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治波普——中国“当代艺术”的直接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波普论文,渊源论文,中国论文,当代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当人们听闻曾梵志画的少先队员版的《最后的晚餐》创造了天价纪录，看到丑化毛泽东的“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上大受追捧，看到贬损中国人形象的中国“当代艺术”畅销于国际卖场……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些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都模仿了苏联的“当代艺术”。少先队员的题材、恶搞领袖形象的做法、丑化本国民众形象等，都不过是对苏联政治波普的直接模仿和简单翻版。 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曾经有过这么一种带有明显政治性并对瓦解苏联起到重要作用的“当代艺术”，我们便不能真正理解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意蕴，尤其意识不到这种“当代艺术”对中国的颠覆意义。 为了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今生，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其前世——苏联“当代艺术”的概况。 苏联“当代艺术”，完全是在美国与苏联进行文化冷战的背景下产生的。苏联的文艺方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是基于欧洲古典绘画的写实方法。而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推广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你搞写实绘画。我就搞抽象。搞写实绘画是“极权”，搞抽象画才表示属于“自由”阵营。因此抽象绘画被称作“非政治的政治画”。粗略地划分，苏联“当代艺术”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早期“非官方艺术”(1953-1972)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一度给苏联文艺气候带来一些“解冻”。1957年苏联官方办过一个非官方艺术家的展览。在相当长的一个期间，苏联对非官方艺术，既不放任，也不严厉禁止。于是在莫斯科郊区的里亚诺佐沃火车站周边，出现了一个“里亚诺佐沃群体”的非官方艺术家集聚区。这种与官方艺术相对立的“地下艺术”或“异端艺术”，后被统称为“反规范艺术”或“非保守艺术”。 这个时期，非官方艺术家没有公开展出的机会，只能在自己的公寓里进行展出和交流。所以也被称为“公寓艺术”。这些“公寓艺术”尽管没有画廊，但也有地下黑市可以出售。 尤其自1960年起，有相当数量的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以技术专家、外交官和旅行者的名义，躲过克格勃的监控，偷偷摸摸地拜访这些地下艺术家的画室，购买他们的作品，支持、鼓励他们的艺术创作。其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人物，是打着“文化交流招牌的颠覆分子”、哈佛毕业的经济史家诺顿·道奇(Norton T.Dodge)。他早在1955年就来到苏联，收藏了12000多件时间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当代艺术”品。 1965年，罗金斯基的一批作品出现在美国，在新泽西州的一个美术馆展出，正是靠了这种地下交易。 二、日益明显的政治性(1972-1986) 从1972年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改革—公开”的口号，苏联当代艺术表现出日益明显的政治性。 1972年，科马尔(V.Komar)与梅拉米德(A.Melamid)提出了“索茨艺术”的概念。“索茨艺术”表面是指“社会主义艺术”，实际上是个嘲讽性的命名。“索茨艺术”是以美国波普艺术的形式，讽喻苏联的政治，一般定义为“受美国波普艺术影响的政治性艺术”，即是指苏联政治波普。科马尔和梅拉米德是其代表人物。 他们两人后来长期合作，作品共同签名。事实上，1972年冬天他们最早一起做的作品，就是在设计一个少先队夏令营的海报时，恶搞少先队员的形象。他们画了《双重自画像》，把两位少先队员的头换成自己的头像。画面上，一位少先队员敬礼，另一位吹号，对着一尊斯大林的半身雕像……这是他们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他们的许多作品，还恶搞苏联领袖形象：在领袖的头像造型里，画上自己、老婆和朋友的肖像。1974年，科马尔和梅拉米德，与其他一些非官方艺术家，试图在莫斯科一处空地举办露天展览，请来了大批外国记者，结果遭遇当局派出推土机和水炮车驱赶清场，后被称为“推土机展览”，这次展览在国外影响很大。他们的作品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收藏，身价倍增。他们在美国市场的成功，反过来大大刺激和影响了苏联国内的艺术家。 另一苏联政治波普艺术家科索拉波夫(A.Kosolapov)，也于1975年移居美国纽约。他用美国波普艺术的形式，配上讽刺苏联的内容。1980年，他画了一幅《列宁与可口可乐》，将苏联领袖与美国最日常的饮料商标并置。此外，他以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为题，画列宁和斯大林各抱了一个小女孩，隐射苏联领袖的淫欲。 还有一位苏联政治波普画家索可夫(L.Sokov)，也把斯大林与梦露画在一起。还有一位画家弗鲁贝尔(D.Vrubel)，讽刺勃列日涅夫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画他们像同性恋在亲吻，标题为：《上帝啊，解脱我于这致命的爱吧》。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著名的苏联“当代艺术”流派，叫“莫斯科观念主义”。他们聚居在莫斯科斯莱腾斯基大街，形成“斯莱腾斯基大街群体”。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巴科夫(I.Kabakov)。他可以说是苏联最有名的“当代艺术家”。他的作品主要是实物装置：把苏联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用品组合起来，暗示苏联生活的压抑、无聊、死气沉沉，同时讽喻苏联政治制度的黑暗。1965年，他做了一个作品《苍蝇母王》，暗示这个社会是如此令人生厌，连苍蝇都死了。 卡巴科夫也于1988年移居西方，很快获得成功。他的一件著名装置作品叫《红色火车厢》，表现的是苏联的不同阶段：对革命的幸福憧憬、斯大林时期的承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幻灭、共产主义的崩溃……他还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做了一个名叫《红楼》的装置，把苏联的国徽、五角星、红旗等装置成一个房子，顶上一根柱子绑三个高音喇叭，反讽苏联社会。 三、“改革—公开”到苏联灭亡(1986-1991) 1986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政治波普和“观念主义”艺术家终于结束地下非官方状态。他们获得了美国和西方的公开支持，尤其行为艺术大行其道。 1988年，趁着苏联“改革—公开”的大好时机，苏联大门敞开，苏富比拍卖行干脆去到莫斯科，举办了一场“俄国前卫与苏联当代艺术”拍卖会，直接给苏联“当代艺术”以资本和市场的支持。这次拍卖会基本都是国际人士参加竞拍，只能使用英镑，拍卖总额达200多万英镑，在当时的苏联是一个巨额数字。苏联政治波普，可谓艺术界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用艺术手段，极尽丑化苏联领袖、恶搞苏联社会象征、反讽苏联政治制度之能事。可以说，苏联政治波普的走红，完全是靠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艺术市场的扶植和宣传，墙外开花墙内红。1984年，美国和法国举办了苏联“非官方艺术”25年回顾展。国际艺术市场同时猛火捧炒苏联政治波普。那年头，苏联政治波普在纽约一片火红。有人描述：几乎每一家纽约画廊都在展卖几位苏联“当代艺术家”…… 1991年，一度的超级大国苏联轰然崩溃。而苏联政治波普无可置疑在这场毁灭苏联的事业中，起到了极大的艺术宣传作用。美国评论家克罗泽尔承认：“(戈尔巴乔夫时代)非官方艺术成为全面拆解苏联文化的一个要点。” 可悲的是，苏联的解体，红色中国成为美国文化冷战的又一个目标，让苏联政治波普很快失去价值。正是在苏联覆亡后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艺术市场停止捧炒苏联“当代艺术”，转而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给予扶助和宣传。 苏联艺术家作为当年西方艺术市场的宠儿，如今被中国艺术家所取代。1996年，苏联两位“当代艺术家”库里克(O.Kulik)与另一人，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国际艺术展上，故意毁坏了一件中国艺术家的装置作品，以表达被中国人抢了风头的愤怒。同一年，库里克在柏林大街上赤身裸体，脖子上拉一个狗链子，装成狗被人牵着在地上爬，悲切切哀怨怨地表演《我爱欧洲，欧洲不爱我》! 从1994年起，中国“当代艺术”频频亮相于国际舞台。瑞士前驻华大使希克、尤伦斯夫妇等西方收藏家，开始大量收藏中国“当代艺术”，还帮助中国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乖巧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一眼看到了先前大红大紫的苏联政治波普，立刻看懂了西方艺术市场喜欢什么，什么东西适销对路。于是，丑化毛泽东、反讽中国政治制度、恶搞少先队员等题材的“中国政治波普”大量出现。他们尤其明白，越是政治性的东西，越畅销，越卖得价高。曾梵志能画出鲜血淋漓的《最后的晚餐》，说明他是参透此理的高手。 中国“当代艺术”直接模仿苏联政治波普，是一个明摆的事实。维基百科法语版“索茨艺术”条目也明确说：“苏联政治波普深深影响了1990年代的中国新艺术”。 (本文为第七届全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论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