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还是女人，谁更虔诚？——基于现代西方女性的宗教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虔诚论文,宗教论文,女性论文,男人论文,女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社会，女性似乎在宗教性的各维度上都比男性更虔诚。可惜的是它只引起了牧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偶然的注意，却没有得到宗教社会学家或研究基督教的女权主义者的关注。宗教社会学不久前才将性别纳入其研究视角，如罗宾斯(Robbins)与安东尼(Anthony)及罗伯逊(Robertson)的著述。①其实，许多宗教社会学书籍中仍无“性别”索引条。女权主义者更多的关注的是为何圣坛上的女性寥寥无几，却忽视了教堂里长木椅上的女性如此之多？他们更多的聚焦于历史文献中基督教反对女性的事件、前基督教时期女性的灵性活动以及才智过人却一直被重视不够的女性个体，却对数百万个去教堂礼拜的女性的日常宗教行为视而不见：女权主义者对女性宗教信仰的研究或是倾向于剥削(理论)或是倾向于(方法)创新，少走常规研究路线。但是女权主义理论似乎在解释女性为何乐于接受她们所谓的“二等公民”身份方面有些困难。② 然而，有一问题不容回避：如果基督教教堂和其他一些正规的教堂是父权制的，那么为什么去教堂的女性多于男性？为何女性愿意去那些对她们来说并不平等的宗教场所？最近出版了许多女性与宗教关系的研究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对上述问题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不提。虽然女权主义者揭示了妇女为什么会屈服于父权制的家庭机制，但是她们对相关的宗教方面因素却没有给出解释。 本文深入分析沃尔特(Walter)对这一领域的研究③，我们将分三步进行：首先，更新材料；其次，我们的阅读对象是社会学，而非神学的读者；第三，考虑到读者群，我们会从更理论化的立场即主流社会学所关注的压迫、身体和现代性这些方面来处理这些材料。本文所涉及内容仅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基督教，但绝不仅指英国的基督教，有时我们也会参考其他地区的宗教作一比较，所以本文会参考女权主义或准女权主义对妇女入教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相关数据 女性在去教堂礼拜、私人祈祷或宗教信仰内容方面比男性更虔诚吗？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行的磁带版图书目录欧洲卷(MARC)关于英国的数据和欧洲价值观调查，通过广泛的比较，指出女性去教堂礼拜人数相当多。MARC欧洲资料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男女两性去教堂的人数不仅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还在扩大。“1979年去教堂的男性占总人数的45％。1989英格兰的男性比例是42％，与威尔士1982年(38％)、苏格兰1984年的人数(38％)相近……最近10年男性去教堂三分之二的变化反映了男性去教堂人数的总体下降。”④通过检验这些数据，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人口数量的变化，特别是其中还涉及的年龄变量——因为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显然在西方社会，去教堂祈祷对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即老年妇女群体很有吸引力。所以，性别不平衡不仅仅是20世纪的现象。 就信仰角度而言，男性和女性有所不同。如果要求女性来描述她信仰的上帝是什么样子，她们会集中在上帝之爱、安慰、谅解，然而男性的回答却是上帝的力量、秩序和控制力。早期一些学者针对此问题对大量青少年和成人进行了访谈，结果造成了一场不可避免、但是毫无结果的争论，即这些观念是天性使然，还是后天培养造就？男女两性在宗教生活方面的最大不同之处表现在个人虔诚即祈祷和读《圣经》两方面。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男性在公开场合时或被要求时才进行宗教活动？如果没有来自社会的压力，他们的个人虔诚是否受到影响？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宗教仍然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男性比起女性在公开场合礼拜的情况要多。虽然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准确数据，但是在前工业社会的英国去教堂更多的是男性的公共职责(他们是一家的代表)。现在，信仰越来越成为私人的选择，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闲暇活动，所以男性选择它的人数似乎更少了。从关于个人虔诚的数据来看，女性信仰者的人数大于男性信仰者的人数，女性去教堂的人数大于男性去教堂的人数。 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中，我们将检验一下各种关于两性去教堂差异的解释是否科学合理。 二、社会脆弱性 马克思认为宗教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⑤对马克思来说，宗教是世界上真实苦难的反映，而苦难是由社会原因造成。那些遭受社会、经济、政治压迫的人们试图通过宗教寻求情感上和实际的安慰。这一观点启发了格洛克(Glock)和斯达克(Stark)、班布里奇(Bainbridge)等社会学家，他们由此发展出宗教的剥夺—补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将宗教看做是阶级不平等的反映，剥夺—补偿理论将它推广至包括性别不平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剥夺，而各种剥夺似乎都被假定为与女性有关。 三、物质和社会的剥夺 以往和现在的数据都有些令人困惑。文献表明，在某一历史时期，当世事艰难之时，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走进教堂。比如说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有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妇女为了得到支持，转而信仰天主教(教众经常会得到宗教慈善机构的经济帮助)，而她们的丈夫此时却在酒馆借酒消愁。两者都试图逃避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残酷现实，但是对很多女性来说，这是一种双层“剥夺”，她们同时还要为因买酒而减少的家庭开支操劳。⑥大量的报告记载了19世纪早期出生于中产阶层、聪颖过人的女性在卫斯理宗教会传教的情况。⑦这些女性牧师反映了一个趋势：那些不因循守旧的教堂对工人阶层女性的社会生活非常重要，特别是当其他一些社会出路排斥她们的时候。⑧19世纪晚期美国的宗教已经如此地女性化，以至于男人们为了证明表明自己的男性身份都不去教堂⑨，而加入到兄弟会组织中。 然而，鲁夫(Roof)在一篇对北美社会调查的回顾中⑩指出：女性出席教堂相关活动的社会俱乐部理论在20世纪中期到晚期并不能找到相应的证据。同样在英国，我们也怀疑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因为对女性来说，这一时期宾戈、瑜伽和女性团体这些机构和娱乐项目都已经出现了，只把酒馆和足球留给了一些男人们。实际上，对那些并不喜欢这些活动的男人来说，他们比女人更难找到社交生活。西蒙和沃尔特发现一个人气旺盛的教堂里全是职业男性，他们说自己是为了寻求友谊而来。然而圣公会牧师贝利却告诉我们：这些人去教堂主要是想躲开繁杂的家事、寻求片刻的清净。 另一个具体的剥夺是性。通常女性并不能像男性那样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要求。学者们也注意到宗教迷狂中的情欲特质。那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四、社会地位 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是由于高薪工作、政界和其他公共领域部门对女性惯有的排斥造成的。基督教宣称上帝对个人的爱是无差别的，这点直接吸引着那些在社会上没有得到相应尊重的人们。然而，一旦进入教会，女性很可能发现：她们更是被剥夺了地位和权利。在教会中没有地位实际上是很多女性离开这里的原因。其后，有些女人可能会加入那些更能体现平等精神的宗教派系中去，比如贵格会以及19世纪晚期犹太教的见神论者或那些肯定她们权利、地位、身体和同盟关系的女神信仰等。尽管如此，大部分女性还是留在教会中。奥佐亚科(Ozorak)(11)通过在美国的访谈，发现许多女性因为考虑到社会和情感支持，而不太计较她们被排斥在正式权利之外；她们更关心的是相互的联系和关系的维持，而不是等级和权利。来自教会的友谊使女性获得对于那些占据办公室重要位置的男性来说没用的荣耀感。 曼维尔(Manville)对澳大利亚圣公会教区的研究发现女性是教会社会生活的建构者。(12)她认为这是基督教父权意识让女人待在“该待的位置”的结果，它造成了她们被驱逐出权利之外。然而，这种分析将去教堂者的女性描述成受文化愚弄的人。这低估了这些女人建构的共同体而高估了正式的教会结构。她没有对女性乐意去教堂的原因、教堂提供给她们什么东西做出解释。她没有意识到：对一些人来说，“教堂”是由教众(大部分是女性)数十年来累积建立起来的社会生活。 英国的特恩家庭教会通常对男性和女性一样具有吸引力，这里的教友近乎一半是夫妻，不像大多数老的宗教派系中只有妻子参加活动。一些家庭教会也强调丈夫对妻子的权威。这让人不禁猜测它们是否对那些家庭角色不明确而渴望将其固定化的夫妻很有吸引力？这倒与地位理论相符，它表明那些特意教导男性具有高于女性权威的教会很可能比其他教会更吸引男性。但是，贝尔格(Berg)(13)却指出：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原教旨主义曾试图恢复男性家长制关系，结果却吸引了更多的女性加入。史料证实了在英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马丁(Martin)(14)声称当今拉丁美洲的神恩复兴派(Pentecostalism)实际上就是父权制的，但是如果这一教派可以将男人们改造成有责任心的父亲、尊重妻子的丈夫，那么它也会对女人们很有吸引力。因此，本文推测女人们对诸如守诺者等福音派运动充满反常的热情这一现象又是许多女权主义者未曾认识到的。 五、罪恶感 如果女性身份和地位经常遭受损害，那么更多的女性对罪恶感的感受比男性更深就丝毫不不足为奇。如果基督教的主要目标是平息罪恶感，那么我们期望它能够吸引那些需要得到宽恕的人们。对福音传教士来说，这是常事。如果群众要追随上帝，那么首先要使他们确信自己有罪。我们知道葛培理十字军东征军中，女性是男性人数的两倍(Back，1985)，原因就在于这些女性在还没有加入十字军之前就比男性感到更深层次的罪恶感。前面我们也提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说起宽恕对她们的信仰的意义。 人类学家威廉姆·克里斯丁(William Christian)对偏远的西班牙峡谷的天主教信仰进行了研究(15)，指出事情并不像想的那样简单：女性并非更容易有负罪感，而是教会主动地将罪恶感强加在她们身上。理想化的女性玛利亚既是处女，又是母亲，所以对女性来说，她是高不可及的典范。信仰天主教的农妇深感失败：要保持处女之身，她们就不可能成为妻子；要成为母亲就不可能是处女。她们成婚后就不再穿白色衣服，因为她们已经受到污染而不洁，因此对她们来说，宗教是她们洗涤罪恶的一件大事。男性的日常工作是世俗的，而非宗教性的，但并非不洁的。所以是否新教福音派神学体系中本身就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这一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 在希腊观念的影响下，早期基督教思想将身体与罪恶、理智与美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女性通常被认为处于更自然的状态、更容易受到自我身体的制约，所以很多神父就坚信她们有着与生俱来的罪恶、更需要得到救赎。但是，我们并不能去臆断当代女性的基督教信仰也必定会遭遇同样的情况，例如两份对工业化城镇斯旺西(英国威尔士南部港市)人们去教堂的研究就表明女性的有罪感很低。柏尼斯(Bjonness)通过对去礼拜的女人们进行访谈，发现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和生育都持正面态度，将她们自己和上帝都视为可以创造生命。(16)就基督教的有罪观而言，我们认为宗教不仅仅是对地位和自我尊重的社会性剥夺的一种补偿，而且本身就促使了这种极端的剥夺，然后它会对这些剥夺进行补偿。这种对女性为什么被那些压迫她们的宗教所吸引的解释可能最接近女权主义者的看法。 六、谨慎的注解 必须谨慎使用剥夺—补偿理论。在19世纪晚期，英国女性去礼拜的人数毋庸置疑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她们多半是老年妇女或中产阶级的妇女，这些人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剥夺的群体。相反，那些来自大都市的白人工人阶层的男子却体会到相当大的剥夺感，但是他们却是最不可能去教堂礼拜的社会经济群体。剥夺可能真的可以解释一些人皈依宗教的原因，但是却不能说明在相似的环境下为什么另一些人却没有皈依。答案就在于哪一种选择是文化所认可的。但是在剥夺—补偿理论者看来，宗教就抓住了文化认可这个漏洞，如果女性能在宗教中找到恰当的(文化)回应，那么她们就信教。 此外，剥夺—补偿理论应该以某人感受到被剥夺或不信仰某一宗教可能遭受被剥夺为依据。钱伯斯(Chambers)(17)通过对威尔士去教堂礼拜者的研究发现：女人对男人在教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一事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甚至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对于女性来说，现实生活中的信教是女性共享的社会生活。因此，剥夺—补偿理论需要有切身感受到剥削和相对剥削的证据，这些证据应该不被研究者(包括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臆想所“污染”，它们应该能够说明哪些内容涉及剥削。 七、身体的脆弱性 生死不仅仅是构成人的生命的物理事件，对很多人来说，生死之事也需要神灵的“在场”。虽然现在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的出生、死亡都发生在医疗部门监管下的公共机构中，但是上述观念依旧存在。人们期望信仰基督教可以带给他们安慰、帮他们排解焦虑和现实的恐惧。格雷(Gray)等人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通常有更深层次的恐惧。这可能跟她们内在的对生死的惧怕以及日常生活中养育孩子的责任息息相关。(18)从历史上来看，只有20世纪的母亲们才能有在一年中既不生孩子也不用去埋葬孩子的奢想。克里斯丁(Christian)在西班牙山谷中调查时注意到：大部分朝圣者都是女性，通常她们在朝圣时都会许下“主啊，如果你能使我那生病的孩子康复，那么我将赤脚走向某个圣地”的诺言。(19)女性似乎更了解生老病死，她们才更加能够意识到人类生存中身体的脆弱性。 八、分娩和养育 在医学方面有两种情况很引人注意：一是分娩仍然是女性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之一；二是公共机构对传统的劳动分工几乎没有影响，即使是在医疗行业中，看护者仍是以女性为主。这些医护者可能是最先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或见证生命终结的人。将女性频繁地暴露在这些令人心怀崇敬的事物面前是“被安排”的结果之一，甚至是医疗护理专业化的结果。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有些时候神圣不仅仅是可见的而且是明晰的。换句话说，即在当时谈论或过后谈论这些事情被看做是正常而不是反常的，因为所谈论的话题是以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为中心的。当然，分娩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死亡，近代早期人们还会为产妇准备超度亡灵的宗教仪式。随着现代医学的出现，人们热议的话题仍然是分娩，但这是因为出生的神秘性而不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 《分娩是否是一种宗教体验》一文(20)中，作者对在以“自然”分娩法著称的耶路撒冷医院的55名信仰犹太教的产后妇女进行了访谈，结果表明：她们将分娩看作是一种奇迹，但真正的奇迹不是分娩本身(与其说它是一种身体性的体验，不如说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体验)，而是有机会了解和照顾一个特定的孩子。同时，另一篇文章中也关注了女性的分娩体验(21)，得出的结论是分娩者的精神性活动与其丈夫或护理人员的言行密切相关，而不是分娩中身体的变化。在《分娩是否是一种宗教体验》一文中，作者认为：由于以色列医院是由男性医生掌控下的机构，所以这些妇女已经不再用任何灵性的词汇来谈论分娩，我们对此说法深表怀疑。我们的观点是：与其说是医院的父权制，不如说是医院的世俗性抑制了分娩时的宗教性话语。如果该文作者能够将在医院分娩与在医院死亡、在家里分娩做一比较，想必会大大提升她的分析结果。还需要注意的是该文的基督教研究背景。因为在基督教背景中，性别和宗教性关联，公开信仰还是私下信仰相关联？其结果完全不同。例如，在信仰天主教的纽芬兰地区，虽然教会高度赞美母亲这一身份，但是怀孕(即使是已婚妇女的怀孕)传统上也被视为是可耻的，因为那是性行为的结果。 在理解性别和虔诚度时，是否可以将(后天)培育作为性别认知的一个重要参变量？例如，在英国教堂里，妇女和小孩子随处可见，使人们不禁怀疑去教堂与育儿之间的关系，里瓦伊(Levitt)指出教堂实际上扮演了一个育儿中心的功能。(22)然而，美国的情况却跟英国的情况大相径庭。鲁夫(Roof)发现当一个男子成为父亲之时，去教堂的频率有所增加，跟一个女性成为母亲后，去教堂的频率相当。(23)换句话说，在美国，父母这一身份会增加他们去教堂的次数，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女性比男性更虔诚的原因。坎佩伽(Campiche)利用来自瑞士的数据，注意到虔诚的多维性：与女性相比，当男性成为父亲后会变得更虔诚。因此，这些研究认为照顾孩子可能会将男性的虔诚度提高到与女性一样的高度。幼儿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会激发出男性通常忽略的宗教情愫，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女人们似乎比男人们更有忍耐性，这也许是因为她们自身经历了男性没有经历的行经、怀孕、分娩等来自身体的考验，甚至很多女性都存在自我牺牲的意识，她们认为自已为了取悦丈夫、哺育孩子去牺牲自我的快乐、事业、收入、生命都是值得的。实际上，(社会)鼓励女人们为相夫教子作出自我牺牲。 九、与伦理相关 卡罗尔·吉尔(Carol Gilligan)曾在一篇关于青少年的论文中指出：女孩子会发展出一种实用主义的、与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幸福相关的伦理，而男孩子则会发展出一种抽象化的公正的伦理。(24)她还认为少女顾及他人的感知意识是女性特有的，霍多罗夫(Chodorow)进一步指出它主要是因为女孩子无忧无虑地处于母亲的怀抱中，与母亲联系紧密，而男孩子则不得不挣脱母亲的怀抱去获得作为男子的自我身份。(25)所以，女孩子更容易对他人感同身受、男孩子更自我。 不管何原因，对女性来说，将“上帝”视为至高至上者的抽象概念可能没有必要或者没有意义，因为她们的生命总是围绕着关怀伦理。(26)所以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将上帝看做是无处不在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更愿意将上帝视为知己、朋友，而不是天主、自我的主人。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那些主张个人意志的宗教也许激发了男性(他们早期的社会化中促使其独立)的宗教性成长，但是女性(将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他人的)将从那些鼓励皈依者去认识个人自我的意志的宗教(如Dianic Wicca巫术)中经历个人的成长。麦圭尔指出，在当代社会，性别认同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并成为要力争而非固有的事情，人们(特别是女性)会借助宗教或者准宗教来实现这一目的。所以，很多人会皈依那些颠覆传统性别角色类型的宗教，这就不足为奇了。由此产生下列问题：首先，宗教能否反映特定的文化和性别角色？还是要通过仪式颠覆它们？其次，宗教能够反映或颠覆文化吗？吉尔·卡罗尔的观点也遭到了批评，批评者声称是社会角色，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性别与伦理关联。此外，关爱伦理的产生跟个人所处的境况密切相关。家庭妇女通常会选择关爱伦理，职业女性通常选择公正伦理。如果谈论流产，两者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哪种伦理；但是如果谈论的是逃避兵役问题，那么她们很可能会选择抽象的公正伦理(男性则恰好相反)。里奇(Reich)很赞同汤普森的研究结果(与虔诚度相关的不是性别，而是隐性的世界观，如慈爱、同情、对他人感同身受、体谅、怜悯、渴望抚慰他人、热情、柔弱、爱孩子)，他指出这并不是因为女性更易感知自我和他人在身体方面的脆弱性，而是她们更可能胜任于此。(27) 十、疾病和死亡 宗教的起源是否跟死亡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战还在继续，但研究表明，在当代社会，那些面临死亡威胁的人们(如老人、服役士兵)祈祷次数较多，在宗教性的其他表现方面也很突出。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去解释他们(照顾病人和生命垂危者的看护者，其中女性人数占绝大多数)具有的较高的虔诚性还需要具体的调查才能得知，同时，是否临终之时有女性在场会使死亡更像一个“宗教性”的事件。从从事临终看护的女性那里得来的证据似乎也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不管护士宗教虔诚性如何，她们中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宗教关怀对于死者的意义。 如果女性作为护理者接触死亡的几率很大，那么她们作为送葬者的几率也非常大。在高夭折率的时代，女人们会比她们的丈夫更易受到孩子死亡的阴影的影响。通过对19世纪的墓志铭的解读，我们发现那时的男人更容易失去配偶，跟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今天，女性寿命长于男性、结婚早于男性，所以妇女们比丈夫要活的时间更长、更易遭受丧偶之痛。不管这是否能够解释女性笃信宗教的原因，但是其根源与近代西方人的来生信仰中最普通的形式即相信心爱的家庭成员会重新团聚在一起有关。 现在，感受死者的在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班尼特(Bennett)通过对英国中产阶层老年妇女的访谈指出感受死者的在场可能与她们作为女性的生活密切相关。(28)她注意到这些感受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并且涉及的对象是死亡多年的家庭成员，指出女性之所以怀念这些人的音容笑貌与她们以家庭为中心有关：“那些珍视私人联系的人是不愿意放弃(她们的私人联系)甚至死亡已经发生。”如果如圣·保罗所言，基督教信仰是对死后生活的信仰，而女性又对死后的生活充满浓厚的兴趣，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一些女性的宗教性可能源于她们对死亡和丧亲之痛的经历。从另一方面来讲，结果也可能恰恰相反，更多的女性比男性相信死后生活，只是因为她们整体上比较虔诚。 十一、现代化——对脆弱性的抑制 我们将在最后一部分探讨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和身体双方面的脆弱性是如何被改变的，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男性比女性更世俗化的原因。接下来的问题是当现代化逐渐地、无可争辩地迈向后现代化时，那么对于宗教性的解释是否也需要相应的改进？ 现代化被定义为人们通过科技、资本积累和资本投入等方式对自然进行征服，理性、效益和勤俭是此时人们崇尚的品质。现代主义者的方案就是通过医疗、公共卫生、营养补给等措施延长人们的寿命，他们将战胜疾病和死亡看做是战胜自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一方面，生育、疾病、死亡等方面的身体脆弱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高度现代化中的富裕社会和福利国家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经济方面的脆弱性。如果宗教源于社会、经济和身体的脆弱性，那么想必现代化与生俱来就带有祛魅性，它从根本上消除了需要依靠宗教进行主要补偿的脆弱性。 卢克曼(Luckmann)认为人们越沉溺于现代化的官僚或资本主义组织体系中，他们就越可能世俗化，所以家庭妇女可以躲开其世俗化、免遭影响。(29)卢克曼的论断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他们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它的真实性；如果它与事实相符，那么外出工作的女性没有家庭妇女更具宗教性的原因是什么。在澳大利亚，职场上充斥着一股硬朗、男性化的、反宗教的风气，职业女性很可能像男人们一样不去教堂，那么这是因为工作场所迫使有信仰的人放弃信仰呢？还是因为无信仰的女人更胜任于职场呢？然而，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去工作和有无宗教信仰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研究表明，在家和在职的女性的宗教性方面的差异很小；但是，有、无工作的男性之间的宗教性差异很大(有工作的男性更具有宗教性，无工作的男性却很少有人有信仰)。斯蒂哥达(Steggarda)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出身于传统的、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的男子更倾向于去工作。(30)通过对荷兰1979年和1990年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她认为在较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去工作的时期，其世俗化进程要比男性快很多。但是，其论点并没有得到证实——来自机读目录(MARC)中的数据表明英国这一期间去教堂礼拜人数也大幅度减少，原因是大量男性的退出。赫脱(Hertel)则指出影响有无工作的关键自变量不是宗教，而是婚姻状况。在美国，那些放弃信仰的女性对工作充满热情，男性的情况则恰好相反。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放弃信仰的人多是未婚者，因为职业女性中更多的是未婚者，而非已婚女性，职业男性中更多的是已婚者，而非未婚者。(31)麦克劳德(McLeod)研究了英国19世纪晚期的文献，指出不同的地区在去教堂礼拜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他认为，在西北地区大多数女性从事纺织业，但是两性去的频率都很高。在东北地区，由于陡然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配偶间的劳动分工，所以夫妻角色互换成为可能，如表现为妻子在家，丈夫可能会带孩子去教堂。(32)如果要继续探讨，笔者建议研究者注意女性有偿工作的类型。 在需要熟练地使用“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的护理行业如护士或其他工作，女性比男性实际上更具有同情心。女性通过母性或者吉莉安所谓的关爱伦理发展出的人际交往技巧受到了雇主高度的赞扬，即使所付报酬很低。如果使女性(包括一部分男性)免受现代性世俗化影响的不是家庭生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那么很有必要对从事护理工作的女性和从事其他类型工作的女性作一比较。里斯(Riis)调查了斯堪的纳维亚从事护理和服务工作的妇女，指出她们对宗教的兴趣浓厚。(33)当然，即使别的调查能够证明受雇于护理行业的女性比其他行业的女性更加笃信宗教，这里仍然有一个疑惑：是由于工作具有照看他人的属性使得她们远离世俗、更具宗教性吗？还是因为她们本身就是虔诚的人所以才进入了护理行业？抑或是无论性别，具有女性气质的人们都乐于从事护理工作，那么女性气质跟笃信宗教有内在联系吗？一个另类的、甚至激进的观点是：现代性会导致世俗化这一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无论已有的或未来的研究会得出怎样的结论，都必须意识到，社会“情感劳动”的重要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就目前的观点而言，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如下特征：在人们完全掌控大自然的情况下，人们对工作伦理和理性的监管(至少是部分的)就有所松弛。经过200多年的努力，人们获得在某些领域的成功。举例来讲，人们通常会认为分娩没有生命危险、缓解剂可以减轻垂死者的痛苦，孕妇和垂死者也不会再过度关注分娩和死亡的物理过程，他们更在乎的是精神层面上的问题。面对死亡，宗教重新占领市场。但是还没有出现如下情况：第一，宗教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第二，出现了专属女性的灵性领域；第三，能够与现代性话语下的医学理性抗衡。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灵性非常关注地球问题，信仰者中女性尤甚。19世纪初，浪漫主义诗人开创了神圣化自然的先河，这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反应，1870年美国国家公园则是神圣化自然的具体体现。随着现代化对自然界的掌控，现代西方人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他们很可能去实现自我灵性的满足。基于此，很多西方社会重新出现了异教(paganism)和其他大地信仰(earth religions)，这显示了自然崇拜的再度兴起，这种崇拜是真实的灵性崇拜，而非文学或观光旅游性的。需要注意的是，它跟19世纪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这些宗教的构成人员和领导大多数都是女性。如果后现代主义带来回归自然的自由，同时亦削弱传统威权，那么最终个人将成为自我的权威。因此，教会掌控下的宗教可能被探索自我的灵性所替代。新时代就体现了这一转变：为了发现更适合于自己的灵性修行，那些探索者绝不放弃任何一次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却完全不屑一顾于正统的宗教。自我权威取代了教会权威。既然长期以来女性受制于父权的教会，那么就既不必惊讶于在发展后现代性的“灵性”话语时，女性走在最前端，也不必惊奇于新语境下蕴含着被解放的经验。 本篇文献回顾留给读者的疑问多于答案，很多地方仍需改进。其原因在于虽然有很多学者从事宗教与性别的研究，但是却很少有文章探讨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宗教性。同时，一些研究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得出的结论有时不是来自相关数据，而是女权主义者的臆断。综上所述，本文从社会和身体方面的脆弱性出发，重新审视了与性别和宗教性相关的文献，对当代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女性、男性、身体、现代或后现代语境中的生活等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注释： ①Robbins,T.and Anthony,D.(eds.),In Gods We Trust.New patterns of religious pluralism; America,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2nd edition,1990; Robbins,T.and Robertson,R.,'Studying Religion Today',Religion 21,1991,pp.319-37; Roof,WC,'Social Correlates of Religious Involvement',Annual Review of the Social Science of Religion 2,1978,pp.53-70. ②Swatos,W.H.(ed.),Gender and Religzon,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7.'The politics of gender and the two-party thesis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Social Compass 44(1),1994,pp.23-37. ③Walter,T.,'Why are Most Churchgoers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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