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2003年的教育学研究——200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分析与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报刊论文,人大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教育学研究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梳理和总结2003年教育学研究的概况，把握教育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动向，课题组对200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所刊载的学术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对教育学研究进行了展望。
一、转载学术论文的概况
（一）栏目设置及论文的分布
200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设置了理论探讨（78篇）、教学与课程（65篇）、比较教育（54篇）、决策与管理（47篇）、教师教育（31篇）、教育史研究(26篇）、教育科研(24篇）、德育研究（9篇）、农村教育（8篇）、教育与经济（3篇）、特殊教育(2篇）、教育技术(2篇）等共12个栏目，转载学术论文共349篇。此外，还有论点摘编部分共摘录了96篇文章。各栏目中学术论文数量的分布如下图所示：
理论探讨、教学与课程、比较教育、决策与管理为转载论文较多的四个栏目，共计转载论文244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69.9%。表明教育基本理论、教学与课程改革、比较教育以及教育决策与管理是2003年教育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其中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占据了榜首位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的进展。其他研究领域也呈现出体现时代精神、关注实际问题、更新研究方法的局面。
根据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进行统计，论文数量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在349篇学术论文中，有292篇的第一作者来自高校，占论文总数的83.67%；41篇的作者来自各类教育研究机构，占总数的11.75%；来自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以及其他机构的论文占总数的4.58%。表明高校在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体地位。
第一作者来自高校的论文共292篇，其在各高校的分布情况是，北京师范大学59篇、华东师范大学41篇、南京师范大学22篇、西北师范大学13篇、浙江大学10篇、西南师范大学10篇、华南师范大学10篇、东北师范大学8篇、北京大学7篇、湖南师范大学7篇。
以在上10所高校中，师范大学占了8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署名的论文共计100篇，占来自高校论文总数的34.25%。这表明，以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师范大学在教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源杂志全文转载量排名
200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源杂志全文转载量排名情况可见下表：
源杂志名称 转载量（篇）
排名
《教育研究》（京）
281
《比较教育研究》（京）192
《外国教育研究》（长春）
192
《教育理论与实践》（太原）
173
《教育发展研究》（沪）154
《当代教育科学》（济南）
135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沪）116
《课程·教材·教法》（京）
116
《当代教育论坛》（长沙）
116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京）
107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
9 8
《全球教育展望》（沪）9 8
《教育评论》（福州） 9 8
《教育科学研究》（京）8 9
《中国教育学刊》（京）8 9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京）
8 9
《教育科学》（大连） 8 9
《教育研究与实验》（武汉）
8 9
注：表中只列出前18位的源杂志名单，转载量并列的，排名不分先后。
二、教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与基本观点
（一）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2003年《教育学》转载的关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论文数量居各类论文之冠。这些论文选题广泛，所涉及到的内容大多为近年来教育学研究中最根本、最重要、最热点的理论问题。(1)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的定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使教育面临着重新定位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学者们主要是从教育与市场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中国的公共教育体制正在经受市场的挑战，市场化运作形式已不同程度地介入到学校领域中，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集中反映了市场介入教育所产生的教育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的矛盾。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走向及其基本面貌，将取决于如何认识和解决这对矛盾以及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协调和制约机制（劳凯声，第9期）。而且认为教育的公益性质并不必然排斥教育营利行为的存在。由于教育的非垄断性质，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私人物品准私人物品来向社会提供，提供者可以是公益性机构，也可以是营利性机构（劳凯声，第5期）。(2)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对教育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是比较广阔的。有的学者从时代变迁和教育改革的角度出发，提出当前中国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转型和创新的特点（谢维和，第7期）。有的学者认为，创建中国的教育学学派有助于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教育学科体系（易连云、杨昌勇，第8期）。更多的学者则是通过对教育学的反思表达了自己独到的、多样化观点（黄济，第1期；陆有铨、迟艳杰，第10期；项贤明，第12期；）。(3)教育价值问题。有学者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价值取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教育价值取向的要求（桂建生，第10期）。还有多位学者选择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这个切入点，指出理想的教育应当是关注儿童、适应儿童、使儿童感受到幸福的教育（易凌云，第10期；刘晓东，第11期；杨启亮，第3期）。(4)教育创新研究。教育创新这一主题在江泽民同志“9.8”讲话以后成为教育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有学者提出，教育创新要以“三个面向”为指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行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创新（顾明远，第1期）。有学者认为，教育创新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观念（袁贵仁，第2期）。还有学者分别从教育创新在推动教育改革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以及教育创新与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借鉴世界先进经验的关系等角度，论述教育创新的重要现实意义（毕诚、高宝立，第2期；于建福，第5期；）。(5)人文教育。有学者指出，人文教育是有多个维度的，需要立足于“人文”和“科学”的视野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人文教育必须尊重、继承和回归中华人文的优秀传统的观点（张祥云，第8期）。有学者认为，需要从人学的视角对人进行审视和反思，从而发掘教育的真义（韩淑萍、姜德刚，第8期）。还有学者提出，教育“以人为本”不能只考虑如何提高人的生存能力，也要考虑如何增加人存在的意义，教育要关注人的存在（石中英，第7期）。
（二）教学与课程研究
教学与课程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层面是教学与课程理论的元研究，另一个层面是对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开发、实施、管理以及教与学方式变革的探讨。(1)教学论与课程论的元研究。教学论的元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学科性质、研究取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教学论的学科性质上，认为它既不是纯思辨的理论学科，也不是处方式的应用学科，它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既包括做好教学这件事的行事依据，又涉及如何提高教和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教学论与课程论之间的关系在目前是交叉的，但最终是整合的（杨小微，第4期）。在研究取向上，强调 “文化—生活—哲学”是我国教学理论合理性重建的时代架构，教学生活实践研究和元教学理论研究是教学理论研究的应然趋向（郝志军，第8期）。有学者从“实践”观点对“教学活动”重新加以解读（孙喜亭，第2期）。也有学者重点对“现代教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王本陆，第2期）。在课程论的元研究方面，有学者指出我国课程研究过多地趋向于书斋文化，主张课程研究必须结合实践，并且有效地服务于实践（杨启亮，第1期）。有学者分析了课程论转向后现代文化的话语生成方式及其理论困境，并从现实主义的课程探究实验出发，探讨走出理论困境的可能性（周勇，第5期）。有学者对各种不同的课程本质观进行了评析，并对课程本质研究做了方法论的思考（徐继存，第8期）。(2)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开发、实施、管理与评价。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育学研究者从多元的视角对课程的开发、实施、管理与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有的学者开始对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做出了一些批判性的反思。在课程开发方面，有学者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阐述了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应处理好一体化与族群、文化差异及学校课程多样化的关系（滕星，第10期）。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是一个重点，有的学者认为实践的课程范式为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复杂科学为它提供了思想基础（尹弘飚、靳玉乐，第7期）。有学者指出了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主要模式（王鉴，第9期）。有的则认为校本课程开发赋予教师新的使命和角色，教师必须完成自身角色的转换（傅建明，第1期）。在课程实施方面，有学者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点、基本理念、教师指导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田慧生，第11期）。有学者在对当前新课程在实验区试点实施的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管理策略的角度提出了建议（张立昌，第10期）。(3)教与学方式的变革。新课程改革必然要求教与学的方式的变革，在此背景下，研究性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探究学习成了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
（三）比较教育研究
新世纪的比较教育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应在我国的教育发展中承担什么样的作用？有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指出我国比较教育在新世纪里仍然要以研究国际教育发展规律，借鉴外国教育的优秀经验以促进我国教育发展为己任，着力于本土化理论的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顾明远，第3期）。(1)国外德育研究。一些学者集中探讨了国外德育研究的新进展。有学者分析了20世纪西方德育理论研究的特征，如多学科、多视角研究备受重视；整合研究被广泛采用；微观研究方兴未艾；实证研究蔚成风气；实践研究成为德育理论的重要来源（范树成，第11期）。有学者指出，目前美国德育教育运动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思考和探索什么是优质、高效的品德教育（檀传宝，第11期）。(2)国外课程改革。在众多学者关注国内课程改革的同时，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们对国外课程改革的动向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有学者从管理、设置、实施及课程标准等方面对国外地方课程的开发做了全方位透视，认为我国地方课程的开发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同时借鉴国外的经验，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权（张传燧、王双兰，第5期）。还有学者认为，总结20世纪西方课程实验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与实验有启发意义。课程实验既要立足本国、发扬传统，又要适应社会需要；要适合学生身心特点；要有广泛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参与（李定仁、胡斌武，第8期）。(3)教育市场化与择校问题。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两国的教育市场化改革进行了梳理，指出尽管教育市场化的形式多样，但其根本的理念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竞争机制引入教育领域（朱科蓉，第6期）。择校是与教育市场化同时兴起的改革浪潮，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择校改革以及择校改革中准市场机制的运作进行了分析（占盛丽，第8期）。特许学校是择校改革的产物，有学者对国外的特许学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胡庆芳，第2期；陈通、施晓薇，第2期）。(4)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也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研究领域。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0ECD国家终身学习发展现状和相应的终身学习政策（冯巍，第12期）。还有学者分析了国际社会提倡的现代终身教育理论的演变过程以及在各个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吴遵民，第1期）。还有一部分学者考察和分析了美、英、日等国的国家教育战略，认为对国家教育战略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新世纪西方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及其相关政策的基本特征（冯大鸣、赵中建，第2期；于洪波，第11期）。
（四）决策与管理
关注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是2003年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是多视角、多层次的。(1)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如何在教育研究和科学的教育决策之间建立桥梁，有的学者提出了“政策型研究者和研究型决策者”的概念，要求不断深化两种角色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袁振国，第1期）。把教育政策研究纳入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提出要变革与更新教育政策的观念，改变长期以来教育政策的“文本性”与“唯上性”，建构教育政策的科学观。（张乐天，第1期）。(2)教育制度的创新。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使学校、政府和市场之间出现了新的关系形式，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要求，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有的学者在总结国内外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公共教育体制必须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经济做出回应，我国的教育体制应该是一个多元的教育体制（劳凯声，第8期）。有的学者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王善迈，第12期）。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制度创新，建立教育政策运行的公平机制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和保障（刘复兴，第1期）。如何完善教育管理体制成为学者们十分关注的研究领域。在规范学校领域的市场行为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了“政府采购”的概念及相关建议，以转变政府的角色，同时加强政府宏观管理的能力（盛冰，第10期）。建构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也是学者们提出的完善教育管理体制的重要建议（李亚东，第2期；廖大海，第11期）。完善的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是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就国外的教育指标体系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就如何完善我国教育指标体系提出了建议（楚江亭、郭德侠，第1期；王唯，第4期）。(3)办学体制的创新。新型办学体制的探讨主要以民办学校、转制学校、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学校经营的主体为主要议题。有学者认为，教育民营化是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是教育民营化的主要制度安排之一，而且，教育领域中的市场机制应该是一种准市场制度环境（刘复兴，第11期）。有的学者从法学、经济学的角度对民办学校的产权、控制权以及学校经营的产权主体、服务主体、利益主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东茅，第8期；周游，第12期）。
（五）教师教育
教师教育的整体性改革是教师教育研究的重点内容。有文章认为，从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的角度看，教师教育要实现6个转变，即实现教师教育体系的创新，教师培养制度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以及教育技术的创新（管培俊，第11期）。学者们也为教师教育的改革积极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顾明远，第7期；钟启泉，第7期）。有的学者对教师教育的多种模式进行探讨，包括培训过程中的行动模式、教师的自我更新、校本培训以及参与式培训（顾泠沅，王洁，第4期；白益民，第5期；代蕊华，第6期；陈向明，第12期）。有的学者对教师专业化的内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陈向明，第3期；陈晨明，第3期；郭兴举，第5期；尧新瑜，第9期）。对教师教育和教师发展的具体问题诸如心理健康问题、人格魅力、思维问题以及隐性教育观念问题给予关注体现了教师教育研究的新进展（周雪梅、俞国良，第6期；张冠文，第10期；王丽春，第10期；王小棉，第12期）。
（六）教育史研究
教育史研究体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教育史学科自身建设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二是教育史研究者参与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意识不断增强。(1)教育史学科建设。有学者认为，近10年来教育史学科在观念的转变和方法的创新、贴近现实与参与现实的增强、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的拓展、学科理论建设的探索与加强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认为未来的教育史学科应在深入开展专题性研究、积极进行多学科的交叉性与综合性研究、提高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和推进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田正平、肖朗，第7期）。(2)广泛关注现实问题。长期以来，教育史学科的价值问题饱受质疑，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它的非实用性上。近年来，教育史研究者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向现实问题转向的意识逐渐增强。有学者认为，树立大教育史观、发展教育史学科理论，指导教育改革实践是目前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李涛，第6期）。学者们在考察历史的同时，都不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有学者通过总结书院教学的特点，认为书院教学的宝贵经验对于改进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具有借鉴意义（李定仁、赵昌木，第3期）。
（七）教育科研
在教育科研方面，学者们主要就教育研究范式、教育话语、质的研究以及教育研究的走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教育学的研究范式。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研究显现出了四种相续的研究范式，（王兆璟，第3期）。有的文章提出传统教育写作和教育学的诗化写作是教育学研究的两种范式，前者追求“以理服人”，后者追求“以思启人”，从“说服”到“启发”，意味着教育话语品质的转向和教育学者生存方式的转向（刘铁芳，第9期）。(2)质的研究方法。面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离以及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解释与指导的苍白与无力的困境，质的研究走向了教育研究方法的前台。案例研究的重要性开始被学术界所重视（蔡守龙，第10期）。有学者强调在中小学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吴刚平，第12期）。还有学者对行动研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刘良华，第8期；蔡守龙，第10期）。(3)教育学研究的走向与取向。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教育研究在新世纪将会有三大走向，即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走向多维度的综合（郑金洲，第10期）。有学者认为，教育研究必须同时运用科学的方式和人文的方式，坚持科学人文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教育学必须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但不能自然科学化，否则就意味着教育学的死亡（扈中平，第7期）。此外，教育学的话语研究也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陈荟，第11期；李伟言、王卓，第11期）。
（八）德育研究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德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形势。有学者认为，转型时期的学校德育具有双重效应。要做好德育工作，必须处理好德育的适应性和超越性、教师主体性和学生主体性、德育导向的一元化与道德实践多元性的关系（詹万生、许建争，第3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当代人所面对的重要生存境遇。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引导人们自主应对全球化，提升人们的文化自觉（鲁洁，第5期）。有的学者研究了新课程改革中的德育问题，认为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将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从课程功能的完整性、整合性的角度去规定，从而建立起新的基于课程功能观的学校道德教育理念（朱小蔓，第3期）。在德育内容方面，有学者提出要建立起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道德体系，就必须在学校中倡导并实践以“诚信”为重要内容的道德教育（傅维利、刘磊，第5期）。
纵观德育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们都致力于把理论研究与变革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不断挖掘和拓展研究的领域。但总的来说，德育研究的文章偏少，尤其是高质量的稿件偏少。正如有学者在其论文中所指出的，“我国教育界就全球化和加入WTO环境中教育应对开展了讨论。然而，在已经提出的种种教育对策中，最少见的正是德育方面的”（张人杰，第3期）。
（九）农村教育
在新的体制、政策和社会发展环境下，农村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占全国总人口65%的农村人口素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人口素质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村义务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因而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农村教育问题。学者们主要研究的问题集中在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经费投入困难、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教育的挑战等方面（陈敬朴，第2期；谈松华，第5期；李少元，第5期），学者们也为改革农村教育，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政策建议（谈松华，第5期；李水山，第11期）。
三、教育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2003年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先后召开，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结合对200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刊载文章基本状况的分析，2004年的教育学研究将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一）教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
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对我国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教育学研究方式发出了挑战。“书斋式”研究、纯思辨式研究在教育学研究中的正统地位将会逐渐动摇。教育叙事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案例研究、教育“田野研究”等在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中会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教育学研究从宏大叙事回归生活世界，已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从研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到研究自然情境中的教育问题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走向教育政策研究和教育政策分析，将会为更多学者所实践；教育反思和教育批评将逐渐成为教育学研究的一种内在的品质。
（二）教育市场化、教育民营化将成为教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教育民营化、教育市场化在我国已经以多种形式在教育领域被实践着。教育民营化和教育市场化的现实性、必要性，对我国公共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实行教育民营化的方式、条件、限度、可能加剧和引起的问题以及民办学校的产权等等问题将继续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探讨。此外，诸如政府在教育民营化、市场化中应该和可能扮演什么角色？民营化与市场化到底能走多远？西方国家教育民营化的不同实践模式在我国是否可行？这些问题都会成为教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农村教育研究将持续升温
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是能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瓶颈”。“解决三农”问题，加强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现实。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加强农村教育工作进行了战略性的部署。农村教育在2004年将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点，农村教育研究也必将成为教育学研究的焦点。
（四）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研究依然是热点
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课程的开发、实施、管理、评价，教育教学模式如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等问题依然会得到教育学研究者的关注。同时，随着新课程改革将在全国大面积地铺开，暴露出的问题也会愈发的明显。关于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研究也会日益向纵深发展，关于新课程改革的反思性研究将会越来越多。
（五）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研究将走向深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十六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不仅要“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而且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国民的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就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如果说关于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的研究目前在我国教育学研究中还主要停留在理念的层面，那么在新的一年里，关于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政策与立法研究无疑会成为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中国教育学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