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再论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挑战来自于国际。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呈多元发展趋势。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出现，西欧、南美、东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是这股潮流的代表，少数大国垄断国际市场的局面已被打破，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形成，跟随经济多元而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多元和并立。曾经风行一时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业将成为历史，过去，人们习惯于唯西方马首是瞻，可谓旗东则东，旗西则西，几乎一面倒。现在不同了，实现经济腾飞的后工业化国家逐渐意识到确立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开始反省、挖掘自己的文化。人们发现，离开了文化复兴这重要的一环，在国际舞台上到头来只能是做别人的应声虫、传声筒。民族振兴必须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实现文化复兴，这是一条客观规律。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化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进入后现代阶段以后，出现了严重危机，正在痛苦地寻找出路。两个方面合起来，构成了世界文化重新调整和多元选择的局面。
当前，我国的文化也在面临严重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悠久的文明和传统，在吸收外来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本民族文化与现代化接轨的问题。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要求有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清楚地了解本民族的国情；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需要增强民族自信心。这两点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显得越来越突出。目前，来自社会上的文化现状又提供了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在社会急剧转轨的形势下，人们过去形成的价值观念、信仰模式、道德标准均在发生严重动摇。由于多年来我们对文化建设的忽视，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这种文化的无序状态更加严重和深刻。中国实际上处在一个文化危机的时期。
中国的文化问题全部纽结在一个关节点上，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属于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传统决定了我们民族一切重要的特点，它比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响都要大得多。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其中很多东西又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负担比其他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都要沉重，任务也显得更加艰巨。但是，作为同一问题的另一面，中华文化又是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它包含着人类最高的智慧，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能实现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将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世界的未来都是一个巨大贡献。因此当前的文化挑战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次契机。我们必须看到这一问题的双重性。
20世纪近100年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斥之为封建主义的文化，自“五四”到今天，这种批判态度基本上没有改变。现在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传统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几代人为的批判就可以消灭的，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无所谓先进和落后，它是这个民族生存态度和方式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生命智慧的结晶。如同一棵大树，末端某些枝干或许会枯死，但扎于大地中的根却依然健在，还会随着环境的转换生成新的枝干。消灭传统的想法，好比企图将整棵大树连根拔起，如此，整个民族的生存依据也就失去了。这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我们过去也讲“扬弃”，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地从事文化建设工作，这就延误了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接轨。所以我们需要从根本态度上来一个转变，即对传统文化采取一种积极的、建设的态度，把传统文化视为一个生生不已的母体，从传统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成分，以此为主要根据来创造今天的新文化。由否定、批判转为认同和建设，这就是今天应有的积极态度。
传统本是无处不在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立传统文化还有什么意义呢？应该看到，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性质的传统。凡是没有被历史带走的、仍然存在于今天生活中的文化因素，属于自在的传统，比如风俗、语言、服饰、烹调、以及被人们广泛阅读的文化典籍等等。还有一种是自为的传统，它是经过提取的、与当代生活发生内在联系的文化因素，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动力、方向，并组成现代公民一般的价值判断标准。这种传统是一种生成的、具有辐射能力的文化因素，它不是现成的，有待人们去发掘。我们要确立的是后一类传统。后一类传统实际上属于再创造的新文化，它从传统中生发出来，又与当代生活融为一体，经历史的流变，又逐渐地转化为前者。那么怎样才能建成自为的传统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实现文化精神的还原。一种文化，必有它的原发型因子，它属于民族精神当中深沉的存在，决定了这个民族基本的价值态度。在这些因子的基础上，才会生长出各个时代具体的文化内容。具体的文化内容是相对的、短暂的，会随着时代的迁移而过时，过去我们批判的就是这些业已过时的文化因素。因为分不清原发因素与生成文化，人们往往将前者也归入后者，这是错误的。我们称这类原发型的文化因子为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也就是价值原型。文化基因的形成与一个民族的人种、生存环境、原始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形态等多种因素有关，一旦形成则具有恒定性。要弘扬传统文化，就需要从传统中剥离不同时期的历史内容，实现文化的还原。在此基础上才能重建自为的传统，创造新时代的文化。文化基因一般包含在某些核心性的基本概念当中，这些概念都是由历史上的哲人们提出来的，它们往往含有两层意义，一层是恒久的本原意义，另一层是具体的延伸意义。对于这些基本概念的挖掘、分析和整理显然是文化还原最重要的工作。
在中国古代为数不少的基本概念当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三个概念，这就是“仁”“自然”与“中庸”。“仁”的概念是孔子提出来的，它的本原意义是，人对于本族类的依归和认同。这里面包含两个内涵：一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人当以互相依存作为生存的根据，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二是人的价值完成应该通过造福他人和群体来实现，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个意义都建立在人的本性，也即本能需要之上，这就是爱。孔子强调的爱，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它是人类群体生存的纽带，也是人的最高实现的归宿，所谓“仁者爱人”，“仁，人之安宅也”（孟子）。中国历史上以农耕型的氏族村落经济为主，家族为基本的稳定的生产单位，故尤重群体关系（墨子的“兼爱”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孔子认为，人类的功利活动和认知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手段，它们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统摄它们，这个东西才赋于人的生命存在以意义，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就是仁爱。人的一切必要的功利追求和智慧发展只有归之于此，才算有了“安宅”，人的灵魂才真正有所依归。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扩大功利追求、强化生存竞争、发展外向知识的过程，从这个客观趋势说，“仁爱”就具有着不可估量的、恒定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我们民族基本性格的体现。而孔子出于当时的历史需要，赋于仁以“克己复礼”等等的内容，则属于伸发的，有时代针对性的内涵了。
“自然”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的本原意义是宇宙所有事物的本真状态。这里面也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人类处于宇宙之中，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都是自然的产物，因此引出了后来“天人合一”的观念；二是人的本性应该是自然的，人为因素的发展不该淹没这个自然本性，所谓“不失其所者久”。这又引出了后来庄子的“返朴归真”说。“自然”体现了中国人的一个基本观念，即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无论怎样发展，人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此外，自然不仅在物质上是人生存的依靠，在精神上也是人类的母体，人永远需要与自然进行交流，从中体认自己的本性。作为重视社会规范的人类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精神补充，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又一源。而“无为而治”、“绝圣弃智”之说，则是老子从“自然”中引申出来的具体的处世原则。
“中庸”这一概念最早也是由孔子提出的，其本原意义是，把事物掌握在一个最恰当的、适中的度上，不可不及，也不要过，“过犹不及”。保持适度意味着兼顾事物的不同倾向，走向中和。由于折中、中和，事业就能长久。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它是处理人间事物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从本质上说，孔子的中庸还要求人们站在整体的高度来把握事物，调整近期需要和长远需要的关系，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适度原则和整体原则就是中庸的两个基本含义。至于明哲保身、敦厚崇礼则是其引申之义了。
以上所举的三个基本概念，在传统文化中的辐射功能是广泛的，可以说具有永恒性。它们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体。当然，传统文化的基因甚多，而且与当代的关系也处于不同的层次，这里不再枚举。当前重要的任务是根据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对文化基因作出新的解释，借助传统的智慧战胜当前的严重挑战，填补文化真空，树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中国文化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本民族的内务问题，而且关系到世界文化的格局。随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衰落，世界其他地域的文化开始显露各自的特性。有人认为全球共有八种文化并存，它们是西方、儒教、伊斯兰教、日本、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和非洲文明〃〔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而实际上目前除西方之外，东亚文化最为引人注目。东亚文化其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东亚经济近期的崛起，也是中华传统型的文化与西方科技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这个事实至少说明两点：一、东西方间的开放与交流是振兴经济、实现民族富强的成功之路，封闭就走向萎缩；二、亚洲的繁荣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相反，正在日趋鲜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正在起步，她的潜力尚未充分展开，中国在世界上的当代文化地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确认。应该看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属于差别甚大的两种文化。它们各自的长处正是对方缺少的，各自的短处也可以通过互相吸收来得到弥补，二者实际上构成了互补的关系。我们认为，下个世纪最可能的文化格局是东西互补。这里且从三方面来说明中西文化的互补性。首先是个体与群体的不同侧重。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的价值，将维护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因此西方于社会关系方面提倡的是公正和理智，即人际之间的互不侵犯；社会管理方面侧重于法律约束为主。其优势在于人的独立性得到充分肯秷，个人的潜能经常处于不断被激发的状态。而西方现代文明兴起后，由于过分倚重于个人间的竞争，强调个体利益的扩大和满足，逐渐走向极端个人主义，人情冷漠，人际之间利益计较代替这一切，甚至视他人为地狱，这就使群体生存的人类面临一种危机。相反，中国文化以群体依存为主，视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重血缘亲情关系，更重道德规范，故人情味浓厚。其优势在于民族凝聚力强，社会关系和谐、稳定，能够久经历史变动而保持相当的恒定性。而封建时代后期过分蔑视个体利益，压抑个人的潜能，提出了“灭私欲”的主张，使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人性发生扭曲。近几十年来，因过分强调平均主义，共同幸脯使个人依赖感滋生，“大锅饭”现象泛滥，这是忽略个人价值的又一种表现，走向了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另一极端。其次是外向思维与内向自省的不同侧重。西方文化重视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认识，外向思维发达。近代以来理性精神得到高扬，自然科学高度发展，开拓了人类的认知空间，大大加强了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人的物质生活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西方现代社会就是这一文化倾向的辉煌成果。而理性的超度发展，使西方社会出现以科学实证代替一切价值的倾向，科学主义流行。科学主义忽略了人的内在世界的存在，忽略了自然与人类间的依存关系，将人视为物，将自然视为占有对象，手段化为了目的，其结果是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享乐主义无节制泛滥，而发展到极端，必然是彻底的虚无主义。中国文化一向重人的内在精神的完善，追求心灵的渊源、充实，强调精神对外在形体以及自然万物的体认和包容。中国古代的所谓“养气”说，“品格”说，“返朴归真”说，“得意忘言”说，以及后来吸收印度佛教精神而倡导的“顿悟”说，都是对人的内在精神的注重和开发。实际上“仁爱”这一概念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讲，也是指向人的内在满足的。内在实现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由于人始终与自己的超功利价值保持亲密的关系，因而也就更接近本真意义上的自然。但中国文化对于客观世界的理性意识则一向比较忽视，逻辑实证思维始终不发达，这使得中国人在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上较西方差了一筹，甚至有一种不思创造、满足现状的倾向。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停滞与此倾向有相当的关系。第三是当前价值与传统价值的不同侧重。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在时间三维中更重视现在，轻视传统。由于崇尚创新、标异，信奉当下的真实性，就使得西方人敢于否定权威，勇于肯定自我，创造力和现实感均特别强烈。然而由于过分肯定现在，肯定现实效应，西方当代文化有一种排拒传统的倾向，甚至认为传统是社会发展的累赘，这就割断了现实与历史的联系。西方当代社会的蔑视传统带来的是人的整体感的丧失，时髦化、破碎化、浅薄化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主导倾向，后现代主义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中国文化有一贯重历史、重传统的倾向，在时间三维中，过去具有权威的意义，历史的范式、前人的伟绩常常被当作典型来效法。中国人倾向于从更久远的跨度上来评判事物的得失是非。由于重历史的价值，因而也更重视人的恒久价值，崇尚人格底蕴，更愿意从古今一致的角度来把握世界，这是中国文化具有稳定性的根源，也是中庸的一种表现。然而由于忽视当前价值，也往往使得人们偏于厚古薄今，谨于创新而乐于复古，抹杀现实与历史的区别，甚至以一维代替三维，造成社会发展的缓慢和停滞，如此等等。可以看到，中西种种不同的价值倾向往往都是相对立的，正因为这种对立性，就具有了互补的基础与可能。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这里称举的中国文化，仍然是传统形态的，不经过一番还原和重建，就不足以与西方现代文明形成对话，也不可能在世界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
全球文化今天已到了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出现在世纪之交，的确是意味深长的。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在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应该具有远大的文化目光，努力调整自己的文化结构，使之既保存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又具有现代社会的新鲜活力，这是当前文化建设工作最为重要的任务。在这项工作中，显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对话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积极的眼光看，一个充满挑战与竞争的环境也许正预示着中华文化再度辉煌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