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标准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陈 钰 金俐
【摘 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劳工差距日益扩大，二者在劳工标准问题上出现分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将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文章通过收集187个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2016年的截面数据，建立二元响应模型中的Probit、Logit和Extreme value模型，对成员国的核心劳工标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劳工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是否纳入国际劳工标准还是取决于经济因素，各国做出他们的决策主要基于经济成本的考量。
【关 键 词】 国际劳工标准；国际贸易；核心劳工标准；二元响应模型；经济成本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国际劳资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追逐更高效的生产和更低廉的生产成本，传统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生产协作外包化、国际分工等级化。超出国家范围的劳资关系格局使得过往由政府主导的劳资关系处理的制衡机制开始失效。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的经济、社会摩擦，南北劳工差距在贸易自由化中被凸显出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各国的劳工状况存在区别。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同的劳工标准的碰撞愈加剧烈。
本文研究用于农业跨区域生产车载系统，分为车载地图显示模块、GPS接收模块、GSM无线通信模块。车载地图显示模块实现电子地图的显示等功能。GPS接收模块实现GPS定位信息的接收，并通过解码读取经纬度信息与电子地图中经纬度信息匹配。GSM无线通信模块实现通过接发短消息与主机通信获取信息，对车载部分电子地图实现实时更新与反馈。
一国不采纳国际劳工标准，具体体现在未批准国际劳工公约，而权衡是否应该批准国际劳工公约又取决于其中的获益与成本。批准国际劳工公约实际上并不会对一国产生实质性的收益和经济成本，一国根据能否达到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作为批准劳工公约的判断依据。公约一经批准即对批准国产生约束力，批准国在今后根据公约内容制定相应劳工标准制度或法律时产生经济成本，但同时也能够提升该国劳工水平和完善国内劳工立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影响一个国家政策制定和法律执行的有可能是其潜在的经济成本。劳工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其难以负担的经济成本。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劳工标准。
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批准劳工标准、不愿意签订含有实质性劳工条款的贸易协定？简单的理由是，这些国家的劳工状况还达不到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纳入国际劳工标准的成本高于其带来的收益。那么这些国家需要多久才能达到，哪些因素阻碍了这些国家劳工状况的改善？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找到这些因素，因为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些因素，才能提高国家内的劳工标准，才能推动真正意义上国际劳工标准的形成。
再者，淘汰过时专业。有些专业所涉及的领域虽然在市场中仍然存在，但是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脚步的推进，这些专业发展前景十分渺茫，甚至是即将被淘汰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高职学校就要果断舍弃这些即将过时的专业，把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投放到优势专业和热门专业的设置中。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多以发达国家、OECD国家或者欧盟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国，且大多将劳工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作为研究方向。Mah（1997）较早地以45个非OECD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将核心劳工标准中的自由结社权、禁止强迫劳动及取消就业歧视与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这个贸易衡量指标与批准核心劳工标准之间存在简单的负相关关系，即较高的出口倾向对应着较低的劳工标准。对于FDI与劳工标准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流行的观点是低劳工标准可以吸引直接投资的流入，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基于逐利性而不愿加入国际劳工标准，以降低劳工标准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国内进行生产建设发展。
国内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分析劳工标准与贸易壁垒之间的联系，探讨双多边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工标准引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意见分歧。陈志阳（2014）分析了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纳入劳工标准的立场差异问题，以及双边贸易体系中逐步纳入的劳工标准状况，介绍了“NAFTA模式”和“欧盟模式”。建议中国在国内外背景下，结合自身情况，逐步同意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事宜。国内也有相关的定量研究，王玉敏（2009）在实证研究中将中国职工货币工资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结论表明我国1978～2006年间劳工标准与劳动生产力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该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高低，是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杜晓郁（2010）对大连市利用外资的规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性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两个学者的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不愿提升劳工标准做出了合理解释。从长远来看，高水平的劳工标准是顺应经济增长的潮流，才是吸引更多直接投资的筹码。唐锋、谭晶荣（2014）使用引力模型实证研究1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核心劳工标准对其制造业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得出执行和提高劳工标准非但不会对两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流量产生不良后果，而且还存在一定的正影响。
根据实证结果进一步预测一国批准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临界值，即当因变量为“0.5”时，该国倾向于批准该项核心劳工标准，人均GDP会达到什么水平。实证结果如表9所示。
三、劳工标准的定义
从其他单个因变量角度来看，贸易额与是否批准废除强迫劳动标准呈正相关关系。人均贸易额与是否批准消除雇佣、职业歧视标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有研究结果表明，执行和提高核心劳工标准非但不会对两国贸易流量有不良影响，而且还存在一定的正影响，因为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倡的核心劳工标准反映的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它的提出和执行是为了保护和改善劳动者的福利，则批准核心劳工标准会为该国在长期创造更好的贸易条件和环境。贸易额反映了一国的贸易规模发展程度，贸易规模较大的国家为了今后更好的贸易往来发展会注重提升劳工水平，从而对批准废除强迫劳动标准具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人均贸易额体现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依赖于对外贸易发展本国经济，一国可能顾虑核心劳工标准的批准对其贸易的影响，核心劳工标准的批准会提高本国的劳工标准水平，会增加出口货物与服务的经济成本，不利于本国的对外贸易，这就影响了该国核心劳工标准的批准，劳工标准变成了一种国际贸易壁垒。所以对是否批准消除雇佣、职业歧视标准产生阻碍作用。
根据预测结果综合三个模型分析得出，在四个因变量结果下，人均GDP水平达到7439.1372美元，是各国倾向于批准四项核心劳工标准，加入国际劳工标准的临界值。
四、二元响应模型分析
（一）变量说明与模型介绍
用二元响应模型研究影响一国加入国际劳工标准的因素，因变量用四项核心劳工标准来表示，自变量则包含人均GDP、国家意识形态和贸易额等经济政治因素。样本国家原定为187个ILO成员国，因数据缺失问题，减少了15个国家的样本，所以模型观察样本为172个样本国。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因变量作为二元选择变量，所以需要利用二元响应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运用EViews10软件，将172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变量代入到二元响应模型中的Probit、Logit和Extreme Value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模型结果的显著性通过P值来检验。在模型回归结果中，剔除显著性不强的自变量从而得到更具有可信度和稳定性的模型，具体因变量回归结果如下列表5、表6、表7和表8所示。
当G(X)为标准的逻辑斯蒂随机变量的累积分布函数，则（1）式成为Logit模型；若G(X)为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则（1）式为Probit模型。当G(X)为极值分布函数，则（1）式为Extreme Value模型。
（二）稳定性检验
在进行模型回归分析前，首先对非虚拟变量样本进行单位根检验，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方 法 检 验 GDPPER、 FDIPER、 FDI、TRADE、TRADEPER的单位根，结果如表4所示。实证分析借助Eviews10软件。结果表明，各非虚拟变量样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保证了各模型的稳定性。
（三）模型回归结果
在督促病人完成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有关结核病的表格显示出一部分服务内容，同时也显示出病人来自不同的社会类型。
表1 因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表2 自变量说明
表3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5来看，probit、logit和Extreme Value三种模型的回归结果差别并不是很大。对于因变量SA是否批准废除强迫劳动标准，最重要的自变量人均GDP，模型结果p值在0.01的临界值下有显著正的影响，符号为正，支持人均GDP与是否批准废除强迫劳动标准呈正相关关系。其他显著变量如是否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人均FDI也与因变量SA呈正相关关系，贸易额则与因变量SA呈负相关关系。
总之，面对谱细胞全阳性的格局，需要运用多样的血清学方法，对照高频抗原抗体的特点，推测可能的抗体类别。运用分子式生物学技术，通过基因分型鉴定稀有血型，必要时进行测序确认，可降低高频抗原抗体的鉴定难度。配血时，根据患者个体情况，选择自体输血、亲属互助献血或稀有血型库匹配，为含有高频抗原抗体的患者找到相合的血液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表4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5 是否批准废除强迫劳动标准的回归结果
利用小角X射线散射技术考察湿热处理对大米淀粉颗粒半结晶层状结构的影响。两种大米淀粉湿热处理前后的小角 X射线散射曲线和特征参数分别如图1a和表3所示。由图可见，YF和YJ分别在q=0.06542 Å-1和q=0.06807 Å-1处有明显的散射峰，根据布拉格公式[9]：dBragg=2π/q，可以计算淀粉颗粒半结晶层厚度（dBragg），也叫Bragg层间距。由表3可知，经湿热处理后，YF和YJ的半结晶层状厚度dBragg均增加，且YJ增加的程度更为显著。
如表7所示，三种模型的回归结果相似，在Extreme Value模型中人均FDI的显著性与其他两个模型相比较差。自变量人均GDP、人均FDI和是否原社会主义国家都与因变量SC呈显著正相关关系；FDI与人均贸易额对因变量SC产生显著负作用。
如表8所示，对于因变量SD是否批准禁止使用童工标准，从剩余回归显著的变量中发现人均GDP和是否原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DI对其产生显著负作用。三种模型回归结果差别不大，相互佐证，使得回归结果更为准确。
综合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最重要的自变量人均GDP与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批准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看来，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国家会批准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可能性越大。其中不难发现其作用机制，一国的生产关系是由其生产力所决定的，一国劳工标准水平的高低，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劳工标准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生产关系，所以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其劳工标准水平，因而可以用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来衡量判断一国的劳工水平状况。这就可以解释人均GDP对批准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正向作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该国生产力水平越高，则该国需要相应提高劳工标准水平，调整国家的生产关系，因而批准四项核心劳工标准是这些国家的首要选择，则相应地该国的劳工标准水平也会提高。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要求相应的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全球统一劳工标准体系建立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统一的劳工标准损害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必然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这也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人均GDP较低的国家的劳工标准水平一般也较低。发达国家应该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不会违背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工标准。
从表6来看，三种模型的回归结果同样差别不大，可以发现在Extreme Value模型中变量的显著性更好。对于是否批准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标准这个因变量SB，最重要的自变量人均GDP，模型结果p值在0.01的临界值下有显著正的影响，符号为正，支持人均GDP与是否批准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标准呈正相关性。在回归剩余的显著变量中，是否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人均FDI与因变量SB呈正相关关系，贸易额与因变量SB呈负相关关系。
（1）从400mm×400mm×400mm的球墨铸铁大试块试验结果来看，即使在很低Si含量的情况下，厚大断面球墨铸铁也极易出现碎块状石墨，从而严重影响其力学性能，生产上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表6 是否批准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标准的回归结果
表7 是否批准消除雇佣、职业歧视标准的回归结果
表8 是否批准禁止使用童工标准的回归结果
实证分析并没有发现国家意识形态对劳工标准水平有任何阻碍影响。相反，是否为原社会主义国家与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批准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不论是现存还是已经消失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意识理念和集权的统治形式，对核心劳工标准的批准都具有积极意义，为保障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而不断进步与奋斗。
此外，人均FDI对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批准为显著正向作用，FDI与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批准为显著负相关关系。这有可能是人均FDI与FDI两个变量发生多重共线关系。根据文献研究，一直以来就有低劳工标准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说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较低劳工标准意味着更低的生产成本，这会引发投资者的趋利性。低标准驱逐高标准（Race to Bottom，又称触底竞争）认为跨国公司更愿意向劳工标准低的国家投资，以便利用较低的劳工成本优势。而各国可能为了吸引投资而互相竞争，产生囚徒困境的局面，劳工标准在国际环境中降低。但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高劳工标准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筹码。本文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均FDI越高的国家越会促进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批准。考虑可能产生多重共线问题，从国家总体FDI水平来看，越高的FDI水平会阻碍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批准。
劳工标准的自身含义就是有争议的，有学者将劳工标准细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劳工标准即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8个构成核心劳工标准的公约，广义的劳工标准则包括工时、工资和各种行业劳工保护的具体措施等。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劳工标准一般是指国际劳工组织所制定的公约和建议书，涉及到劳动者保护的方方面面。本文所定义的国际劳工标准是1998年的《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中，国际劳工组织所确定的四项核心劳工标准，即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废除和禁止使用童工与消除雇佣和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四项核心劳工标准体现在八项国际劳工公约中，包括1948年的《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87号）和1949年的《组织与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98号）、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和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105号）、1951年的《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第100号）和1958年的《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及1973年《最低年龄公约》（第138号）和1999年《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第182号）。文章所界定的一国加入国际劳工标准是指该国加入上述的8项国际劳工公约，即表示为批准四项核心劳工标准，以此展现一国的劳工标准水平。
（四）模型预测
有关劳工标准问题的研究多针对分析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以及讨论多双边贸易协定中纳入的劳工标准的问题。国际社会对劳工标准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全球是否适用统一的劳工标准以及是否将劳工标准纳入WTO规则的框架中。对一国为何不愿意纳入国际劳工标准的根本原因和具体因素的论证较少且不全面。并且近年来国内关于讨论影响国家纳入国际劳工标准因素的研究较少，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证研究缺乏，所研究样本国家也较为狭窄，作为劳工标准的衡量指标也存在多种定义。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国家劳工标准水平的因素及原因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运用新数据对新时期世界各国劳工标准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讨论多种因素对核心劳工标准批准状况的影响。希望从综合层面，用较多的样本国家和更多的自变量来说明国家不愿意纳入国际劳工标准到底是怎样的利弊权衡，是对当前文献的补充。
核心劳工标准概念最早于1995年召开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最早见于在1996年成员国多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贸易、就业和劳工标准》中，并在1998年《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中将其明确界定。其确立的核心劳工标准已纳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行为准则》、联合国“全球契约”、私营部门的行为准则和国际框架协议中。国际核心劳工标准体现了随着经济财富的增长与在社会进步下，劳工普遍应该享有的权利。虽然各国因为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的不同所规定的劳工标准不同，但核心劳工标准在其发布之初就取得了普遍共识。各国将1998年《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作为标示性文本，努力确定核心劳工标准的内容并致力于促进、尊重与实现核心劳工标准。而关于核心劳工标准能否适用于一国国内，取决于该成员国是否承认和批准有关的国际劳工公约，核心劳工标准只对批准国具有强制约束力，这也是本文所探讨的一国是否加入国际劳工标准的依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的争论一般就是围绕着核心劳工标准。
Revit是Autodesk公司开发的一套软件，支持提供建筑设计、MEP工程设计和结构设计的工具。Revit Structure是建筑结构设计重点模块，为结构工程师和建筑设计师提供了一项重要制图工具，可以更加精确地设计和建造高效的建筑结构［2］。
表9 人均GDP的临界值预测
表10 人均GDP的极值预测
将因变量为“1”代入二元响应模型，可以预测各国会批准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人均GDP的极值。结果如表10所示。
金枝为着钱，为着生活，她小心地跟了一个独身汉去到他的房舍。刚踏进门，金枝看见那张床，就害怕，她不坐在床边，坐在椅子上先缝被褥。那个男人开始慢慢和她说话，每一句话使她心跳。可是没有什么，金枝觉得那人很同情她。接着就缝一件夹衣的袖口，夹衣是从那个人身上立刻脱下的，等到袖口缝完时，那男人从腰带间一个小口袋取出一元钱给她，那男人一面把钱送过去，一面用他短胡子的嘴向金枝扭了一下，他说：
根据预测结果综合三个模型分析得出，在四个因变量结果下，人均GDP水平达到14878.2744美元，是各国会批准四项核心劳工标准，加入国际劳工标准的极值。
结合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考虑他们的人均GDP水平，以中国为例，它2016年的人均GDP为8123.1808美元，人均GDP增长率为6.1%，已经超过倾向于批准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临界值，若要达到14878.2744美元，则至少需要10.2206年，才能够达到会批准所有核心劳工标准的水平。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更低，经济增长速度更慢，不考虑其他因素，则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10年以上更长的时间才会批准所有核心劳工标准。但部分发展中国家应该已经达到倾向于批准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水平。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各国批准核心劳工标准的情况是与其人均GDP水平相关联的，即各国加入国际劳工标准的判断依据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同时政治因素，比如是否为原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制度对一国判断是否批准核心劳工标准又有积极影响，国家意识形态会影响一国劳工状况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会影响国家是否加入劳工标准的决策，但这个因素所产生的作用是双向的，既可能对批准核心劳工标准产生积极作用，又可能阻碍国家批准劳工标准。一国贸易额越大，批准核心劳工标准的可能性越低。总的来说，是否加入国际劳工标准还是取决于经济因素，各国做出他们的决策主要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基本达到加入劳工标准的临界点。根据预测，中国应该倾向于加入劳工标准，即批准包括核心劳工标准在内的ILO大多数公约，加入含有劳工标准的贸易协定。当然，劳工标准的内容比较复杂，而且临界点只是表示一个国家从不愿意加入转变为愿意加入的门槛。实际上，中国已经批准了8项核心公约中的4项。在中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中，虽然没有实质劳工标准，但至少有5个贸易协定包含了劳工合作条款，而在协定所涉及的备忘录中也含有至少包含核心标准的劳工标准。这样看来，中国在以后签订的贸易协定中很可能引入劳工标准条款。2013年底，中国取消了劳动教养制度，为加入有关消除强迫劳动（第29号和105号）的公约消除了制度上的障碍。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可能会批准这两项公约。实证研究结果同时也表明，中国并未达到加入劳工标准的极值点。现实中，中国也没有完全加入劳工标准，这符合模型预测的结果。综合说来，中国正处于逐步加入国际劳工标准的过程当中。
现如今的趋势是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工标准条款，而我国在面对这种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的趋势时，应该制定统一的国家策略，明确规定在多双边协定中劳动者权利保障方面的具体内容，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自由贸易协定的构建中主动提出我国的主张和立场，彰显我国对劳动者权利保护的重视。积极地加强与贸易伙伴国之间在劳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构建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合作协议，建立磋商机制来友好地解决劳工争议。
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本国做好应对劳工标准提高的准备。努力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转变产业转型升级，努力转变低劳工成本竞争优势取胜的发展战略，培养新的竞争优势。政府要有所作为，完善国内劳动法，根据国际劳工标准及时更新国内劳工标准，提高与国际对接能力。政府要落实改善民生和劳工保障的职能，加快劳工标准制度建设与创新，解决国内劳工分配不公和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快速发展的劳工标准制度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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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CHEN Yu JIN Li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labor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s increasingly widening,a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ifferences on the issue of labor standards.Developed countries,led by the United States,actively advocate l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to labor standards.Four of the core labour standards are the basis for defining whether a country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so as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me countries'reluctance to be inclu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By collecting cross-sectional data of 187 ILO member states in 2016,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Probit,Logit and Extreme value models in the binary response model,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approval of core labor standards of member stat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bor standards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hether to include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or not depends on economic factors,and countries make their decisions mainly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economic cost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International trade;Core labour standards;Binary response model;Economic costs
【作者简介】 陈钰，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劳工标准；金俐，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信贷市场。
（责任编辑：刘明）
标签：国际劳工标准论文; 国际贸易论文; 核心劳工标准论文; 二元响应模型论文; 经济成本论文;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论文;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