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视野与世界史前沿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视野论文,学术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日益进步，如何进一步探讨学术前沿已渐为学界同仁关注和热议。对之进行深入思考，对于拓展相关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和有益的。兹就此呈上个人之一孔之见，供大家参考。
一 何谓“学术前沿”
在当下，“学术前沿”是整个中国学术界使用频率最高、流行度最热络的学术术语之一，在诸多的学术刊物中随处可见，世界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然而，具体什么是“学术前沿”，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学术前沿”，学术界似无精确界定与细致辨析，且存在着某种认识“误区”。
征诸史籍即不难发现，“前沿”(Frontier)一词在15世纪时是被吸收进英文的法语词汇，意即面对邻国的边界地区，在当代被引申为学术研究中“不确定性”领域，即尚待深入研究的领域与存在着重要争论的领域。
不过，欧美史学同行鲜有“学术前沿”(Academic Frontier)的提法，它并非是西方史学家认同与通用的一个学术概念，他们通常是用“学术新趋势”(New Academic Trends)、“学术新取向”(New Academic Orientation)等术语来揭示某种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与学术理路。
如果说“学术前沿”与“学术新趋势”、“学术新取向”在学理上并无多大歧义，那么它必定意指许多前人没有系统研究过乃至尚未研究过的新问题，与不少正在尝试的新理路、新方法，同时也涵盖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存在着重大争论的传统学术领域。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学术领域中必定存在着学术前沿，则是由这一领域的学术属性决定的。与自然科学不同，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史研究，与这一领域的其他学科一样，都有着特定的不可计量和度测的不确定性。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尽管相关的既定史料不会变化，在发现新的史料之前，历史学家对它的解读必定受制于其特定的主体思维及其理论、方法，最终的考量与研判也必定是不同的，有时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是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断变化与翻新的，既然在历史研究中永远存在着“不确定性”的领域，那么，学术前沿所涵盖的范围必定是宽泛的，它必然存在和游移于学术领域的“传统”与“当下”、“新”与“旧”之间。真正的学术前沿研究既取决于研究的学术领域，也取决于研究的问题与理路。这是因为学术前沿的主旨从根本上说在于学术创新，这既可表现在探讨前人没有系统研究过甚至是无人涉及的问题，并对之进行新的解读；也可表现为用新的材料、理路与方法来研究已经被旧的学理模式作出权威定论的旧问题，进而对之作出新的诠释。例如，在中世纪英国政治史这一传统研究领域，西方史学界长期盛行“宪政主义”的传统诠释模式，而“封建契约决定”论则是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石之一。过去不少史学家认为，在国王与封臣缔结的“封建契约”中，包含着一种双向、对等的权利、义务的约定，若作为封君的国王违反，则“契约”自动解除，封臣就有不服从甚至是抵抗的权利。正是由于“封建契约”的效应，英国盛行“王在法下”的传统，《大宪章》以及日后产生的议会君主制，都着眼于限制王权，使英国的政治史显示出“王在法下”、“法大于王”的宪政特征。然而，这一传统的权威定论，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不断受到西方史学界的质疑与批评。英国的一些史学家通过研究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份封建的“文本契约”(Paper contract)，诺曼征服后的封建英国，只有封建的“口头契约”(Mouth contract)。这种“口头契约”没有文字凭据，容易导致纷争，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利益原则”和“实力对比原则”才是决定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况的关键。这一开创性的研究，已经在整个中世纪英国政治史领域的研究形成联动的学术创新效应。由此，《大宪章》不再被看作是“民主”、“宪政”的圣经，原来被津津乐道的具有重大“宪政”意义的所谓的“1399年革命”，开始被看作是野心勃勃的大贵族推翻国王理查德二世的封建的改朝换代事件，而凸显议会主权权威的所谓“兰开斯特宪政主义”，更被揭示为一个主观建构的“宪政神话”。学术前沿在传统学术领域中的显现，于此可窥一斑。
这样看来，尽管上个世纪西方的“新史学”取向以及“后现代史学”思潮引发了一场持久的学术革命，拓展了诸多新的研究空间，衍生了诸多新的学术理论与方法，但“学术前沿”仍旧应当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范畴，它既包括当下史学界所关注的社会史、环境史、全球史、文明史、历史比较等领域以及对其中诸问题所作出的不同的诠释和书写，也包括那些在传统史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着的重大学术问题与学理模式的争论及其相应的理路与方法的变革。“学术前沿”并非完全是指前人未涉及的东西，也不纯粹是众所热衷的东西，它也不断地“重现”于旧的学术领域之中，重现在对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的争论之中。因此，不能以“新”、“奇”作为判断学术前沿问题的唯一价值尺度。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摈弃以往的认识误区，摆脱“唯新是尊”、“唯奇是从”的盲目观念，从一个更广阔、更宽泛的范畴来审视、界定“学术前沿”。唯有如此，我们的学术前沿研究才有可能广角度、多层次地不断开拓学术新方向、引领学术新潮流、建构学术新范式、提升学术新境界，推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全面发展。
二 以国际学术视野来探讨学术前沿问题
要寻觅真正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之深入研究，无疑需要具备诸多的条件。然而，是否拥有“国际学术视野”无疑是一个关键。
“国际学术视野”是指对国外学术研究的动向、趋势及其重大争论进行审视、参照与借鉴的眼光与思维。国际学术视野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宏阔的。在史学领域，欧美史学界长期雄踞国际史坛，流派纷呈，积淀深厚，理应给予重点关注。但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研究，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苏联史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就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在西方有着很高的学术声誉，这同样应该纳入我们的学术视野。同时，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来说，发掘与提炼本土的学术资源来作为研究的参照与比较，无疑也是国际学术视野的体现。还应注意的是，我们的国际学术视野还应该是动态变化的、前后照应的。例如，我们在考量欧美史学界的研究时，既要看到“新史学”领域研究的日益扩散以及“后现代史学”的萌动，同时也要看到其对传统史学领域诸问题认识的重新解读，还要关注到其对新史学领域研究某些误区以及“后现代史学”思潮弊端的“拨乱反正”。只有在宏阔的、全景式的国际学术视野中，我们才能够全面系统地梳理与辨析某个领域研究的学术史，从中不断地发现与追踪“前沿”，弄清其中有什么值得探讨、争论的重要问题，前人对之已经作了什么研究，建构了何种学理模式，使用了哪些理论与方法，当下应该如何去深入进行新的探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域外学术研究演进发展的脉络与动向，对那些真正的前沿问题展开开拓性的研究。
这些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长足进步，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它仍然存在着不少弱项乃至严重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国际学术视野的拓展明显不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左”的路线、思潮的制约，我们刚刚起步的世界史研究一直处于孤立、封闭的状态，常常以经典作家的语录来注释、演绎与书写历史，且钟情于革命的“宏大叙事”，对西方史学研究趋势的流变与更新了解甚少，很感陌生。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研究几乎在还来不及全面系统地梳理与辨析西方学术成就的情况下，就直接处于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之下。由此，我们的研究明显地存在着“失衡”、“断裂”状态。“新史学”领域的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者趋之若鹜，传统研究领域则常常被视为“过时”的旧学，每每受到冷落。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研究难免带有片面化乃至畸形化的特征。我们在新史学领域开拓了不少“园地”，取得不少重要成果，这无疑是可喜的。但我们对西方传统史学领域中的诸多重要问题，如政治史、思想史、法律史、史学史、文献史、战争史，宗教史等领域中诸多的问题论争、学理嬗变等前沿，则知之甚少，往往因袭西方人已经被或者正在被修正的学理模式或陈旧观点。由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学理上“二律背反”的学术“奇观”：一方面，我们反对“西欧中心”、“西方文明优越”论，但另一方面，却对西方的一些包含着这种意蕴的传统领域研究的结论予以认同和吸纳。这样的状态，不仅限制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均衡、协调的整体发展，而且也有碍于相关后备人才队伍的培养与成长。此外，这也不利于中国的学者群体走向世界，难怪在国际史坛许多重大前沿问题的争论上，我们常常处于“缺位”、“失语”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已经开始摆脱封闭、孤立的状态，从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境况中走出来，但如何拓展国际学术视野、全方位地展开学术前沿问题研究，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能否不断实质性地提升其水平和境界，能否在国际史坛“立足”与“发声”，彰显中国史学界的学术地位与存在价值。在国际学术交流日渐密切、学术信息传播极其便捷的今天，只要我们对之保持理性的认识并付诸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达到这一数代学人所仰望与渴求的崇高学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