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讲：宁树藩 访谈：芮必峰 整理：陆晔）
新闻学多年来似乎处于一种在理论上无法深入、在学科体系上无法完整建构的尴尬境地，尽管近年来不少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此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探讨，然而，这种尴尬的状况并没有在整体上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从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度上对新闻学进行重新审视，寻求新闻学健康发展的道路，已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作为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家，宁树藩教授在多年潜心研究新闻史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形成了史论一家、以史带论的研究风格和治学特点，从新闻传播的历史演进出发，对新闻本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的重要论点；之后，又对新闻学的本质和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进行了历史和逻辑的抽象和反思，具有独到的见解。芮必峰是目前十分活跃的中青年新闻学理论研究群体中的一员。本文不仅仅是芮必峰就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种种问题对宁树藩教授的访谈，而且也能从某些方面体现出两代新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沟通与互动。现用不同字体表示两人问答情况。
问：在您为黄旦所著《新闻传播学》所作的序中，提出了“两种新闻学”的观点，认为“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以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为什么要作如此划分？这样的划分对新闻学的理论研究有何重要意义？
答：新闻学研究是随着新闻事业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我觉得，一门独立学科应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理论体系的建立应基于该学科基础理论部分的学科体系。就新闻学而言，则是基于“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然而，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理论新闻学”都还没有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我国现有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新闻学著作来看，一方面在“新闻学”这一名称下，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研究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对新闻学这一学科自身理论的探究，在现有的研究框架里，内涵却无法深入。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理论新闻学”，一些基本概念上的逻辑混乱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而且越是深入研究下去，问题越多，逻辑上越是混乱。在西方媒介发达国家，新闻学研究也存在同样问题。
我在学习和研究中也有同感。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新闻学似乎在理论层面上始终存在着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混乱。我国新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在传统的“新闻活动——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研究框架中展开，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范畴的界定缺乏应有共识，更别说有相对认同的理论体系了。这是否与研究的思路或框架有关？“两种新闻学”的划分是不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造成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局面，原因非此一端，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于没有从观念上区分“两种新闻学”。比如说，作为基础理论的新闻学，其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是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新闻传播媒介的内容、结构、功能与运作方式呢，还是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如果是前者，新闻学只能是目前这种局面，很难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因为媒介传播的内容庞杂、结构多样，功能广泛，运作方式也多有不同，许多方面并不等同于新闻传播自身的规律，而是与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并行发展，或是其它学科规律在媒介传播中的具体体现。其相互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如对于一张报纸或一家电视台来说，除新闻外，传播的内容还有娱乐、教育、广告等等，这些内容的传播规律与新闻规律并不相同，放在一起研究，自然没有相同的逻辑起点，也就无法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我认为，我们能够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部分，只能是以新闻以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的那一部分。其研究取向应立足于“新闻本位”。只有明确了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理论的建构才有可能进行。这一部分即是我所说的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与“广义新闻学”相对应，可称作“本义新闻学”。
在我想来，您所说的“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应该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即在新闻和新闻传播质的规定性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研究的所谓新闻学，其研究对象是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这与您说的“本义新闻学”是完全不同的，属于“广义新闻学”的范畴。因此，只有“本义新闻学”即“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才是真正的“新闻”之学，也才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闻学。
我们目前新闻学研究中的混乱在于人们往往对“本义新闻学”的体系要求移植到“广义新闻学”中，“本义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新闻本体和新闻传播，是一以贯之的，而“广义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媒介而非新闻传播本身，必然无法从新闻本体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来建构理论体系，混乱便由此产生。除了这种观念上的问题以外，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研究者的态度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有关这两种新闻学的划分；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并不混乱，混乱是人对它的认识。对于“本义新闻学”来说，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新闻”和“新闻传播”，应是历史与逻辑的抽象意义上的“新闻”和“新闻传播”，而非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媒介的具体的新闻作品和新闻传播活动。在这样的抽象基础上，理论研究的逻辑混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抽象对于理论研究确实非常重要，没有抽象就没有理论。科学研究的意义即在于从混乱中整理出秩序，而其起点则是对明确的研究对象的理论抽象。“广义新闻学”与“本义新闻学”所依据的逻辑线索和针对的研究框架各不相同，如果不区分开来，逻辑上的混乱确实不可避免。我觉得我们以往的新闻学研究不但缺乏对“两种新闻学”的区分，即使在相对统一的研究框架当中也在不同程度上缺乏应有的理论抽象，而是太囿于实际，跟在新闻实践后面为实践作解释，为政策找依据。面对这样一种现实状况，您认为，“本义新闻学”应如何从历史和逻辑的抽象中具体把握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这种抽象对我们当前的研究活动有何具体的指导意义？
所谓历史的抽象指的是从人类社会的种种传播活动中抽象出属于“新闻传播”的那部分活动，即新闻传播区别于人类其它传播（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等等）活动的质的规定性。所谓逻辑的抽象则更多的是指我们研究的理论思维和向度，即从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抽象出新闻本体，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
就像我们在哲学本体论层面上谈论抽象的物质、人或美一样。
对。而且，一个现象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来考察，方可显示出其本质和规律性。就像我研究新闻的本质，是从研究新闻文体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我在研究中发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和指挥着新闻文体的演变，这就是传播新近事实的信息。记得80年代初有人提出我的关于“新闻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观点是从信息论、传播学中得出来的，其实不然。
这就是从历史研究中抽象出来的新闻传播质的规定性。
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进行横向比较，拿新闻与文学、新闻与历史进行比较，在比较当中我们来把握新闻的特征。人们常说，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而文学可以虚构，其实这里讲的是新闻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区别。就本质论，新闻是一种事物的信息，而文学则是一种艺术，二者属不同范畴，不能作上述比较，至于真实，是新闻的前提，不是它的属性，人们拿新闻和历史作比较时，总爱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其实讲的是，今天的新闻作品是明天的历史材料，而不是新闻和历史的本质上的区别与联系。历史本质上是一个“过程”，而新闻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属不同范畴，也不能作上述比较。可见不了解新闻的本质就会产生很多混乱。
这使我想起80年代初新闻界开展的那场“新闻与宣传”关系大讨论，现在看来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都是十分明显的，但从严格的理论逻辑着眼，新闻与宣传这两个概念本身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新闻是一种信息而宣传是一种活动，我们能进行比较的，只是新闻传播活动与宣传。
这事实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新闻理论工作者不善于准确地使用概念，科学地界定范畴。因此，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明确的界定和理论的抽象，对于我们今天的新闻理论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对于从理论上对新闻学的一些极易引起混乱和误解的基本概念和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尤为必要。如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新闻作品、新闻事业的关系如何？我们通常划归意识形态的究竟是新闻还是新闻学？在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面前，人的主体性应当如何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为宜？等等。
由此看来，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大都是“广义新闻学”，而并不是把新闻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闻”之学，新闻的实质始终是模糊不清的。西方同样也认为一百个新闻记者就有一百个新闻定义，而没有新闻学自身的理论生长轨迹可循。“新闻无学”无论在中国或西方都同样被相当多的新闻业内人士乃至于不少理论研究者认同。新闻学何以成为目前这种状况，这是否只是历史的偶然？
不！这并不是人们的主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历史的必然。从新闻传播的历史看，新闻存在比报纸早得多，但新闻的产生并没有导致新闻学研究的出现，在新闻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时，并没有人研究新闻学。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新闻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和情境，太多，太普遍，似乎并不值得专门研究，文学则不同，文学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不研究不行，因此很早就有人不断研究了。新闻与新闻传播现象在早年不曾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研究“新闻”之学，一开始就被漠视，命该如此，能怪谁呢！
应该说，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新闻学的产生始于17世纪中叶的德国，1884年，巴塞尔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正式开设了新闻学课程。而新闻学在全世界真正发达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报纸蓬勃发展之后。
正是报纸最早放大了新闻的作用，扩大了新闻的功能，将新闻从日常生活常态中凸现出来，新闻的社会意义是由于报纸而被社会认同的，正因为如此，“新闻学”研究的着眼点一开始就被引向报纸或报馆上，而非新闻本身。我国第一篇有关新闻学的研究文章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新闻纸论”，不是“新闻论”，可见其着眼点在报纸而不是在新闻本身；到后来王韬、郑观应等有关新闻学的文章，都是针对报纸或报馆而言，是报学而非新闻学。其实不单单是文章，在新闻学相对成熟后，仍然是以报纸或报馆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是如何被报道的，新闻的功能和作用怎样，而非新闻究竟是什么，对于新闻本体并不研究。从西方到东方，都是如此，如我国第一部国人自著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徐宝璜著1919），在第一章“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中，认为“……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并将新闻学定义为“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其它国家重要新闻学著作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研究取向，美国较早的新闻学经典著作《新闻学原理》（卡伯斯·S·约斯特著1924）， 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松本君平著1899），其研究对象和重点均在新闻事业上。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像放大镜，本来可以通过它把物体放大许多倍，使人们看得更清楚，可当它在实现这一“放大”功能的同时，却把人们的兴趣和目光吸引到放大镜身上，而并不是去更好地关注被放大的物体。
新闻引起社会重视，是报纸或媒介之功，但新闻学研究的目光完全被报纸或媒介吸引，则使新闻学在一开始就显出内容庞杂、缺乏自身的逻辑生长点和发展轨迹，因为媒介本身是多元的，实践如此，理论当然如此。另外，新闻学的实践性建构方式也同样是因此而确立的。这与文学研究是多么的不同！文学从来不研究如何办文学刊物，而新闻学则重点研究如何办报。新闻学以报馆为研究对象，自然涉及如何办报，重在运用。
也就是说，新闻现象开始引起人们重视，是因为其在媒介的推动下与社会生活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而社会需要和关注的是新闻的功能、社会作用，并不是新闻自身的内在规律，即着眼点非其本质而是功能。这时新闻学研究的体例模式便已经确定了。其实，功能的充分发挥必然建立在对本质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
是的，就像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所重视的，当然不是新闻本体是什么，而是“报馆有益于国事”，是利用新闻媒介传播西学、倡导变法维新。西方的情况与中国类似。美国新闻学最重要的理论部分莫过于其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和社会责任论，其着眼点也不是新闻本身，而在于媒介的性质和功能。所以说新闻学成为报学甚至报馆之学，是历史的必然，如此多元化、实用性的研究取向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不过，我想，新闻学发展的这种历史的必然，也应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新闻学“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如此多元、庞杂的报学的内容，都被统一地冠之以“新闻学”之名，这自然是有理由的，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新闻是报纸的主体，无新闻则不成其为报。但“名”与“实”的矛盾一开始就已潜伏下来，只是那时报纸所包容的范围有限，人们从主观上以为可以用一个“新闻学”来解释报纸的全部内容，如认为报纸的言论与一般言论不同，报纸副刊也与一般文艺刊物不同，是具有新闻性的，等等。但实际上用“新闻学”来包罗和涵盖报纸上的各种内容，是不可能自圆其说的。这种“名”与“实”的潜在矛盾是在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充分发展之后才明显地暴露出来。
报纸本质上是其拥有者手中的工具，它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以至于有人误以为“合目的”即是“合规律”；新闻是社会信息的一个种类，它有其自身质的规定性，新闻学的逻辑起点在这里，新闻传播自身的规律也植根于此，“合规律”才能“合目的”。报学与新闻学是两回事，新闻学研究中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一个主要根源即在于此。
可以这么说。首先，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报纸，其研究重点是如何办报，其立足点是新闻作品而非新闻本体，因而从根本上就无法回答新闻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新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将丧失自身的理论基础。其次，由于对于一张报纸来说，尽管新闻在报纸上是最为主要的内容，但报纸的内容不仅仅是新闻，因此报学的研究内容比之新闻学要来得广泛得多，也庞杂得多。新闻不但难以成为报学研究的主体，而且事实上它只是作为报纸家族的一个成员被进行功能性的探讨，对新闻的研究在那里是服从于报纸的功能作用的。至于新闻的本质问题，报学既未进行独立研究也不可能有系统回答。新闻学根本无法循着这一研究取向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有，报学的重点在于如何办报，因此其实践性和操作性是远远高于理论性的。所以我说，新闻学的实践性源于此，新闻学研究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源于此。
当西方大众化报纸出现时，新闻成为报纸的主体，以往的言论纸变成新闻纸，这时研究“新闻”之学的大好时机似乎来到了，而实际上新闻学的研究状况并没有被引向理论层面。这是为什么？
西方大众化报纸的出现的确给新闻学研究重点的转变带来了良好的契机。讨论“新闻”一时成为新闻界的热点。美国著名便士报人格里利的传记作者帕顿指出，随着便士报的崛起，社会已奄奄一息，报纸间的竞争现在完全取决于获得和展示新闻。但大众化报纸的商业性倾向，只是使得新闻价值这一部分在整个新闻学研究中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而新闻的本质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西方传统的“新闻价值”理论，其实用的商业目的十分明显，在它那里，新闻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新闻”能够卖得出去。这种实用倾向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新闻学始终从主观上来派定和解释新闻定义，而缺乏客观标准。原因在于大众化报纸最为强调新闻的“共同兴趣”，是人的主观爱好而非客观标准，从实用的、商业性的出发点来考察新闻，自然不会也无法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无论是赫斯特、格里利还是班内特、普利策，报纸的销售量才是第一位的目标，新闻只是作为一种在市场法则支配之下的具有社会通用性的商品，用以吸引最大多数的媒介消费者。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美国报纸发轫的便士报运动，之于新闻学的重大意义，在于其敏锐地察觉到了新闻是一种崭新的社会需求，及其所倡导的以“报道”而非“言论”为报纸主要载体的现代新闻观念，但对于新闻学研究而言，问题依然存在。
如此说来，大众化报纸的倾向使新闻学丧失了对新闻本体进行独立研究以形成理论体系的机会，这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那么，对于政党报纸而言，新闻学研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报纸，所重视的无一不是报纸的喉舌作用、政治功能，对新闻的研究当然置于次要地位。在中国，本世纪初兴起的政党报纸，附属于社会政治活动的现实状况，将新闻排斥到十分次要的位置，强调的是报纸的政治功效。以此为对象的报学，自然不会去研究新闻的本质问题，不会对新闻的本质属性给出科学的回答。作为政党报纸的一种，中国无产阶级党报同样十分重视报纸的喉舌功能，强调党报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不可替代的组织舆论作用和战斗力，但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党报问题所进行的探讨深入到了新闻学研究的本体论层面，陆定一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是党报学中对于新闻本质问题研究的一个高峰。然而由于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性，有关路线、方针、政策的大是大非问题在党报工作中必然占据首位，整个党报研究不可能对新闻本体进行更加深入、抽象的探讨。党报理论所深切关注的，必须是也只能是党报的功能和作用。
近年来，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问题开始被不少研究者所关注。传播学研究扩大了新闻学的研究视野，但为什么新闻本体的问题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并没有因为传播学的导入而建构起来？
传播学的导入本是研究新闻的又一大好时机，传播学将信息传播视为当然的研究对象，新闻信息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成份。作为信息传播大家庭中的一员，新闻理应被当作传播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与其它问题相比，新闻在传播学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系统的研究，传播学所研究的，是更为广泛的传播现象，新闻仅仅作为个案，用来印证传播学的理论，并没有从新闻的本质出发深入探究下去，以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传播学以及其它不同学科新的研究成果对传统新闻学研究的介入，在打开了新闻学研究视野的同时，也使得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更加宽泛，新闻学所涉足的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扩充，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一些新的理论混乱。
您前面说过，新闻学“名”与“实”的矛盾是在广播电视等媒介发展之后充分暴露出来的，这是否也与媒介功能的拓展和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其它学科对媒介多种功能的研究所带来的上述问题有关？
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和媒介功能的拓展，媒介的多元化和多样化趋势日益凸现。媒介研究所涉及的种种问题，其相互之间并没有理论联系，而是在自身的理论体系中进行研究之后，再用来解决新闻学的问题。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如媒介研究、传播过程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等等，都可以用来解释新闻传播中的种种问题，但并不从根本上关涉新闻本体。其实新闻学中有不少问题也大致如此，如新闻自由所涉及的并不是媒介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学的问题，解决新闻自由问题，首先要在政治学中研究透彻之后，用政治学的理论来解释或分析其在新闻中的具体体现。又如党性人民性的问题，也并不是新闻学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政党学说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也没有必然的相互之间的矛盾展开，而是各自具有自身的理论源泉。从理论建构的科学性来看，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层面都是不能被随意舍弃的，一旦舍弃，必然会破坏整个学科体系，而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则不同，每一个不同层面、部分所涉及的都不是新闻自身的理论而是借助于外在理论来研究新闻问题，因此往往舍弃其中某一部分，不会对整个学科造成根本性的危害。
但也有人认为在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新闻学还在研究新闻的定义，这未免显得太落后了。
概念准确是科学研究的起码要求，作为最基本的逻辑起点的概念混乱，必然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在我们以往的新闻学研究中，“新闻”一词，除了新闻定义所表述的意义以外，还指新闻作品、新闻工作，等等，一词多义是常有的事，问题在于我们使用时要准确把握，不能前后混乱，概念混乱的情况，在不少新闻学论著中时常可见。新闻学的理论建构是如此混乱，我们不得不从最基础的地方从头开始。在没有弄清究竟什么是新闻的情况下，新闻学的学科大厦是无处立足的。研究新闻的实质，是“新闻”学的逻辑起点，这和其它任何学科一样。首先要研究的是新闻究竟是什么，这是整个学科的核心，这个基本概念一错，就根本无法明确新闻学有别于其它学科的质的规定性，就像我们的一些研究中无法区别“新闻”与“新闻作品”，这看似技术问题，实则涉及学科的基础和逻辑起点。要想真正建立起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就必须也只能以新闻传播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对新闻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梳理。
也就是说，关于“本义新闻学”，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本义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传播本身，其逻辑起点必然是“新闻”，应首先从新闻本体出发研究新闻质的规定性，进而从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多层面来展开对新闻传播自身规律性的研究，并围绕着新闻传播活动这一轴心进行。
是的，我们可以对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作如下的基本界定：
广义新闻学：是可以在传统报学基础上加以改进的新闻学。这种以媒介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和我们的社会实际有广泛的联系，仍应受到重视，尽管它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可以提高其理论性，科学、合理地建立一个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我们说它无法完成建立理论体系的任务，这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这门学科太年轻的缘故，而是其研究对象本身所决定的。
本义新闻学：特指以新闻和新闻传播而非媒介为研究对象的新闻之学。新闻本体是其逻辑起点。新闻传播本身是较为单纯的，从内容上来说并不庞杂，可以建立理论体系。这种新闻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有其客观的基础，与社会有多方面的联系。根据本义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我们可以考虑其所包含的仅仅是有关新闻传播自身及其特殊规律的种种问题，而像我国的“党报理论”和西方的“新闻自由”问题等等，均应该包含在广义新闻学而非本义新闻学当中。
那么，最后是否可以请您谈谈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的关系呢？我们是否可以把本义新闻学视作广义新闻学的基本内核？
应该说，本义新闻学是广义新闻学的一部分，但在理论上与广义新闻学的其它部分并不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就像评论，自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与本义新闻学并无直接的理论关联，而是在媒介这个大环境中共同存在，在理论上则各自有自身的理论归宿。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下，我们还无法要求用本义新闻学来作为核心将广义新闻学的不同部分结为有机的理论整体。我们目前还只能尽量提高广义新闻学的理论性，使其构成更加完备的知识体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义新闻学的名称并不十分科学，只是约定俗成，暂予保留，这个名称和实践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大了，广义新闻学这一称谓已经无法涵盖其中的问题。
同时，在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这个“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中，本义新闻学理论建构对于提高广义新闻学的理论水平是很有好处的，作为学科来讲，它可以推进广义新闻学学科理论的深入发展。
就像党报学说，如果只讲“党”，不讲“报”，是不能办好党报的。我们探讨新闻自身的规律，可以推进党报学说的发展，为党报实践服务，同时对整个广义新闻学的理论性也会有所提高。理论的建构应当能够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
本义新闻学的建构是可以解决新闻学科目前所面临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如对于新闻传播自身特点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助于人们在新闻活动中主体意识的合理发挥；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解释新闻学研究中多年来未曾得到妥善解决的“新闻主体化”的问题；等等。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重视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越来越多了。对本义新闻学的重视是中国新闻学研究之于社会科学研究和世界新闻学研究的独特贡献。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轨迹的重大进步。
但是，一方面，由于新闻实践或曰媒介实践是多元的、多方面的。本义新闻学无法回答实践的全部问题，只能回答一个层面、一个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早已不是单纯的“新闻纸”，传统的广义新闻学是媒介学，研究范畴广大而多元，尽管其暂时无法建构起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可以解决媒介实践中本义新闻学所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完成其作为理论存在的现实意义。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您以上所谈内容，不难看出，纵观整个“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历史，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一直受到冷遇，新闻质的规定性及其相关问题在全世界都没有真正得到系统研究。将新闻传播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是自然形成的历史命运。我想，这种研究即使在思想方法上还未能摆脱传统报学的思维定势，即使所探讨的问题可能会被一些人误认为脱离实际，但毕竟确立了以新闻学自身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其意义不可低估，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