山水景物诗中的生命意识》、《杜甫山水景物诗中的历史意识》（同上1994年2期、1996年1期）认为杜甫的山水景物诗以大自然为参照，“对人类生命情感作出了深邃而挚烈的体验探索”，充盈着强烈深邃的历史情感。程千帆、莫砺锋《崎岖的道路与伟丽的山川——读杜甫纪行诗札记》（见《被开拓的诗世界》）重点研究杜甫的“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纪行诗，认为杜甫“以狮子搏兔之全力描绘秦陇山川，而且打并入身世之感，生事之艰，成为古代纪行诗中的空前绝后之作”。程千帆、张宏生《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读杜甫咏物诗札记》（同上）认为杜甫的咏物诗数量多，题材广，命意深。其英雄主义主要表现为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报国的满腔热诚；其人道主义则在于广泛的同情心，这二者的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理性的深度。
杜甫生活经历的特殊性使得杜诗的分时期研究往往是和分地域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杜甫生平创作的分期有四期、五期、六期、八期之说，其影响较大的是裴斐的《杜诗八期论》（《文学遗产》1992年4期），他将杜甫创作以秦州划限分为前后期，又细分为八期：壮游时期（35岁以前）是杜诗风格尚未形成的懵懂期；长安十年是风格的形成期，“沉郁顿挫”的风格开始形成；辗转兵燹（三年半）是杜诗既成风格的发展期；奔逃陇蜀（半年）是风格的变化期；栖息草堂（两年半）是新风格的形成期，形成了萧淡婉丽的风格；流离两川（三年半）是杜诗风格的再变期，雄浑悲壮与萧淡婉丽两类风格到这时都已经形成；羁留夔州（两年半）是这两类风格全面发展和登峰造极的时期；落魄荆湘（两年半）是杜诗发展的落潮和光辉的结束期。杜诗风格形成和演变的关键取决于诗人对现实人生始终不渝的执著与超越。对杜甫各个时期的研究以陇右诗和夔州诗为多。陇右半年，是杜甫生活和诗歌创作生涯的重要转变时期。安涛《陇右诗在杜甫诗歌中的作用和地位》（见《杜甫陇右诗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发现陇右诗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杜甫以此为界，先是完成了唐代文学由盛唐向动荡时期转变的历史使命，把主观性阶段的文学转变成了客观性阶段的文学，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随后他又以此为起点，从思想精神和艺术形式等方面进一步变化发展，进入了另一个主观性的创作时期，并以此开启了中唐诗歌的一代新风。张忠纲《陇右艰难诗兴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期）指出陇右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生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多艰，促使诗人在叙事、抒情、写景过程中‘绝脂粉以坚其骨，贱丰神以实其髓’，从而完成了‘洗尽铅华，独留本质’的诗风转变”。裴斐《杜诗风格与夔州风土》（《草堂》1984年2期）阐发了杜诗风格与夔州风土的关系，他认为杜诗风格的最后完成在夔州，而颇具特色的夔州风土时时触发杜甫诗兴并对其诗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夔州诗集杜诗之大成”。祁和辉《杜甫与巴蜀文化》（《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1、3期）以为杜甫对巴蜀“殊方”、“殊俗”的强烈感受，对巴蜀文化的鉴定具有非同寻常的可靠性和生动性。
七、杜诗学研究
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其影响研究或杜诗学史研究，学者们归纳为“杜诗学”，它包括杜诗所受前人的影响与杜诗对后世的影响及后世研究杜甫著作的再研究与再评价等内涵。
（一）转益多师
杜甫诗歌所以能取得那样高的成就，是与他善于继承前代的文学遗产分不开的。他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并身体力行之，故能集其大成。金启华《杜诗渊源论》、《杜诗证经》、《杜诗证史》、《杜诗证子》等文（均见《杜甫诗论丛》）发挥了元稹“集大成”说，证明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叶征洛《“熟精文选理”——杜甫与〈文选〉》（《杜甫研究学刊》1988年1期）论述了杜甫“熟精文选理”之深度。卢燕平《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杜甫诗美之于庄子》（《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2期）探讨了庄子以混元气理论为基础的齐物齐天、合于大化的审美观对杜甫的有限的影响。杜甫自云“窃攀屈宋宜方驾”，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从屈原、贾谊到杜甫》（见《被开拓的诗世界》）论述了屈、贾忧国忧民的忧患感和对国对民的责任感对杜甫的影响，认为“杜甫乃是屈原精神的最好继承者”。黄珅《陶杜异同论》（《文学遗产》1991年3期）重点考察了陶、杜之“真”本质上的差异：陶之“真”在自然，杜之“真”则在性情、在气骨；陶是脱俗的真，杜是入世的真。这一差异导致了诗的境界、风格特征的不同。陶道恕《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略谈鲍照诗对杜甫的影响》（《草堂》1982年1期）、张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论杜甫晚年的乡关之思》（《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3期）都论证了鲍照诗、庾信诗赋对杜诗的影响及杜诗对二家诗歌的借鉴。
至于唐人对杜甫的影响，论文中提到较多的是陈子昂和杜审言等。吴明贤《论杜甫与陈子昂》（《草堂》1983年1期）论述陈子昂在诗歌理论、创作实践上对杜诗集大成的影响。钟树梁《陈子昂与杜子美》（见其《杜诗研究丛稿》）论述了陈子昂在政治、文学方面对杜的影响。两文皆着力阐发陈子昂“为李杜开先”、为“杜陵之先导”的思想。陈昌渠《“诗是吾家事”》（《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5辑）、许永璋《杜甫“吾祖诗冠古”的时代意义》（《杜甫研究学刊》1988年2期）都论其家学渊源，许文指出孙祖二人“性情之真”与“艺术之真”的连接，形成唐诗新体制——律诗之光辉成就的主流。邝健行《杜甫对初唐诗体及其创作技巧的肯定和继承》（同上1992年2期）认为杜甫的偏向近体，跟他在相当大程度上肯定和继承初唐新诗体及其相关的艺术创作方法不无关系。张志烈《杜甫与刘允济》（同上1993年4期）论述了作为杜审言同乡同僚的刘允济在道德品质、儒学思想、诗文艺术等方面所能给予杜甫的影响，为杜诗渊源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二）沾丐后人
程千帆、莫砺锋《杜诗集大成说》云：“杜甫之‘集大成’与孔子之‘集大成’一样，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因此，杜诗的流传及其影响应是杜诗学研究的重点。
杜诗精神首先泽被于他身后的唐人，虽然他对大历以前诗人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参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考论》和《杜诗在至德、大历间的流传和影响》，分见《文学遗产》1991年3期、《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3期）。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1辑）论道：“杜诗在唐五代的流传极其广泛，受到唐代有成就诗人的普遍推重，并对中晚唐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清华《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殷都学刊》1992年3期）指出，杜甫的政治倾向和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韩诗的创作，“韩愈是杜甫之后学杜最早成就最大的第一人”，杜甫偶一而为之的奇险之作对韩诗造成了直接影响，同时白居易继承杜诗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出坦易风格，二人共同完成了诗到元和的变革与创新。房日晰《论韩愈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杜甫研究学刊》1989年4期）肯定这种变新是从杜甫开始的。它突出表现在诗的赋笔的运用与散文化方面。韩愈正是在杜甫革新诗歌的基础上使古典诗歌走上了一条“以文为诗”的新路，韩诗遂成为唐诗到宋诗过渡的桥梁。日本学者入谷仙介的《关于〈琵琶行〉的创作——重点研究与杜甫的关系》（《唐代文学研究》第5辑）以《琵琶行》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例，从诗歌叙事模型和大量被人忽略的原始文献及社会心理内涵的分析，揭示了白居易创作此诗所受到杜甫的影响。对杜甫与李贺创作的关系，房日晰在他的《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文学遗产》1993年2期）、《杜诗与贺体——从诗用髑髅说起》（《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4期）、《萨都剌与杜甫》（同上1期）等文中既揭示了杜甫部分诗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与情调对李贺诗歌根本性的影响，又探讨了杜甫、李贺和元代后期以萨都剌、杨维桢为代表的“贺体”诗的渊源关系，断言“杜甫应是元代后期贺体诗的不祧之祖”。房氏《杜甫李商隐七律之比较》（同上1991年2期）认为李之七律在现实内容与艺术技巧上充分继承与发展了杜甫七律上的成就，达到了另一个光辉的峰巅。程千帆、张宏生《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见《被开拓的诗世界》）认为七律发展到杜甫，被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使之跳出宫廷和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这一传统直到晚唐的李商隐和韩偓才得到真正的、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李新《浅说杜甫的文学思想对韦庄的影响》（《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1期）着重论析了杜对韦庄具有明快、沉郁、雄健风格的词和作为晚唐“诗史”韦诗的影响。
宋代杜诗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所谓“千家注杜”、“学诗者非子美不道”的盛况，杜甫“诗圣”的崇高地位也是宋人树立起来的。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引发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林继中《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文学遗产》1990年1期）指出，杜甫到新儒学“定于一尊”，以“致用”、“务本”及与之相适应的审美意识成为其价值取向的三股绳之后，才“以其忠君爱国病民省身的潜在意义及其丰富的审美情趣通过了宋人的价值选取，与之视野交融，在长期接受过程中得到认同，终于成为新时代的最高典范——‘诗圣’”，在这一认同过程中，“王安石起了重大作用”。许总《论宋学对杜诗的曲解和误解》（见其《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南京出版社1989）则认为，杜诗地位在宋代的确立是在理学道德观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得以贯彻、“忠君说”成为宋代杜诗研究界占统治地位的学说之后，这正是宋人对杜诗的曲解和误解。裴斐的论证更为深入：从并尊李杜到独尊杜甫，其论据主要有四，即教化说、诗史说、集大成说、无一字无来处说。由梳理这四大观点，裴斐发现了两宋杜诗学中普遍存在而被人们忽视的一种倾向——宋人将杜诗视同经史，盛赞其忠君爱国与史笔森严，而实际欣赏的却是那些无关忠爱无关现实的写景咏物和琐事成吟之作。这种思想评价与审美偏好相背的倾向，无关个人品格，主要决定于时代环境（《唐宋杜学四大观点述评》，《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4期；《略论两宋杜诗学中存在的一种倾向》，《中国文学研究》1995年3期）。这是杜诗学研究中不小的创获。胡可先《论宋末的杜诗学》（《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1期）勾勒了杜诗学在有宋一代成为“显学”的过程和形成原因，以为南宋遗民诗歌创作继承的是杜甫的诗史精神。周裕锴《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杜甫与江西诗派》（同上1990年3期）以为黄庭坚之学杜侧重点有前后期的不同，大致经历了从功利的、伦理的到超功利的、审美的方向转变。这种师承关系说明北宋的学杜思潮开始演变为有宗主家法、有师承渊源的诗歌流派，杜甫不再仅仅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为人推崇，而是作为一个超凡入圣、牢笼百代的艺术范型受到膜拜，杜诗在江西派诗人历时态的阅读和接受中又不断地获得各种不同的反馈。新时期专门探讨王安石、苏轼、苏辙、葛立方、张戒、朱熹、辛弃疾、姜夔、严羽、文天祥等人杜诗学贡献的论文不少，兹不详述。
宋代杜诗学之盛还表现在“千家注杜”上。新时期对宋刻杜诗版本的介绍、整理和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此书前言综合研究赵注，正文分别是赵注前半部的辑佚与后半部赵注明钞本的增订校补，为研究杜诗提供了一个最为完整、谨严的赵注本。
金元明杜诗学研究以论元好问、方回和杨慎为重点。许总《金元杜诗学探析》（见《杜诗学发微》）认为金元杜诗学的价值在于它是由宋代杜诗学重教化走向明清杜诗学重审美的重要的中间一环，显示出继往开来的作用和痕迹。元好问从杜诗研究史的角度第一次明确提出“杜诗学”的概念，成为杜诗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理性标记；方回作为标榜江西宗派的最后一人，始倡“一祖三宗”之说，推进了元代崇杜之风的继续。詹杭伦《方回杜诗学综论》（《草堂》1987年1期）论述了方回杜诗学的内容：杜甫古诗出自六朝，律诗出自初唐陈、杜、沈、宋。方氏推陈子昂为“唐人律诗之祖”，可谓特识。又运用“文章与时高下”的理论对杜诗深刻的思想内容作出了高度评价，还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作出了合理的说明。王仲镛《杨慎杜诗学述评》（《草堂》1982年1期）否认了杨氏有“扬李抑杜”的倾向。廖仲安《杨慎与杜诗》（《光明日报》1983年3月22日《文学遗产》）则证明“杨慎有‘抑杜’倾向，却并没有冤枉他”。并指出杨氏在抹煞杜甫乐府古诗方面的成就上是与“前七子”首领李梦阳一致的。但杨氏“后期对杜诗的看法是有不小变化的”。
明末清初是杜诗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许多重要杜诗评注本陆续刊刻，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如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吴见思《杜诗论文》、黄生《杜诗说》、仇兆鳌《杜诗详注》等，新时期出现了大量评述其特色与得失的论文。许总《明清杜诗学概观》（见其《杜诗学发微》）指出，明清杜诗学经历了由政教中心到审美中心的转化，由倡性灵、重情感到对创作个性、鉴赏个性的阐发和强调，文艺批评的重点完成了从外在向内在，从客体向主体的转化、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张变化生新、力求自成一家的风气在杜诗学界造成针锋相对的学术争鸣，展示出杜诗研究的不同的角度和视点。杜诗学发展到王夫之是一个不小的转折，熊良智《王夫之论杜评说》（《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3期）认为王氏论杜的特点在于注意诗歌的审美属性，从艺术规律出发去评价杜诗的成就，总结杜诗的创作方法，批评杜诗的不足；特别是针对明代的形式主义文艺思潮，坚决反对守死法、建门庭，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王士禛为清初一代宗师，自从他的甥婿赵执信扬言“阮翁酷不喜少陵”之后，学术界几乎形成一种“定论”。张忠纲《渔洋论杜》（《文学评论》1987年4期）以充足的理由推翻了这一历史“定论”。证明王渔洋对杜甫是推崇的，肯定的；他对杜甫的批评虽有偏颇，但不都是没有道理的。沈德潜是格调说的集大成者，继王士禛之后主盟诗坛。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术略》（《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1期）认为沈氏的诗学思想主要是重格调，尚浑成，推尊盛唐，宗法李杜，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了一个通达融贯的理论体系，特别看到了杜诗深厚的渊源与诗体、诗格、诗法等方面的创新。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同上1995年3、4期）肯定了沈氏杜诗论的贡献，又指出其局限性：把“忠君”视为杜诗思想内容的中心，把杜甫塑造成温柔敦厚的形象，把杜诗很多成功的艺术手段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性灵说的创始者袁枚，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对传统的儒家“诗教”深致不满，与沈德潜形成鲜明的对比。刘明华《芬芳悱恻解杜，转益多师学杜——袁枚对杜诗学的贡献》（同上1993年1期）认为袁枚以“性灵”为旨归，发掘了杜诗“芬芳悱恻”的一面，对杜诗的抒情性作了充分的肯定，体现了“六经注我”的叛逆思想；以“转益多师”的态度学杜，又丰富了这一经典命题的内涵，对传统的杜诗学惯性造成了冲击。
清嘉庆以后，注杜稍衰，梁运昌《杜园说杜》、史炳《杜诗琐证》是其中的佼佼者。张忠纲《梁运昌和〈杜园说杜〉》（《文献》1994年3期）、刘开扬《晚学逾知注杜难——读史炳〈杜诗琐证〉》（《杜甫研究学刊》1989年2期）等文有所评述，可参阅。桐城派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在诗学上也是尊杜的。许总《以文论诗，寓刚于柔——桐城派杜诗学阐论》（见其《杜诗学发微》）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推尊杜诗，在中国诗史上只有江西、桐城先后辉映。桐城派学杜借鉴了江西派学杜的经验进而形成自身杜诗学的特色。桐城派诗论中的杜、韩、黄（庭坚）“一灯相传”的体系，正是在以文为诗的创作背景中由以文论诗的艺术理论扭结起来。以此运用于杜诗研究，桐城派文人不仅发现了杜诗开创性的艺术实践，而且处处阐发以文为诗在杜诗中的普遍运用，将杜甫之诗与司马迁之文相提并论。桐城派文人一定程度地打破了杜诗学中的思想桎梏——偶像崇拜的庸俗化倾向，然而其相当程度的御用性又使其努力表现出极大的局限。许结《方东树论杜述评》（《草堂》1987年2期）则专就桐城派中坚人物方东树的杜诗学予以评介，方氏以为杜以前的诗风、流派至杜而总其成，其后之诗风、流派皆源于杜。
自元好问提出“杜诗学”以来，人们对“杜诗学”深入研究的兴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烈。目前杜诗学研究已到全面整合阶段，如许总《杜诗学发微》、谢思炜《杜诗解释史概述》（《文学遗产》1991年3期）、廖仲安《杜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5、6期）、胡可先《杜诗学论纲》（《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4期）和《杜诗史料学论纲》（同上1997年2期）、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4期）等等，都为杜诗学建设作了总体的构想与有益的探索，可以说，建构完整的杜诗学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期待着集大成式的杜诗学史的出现。
其他方面，如杜甫与近现代仁人志士的关系，关于杜诗选本、赏析性文章，对杜诗某一作品诸如作年、诗中人物和词语的具体考订，对杜甫文赋的研究，对杜诗海外影响的研究等，因限于篇幅，只好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