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晚清论文,上海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权问题是五四时期思想界广泛讨论的议题，陈独秀、胡适、鲁迅、沈雁冰、吴虞等人都有文章发表。他们涉及的问题有：妇女解放问题，伦理、道德、贞操问题，男女社交公开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女子经济独立与职业问题，废除娼妓问题（注：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这些问题，在晚清思想界大多讨论过。有的是晚清倡其先，五四继其后；有的是晚清言其简，五四申其详；有的问题是晚清、五四各有侧重。现据晚清上海的情况作一分析。
一、女权主义实践
妇女在晚清上海社会有五个特点：就业人数较多，出入社交场所较早较普遍，婚姻自由的酝酿，不缠足运动中心，女学普及与女报众多。
1.妇女就业人数较多
上海开埠以前，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妇女，就有参加劳动的传统，或在室内纺织，或参加田间劳动，或参与煮盐。滨海的妇女，编结渔网，出入江波之上，参与捕鱼（注：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有些妇女甚至从事贩盐之类的商业活动（注：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这与中国北方有很大不同。
上海开埠以后，迅速商业化的大城市，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出现了女艺人、女佣人、女工人，还有色情服务业。女艺人活跃在评话、书场、戏园、髦儿戏、花鼓戏等曲艺行业。评话原先只有男性演员，“道咸以来，始尚女子，珠喉玉貌，脆管幺絃”（注：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自1850年代中期，上海演出中心迁移到城外，女演员名角辈出，王韬在《瀛壖杂志》中就提到袁云仙、吴素卿等十个女艺人的名字。上海女佣人在1870年代主要来自无锡一带，东家主要在租界。女工人则比较集中在缫丝、轧花等行业。据估计，在1893年，从事清理禽毛、清理棉花、制造火柴、卷烟等行业的女工，就有15000至20000人（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2页。）。至于色情业，更是晚清上海一大特色，有妓院多于米铺之说，1864年上海租界就有登记在案的妓院688家，1869年有妓女不下万人（注：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色情业不是正当的职业，但在妇女取得经济独立地位方面，有一定作用。
2.妇女出入社交场所较早且普遍
上海在开埠以后，外国妇女开风气之先，或看戏，或跳舞，或宴客，或进教堂，公开出入社交场所。她们落落大方，与男子携手同行，成为上海滩一道风景线。
与此相随，上海华人妇女参加社交活动，光顾茶馆、戏院等处，逐渐频繁。1872年《申报》有文章说：“上海地方之妇女蹀躞街头者不知凡几，途间或遇相识之人，欢然道故，寒暄笑语，视为固然。若行所无事者，甚至茶轩酒肆，杯酒谈心，握手无罚，目贻不禁。……此风日盛一日，莫能禁止”（注：《二人摸乳被枷》，《申报》1872年6月4日。）。
最早出入这些场所的华人妇女是娼妓。她们到公共场所搭识客人。一些女佣、娘姨也到这里来约会、休闲。有《竹枝词》写道：“大脚娘姨寻旧交，手撑洋伞汗珠抛。寻来茶室三繁畅，瓜子花生吃几包”。在此影响下，一些家庭妇女也开始出入这些场所。开始时，有些良家妇女有所顾忌，打扮成女堂倌模样：“荆钗裙布越风流，独步城隅秉烛游。扮作女堂倌样子，好听花鼓上茶楼”（注：泾左碌碌闲人：《沪上游女竹枝词》，《申报》1872年10月18日。）。
到1870年代中期，上海妇女公开出入社交场所，无论是妓女、女佣、堂倌，还是普通家庭妇女，已经相当平常。妇女看戏相当普遍。上海知县的一则告示称：“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沓来纷至，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注：《邑尊据禀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申报》1874年1月7日。）。
1876年2月，某官员携眷赴金桂轩茶园看戏，据说优伶“手持千里镜窥探，评骘妍媸”。一位署名“冷眼旁观客”的在报上撰文，认为以“名门淑质为优伶指视，是非看戏而为戏所看矣”，因此劝妇女不要出入社交场所，不要轻易看戏（注：《申报》1876年2月9日。）。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舆论批评。一篇署名文章认为，如果因为看戏女子为戏子所看，就禁止妇女看戏，实属因噎废食，春节这样的良辰美景，妇女理应与男子同样游目骋怀，观戏娱乐（注：《申报》1876年2月11日。）。
官绅在中国传统社会是道德的象征。官绅眷属出入茶园，尽管有人评头品足，但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冲破传统的象征意义。到了1880年代，愈演愈烈，茶楼烟馆中，“妇女呼朋引类，趋之若鹜。男女杂处，昼夜嬉游”，相沿成风，毫不为怪（注：《示禁浇风》，《申报》1885年8月6日。）。这些妇女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体面人家（注：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第433页。）。
上海妇女的社会活动，除了戏院看戏，还有游园观剧，品茗看花，打弹子，放风筝，也有出入西餐馆的（注：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09页。）。到20世纪初年，妇女不但公开出入社交场所，而且踊跃参加各种社会与政治活动，上海的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中，都有妇女参加。陈撷芬、张竹君、秋瑾、吴芝瑛等为其著者。辛亥革命前后，由女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各种妇女团体约有35个，这些团体遍布全国8省4市及日本东京，其中上海最多，有15个，东京次之，有5个（注：沈智：《辛亥革命时期的女知识分子》，见《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61页。）。
3.婚姻自由的先声
有一则女佣离夫案。王某之妻瞿氏，在上海升宝洋行为佣。王某为无业流民，依靠瞿氏收入为生，一日唤瞿氏归而遭拒，王某诉至会审公堂。参与会审的英国领事以王某为无赖，不让其领回瞿氏。中国谳员以伦常所系，有关风化，袒护王某权益。法庭最后判王某胜诉。瞿某所在的升宝洋行打抱不平，雇人在法庭外面将王某痛打一顿，并“拥瞿氏以去”（注：《乾纲不振》，《点石斋画报》丙集，第8页。）。在传统时代，只有丈夫出妻的权力，向无妻子离夫的道理，现在瞿氏竟然提出离夫，这事很有象征意义。这一案件，既反映了中西法律的差异，也可以看出，妇女在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助于改变其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这种情况在晚清上海绝非个别。有的妇女对原来婚姻不满，与别的男人同居，并且直诉公堂，求官判决与前夫解除婚姻关系。会审公堂的官员并不一味责罚女方，“每每准其分拆，或令赔偿前日所用之费，或令量予川资，劝令远离，从无有深究其罪者”。对于妇女请分而男方不愿者，问官甚至会劝其分离，谓“尔妇既有外心，必不能安于室，与其不能相安，何如一刀两段，斩断葛藤之为快乎？”（注：《风俗宜防其渐说》，《申报》1882年2月25日。）官府的这种态度，默认了妻子离夫的事实。
在冲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婚姻制度方面，天主教、基督教关于教徒在婚姻方面的规定起了一定作用。1846年上海地区天主教神父对教徒结婚作出规定：（一）对家长指腹为婚，买卖式婚姻，凡教徒一律禁止；（二）禁止童养媳制，禁止童年订婚；（三）凡教徒婚礼由神父主持，在教堂举行。在这种婚礼上，须诵读规定的经文，男女双方需彼此握手，高声表示同意，并接受神父的祝福（注：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04页。）。上海许多教徒如著名医生黄春圃的结婚仪式就是在教堂举行的。显然，在这种婚姻关系中，女子已经取得与男子相对平等的地位。
在冲击传统婚姻制度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台基现象。所谓台基，是指“借台演戏，仅租基地，云雨自兴，巢窟自备”（注：《台基宜禁说》，《申报》1883年7月28日。），也就是男女幽会的场所。台基在19世纪50-60年代上海已经出现，租金低廉，三四百文钱小房一间，任意勾宿。1877年上海两租界内有台基二三百家，到80-90年代越发兴盛，“他处之台基犹不多见，而上海则遍地皆是；他处之台基尚皆隐藏，而上海则彰明较著”（注：《论惩办台基之法》，《申报》1882年4月4日。）。借台基幽会的男女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男女自相结识，相约幽会；二是男子看上某女子，让台基店主引诱女子来会；三是店主引荐女子给男客（注：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第486页。）。三者之中，第三类近乎暗娼，第二类是半推半就的性交易，第一类最富有性自由色彩。据李长莉研究，借台基幽会的男女大致为两类人，一是外地来沪谋生的单身男女，多属下层，男则为店伙、小贩、车夫、小工等，女则多为仆妇佣女；二是中小商贾、士人等中层市民及一些良家妇女。上海是一个移民社会，居民人口高度异质性，维持传统伦理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士绅在这里基本不起作用，这为不满婚姻现状的男女冲破现存制度的束缚、冲破传统贞操观念提供了比较理想的空间。这是台基能有较大市场的社会原因（注：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第499页。）。
4.不缠足运动中心
对于妇女缠足，近代以前就多有批评。清代钱泳（1759-1844年）在所著《履园丛话》中，激烈批评缠足一违天性，二害妇女，三误国家。具有警世意义的是，他将自从南唐缠足以来历代盛衰作一分析，说是哪个朝代缠足，哪个朝代衰弱，反之亦然：“试看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间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后复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宫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从此永垂万世。由是观之，裹足为不祥之金、明矣，而举世犹效之何也？”（注：钱泳：《裹足》，《履园丛话》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7-631页。）李汝珍在小说《镜花缘》中，也生动地描述了缠足给人带来的苦难。
上海开埠以后，来华西人对妇女缠足提出激烈批评。其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此批评日多。1872年，《申报》载文批评缠足陋习，指出缠足给中国妇女带来极大痛苦，“自幼至老五日不然，自妍及媸无人不然。方缠之际，筋骨受困，已有寸步难移之势；既缠之后，筋骨受伤，更有移步不便之时，又或动则赖人扶持，否则如病疯瘫”（注：《缠足说》，《申报》1872年5月24日。）。到戊戌时期，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都对此提出批评。梁启超指出缠足陋习“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刑戮，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注：载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72-875页。）。
随着对缠足陋习的批评，不缠足运动亦由通商口岸发起，推向内地。1895年，由10名外籍妇女在上海发起成立“天足会”。1897年，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其章程规定：凡入会者所生之女子不得缠足，其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女子；如已缠足在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为了推广这一运动，他们打算在全国各省设立分会，在各州、县、市、镇设立小分会。这一计划在以后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许多地方确实建立了分会，以上海为中心的不缠足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不具论（注：参见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第五章；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
上海发起的不缠足运动影响极大。据《中国新女界杂志》报道，江苏沭阳某地，有一女士名胡仿兰，18岁嫁与本县徐沛恩，生一子二女。胡识字通文，读了上海等地所出宣传女子放足等书以后，深受影响，不但自己放足，而且四处宣传，谓“欲兴女学，必除女害，除害必自放足始，放足必自躬行始”。她时时以宣传妇女解放之类的书劝导族戚姊妹放足，使得胡的妯娌们、徐氏亲戚家的妇女也都放起足来。胡的公婆痛心疾首，认为这是家道不祥，辱及祖宗。他们决心干涉，先是准备“驱使豪奴悍仆，硬将放足复缠，继则以为缠其足无以缠其口，缠其身未能缠其心，乃一变桎梏主义而为鸩毒主义”。他们将胡闭锁房中，给以毒药一瓶，令其自裁，连续四天不予饮食。胡的哥哥闻讯来救，徐母回话：“只能抬死的回，休想要活的返”。挨至第五日，胡仰药而死。
胡仿兰死后，上海天足会会长沈敦和获悉此案，极为气愤，上书两江总督，谓“匹妇之死其事小，进化之阻其事大”，要求官厅旌表胡氏，并罚徐氏以重金，用以创办沭阳女学堂。两江总督允其请，沭阳遂有女学堂之设。维新思想家宋恕感慨万分，特赋诗三首以志悼亡。诗中指出，缠足陋俗盛于宋后，“孔妻孟母皆天足，惨俗无关宋以前”，对惨遭迫害的妇女表示深深的同情：“世间多少徐家妇，万鬼啾啾竟孰怜？”（注：宋恕：《哀海州胡普芳烈女仿兰》，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87页。）
5.女学普及与女报众多
自1850年代，上海就有女校兴起。185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夫人设立裨文女塾，招收中国女孩20人入学。1851年，美国女传教士在虹口设立文纪女塾，最初有女生8人。1859年，上海浦东有14所女校，女学生132人（注：以上数字由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07页所附表格中数字综合而来。）。女生所受教育，除了识字、书法等，还有刺绣等女红。
从1870年代起，上海的报纸、上海的知识分子，不断发出兴办女学的呼声。宋恕、郑观应、梁启超等在女子教育方面都有许多很好的见解。宋恕将中外女子教育状况做了比较，认为“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乃过十之九，少亦九十之二”，印度平民女子识字亦有百分之四，而中国女子识字者，仅四万得一，不但不如欧美，也不如日本，甚至不如印度。他提出女子在6至13岁，皆须入学，否则罚其父母（注：宋恕：《变通篇·开化章第四》。）。郑观应在《女教》中，提出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教育女子，同时教给女红、纺织、书数等，使得女子精通纺绣，通晓书算，能够相夫教子，由纯粹消费者编成劳动者。梁启超认为，中国之贫穷，缘于一人养数人，劳动者少而消费者多，究其根源，最根本一点，即妇女不从事生产活动，中国要自强，必须从女学开始，“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两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女学，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注：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72页。）。
1890年创办的中西女塾，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女子学校。发起人为林乐知，创办人为美国南方妇女监理会女传教士海淑德（Laura Haygood,1845-1900年）。1892年3月17日开学，最初学生7人，全部来自基督教家庭，以后逐年增多。1899年、1907两次添建校舍。1912年开设特别班，招收已婚妇女。早期教材除了语文外均用英文教科书，学科中强调英文、算学、音乐、家政等，其家政教育在上海最为出名。学制10年，主要招收富家女子入学。
中国人在上海自办的女学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国女学堂、爱国女学与务本女塾。中国女学堂一名经正女塾，创办人经元善（1841-1903年），1898年5月31日正式成立。校址在城南高昌庙之桂墅里。学校制订了《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凡31条，规定学生年龄在8至15岁之间；良家女子粗识文字者方能入学，奴婢娼不得入学；专门之学分算学、医学、法学三科，外加师范科；学堂上自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人，严别内外，自堂门以内，永远不许男子闯入”。林乐知的女儿林梅蕊任西文总教习，第一年年底有学生40余人，翌年初学生总数增至70余人。因为来学者众，经元善等又于1898年10月在城内淘沙场增设分塾，延请中西教习各一人，到年底亦得学生20余人。1900年秋，经元善因反对“己亥立储”，被指明缉拿，逃离上海，女学堂不久停办，但兴办女学的风气在上海吹开了。
爱国女学为爱国学社所办，1902年创立，创办人有蔡元培、蒋观云、黄宗仰等，分本科、预科即中学和小学。创始人多为思想激进人物，因此学校中颇注重革命教育。1904年，张竹君在爱国女学附设女子手工传艺所，以传授手工技艺、解决女子谋职为宗旨。1907年爱国女学脱离革命机关，成为普通女学。1912年以后，分设中学、小学两部，添办体育科、文科。
务本女塾为上海士绅吴馨所办。1900年，吴馨延师来家教育女儿。1902年，他在此基础上办起了务本女垫。初创时有学生7人，年内达40人，第二年又翻一番，以后规模逐渐扩大，到1905年设有师范正科、预科、中学科、高小科。1912年，务本校产捐归县有，改称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注：吴若安：《回忆上海务本女塾》，载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604页。）。学校禁止学生缠足。
与女学普及相一致，晚清上海妇女报刊众多。据估计，晚清中国的女报，至少一半以上出在上海。全国最早的女报《女学报》，影响最大的女报《女子世界》、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陈伯平主编的《神州女报》、沈敦和主编的《天足会报》、上海城东女学校刊《女学生杂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其中 ，《女学报》同名报纸有两份，一份是1898年7月24日创刊，这是中国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旬刊。另一份是1902年创刊，月刊。后一《女学报》在壬癸之际风雷激荡的上海，鼓吹妇女解放，呼吁民主，不遗余力，不啻为女界《苏报》。《女子世界》，1904年1月创刊，月刊，1907年停刊，丁初我等人主编，诸人均为清末宣传妇女解放的知名人士。此报被誉为“宣传最持久、言论最勇猛、反映最强烈的一家革命妇女报纸”。这些妇女刊物创刊时间有先后之差，存世时间有长短之别，影响有大有小，编者背景也不一样，多为女子所办，也有男子编的，但栏目设计大同小异，多有论说、科学、家政、女红、手工、传记、译丛、小说等，其思想主张也有很大的共同性，都鼓吹尊重女权，反对尊男卑女，提倡女学，开通女智，鼓励妇女自身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反对缠足，尤以揭露缠足之苦、宣传天足之益的文字为多。
二、女权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方面，在晚清上海的表现，一是产生较早，二是持续不断，三是比较深刻。
从1870年代起，上海的报刊杂志对于妇女问题就一直比较关注。早在1876年，《申报》就载文批驳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认为男阳女阴，本位对待之词，无尊无卑，要说先后，那倒是女先男后，“盖万物先阴后阳，不有女也，男何以生？”（注：《论女学》，《申报》1876年3月20日。）文章对民间溺女恶俗尤为深恶痛绝，愤怒指出，“设家家溺女，人类不几于绝乎！”（注：《论女学》，《申报》1876年3月20日。）
1876年，《申报》曾就女子教育问题展开讨论，先后发表《论女学》、《书〈论女学〉后》、《再论女学》等文。这些文章介绍了英、美、德等欧美国家女子教育高度发达的情况，指出女子占人口一半，女子教育不但对于女子，而且对于整个国计民生、人口素质都有极大关系。文章认为，女子教育在中国上古三代已经开始，只是后世荒废了，现在应当恢复。女子教育内容，不应限于传统范围，而应增加许多切实有用的学问，应包括天文、舆地、算法、格致诸学，使妇女学成以后，或执掌教育，或研究学问，或靠学得的一技一艺，“堪为糊口之资，家贫亲老或借女子以沽升斗”。这实际已经提出把妇女作为生产力从闺房里解放出来，使妇女成为自食其力的重要问题。文章集中批驳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认为人们的道德本是后天养成的，有才学然后才能善于学习，养成良好的道德（注：《再论女学》，《申报》1876年4月11日。）。
1878年，《申报》有一篇文章《扶阳抑阴辨》，通过对阴阳学说的辨析，批驳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很有说服力。文章指出，阴阳是并立并尊的，男女也应当并重无别，“阴阳既相为用，男女亦无所别”，如果女不能与男并立，即地不能与天齐。作者运用近代天文知识，说明天皆空气，地为球体，天地两者本无相对之形。日常所说阴阳现象，用天文学知识来解释，完全是由太阳与地球的位置不同决定的，日在球面则为昼为阳，另一面则为夜为阴，因此，阴与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没有什么轩轾高下，既如此，则传统的阴阳之说也就失去了立论的基础，所谓男尊女卑也是没有依据的（注：《申报》1878年7月15日；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近代化》，第468页。）。
1880年，《申报》有文章继续讨论男女平等问题：认为“天地生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初无厚薄于其间也。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万物莫不皆然，于人岂能独异？乃观于中国，则殊有不然者，男则可以恣意游观，及时行乐；独至妇女，断不听其出外，拘拘于阃内之禁，闺房深锁，即以为女道克贞，不至冶容诲淫，以贻帷薄之耻”（注：《论中国妇女之苦》，《申报》1880年2月27日。）。
这些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能够以最新的科学知识，驳斥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人们在立论时，能以西方男女平等为参照体系，论证中国男女之不平等：“泰西男女绝无异视，男子所为之事，妇女皆得而为之；男子所游之地，妇人皆得而游之。以视中国之妇女，其苦乐有大相悬殊者”（注：《论中国妇女之苦》，《申报》1880年2月27日。）。这样，就使得女权思想，与近代以前有很大不同。到1890年代，对女权问题的讨论，对男尊女卑的批评，在上海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那里都有。
女权思想在20世纪初年达到很高水平。如前所述，那时在上海出版的众多妇女报刊，以不同体裁（论说、诗歌、小说、剧本），在宣传男女平等、批判男尊女卑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中，最有系统性、最能代表那个时期思想水平的是《女界钟》。
《女界钟》，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出版，作者金一，即金天翮（1874-1947年）。书分十节，分别论述女子的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方法、权利和婚姻进化论。此书理论上的特色有五：
第一，系统讨论男女平等问题。书中认为，男女在生理结构、禀赋、能力方面，并无贵贱尊卑差别。作者运用近代生理学的知识来论证这个问题：“能力者，智慧之果也；智慧者，脑之花也”，而男女脑子的构成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列举中西历史上有成就的女文学家、美术家、哲学家等，证明女子智力在事实上也不让须眉。
既然如此，那么男尊女卑是怎么形成的呢？作者认为，这“半自野蛮时代圣贤之垂训，半由专制世界君主之立法使然”。也就是说，男女不平等并不是人类开始就有的，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是与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要恢复男女平等，首先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专制制度，要经过必要的斗争。书中认为，女子应当恢复的权利有以下六种：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主之权利。对于营业之权利，书中指出，“无权利故不能营业，不能营业故依赖而无独立性，依赖而无独立性，故分利不生利，公私内外，交受其害，两失计也”。这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女子政治上的独立，有待于经济上的独立，没有劳动权利，经济上不能独立，政治上就不能与男子平等。鲁迅日后表达的思想：“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61页。）。
第二，力主婚姻自由。作者从个性解放思想出发，认为“婚姻者，世界最神圣最洁净的爱力之烧点也。凡物理上异性有相吸相感之力，而心理上同类有至恳至热之情”。人类爱的情感所以产生，诸如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无一不是因为素所熟悉之故，道德之相合，品性之相符，学问之相等，才技之相敌，臭味之相和，而后感情才产生。父子、兄弟、朋友之情尚且如此，那么极其神圣、洁净的男女婚姻，更应建立在互相了解、互相爱慕的基础上了。作者非常欣赏欧洲的婚姻自由。他说，欧洲结婚之事，虽尊亲如父母不能分毫干涉。居恒选择，必于同学之生，相交之友，才智品德、蠢灵妍丑较量适当，熟悉数年，爱情翕合，坦然约契，交换指环，然后结婚。他认为，中国要实行婚姻自由，不妨学欧洲的样。
第三，倡导妇女教育。书中认为，教育对人的能力的形成，关系极大。女子在禀赋与生理结构等方面都不比男子差，可是过去女子能力普遍低于男子，其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对女子进行适当的教育。对女子进行教育，不能采用传统的教育方式，要以平权、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教育。女子教育，不只对于女子有益，对整个国民都有益，因为“教育者，造国民之器械也”，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如果只行男子教育，而不行女子教育，势必连男子教育也受影响，亦如人之身体，“其左右不仁，则右部亦随而废”。
作者指出，进行女子教育，不只是为了将女子培养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而主要是为了将女子培养成革命的新人。他提出应将女子培养成这么八种人：（一）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这样，作者就将自己的教育主张，与传统的以相夫教子为主要内容的旧式教育思想区别开来，从而显露出鲜明的近代色彩。
第四，倡导女子参政。第五节的标题就是《女子参预政治》。作者认为，女子既然与男子平等，在政治上也应享有同样的权利。在清朝专制时代，代议制度尚未实现，当然还无法立即实现女子参政的愿望，但将来一定是能实现的。事情总要有个预备，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将来女子参政作准备。作者从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系统地驳斥了所谓女子同小儿同权、男子治外女子治内、女子无议政之才、女子无参政历史等女子无权参预政治的说法，然后指出：女子议政之问题，在今日世界已不可得而避矣，“女界风潮，盘涡东下，身无彩凤，突飞有期”。他认为，在眼下中国，首要的任务是“以革命为实行，以共和为目的”，即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政府。这两大任务都是“吾男子与女子共和之义务也”。
女子参政思想的提出，并不始于金一。西方且不论，以中国而论，清代小说《镜花缘》中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戊戌变法时期，广东女子卢翠在《女学报》上写过一篇《女子爱国说》，文中也提出了女子参政说，要求朝廷仿西国例，“设贵妇院于颐和园”，召各王公大臣命妇，一年一次，会集京师，以便讨论女学及其他有关女子权利的事宜，并要求设女学部大臣。这种女权思想，是与当时改良派依靠皇帝自上而下的改良联系在一起的，属于改良的范畴。金天翮女子参政的思想特色，在于他明确地把女权与革命、共和联系在一起。
第五，呼吁妇女自己解放自己。控诉女子苦楚，宣传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由，倡导女子教育，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解放女子。对于女子解放的重要意义，金一在《女界钟》中作了反复申述。他认为，女子占全国人口一半，负有培养国民的重要责任。中国几千年来，男女均受压制，致使国家极端贫弱，到了19世纪更是一落千丈，到20世纪，中国必然一跃千丈，登于世界竞争之舞台，值此重要时刻，振兴国家，男子有责，女子亦有责，“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独匹夫然哉，虽匹妇亦与有责焉耳”。所以，解放女子，不只是为了妇女，而是振兴国家的大计。他衷心祈祝有人出而“张女界之革命军，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吐辞，以唤醒深闺之妖梦”。
解放妇女，妇女自己当然应当行动起来。金天翮呼吁妇女不缠足，少装饰，接受教育，参与政治，更号召她们冲破一切迷信，努力学习科学。他认为中国迷信太多，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文王鬼谷被并为一谈，关羽、岳飞、五通七煞被祀为一尊。迷信特别与女子有缘，因为迷信起源于感情希望，而女子最富有感情希望。金天翮认为、相信迷信，不如相信自己，“日赞孔子、基督，不如自行孔、基之为愈；日念普门大士、湄州圣母，不如自为大士、圣母为之愈也”。作者满腔热情地呼吁广大妇女立即行动起来，“爱自由，尊平权，男女共和，以制造新国民为起点，以组织新政府为终局”。
书名“女书钟”，金一意欲以此作为唤醒中国女界的“晨钟”。书成，他请好友柳亚子作跋。柳亚子看后，很是激昂，认为此书，实为女界黑暗狱之光线，女界革命军之前驱，也是女界爆裂丸之引电。林宗素在《女界钟序》中也称：“金君，诚我中国女界之卢骚也。”《女界钟》问世不久，《国民日日报》上就发表了《读〈女界钟〉》的诗篇，称赞此书为“沉沉黑暗”的女界指出了“光明”之路。
《女界钟》在上海出版以后，数月之中，即告售罄，后修订在日本重版。1903年以后的不少妇女杂志，包括《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杂志》等，其思想主张大多没有超越《女界钟》。有些文章的观点，或受《女界钟》的影响，或从《女界钟》直接移植而来，如柳亚子在《哀女界》一文中（注：《哀女界》，《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年9月）。），就援引《女界钟》的一些原话作为自己的论点。20多年后，治妇女生活史的陈东原看到《女界钟》，还赞叹不绝，“文章真好，议论真好，我无论怎样想替《妇女生活史》宝重篇幅，也不忍不抄他几段”。五四时期有份妇女杂志，刊名就是《女界钟》。
三、晚清与五四比较
回溯了晚清上海的女权实践与理论以后，我们再来看五四，其评价就比较容易恰如其分。
五四与晚清时期相比，相同的地方是，男女平等问题（包括人格平等、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婚姻问题、女子教育问题，男女社交问题，都在继续讨论，比较明显不同的是，到五四时期，缠足问题谈得少了，贞操问题谈得多了。
男女平等问题、婚姻问题是五四时期讨论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问题。1919年11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包办婚姻强迫出嫁，在花轿中自杀。广西女学生李超，反对家庭威胁与压迫，不远千里北上北京，求学于女高师。家中以断绝经济来源相威胁，逼她辍学，李超最后抑郁成疾而死。南北两案，激起思想界强烈反响，报刊杂志发表了许多文章，蔡元培、胡适、鲁迅、恽代英、张闻天、沈雁冰、陆秋心等都有文章发表，声势很大，影响很广，但是，就其内容而言，还主要是辛亥以前《女界钟》中所说的那些，然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深入。
以吴虞的《女权平议》为例。吴文是五四时期关于男女平等问题的名篇。此文内容，一是介绍欧美女权情况，二是历数中国历史上男尊女卑之事实，三是批驳种种尊男卑女的言论；应当说，这些在辛亥以前都已经有人说过。吴文特别的贡献，是将男女不平等问题，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作者利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说明渔猎时代为平等夫妻时代，耕牧时代为专制夫妻时代，将中国文献中关于男女地位变化的记载，与西人的论述结合起来论述。
与吴虞的《女权平议》相类似，田汉的《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李达的《女子解放论》，都将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说明妇女解放运动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特点。李达认为女子解放需要七种条件，即男女共同教育、婚姻制度之改善、女子精神的独立、女子经济的独立、男女普通选举之实行、家庭恶习之废止与娼妓之禁绝，是五四时期讨论这一问题比较系统的文字，与《女界钟》比较而言，说法不同，精神一致。
男女社交，是五四时期谈论相当多的问题，单收录在《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的，就有杨潮声的《男女社交公开》、徐彦之的《男女交际问题杂感》、沈雁冰的《男女社交公开问题管见》和《再论男女社交问题》、李汉俊的《男女社交应该怎样解决》等文章，但从内容上看，感想多，学理少，与晚清所论没有多大差异。
贞操观念虽然在晚清上海已经有所松动，谭嗣同等人曾对此问题有所讨论，但是，系统讨论这一问题是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人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胡适写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可以说把这个问题的事理、道理、学理说透了，这较晚清有很大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女权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在晚清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建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五四时期关于女权方面的实践与理论，与晚清时期是一脉相承。就理论而言，在男女平等（包括人格平等、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婚姻、女子教育、男女社交等方面，五四时期并不比晚清提供更多的东西。两相比较，晚清谈论较多的缠足问题，在五四时期比较少谈了，而代之以贞操问题。这一消一长，正好反映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的演进轨迹。深入地研究晚清，有利于比较公正地、恰当地评价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