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特殊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人物论文,视角论文,司马迁论文,独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11-0087-05
史学家的史识不仅表现在他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有着系统深刻的认识，而且也 体现在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上。司马迁对某些特殊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往往出人意表， 他善于从人们所轻视的下层人物身上捕捉、发掘闪光点，在评价一些为时人所诟病的历 史人物时也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学术目光。这些史识当然离不开他对特殊历史人物的深 刻理解，但更为重要的是来源于他的深厚理论素养与卓越的史学智慧。他善于选择一个 独特的理论视点来支持自己的见解，这些理论有些取自儒家六经，有的则来源于诸子。 司马迁根据著述需要而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史记》史学理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 拟就司马迁为纵横家、工商业主和滑稽人物所作的传记，来看他如何从独特的理论视角 来写特殊历史人物。
一、从权变角度论载纵横家
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战国纵横家是战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当时人们 用“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来形容纵横家操纵天下大势的情势。但中国毕竟是 一个有着悠久伦理道德传统的国度，战国纵横家不择手段地谋取一己卿相富贵的极度自 私行为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因而随着战国乱世的终结和秦汉一统政权的确立， 特别是在儒家经学登上独尊宝座之后，战国纵横家就成为权谋机诈的反面道德典型。
但司马迁在为苏秦、张仪作传时却作出了与时人大相径庭的评价：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 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 ，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史 记·苏秦列传》)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 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 倾危之士哉!(《史记·张仪列传》)
这两节论赞文字表明，司马迁对苏秦、张仪这两个大纵横家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他 肯定纵横家的理论依据就是权变。他认为苏秦、张仪是三晋权变之士的代表人物，他们 依靠权变之术合纵连横，从社会底层登上时代政治权力顶峰，“倾危”天下大势，这说 明苏秦、张仪具有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智慧。从“毋令独蒙恶声”之语来看，司马迁的 《苏秦列传》多少带有一些为苏秦翻案的意味。联系《史记·六国年表》所说“战国之 权变亦有颇可采者，何必上古”，可以进一步看出司马迁对战国纵横策士的评价是正面 的、积极的。
要准确理解司马迁对纵横家的评价，关键在于了解权变的理论内涵。权变概念不是司 马迁的发明，而是战国秦汉之际儒家经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它源于孔孟，而为春 秋公羊学派详加发挥。《论语·子罕》载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 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位志在克己复礼的智慧老人并不是拘执礼义不知变 通，而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在一起。《孟子·离娄上》载淳于髡问孟子：身为小叔 该如何处理嫂子落水问题?用手拉嫂子违反“男女授受不亲”礼义，不用手去拉又未免 过于残忍。孟子回答说，男女授受不亲是正常的礼节，但嫂子失足落水，身为小叔伸手 拉她，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变行为。孟子用孔子的权变说合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春 秋公羊学派就是根据孔孟之说而提出经权理论。所谓权变，是相对于正常的评价标准而 言，它以应变方式来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所以在权变概念中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不主一 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灵活变通的思想方法。《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将“ 权”作为《春秋》义例加以阐述：“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 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 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 以行权。”公元前701年，郑庄公病死，太子忽即位，是为郑昭公。其时宋国势力较郑 国要大，宋人设计绑架郑相祭仲，要求祭仲废掉昭公忽，立郑庄公另一位姬妾、宋人雍 氏女所生的突为郑君。此时祭仲如果正面拒绝宋国的要挟，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而且会 招致宋国大兵压境，用武力胁迫郑昭公让位于突。在这种情况下，祭仲同意了宋国的要 求，让公子突当了国君，是为郑厉公，昭公忽亡命奔卫。四年之后，祭仲赶走厉公突， 迎接昭公忽回国即位。祭仲屈从强国的要挟而废忽立突，从正常的目光看来是不可取的 ，但祭仲此举保全了昭公忽的生命，昭公忽让位出奔，这在形式上与伯夷、吴太伯让国 有某种一致，由此昭公忽获得了让位的美名。所以公羊家特别欣赏祭仲这种权变行为。 《春秋公羊传》规定了“权”的内涵，即“权”是一种与“经”相反的并且能够取得较 好效果的做法，行使权变的具体方法是能够自我贬损，并不对他人造成危害。其后公羊 学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的《玉杯》、《竹林》、《玉英》、《精华》等篇章中， 多次论及经权，使之成为春秋公羊学中的一个重要经学理论范畴。如《玉杯》论《春秋 ·宣公六年》赵盾弑君四年之后而又“别牍复见”，《竹林》论《春秋·宣公十二年》 “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同篇论《春秋·宣公十五年》楚司马子反“内专政而外擅名 ”，又论齐臣逢丑父以身代君“不得为知权”。文中说：“《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 ，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董仲舒认为《春秋》中的礼仪也有经 、变之分，他在《春秋繁露·玉英》中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是故昏礼 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 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 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又说：“夫权虽反乎经，亦必在可以 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 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精华》中又说：“《春秋》固有 常义，又有应变。”“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 而一以奉人(天)。”总括公羊家经权理论，就是《春秋》首先确立常辞、常义、经礼， 以用来评价春秋时期那些正常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行；当这些常辞、常义、经礼不足以 评价某些具有特殊动机、特殊性质或特殊效果的历史事件的时候，《春秋》就要采用权 变的方法予以评价，常辞用于常事，权变用于应变，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与对象，彼此互 不相妨；《春秋》虽然讲权变，但有一定的限度，这就是应该在“可以然之域”，在这 个限度内可以自由出入，超出该限度就不宜适用权变；结论是《春秋》无达辞，一切都 是从变从义。
弄清了经学家权变概念的内涵，就可以理解司马迁所说的三晋权变或战国权变了。按 照儒家所说的以仁义之师取天下(如汤武革命)是经，而战国纵横家的合纵连横之术是权 ，经和权二者是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关系，它们的目标都是要重建一统天下。套用贾谊 《新书·匈奴》“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的说法，则纵横家属于“强国战智 ”一类。从权变角度来讲纵横家的历史贡献，纵横家的权谋机诈也就不那么令人厌恶了 。在司马迁运用经权理论的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价值观在起支配作用，《史记·太史 公自序》以“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为取士标准，苏秦、张仪 等战国纵横家正好符合这个标准，因此他不得不淡化道德色彩，而以儒家的权变说作为 正面评价纵横家的理论依据。
二、从六艺角度论载滑稽
《史记·滑稽列传》是司马迁寄有深意的又一篇人物传记。“滑稽”一词的本义是能 言善辩、说话圆转流走而无滞竭，风趣幽默、诙谐机智是它后来的引伸义。《滑稽列传 》写了齐人淳于髡、楚人优孟和秦人优旃三位滑稽人物，其中淳于髡是齐国外交使臣， 严格说来他属于士大夫阶层，不应该进入《滑稽列传》，司马迁之所以将他与地位低下 的宫廷优伶优孟、优旃合传，主要是因为他滑稽多辩而多少带有一些弄臣色彩的缘故。
滑稽人物多半是由侏儒人物充当的宫廷小丑，他们的基本职责就是运用种种插科打诨 令人发笑的手段让君主开心解闷，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早期的喜剧演员。靠了这种特殊身 份，他们不像士大夫们战战兢兢出言谨慎，而可以轻松自由地谈笑，说错了也不承担任 何责任，他们是中国最早享受“言者无罪”权利的人。只是这些优伶人物的社会地位极 为低贱，他们不仅不能与士大夫相比，甚至还远在庶人、百工之下。《史记》写的都是 帝王将相和慷慨士林的业绩，现在却为那些为士人所不齿的优伶立传，这使《滑稽列传 》引起后代封建文人很多误解。清人倪思、刘辰翁、李景星、吴见思等人都把它看成是 司马迁的一篇游戏文字，柏秀把它看作是司马迁批评现实政治的谏书，凌稚隆则认为是 司马迁因自身惨遭酷刑而思及滑稽人物的侠义精神。这些理解都不是司马迁写作本传的 初衷。司马迁在《滑稽列传》序论中说：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 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 亦可以解纷。
结尾论赞又说：
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司马迁时代儒家经学已经被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最神圣最庄严的指导思想，而 滑稽优伶则是最鄙亵最低贱的人物，将最崇高的与最低下的这两极放在一起相提并论， 这确实令一般人不可理解。封建文人甚至说这就是太史公滑稽性格的体现。其实这正是 司马迁写滑稽人物的特殊理论视角，司马迁认为滑稽人物的谈言微中与六艺大道精神彼 此相通，六艺可以从不同途径论述治国之道，滑稽人物同样可以通过谈言微中的特殊途 径论道。道是儒家六艺与滑稽人物的联结点。按照传统的说法，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 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对王朝政治提出建议和批评。《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谏弭谤云：“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这里所说的瞽瞍、百工、庶人都是社会下层人物，他们对现实政治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讽谏责任，而他们的讽谏就是对君主论道。中国古籍中不止一次地记载人们以技论道的史事，如伊尹以烹调论道，公孙强以田弋论道，邹忌以鼓琴论道，卜式以牧羊论道，庖丁以解牛论道，轮扁以斫轮论道等等。既然如此，滑稽人物为什么不能以谈言微中论道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司马迁说得十分清楚，滑稽人物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们懂得治国之道。阅读《滑稽列传》就可以知道，在篇中所载的几个问题上，治国之大道并不在齐威王、楚庄王、秦始皇、秦二世那里，而在淳于髡、优孟、优旃手中，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正言若反，委婉托讽，针砭敝政，收到了正面劝谏所无法达到的效果。透过外表我们看到，这些滑稽人物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他们正直善良，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具有忧国忧民的壮烈情怀和严肃的政治责任感。他们所言甚小但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在轻松活泼的形式之下包含着重大深刻的政治主题。淳于髡之微讽齐威王整肃国政、罢长夜之饮和增加出使之资，都是关系到齐国生死存亡命运攸关的大事。优孟之劝谏楚庄王重人轻马，其间闪耀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优旃谏止秦始皇扩展苑囿和二世漆城，有效地遏止了昏君无限膨胀的侈心，减轻了暴政给人民带来的危害。优孟、优旃本人都是供人戏弄取乐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侏儒，但他们却对人间不幸寄予了火热的情肠，优孟帮助孙叔敖之子脱贫，优旃以诙谐方式讽谏秦始皇体恤陛楯郎淋雨受寒之苦，一位侏儒却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阔胸怀，这就是滑稽人物的奇伟之处。司马迁用一个“伟”字来概括滑稽人物的本质，说明这些滑稽人物是奇伟高尚令人钦敬的伟丈夫，他们是治国之大道、正道的承载者，是错误治国之道的批判者、纠正者，形体的丑陋与身份的低微都无法掩饰他们的万丈精神光辉。
从最神圣最崇高的六经角度来揭示、表彰、提升最低微的滑稽人物的精神境界，这就 是司马迁写作《滑稽列传》的特殊理论视点，是他为滑稽人物立传深刻用心之所在，也 是他超越常人的卓越史识之所在。
三、从兵学角度论载货殖
中国封建时代以农立国，而对工商业采取抑制、歧视的政策。汉高祖时不准商人衣丝 乘车，文景时代继续推行贱视商人的政策，汉武帝虽然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任命 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大商人主管国家经济，但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 策仍然是抑制商人。但我们在司马迁为工商业主所作的传记《货殖列传》中，却看不到 任何贱视商人的迹象。为了纠正人们对商人的传统偏见，司马迁花了不少笔墨来为工商 业主的货殖行为正名：他说好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他征引《管子》“仓廪实 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经典言论，说明经济财富是从事教化的基础；他说商人 在客观上“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商人们成功的经营经验值得 人们借鉴和吸取。在为商业活动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作了足够的论证之后，《史 记·货殖列传》便从一个独特的理论视点论载工商业者的货殖行为，篇中载战国大商人 白圭之语说：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 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这一节文字是白圭治生的根本经验之谈，也是司马迁从兵学角度论载货殖的大纲。它 蕴含着司马迁的一片苦心：人们可以从传统目光轻视工商业主，但绝不敢小看兵家——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史记·太史公自序》)打天下与守天下都要靠兵家。而货 殖又与用兵在预测、运筹、决断、行为方面事出一理，既然如此，谁能说商人低人一等 ?
从事货殖活动像用兵一样，首先要具备超前预测、把握商机、巧于运筹等权变智慧。 军事家强调知己知彼因时而变，《孙子·谋攻篇》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计 篇》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又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虚实 篇》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货殖列传》就是 在因时而变上作文章，篇中载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计然的货殖完全靠一种预测、运筹、应变的智慧，他似乎是反向操作：大旱之时偏偏要准备水运船只，而水灾时则筹备旱地陆行车辆；在丰收时就想着欠收，而在饥荒时则预备丰年；物价奇贵之时要看到跌价就在眼前，而物价低迷到极点之际就预知涨价即将到来。而这种与众不同的权变智慧不是毫无根据地盲目地赌博，也不是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对天时运行、市场变化及社会心理的洞若观火的观察、了解、分析、预测之上。越国大军事家范蠡在灭吴之后弃政经商，运用计然之术，十九年之中而三致千金。《货殖列传》载周人白圭治生，其经验与计然、范蠡大体相似：“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溱；茧出取帛絮，与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一切都因时、因势、因地、因事而变化。计然、范蠡是春秋末年人，白圭生活在战国初年，他们堪称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家，而且他们都是以军事家身份而涉足货殖领域，都是以兵家智慧去从事货殖活动，所以他们的货殖经验完全与兵学相通。
在货殖活动中应该用指挥作战的勇气来作出决断。《货殖列传》写出了优秀商人在从 事商业活动时坚韧沉着、果决行动的奇风异采，篇中载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 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薄”、“忍”、“节”是“趋时” 的必要准备，是“发”的有力衬托，“忍”之愈久，“发”之愈疾；“忍”之愈深，“ 发”之愈猛。“发”是决断，“忍”同样是一种决断。“发”需要勇气，“忍”更需要 勇气。之所以“发”得迅猛，是因为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一忍一趋，一动一静 ，无不体现出白圭有勇有谋的大将风范，显示出白圭稳操胜券、指挥若定的巨大人格力 量。白圭仿佛是隐藏在草丛之中的一只猛虎，先是纹丝不动地观测猎物的动静，一俟时 机成熟，便给以致命的一扑。这种如猛虎扑食、鹰隼出击的决断作风，与孙子、吴起等 大军事家指挥作战，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么?《孙子·虚实篇》说：“进而不可御者， 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九地篇》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 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拿这些经典兵法言论来形容白圭治生，不是极为贴切么?《史 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带兵“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嬴 粮，与士卒分劳苦”，《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饮食与士共之”，“乏绝之处， 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大商人的货殖行为竟与大军 事家之用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以独具的商业目光决定取予是《货殖列传》传主的又一特点，而善于取予也是用兵的 基本要求。《孙子·九变篇》说：“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 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些“有所不”是建立在清醒的理性分析之上，有所不为是为了 有所为。从思维角度说，“有所不”是超越普通的平常的思维方式而出奇制胜。《孙子 ·势篇》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个道理同样可以运用于货殖。《货殖列传》 说：“贫富之道，莫之予夺，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社会中本来蕴藏着巨大的财富 ，关键是看人们如何获取。由于获取财富的手段有巧拙之分，因而不同的社会成员所拥 有的财富也就有多寡之别。《货殖列传》又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 不肖者瓦解。”“富者必用奇胜。”这是说财富不会永久地集中到某一个行业，也不会 落入某一人之手，财富像车辐一样聚于善于货殖的人，而从不善经营的人手中流走。传 中所论载的富商大贾无一不是善于取予，巧于运筹，出奇制胜，从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如秦灭赵后将赵人迁往异地，许多赵人争相贿赂有司以求近处，独卓氏要求远迁到蜀 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又如宣曲任氏先人为秦 仓官员，秦灭之后，其他人争相抢夺仓库中的金玉财宝，而任氏却去囤积粮食。待到楚 汉战争期间，连年战火使人们无法耕种，一石米价高至万钱，那些先前抢夺金银财宝的 人不得不把金钱拿出来买粮食，秦仓中的财宝终归任氏之手。卓氏、任氏的一舍一取， 都体现了他们超越常人的商业目光。
司马迁从兵学角度论载货殖，不仅使货殖活动上升到兵学理论高度，更重要的是使工 商业主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当代商贸活动中有所谓商场如战场的说法，这个说 法其实不是当代人的新发明，因为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述 了同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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