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期外交的“商业性”——以南部同盟棉花外交为个案的考察
赵 建 成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摘 要： 19世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棉纺织业对棉花需求量持续增长，美国南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种植环境使得棉花产量急剧上升，逐渐成为欧洲棉花主要进口地区。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利益影响下，棉花外交成为南部同盟一项重要的外交举措。事实上，棉花外交并没有左右欧洲的外交方向，却引起了欧洲社会舆论的反感，甚至成为南部同盟的一项外交恐吓策略。从某种意义而言，棉花外交沿袭了美国早期的商业外交思想，孤注一掷地把希望寄托于欧洲大国的干涉，并没有考虑实际外交环境，所以其失败是必然的。
关键词： 南部同盟；棉花外交；局限性与失败
“棉花上帝”(King Cotton)是政治外交用语。1825年，弗吉尼亚州亨利·怀斯(Henry Wise)最先使用该词汇。[1]348最初，该词汇被认为是南部地区分离主义者对北方的胁迫宣传，并以此为条件认为南方有条件跟北方一战。1858年，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在州议会演讲鼓吹“棉花上帝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同棉花开战，棉花就是上帝”[2]2—3，由此该外交术语得到了广泛传播。可以说，棉花外交兴盛于美国内战时期，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计量学派从不同角度考察美国内战双方的经济基础，包括南方的经济总量与棉花种植园生产状况，追溯南北双方外交政策的经济根源，认为南方外交过于依赖棉花。[3]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从美国早期“商业”外交为切入点，归纳并评价棉花外交在政治、外交层面的张力。本文以南部同盟棉花外交为出发点，阐述其政策的构建与失败。
一、棉花外交的缘起与商业性
美国南部地区地形辽阔且土壤肥沃，夏天高温炎热，水利灌溉便利，非常适宜大范围的种植业生产，弗吉尼亚州以烟草种植而闻名，烟草种植业对殖民地时期南部的早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烟草种植需要消耗大量的地力，而南部地区经过几十年的烟草种植，土壤肥力下降，不得不转移到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从18世纪中叶始，英国率先开展工业革命，对棉花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印度、埃及等地区的棉花远远不能够满足其需求。18世纪始，从西印度群岛引进的海岛棉在美国南部地区得到培育与推广。海岛棉棉质较为轻软，易于加工为棉绒，所制成的棉纺织品质量优越，受到市场的热捧。1790年，英国人塞缪尔·斯特莱到达美国，将阿克莱特棉纺织技术应用于美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4]451793年，青年人伊莱·惠特尼从英国移民到美国，为马萨诸塞州一家纺织厂提供最新的轧棉机技术，大幅度提高了棉纺的劳动生产率，市面上原棉的需求不断提高，种植棉花变得有利可图，南部地区具备优越的地理环境，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棉花种植带从北方一直向南方推移。
19世纪初期，随着英国在全球的殖民扩张进入高潮，英国利用便捷的航运交通与炮火，争夺世界市场，棉纺织品在各殖民地地区倾销。至19世纪中叶，欧洲与美国北方地区的工业革命达到高潮，棉花产区在南部地区不断蔓延并达到顶峰，棉花出口额在内战前十年内每年净增长超过130%。在当时，南部地区为英国提供了77%份额的棉花，总金额达到800万英镑；法国有90%的棉花来源于南部地区；德意志地区消费南部地区的1.15亿法郎棉花，占其消费比的60%；俄国的92%棉花进口来源于南部地区。[5]113—132
棉花外交在此阶段开始初具雏形。棉花外交论者认为南部地区的棉花在欧洲棉花进口中占据主导地位，欧洲各国受制于南部，一旦战争爆发，英国与法国迫于国内经济压力不得不介入战争。1850年，美国前总统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警告北方，“没有棉花种植的州，你做不了任何事，世界市场的进出口、纺织品、商业都是以它为基础。”[6]58—741858年，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詹姆斯·亨利·哈蒙德在州议会发表演讲，鼓吹“棉花上帝论”受到社会吹捧，棉花外交在社会舆论层面达到高潮。[2]2—31861年，正值南北战争爆发之时，《孟菲斯巨人报》(Memphis Argus)发表一则报道宣称：“让每一捆棉花烂在土地，不于奥尔良或是孟菲斯港口输送一根棉花，直到英国与法国承认南部同盟的主权。”[7]371—391尽管当地农场主负债累累，但通过棉花的出口偿还债务是唯一渠道。1861年，南部同盟政府颁布法令，严禁边境地区向北方输送棉花，总统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不顾在金融上颇有影响力的国务卿犹大·本杰明(Judah Benjamin)的建议，铤而走险对英法等国家施行限制出口的政策，并于8月发布更为严格的法令。然而具有经商特长的犹大·本杰明的眼光更为长远，认为战争最为关键的是信心与物资，棉花出口于英国不仅能够改善南部同盟信守和约的印象，同时能够增强英国普通民众对南部同盟的好感，使得民众认为南部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的民主，况且所出口的棉花能够换取重要的物资。地方州政府也相继颁布法令限制棉花出口，佛罗里达州州长弥尔顿，极度痛恨南部棉花走私活动，称其为“邪恶的走私”(villainous traffic)，他屡次违背犹大·本杰明的命令，没收南部走私者的棉花与运输工具。[7]371—391
英国议会在废奴运动的压力下，于1833年颁布了《废除奴隶法案》。受该法案影响，传统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被迫中断，棉花的田间生产不得不依靠家生黑奴或是欧洲贫苦移民，黑奴的匮乏使其价格不断上升。原棉价格的上涨也相应带动黑奴价格的上涨，之后，英国多次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加入大力打击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队伍中，然而南方各州对于英国的要求置之不理，南北分离后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立即与英国签订《1862年英美条约》(Anglo-American Treaty，1862)，规定美国提供给英国全权打击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船只，该条约有力改善了北方的形象。[8]308—319
其次，南部同盟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总统戴维斯要求限制棉花出口，但是欧洲特使詹姆斯·梅森与国务卿犹大·本杰明以及财政部长梅明杰坚持棉花出口，梅森告诉英国战争部长罗素爵士，“南部同盟断然否认任何禁止或阻碍棉花出口的政策。”[6]58—74而且受到棉花走私的高利润驱使，南部同盟大量的棉花走私船只铤而走险从南部各个港口走私运输，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6]58—741861年的“特伦号事件”发生后，林肯总统明智地协调内部主战派的意见，认为“联邦在一个时期只能打一次战役”，他采取温和态度，妥善解决“特伦号事件”，不予英国开战口实。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与德国统一运动的发展，英国政府不得不把外交重点放在欧洲大陆，既要防范德国的崛起对他的影响，又要防止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野心。作为海军强国，英国对北方实行的封锁政策尤为不满，当时沙俄驻华盛顿大使爱德华·德·斯托尔刻就认为：“英国内阁时刻注意联邦内部的分裂现象，很难能够耐心等待，并不擅长伪装其面目。”他在回复母国的信件中写道：“英国可能会在最有优势的时机承认邦联的合法性。”联邦政府驻沙俄大使卡西乌斯·格雷写道：“我亲身感受到英国的想法是什么，他们希望我们遭受毁灭！他们嫉妒我们的权利，无论是北方或是南部，都感到厌恶。”[17]451859年，富有十几年外交经验的莱昂爵士出任驻美国大使，对美国国务卿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作了一番负面评价，“我禁不住害怕他(西沃德)将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外交政客。他对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以切实的政治利益为起点。……我并不认为西沃德先生会轻易与我们发动战争，但是他会很好地玩把棋，对我们显示其暴力一面，以此来寻求美国人民的支持。”[18]6—7
二、政治与外交张力
首先，南部同盟总统戴维斯顽固相信“棉花上帝论”，认为英国因其发达的棉纺织业受制于南部同盟，英国将会被迫承认南部同盟的主权或是军事干涉南北战争。但是，南部同盟没有很好地利用英国海军掩护其南部漫长的海岸线，相反其棉花出口受到联邦政府的封锁，造成英国出现棉荒。战争爆发后，英国扩大从埃及、印度进口的棉花量，逐渐填补了棉花短缺。查尔斯·哈伯德认为，“戴维斯总统把外交政策制定授予他国，而不是求得主动制定外交政策，期待事件的发展能够达到外交优势的目的。他执着相信棉花能够争取欧洲大国的承认与保障，戴维斯所挑选的战争部长与欧洲特使是出于政治上与个人上的能力，而不是他的外交上的潜能，部分因素是相信‘棉花外交’会帮助南部脱离联邦的目的。”[16]7并认为，“戴维斯的政策非常僵化不灵活，南部同盟所固执的‘棉花外交’会引起欧洲国家的抵制。”[17]7
商城县位于大别山北麓，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地处我国南北分界线上，气候温暖潮湿，因而动植物种类繁多，物产丰富，是中原首屈一指的“天然山水盆景园”。商城地势由南向北呈阶梯状降低倾斜，多丘陵垄岗和湖泊河流。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商城工业发展缓慢，经济水平落后，旅游业依然是发展经济的潜导产业。目前，商城县拥有国家4A级景区2家、3A级景区3家，先后获得“中国最美丽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国家级卫生县城”“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众多殊荣。2016年，商城县共接待游客420余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26.6亿元，旅游从业人员7000余人，间接带动近10万名群众就业。
棉花外交促使法国直接干涉美洲事务。19世纪中叶，随着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建立相对稳定的秩序，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首都巴黎地区的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受到棉花外交的影响，工厂主聚集巴黎要求政府支持南部同盟，使其棉花能够顺利出口到法国。通过南部同盟的帮助，法国如愿以偿地侵占墨西哥并建立傀儡政权。1861年，南部同盟特使约翰·斯莱德尔向拿破仑三世提出建议承认南部同盟以及派遣海军解除封锁的要求，南部同盟则以棉花出口为报答，拿破仑三世希望借此机会干预南北战争。然而英国在巴黎的代表并不同意该建议，认为其要求会导致欧洲卷入北美战火，其加拿大属地安全无法得到保障。1862年，北方攻克新奥尔良港口，使法国最终撤销了干预计划。但是斯莱尔德最终还是从法国财政部与资本家那里如数获得了1500万美元的贷款，从墨西哥地区为南部同盟输送了大量军火。[13]157—188战争进入末期，鉴于南部同盟力量的瓦解，联邦政府发布声明谴责法国对墨西哥的入侵，要求其军队撤离墨西哥。法国鉴于外交的孤立以及南部同盟的失败，不得不在1866年从墨西哥撤兵，标志着法国对美洲干涉的结束。
英法大国在南北战争中执行中立策略，没有对南部同盟提供应有的外交认可，证明了棉花外交的内在局限性。
三、“棉花外交”的内在局限性
显然，棉花外交对于英国而言，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英国政府在外交立场上并不希望战争尽快结束，最希望通过战争摧毁其工业对手，使美国从工业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美国历史学家亨利·布卢门撒尔认为：“南北战争期间，英法希望北方与南部都依赖于他们。”南部同盟外交特使约翰·斯莱德尔更是直接说道：“他们希望看到我们两个房子都着火。”[14]151—171英法俄在外交利益上互有矛盾，俄国希望联邦政府能够赢得战争，使其成为大西洋上牵制英国的海军强国，何况棉花外交对于有着广阔领土的俄国而言，并不具备威胁性，南北战争爆发之后，俄国的棉花种植业迅速兴盛，伏尔加河流域与中亚地区为彼得堡地区棉纺织厂提供了优质的棉花；法国希望借助南北战争，把势力扩充到中美洲地区，尤其是拿破仑三世希望开掘中美地峡运河。显然棉花外交不能够迎合欧洲大国的利益，欧洲各国迫于棉花需求压力介入南北战争之说较为武断。[15]151—171联邦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仅仅采取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以来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即美国不干涉其他国家事务，欧洲也不得干涉美洲国家事务的政策，甚至在法国入侵墨西哥时，为了最大限度避免与法国产生摩擦，与法国保持一段不战不和的中立外交状态。加拿大受到南北战争的影响，迫切希望能够保障西部边界的稳定，在受到南部同盟的挑拨之后，内部保守派在1861年与1862年间在伦敦呼吁加拿大干涉南北战争，加拿大底层公民却支持联邦，有35000至45000名加拿大公民自愿在联邦军队服役。[15]600—632
肌肉的绞痛，韧带、关节囊的钝痛，神经根的放射痛，神经的闪电样锐痛，交感神经的灼痛，骨的深部痛，骨折的剧痛，脉管系统的弥散性痛……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骨骼肌肉系统疾病与疼痛关系友好。
棉花外交对欧洲有着重要影响，英国的利益首当其冲。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潮，在海外市场的强大需求下，英国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工厂林立，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在资本主义生产无序的状况下，市场出现混乱，兰开夏的棉纺织品出现了产销不均的现象，原棉供求受到投机活动的影响，价格波动起伏。从1859到1860年，兰开夏的原棉批发市场出现了热销现象，市场需求旺盛，原棉价格一路走高。但是南部同盟采取紧缩策略，推动棉花价格一路走高，兰开夏的棉纺织厂出现了棉荒的现象，造成开工不足，工人失业。南北战争爆发后，随着南部棉花的减产，加上南部港口一直处在北方封锁之下，英国的棉花进口量逐年下降，虽然损失部分在埃及与印度增产而获得弥补，但依然无法解决国内棉花需求的缺口。为了缓解棉荒，议会不得不在1864年为英国棉纺织地区制定《公共工作岗位法》。“以社会救济原则为基础，以1834年所颁布《济贫法》为模板，当时兰开夏存在大量失业工人，政府不得不把有限的棉花按生产能力较为平均的分配，并让每个工厂承担失业工人的救济责任，允许当地市政府通过贷款开展工程项目，以工代赈，解决经济萧条的危机。”[10]37战争期间，一度繁荣的英国棉纺织业出现萧条景象，资本家随意压低工人工资，甚至大范围解雇工人，造成国内失业率急剧上升，社会矛盾尖锐。英国政府为解决棉花短缺危机，向南北交战双方施加压力，时任首相帕麦斯顿爵士对南部同盟示意，表示英国能够以调停者身份使南北双方停火。[11]149“特伦号事件”发生之后，英国在事实上放弃了中立姿态，要求联邦政府释放南方特使梅森与斯莱德尔，遵守《航海法》(Maritime Law)，并加强与南部同盟的关系，向南部同盟经济援助以及输送军火。[12]315
进入战争末期，南方大部分领土实际上仍处于北方的控制，林肯认为无论是北方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还是南部重建的需要，都急需恢复种植园生产，拯救濒临破产的奴隶主。[9]1405—1438在战争末期，北方控制下的种植园恢复了一定的生产能力，棉花的产量开始缓缓上升，由于棉花价格的下跌，种植园主不得不分割出租庄园，自由白人与少部分黑人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承租，因此原有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解体，租赁制农业在南部兴起。
大脑坡矿区位于花垣—张家界断裂带南东侧、民乐—李梅背斜近核部之南东翼，区内出露的地层有寒武系石牌组、清虚洞组、高台组、娄山关组及第四系等。为一倾向南东的单斜构造，断裂中等发育，无岩浆岩分布，未见明显变质为基本特征（见图1）。
(1)铀尾矿库下游农田土壤中与国家土壤背景值相比，超标元素为Cd和U，均值分别超标6.89倍和3.16倍。与当地背景值相比，分别超标4.96倍和2.53倍。
再次，南部同盟的分离活动及其外交措施也受到欧洲工人的抵制，尤其是棉纺织工人，欧洲的棉荒使部分产业工人失业或半失业。失业的工人面临生存的压力，敌视南部同盟限制棉花出口，一些工会领导则仇视南部同盟所盛行的奴隶制。欧洲社会舆论对南方奴隶制问题展开社会探讨，还通过募集资金协助北方废奴主义者。产业工人的积极活动，使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场摇摆不定，内阁成员不敢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南部同盟，这为联邦政府赢得战争提供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与社会舆论。1862年12月31日，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厦，兰开夏棉纺织工人代表公众发表了演讲，表达了对林肯总统的深挚谢意，受到欧洲工人的支持，使欧洲废奴运动不断高涨，他们不懈努力抵抗失业，亚伯拉罕·林肯于1863年1月写信表达对兰开夏棉纺织工人的谢意。
最后，南部同盟在欧洲国际地位的边缘性是其外交政策失败的因素之一。棉花外交没有分离主义者所鼓吹的那么重要，相反棉花外交是一种防御性策略，并不是自身积极主动寻求战胜联邦政府，而是把胜利寄托于英法的援助。[7]371—391埃及、印度与巴西等其他产棉地区在南北战争期间获得了优势环境，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与出口量增加。内战前夕，英国棉纺织业发展高潮之后，棉纺织行业出现技术更新不足和生产效率停滞现象，没有增加其棉花需求量，工业革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廉价谷物，以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压低工人的工资，间接提高工厂的利润，所以英国不得不考虑北方的重要性。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在1861年为梅森接风时，并没有告诉他英国政府的政策动向；9月初，当第二次马纳沙斯会战的消息传到伦敦之后，帕麦斯顿建议在月底召开内阁会议，并建议罗素提请英国担任南北双方的调停人；然而，罗素与帕麦斯顿一致认为在内阁开会前不应该提起有关计划，直到李将军能够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如果联邦政府主力被击溃，那么就提起调停宣言，如果李将军失败，则静观其变。[19]527—543然而事实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李将军并没有赢得战争主动权。
可以说，南部黑人奴隶制不利于为棉花外交提供社会舆论，南方顽固坚持奴隶制的合法性，从宪法中寻找谬论，认为个体私有财产具有合法性。相反，林肯总统审时夺度以国家统一为前提。在安蒂特姆河战役之后，林肯给予南部同盟100天时间考虑是否投降并回归联邦政府，并在1863年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宣言立即在欧洲引起波澜，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通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他强烈要求南部同盟能够独立，在联邦发表宣言之后，他要求南部同盟也发表一则更为激烈的宣言，他告诫南部：种族歧视限制了英国出兵北美的兴趣。”[20]234—235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英国政府无法坦然面对并支持南部同盟的奴隶制，外交大臣罗素则批评南部同盟的奴隶制政策，“认为奴隶可能会随时发动武装起义，且政府无法说服民众支持一个实行奴隶制的政权。”[20]234—235在战争发展过程中，欧洲大国尽管正式接见过南部同盟的代表，但是都采取中立政策一直按兵不动，英国政府甚至没有派遣官方大使到里士满。由此可见，棉花外交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南部主动寻求国外援助，不能够为其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南部同盟经济濒临崩溃，物价指数上升，棉花外交不仅没有达到封锁欧洲的目的，反而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上述分析表明，3版美国创新战略的侧重点均有所不同。考虑到2015年的美国创新战略是基于2009年和2011年两个版本进行的修正和更新，更加贴近美国现阶段创新发展的趋势，因此下文着重对2015年的美国创新战略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
四、余论
棉花外交从本质上是美国早期“商业”外交政策的延续，然而南部同盟经济的脆弱性不足以支撑棉花外交的长期施行，战前南部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国，其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有依赖世界市场的供求与需求，且不能够为战争提供所急需的战略物资。而北方恰恰相反，战前具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与交通运输体系，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区，相对于南部其外贸进出口额更大，这有利于北方能够打赢持久的战争。棉花外交的效果不仅仅受制于南部地区的经济条件，欧洲工业发展对南部地区的棉花需求量，决定了南部同盟在欧洲的地位与作用，显然棉花外交不是一项具备独立性的外交政策，依赖于南部同盟的脆弱的经济条件与狭隘的外交观念。在内战期间，英国纺织业资产阶级尽管叫嚣要与北方一战，但是资产阶级内部派别存在利益的冲突，采矿业与冶金业需要廉价的粮食以降低劳工成本，需大量进口北方的粮食，所以他们对北方持有容忍的态度，正如有学者坦言，“称王的是小麦，而不是棉花。”工人阶级对遭受迫害的黑奴表示同情，支持北方获得胜利，在林肯颁布《解放奴隶宣言》之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逐步走向高潮。综上所述，作为早期美国“商业”外交的延续，棉花外交脱离客观社会、经济环境，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失败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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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 03- 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SS021)
作者简介： 赵建成，男，福建莆田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K7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5957( 2019) 03- 0101- 05
标签：南部同盟论文; 棉花外交论文; 局限性与失败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