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究竟座落在何处①——论文协同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人对论文,座落论文,论文论文,在何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0)01-0103-07
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场论争。迄今为止，一般论者均沿袭当事人的立场，认定这是一场发生在以左翼文人为主体的进步文化界和自由主义者梁实秋之间的论争。而事实上，这场论争是文协为了确立自身之于文坛的领导地位，维护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方向而有组织地展开的一次理论斗争，论争最后之以老舍代表文协，起草致《中央日报》负责人的公开信为终结，原因就在这里。关于这场论争的基本情形，以及围绕着如何评价这场论争而形成的分歧，也只有在确定真正的论争对手之后，才能进一步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的目的，乃是尽可能避开用对历史的价值评价取代对历史之理解的思路，从梁实秋有关言论之所以引起文协同人批评的历史背景出发，重新梳理双方分歧之发生和演化的具体过程，对这场论争的起源和历史形态提出新的阐释。
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这场一直被称之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表面上虽因抗战文艺的题材和艺术质量问题而起，但稍加分析即不难发现：梁实秋的批评者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梁实秋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异。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应邀主编内迁重庆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创刊伊始，照例刊出一则《编者的话》，既约稿，也借此表明自己的编辑旨趣。
这则《编者的话》，篇幅不长，归纳起来，主旨不外如下三点：第一，不“拉稿”。梁实秋说，“我揣测报告请人编副刊总不免以为某某人有‘拉稿’的能力。编而至于要‘拉’，则好稿之来，其难可知。这个‘拉’即是‘拉夫’之‘拉’，其费手脚，其不讨好而且招怨，亦可想而知。拉稿能力较大者即是平夙交游较广的人。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来给我撑场面，我未曾无此想，而实无此能力”。第二，向广大读者征稿。因自己既不能写，又不能“拉”，所以“选择编排是我的事。稿件的主要来源却不能不靠读者的赞助。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永远作读者，让这小小篇幅做为读者公共发表文字的场所”。第三，阐明自己关于稿件性质的基本态度。鉴于这段文字是论争的起源和焦点，兹照录如下：
文字的性质并不拘定。不过我有几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1]。
梁实秋的这三个要点相互关联：自己不会，也不愿“拉稿”，则稿子自然由读者供给，每个读者的生活经验不同，因此对稿子也就不能强求一定要“与抗战有关”。而引发争议的却是说明稿件性质的文字。
针对《编者的话》，孔罗荪于同月5日在《大公报》发表题为《“与抗战无关”》的文章，对梁实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抗日战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他波及到的地方，已经不仅限于通都大邑，他已扩大到达于中国底每一个纤微，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历史所无，在这种情况之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作看不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想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纵然不是奇迹，也真是超等天了”[2]。据孔罗荪自述，这篇文章原是指名批评梁实秋的，文章中的“此公”、“某先生”等，原稿都写作“梁实秋”，而《大公报·战线》副刊的编者有所顾虑，作了改动[3]209。但这一改动，反而强化了孔罗荪行文中暗含的讥讽之意，为接下来的论争埋下了伏笔。
孔罗荪首先发难之后，安娥和陈白尘也沿袭同样的思路，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特征出发，对梁实秋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陈白尘指出，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梁实秋所说的“与抗战无关”的东西[4]。安娥则立足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强调“在全民抗战时期的现在，每一个人民的行动都与抗战前途，国家兴亡有密切关系”，决无与抗战无关之理[5]。
从学理上说，孔罗荪等人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材料都与抗战有关这个意义上来批评梁实秋，其实是很勉强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中国社会现实中确实没有与抗战无关的材料，那么梁实秋所说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在孔罗荪看来也就是“与抗战有关的材料”。两人的分歧，只能算作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和命名不同而引发的名实之争。即使梁实秋硬要在本来不存在“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的现实生活中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最终找到的，也只能是与抗战有关的材料。
早在文协同人群起而攻击梁实秋的时候，金满城就曾指出，梁实秋所说的“与抗战无关”等语，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有关抗战，乃谓在抗战期中，中华民国领土内一切行动而言”，在这个意义上，事实确如陈白尘等人所言，一切均与抗战有关。而“狭义的有关抗战，指属于士兵生活，战场描写，鼓吹抗战，标语口号，总之，举凡提到抗战二字之文字。”金满城指出，梁实秋在《编者的话》一文中所说的“与抗战无关”，应该从狭义上来理解：
若梁实秋仅反对狭义的“有关抗战”，而主张广义的“无关抗战”，纵使有罪，其罪不大。谨以此为之辩护，并希望各报从轻发落，与以自新之路[6]。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论者撰文为梁实秋辩护，其实并未超出金满城的理解。柯灵从散文题材的多样性出发，指责批评者要求一切“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题材存在的主张之“偏狭和机械”[7]，虽然意在为梁氏“平反”，但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梁实秋确实提倡过“与抗战无关论”，同时也把批评“与抗战无关论”和要求大家只能写与抗战有关的文章混淆成了一个问题。事实上，梁实秋一直就坚持自己从来没有提倡过“与抗战无关论”，因而也就谈不到“平反”，声称自己的看法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没有什么错误可言，“是是非非，原无需等待历史来证明”[8]386-387。反过来，梁实秋的批评者也没有像柯灵所说的那样“偏狭和机械”，要求每个人都只能写与抗战直接相关的题材。如果不是抱着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则批评“与抗战无关论”和主张一切都只能与抗战有关，其实是两回事。
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这场被命名为“与抗战无关”的论争虽因题材问题而起，但梁实秋的批评者同样注意到了当时的抗战文艺取材狭隘的毛病。
早在1938年初，茅盾就曾针对“一切文化人的工作应集中于为抗战而服务”这个流行口号，对把“抗战”看得太死的现象提出过批评。茅盾指出，尽管抗战以来的文化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但却普遍“太粘了‘抗战’二字‘死做’，现在有人慨叹于抗战刊物内容之‘差不多’，我觉得这‘差不多’的病源未始不在太粘住了题目”。茅盾认为，抗战文化工作者“应当扩大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的范围，使一切文化工作都与抗战发生联系”，打破紧紧粘住“抗战”二字做文章的狭隘性[9]339-440。茅盾的观点，其实与梁实秋并无根本差别，借用“粘住”、“死做”等与八股文章密切相关的术语，实际上等于早在梁实秋之前就指出了“抗战八股”的存在。而率先发难的孔罗荪，也早在武汉时期，就对各种抗战刊物普遍存在着内容都“差不多”的毛病提出过批评。就在批评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同时，孔罗荪自己也批判过抗战文艺题材狭隘和艺术粗糙的毛病，提出扩大描写范围，强调现实主义以避免“概念的文艺政论化”之弊的主张[10]。唯一的区别在于：孔罗荪把梁实秋的“真实流畅”放大而为现实主义的“真实”，把“空洞的抗战八股”改为“概念的文艺政论化”而已。此外，郭沫若后来在为文协成立五周年撰写的纪念文字中，也承认抗战初期的文艺题材“一时曾相当狭隘”，提出了“扩展题材的范围”的必要性[11]。
除了茅盾、郭沫若，孔罗荪等人之外，文协同人也表达过同样的总体态度。1940年底，文协由《抗战文艺》出面召集题为“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的座谈会。老舍、艾青、阳翰笙、郭沫若等人在检讨过去三年的抗战文艺运动时，都承认了初期抗战文艺取材狭隘，对抗战生活理解不够深入，流于公式化的毛病。在个人发言的基础上，姚蓬子归纳文协同人的意见，也承认抗战初期抗战文艺内容浅浮，艺术性差，“多少有点公式化，近于所谓标语口号文学”，题材相当狭窄，“作家的目光几乎完全集中于战争的正面”的弊病[12]。这与梁实秋的“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言辞虽有不同，意思却没有什么差别。
这就是说，这场名为“与抗战无关”的论争，双方虽在抗战文艺的题材问题上大做文章，但观点其实并没什么根本差别。参与批评梁实秋的沈起予当时就指出，“抗战中的现实是极复杂多样的，因之抗战文艺的内容、形式，也应容许复杂多样，这道理本无多说的必要”，但承认“抗战文艺的容许复杂多样”，与梁实秋所说的“与抗战无关”并不是一回事[13]。柯灵等人把批评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等同于要求抗战文艺的题材只能与抗战直接相关，指责批评者不容许抗战文艺题材的多样性，同样是一种误解。
除了题材问题之外，抗战文艺是否存在“抗战八股”的艺术缺陷，也是当时的论争焦点之一。但双方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根本差异。
即以“抗战八股”一词而论，宋之的曾指梁实秋为手定“抗战八股”的第一人[14]，但事实上，老舍早在梁实秋之前就使用了这个词语来形容抗战文艺存在的艺术质量问题，承认“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的味道”，只是老舍在比较之下，选择了为抗战八股辩护：“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有些心肝。”[15]如果不纠缠于具体言辞，把梁实秋所说的“抗战八股”理解为抗战文艺作品艺术质量低劣，则问题就更清楚：抗战文艺一开始就承受着这样的指责和批评，而文协也一直承认抗战文艺质量低下的事实，并努力探讨解决的途径和方法。老舍就曾坦言：“说到质的方面，差不多就是说到三年来文艺问题的讨论的全部。否定的批评，艺术至上的心理，都有声的或默默的鄙视抗战八股，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使抗战八股有所借口”[16]。而身为文协研究部主任的胡风，则从抗战以来，就一直反对抗战文艺以宣传功能取代艺术价值的倾向，不遗余力地批评他心目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造成的艺术质量问题：“标语口号文学，是从这里来的，反动的浪漫主义，是从这里来的，抗战八股，是从这里来的，用人物的哲学表白或政治表白代替他的行动过程的倾向，也是从这里来的。”[17]可以说，文协同人不仅承认抗战八股存在的事实，而且一直在为克服这一缺陷而努力。
即使在论争之中，文协同人也不得不措辞谨慎地承认抗战文艺的意识虽然没有不正确之处，但确实存在梁实秋所说的“抗战八股”倾向，“千篇一律都看不出多的道理”[18]。在批评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中用力最勤的姚蓬子，就承认“目前有许多‘与抗战有关’的文章不够坚实和深刻，因而在战斗上缺乏力量，不能教育和感动广大的读者”[19]。
这就是说，文协同人对梁实秋的批评虽围绕着抗战文艺题材的“有关”与“无关”，以及抗战文艺是否存在艺术质量低下的“抗战八股”两个问题展开，但真正原因却在“有关”与“无关”之外，甚至在梁实秋本人的观点和视域之外。题材问题和抗战八股问题其实只是批评梁实秋的理由，而不是批评的根源。梁实秋把孔罗荪等人的批评看作“无聊的攻击或者恶意的挑拨”[20]，虽与事实不尽相符，但从其个人感受的角度看，却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指责批评者的简单粗暴，或者从意识形态正确性的角度来为这场论争划上句号，而在于尽可能从当时的历史情景出发，找到历史当事人之所以离开自己一贯的理论主张和艺术立场，不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批评梁实秋的原因何在。
重读孔罗荪等人的批评文字，不难看出：在批评者眼中，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文艺题材问题，而是与整个抗战事业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借用巴人的说法，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21]。
实际上，孔罗荪在不顾梁实秋的本义，强行把梁实秋的观点归纳为欢迎和需要“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了这一点：
不过，假若我们的“文艺家”或者“史学家”，想认真地找点“与抗战无关”的文章，倒可以，而且也还不缺少材料与证据，譬如吧，现在天津的《庸报》，上海的《新申报》，都是。可是我确信，在抗战今日，成为新都的重庆是绝对不会有“与抗战无关”的文章！也就是因为没有“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之故[22]。
换言之，在孔罗荪看来，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实乃投降动摇的汉奸理论。
姚蓬子和安娥等人，当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批评梁实秋的。姚蓬子认为，梁实秋的言行，“在抗战转入更艰苦的第二阶段的今天出现，不能不视作一种可怕的新倾向的开始抬头，而加以严肃的注意”，这种倾向不仅“对谁都没有益处”，反而会动摇抗战信心，“对谁都有害处”[23]。安娥则措辞激烈地指出，在全民抗战时期，“每一个人民的行动都与抗战前途，国家兴亡有密切关系”，而“一般自认为‘与抗战无关’的，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还过其优裕岁月的，是消耗抗战力量的。还有一些‘打秋风’说‘现成话’，成抗战之事不足，坏抗战之事有余的消极，动摇，害怕，懦弱，患失患得的份子。他们是抗战的阻碍！客观上的汉奸助手！至于无耻的汉奸卖国贼，那已是公开抗战的破坏者！民族的罪人！”[5]
更重要的是，在文协同人看来，作为一种动摇妥协的汉奸立场，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言论，而是与官方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黄芝冈从《平明》副刊与《中央日报》正张的关系着眼，把副刊主编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和该报“主持人的苦心孤诣”联系起来，明确指出了梁氏主张的官方背景[24]。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上撰文，以厨子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作比喻，指出梁实秋不过是按照报馆老板的意见来编辑副刊，“与抗战无关论”的关键不在梁实秋本人，而在于他的老板[25]。
这样一来，批评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就与对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倾向的批评发生了直接联系。不少批评文字粗暴简单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梁实秋发表《编者的话》时，显然没有想到这一层。因此，从其个人感受的角度看，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可以称之为“漫骂与诬蔑”[26]。但历史本来就是对事实的理解和阐释。梁实秋在《编者的话》中没有传达国民政府之妥协投降倾向的意思是真，但批评者确实从中解读出这样的意思，同样也是真。
孔罗荪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正有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空气很浓，不久汉奸汪精卫就出走了。而文艺上的反对抗战，提倡与抗战无关的作品，也就并非偶然的了”[3]209。而从事后来看，国民政府在当时确实考虑过与日本进行妥协谈判的问题[27]。这种暗中涌动的历史氛围，后人往往需要经过仔细的分析和论证才能辨认出来，但对历史情景中的当事人来说，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体验，一种直观中的事实。
如同文本的意义并不取决于文本自身一样，正是这种历史现场中的体验和感受，而不是所谓的事实本身，决定了具体历史事件的基本形象和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文协同人把梁实秋个人的言论与官方的妥协投降倾向联系起来看待，同样有其历史的真实性基础，不能简单看作是没有现实依据的主观偏见。梁实秋后来回忆，这场“与抗战无关论”之争，“其高潮是延安拒绝我以‘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参观团’团员身份前往访问”[8]387，理由是梁实秋“拥汪主和与本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28]。“与抗战无关论”与汪精卫等人妥协动摇立场之间的关联，对梁实秋来说并无其实，但对批评者来说则是一种真实而严肃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梁实秋的个人言词，无意中为文协同人批判妥协投降的政治暗流提供了机会，这才是所有批评文字虽简单粗暴却又理直气壮的原因。
单就批评文字本身来看，后人确实有理由把文协同人对梁实秋的批评视为“一场进行严厉口诛笔伐的大规模的批判和声讨”[29]，但把当事人的批评文字从具体而感性的历史背景中割裂出来，同样也未能挣脱“大规模的批判和声讨”的陷阱。对历史的理解和还原，还原事实是一个方面，但还原对事实之理解和阐释的条件，更是必不可少。
除了上述弥漫在历史现场的真实感受之外，当时进步文化界普遍存在的对待差异性理论的思维模式，也是导致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被当作妥协动摇的汉奸言论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左翼文化界一直存在着把差异性理论视为敌对性理论的思维定势。这种非敌即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中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反而进一步得到强化，演化成了一种把文学主张与政治立场问题直接等同起来的绝对主义倾向[30]。孔罗荪等人把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理解一种汉奸言行，与这种把差异性理解为对立性，进而把思想观念的与政治立场直接等同起来的思维模式是分不开的。直到晚年，梁实秋仍然误以为文协同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乃“左翼仁兄”所为[28]387，理由就在这里。
不过，有理由的不一定就是正当的。梁实秋把文协同人对自己的批评理解为“左翼仁兄”的批判，同样是一种误解。
以集团方式群起而批评“与抗战无关论”的，不是所谓的“左翼仁兄”，而是文协。这在当时的批评文字中就有过明确的表述。
黄芝冈给《新蜀报·新光》副刊主编沈起予的公开信，一开始就透露了这场论争的起源：批评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是文协同人在一次晚会上形成共识[25]。而林予展的《正告梁实秋先生》，则进一步透露了梁实秋受到文协同人批评的根本原因在于梁氏“不知文坛座落何处”等语表现了无视文协之存在的讥讽之意[31]。葛一虹后来回顾这次论战，同样证实了这一点：“梁先生任某报文艺编辑，开首的一篇文章态度颇欠佳，他问文坛在哪里，主将何人；他主张文学与抗战无关也不要紧，客观上反对以文艺为抗战服务。这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我们回答文坛是在文协，我们没有主将，但有几个常委如某某等，而对于‘与抗战无关论’集中了我们大部的火力，不使文艺与抗战脱节的倾向生长起来，发展起来，这种偏向，无视抗战的活生生的事实，很容易的把它阻止了。”[32]孔罗荪的回忆，也认为文协同人群起而批评梁实秋的原因是梁氏“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个全国性的组织采取了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3]209-210。
从具体的批评方式看，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之所以同时受到全国性的批评，“重庆、昆明、桂林、上海孤岛以及香港等地的文艺工作者，几乎一致地群起而攻之”[33]116，一方面体现了文协动员和组织全国文艺作家的能力，另一方面带来了大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批评文字，客观上造成了为批评而批评的气氛。其结果，不仅重庆的报纸有“不少应景文章”声讨“与抗战无关论”[25]，连远在上海的柯灵也在根本不知“与抗战无关论”为何物的情形下，就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发表了批评文章[7]。这种集团批判方式，在梁实秋看来正是左翼文人一贯的“围攻”战术：“即是指挥若干种刊物，季刊，月刊，周刊，日刊，副刊，同时发动攻势，一方面使被围攻者无从分辩，一方面使社会上一般读者错觉他们是理直气壮的。”[34]再加上孔罗荪等人在论争中剥离具体语境，把梁实秋抗战前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和《编者的话》等同起来，以抗战前言论来推定其战后立场，认为梁实秋一贯不主张抗战[22]，梁实秋自然更容易把文协同人对自己的批评误读为左翼文人的批判，而没有想到这是文协发起的一次有组织的集团行动。
而文协之所以采取这种没有多少理论意义的集团批评方式，乃是因为批评“与抗战无关论”，目的不在探讨理论问题，而是为了确立自身对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地位。老舍代表文协起草致《中央日报》负责人的公开信，不仅指出了梁实秋之受到批评乃是无视文协之存在，“竟有‘不知文坛座落何处，大将盟主是谁’等语，态度轻佻，出语儇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上所仅见”的事实，而且以退为进，宣告了文协即“文坛”的事实：“本会虽事实上代表全国文艺界，但决不为争取‘文坛座落所在’而申辩，致引起无谓之争论，有失宽大严肃之态度”。因此，最能说明这封公开信的真实用意和结论的，无疑是这段文字：
今日之事，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者？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梁实秋先生个人行动，有自由之权，本会亦无从干涉。唯对于“文坛座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却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3]210。
按孔罗荪的说法，这封公开信乃是为了对梁实秋提出抗议。但细读有关文字，这封公开信，更像是文协在面对《中央日报》的抗议而做出的解释。
我们看到，文协同人对梁实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提倡“与抗战无关论”、以“抗战八股”之名否定抗战文艺和无视文协之存在这三点上，而且不少批评文字都把梁氏的个人言论与《中央日报》的官方立场等同起来看待，指出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为投降动摇的汉奸理论。这封公开信专在梁氏无视文协之存在，“出语儇薄，态度轻佻”的态度问题上做文章，并且承认“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梁实秋先生个人行动，有自由之权，本会亦无从干涉”，实际上等于在解释为何群起而批评梁实秋的同时，承认了梁实秋个人言论与《中央日报》的官方立场没有直接关系。这与信中指责文协同人“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的立场一样，明显带有辩护和解释的意思。在抗战初期的历史情景中，汉奸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字眼。像文协这样一个合法的民众团体，群起而批评梁实秋，将其个人言论与《中央日报》的官方立场生硬地捆绑在一起加以攻击，指为“客观上的汉奸助手”[5]，引发《中央日报》的抗议，显然是情理中事。而孔罗荪等人的批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断章取义、曲解梁文的整体内容”[30]1106，也把文协推到了被动位置上。“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一语，明显有希望对方理解之意。
在此意义上，老舍的这封公开信，同时还承担了批评文协同人“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要求停止对梁实秋之批评的功能。批判“与抗战无关论”的文字几乎在同一时间从重庆地区的报刊上消失殆尽的原因，也就在此。不过，老舍虽表达了文协同人停止“琐细之争”的意见，但这一退却性的姿态却再次表明：文坛的代表就是文协。就此而言，文协同人事实上又成功地达到了群起而批评梁实秋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老舍虽然在公开信中对文协同人“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从事琐细之争”颇有微词，但却暗中参与了对梁实秋的批评，且对文协同人这种集中火力群起而攻击梁实秋的批评方式给予了充分肯定：“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工作调整一下，尽可能的使文艺发生确定的宣传效果。比如说，各报纸的文艺副刊很可以联合起来，其一步骤，在同一个时期内一致的宣传某一项事，或攻击某一项事情，一定比零零碎碎的提出更有力量。”[35]
老舍这里提倡的批评方式，正是文协集团作风之体现，而不仅仅是左翼文人所特有的行为模式。孔罗荪在回忆《抗战文艺》的文字中叙述“与抗战无关论”之争，本身就已表明当年的论争对手是文协和梁实秋，后来的论者反而沿袭梁实秋根据批评方式指认论争对手的误解，把这场论争当作左翼文人和梁实秋之间的论战，造成了研究视野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疏离，带来只能是更多的误解。
而硬把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和沈从文、施蛰存等人在同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言论联系起来，以坐实梁实秋等人确实倡导过“与抗战无关论”，为文协同人批评梁实秋寻找理论根据的做法，同样不足取。从根本上说，这场论争并不适合当作一般意义上的文艺理论问题来看待。文协同人批评“与抗战无关论”之目的不在探讨抗战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为了坚持抗战文艺运动的根本方向。换言之，“这场论争实际上是文学要不要整体性地为抗战服务的一场论争，是关涉到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的性质与发展方向的是非之争，不仅仅是一个什么文学创作题材之争。”[33]121作为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文协不惜以集团之力批评梁实秋，理由就在这里。最先站出来批评梁实秋的孔罗荪，也承认批评“与抗战无关论”不是因为这一主张本身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文协倡导的抗战文艺运动之基本方向[36]。
这就是说，文协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实际上是借以向外界展示自身之于文坛的领导地位，坚持抗战文艺运动方向的一次集团行动。通过这次论争，文协第一次在重庆文坛上以集团行动的方式公开表明了代表全国文坛的事实，显示了维护抗战文学运动方向的决心与实力。明乎此，我们就不必把孔罗荪等人粗暴简单的言论看作是直接针对梁实秋的攻击，满足于把当年的历史结论简单地翻转过来。从历史的存在之真与理解之真两种不同的真实性来看，可以说文协同人取的是理解之真实，故有其义不必有其事，而梁实秋站在存在之真实的角度看，自然会对文协同人不顾事实，曲解自己言论的行为耿耿于怀。事实上，一个人的言行被怎样接受和阐释，更多地取决于历史语境，而非个人的主观愿望。
注释：
①因梁实秋《编者的话》用“座落”一词，而非“坐落”，故笔者袭用为标题，以示醒目并照应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