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妇女就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妇女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定量与定性影响
二战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飞速的发展，跨国公司组织全球生产经营的主要手段是国际直接投资，在海外创办子公司或分公司。因此，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数量也迅速地得到发展。《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表明，目前世界共有6.4万家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在国外拥有87万个子公司，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的雇员大约有5400万人。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对东道国的就业会产生定性和定量的影响。
1.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定性影响（即对工资、工作保障和诸如健康和安全标准等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和工人权利的影响）包括以下方面：
(1)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工资会有影响。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子公司支付的工资通常高于东道国企业（尤其在需要较高技能、技术和营销水平的行业，以及在需要确保质量一致和及时交货的出口导向型活动中，这种差距更加明显）。不过，跨国公司的一些出口导向型子公司（特别是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可能支付低工资，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子公司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简单装配活动中的低工资劳动力。
(2)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工作保障会有影响。跨国公司子公司由于其规模、竞争实力和需要保持劳动力稳定，往往提供较高的工作保障。不过，由低工资驱动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创造的就业是不稳定的，因为当东道国的工资水平提高时，这些国际直接投资会转移到其他国家。
(3)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子公司培训当地雇员，提高了东道国雇员的质量。目前，对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综合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仍尚存争议，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提高东道国劳动力质量方面的效应则是无可争议的。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总体质量水平，使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从低层次的一般劳动力、熟练劳动力提高到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研究开发能力，从只适应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质量水平提高到满足和适应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质量水平。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劳动力质量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升级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革、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出口规模的扩大，进而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体现为直接和间接两方面。
首先是直接作用。外资企业的雇员质量一般要高于当地企业，工资和待遇水平也要高于当地企业。很多研究都表明，外资企业的雇员收入水平高于当地企业，而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倾向(OCED,1993年）。高收入水平吸引劳动力进入外资企业，一方面增加了较高质量的劳动力的就业；另外一方面，劳动力进入外资企业后，经过外资企业的训练和管理，质量水平大大提高。很多当地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的雇员，在落后的管理和低收入水平下，积极性不高，行为懒散，潜在的能力得不到发挥。而进入外资企业以后，在严格、先进的管理下，积极性及质量水平显著提高。一些人虽然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在当地企业本来是一般雇员，进入外资企业以后，经过培训和经验的积累，潜能大大发挥，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种实例在发展中国家不胜枚举。所以，外资企业不但使一般的劳动力成为具有严格纪律的、勤奋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劳动力，最重要的是挖掘了当地的技术、管理和开发人才，通过为其提供发挥能力的场所、必要的条件和再培训的机会，使之成为世界水平的高智能人员。这实际上是实现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升级。
其次是间接作用。跨国公司提高东道国劳动力水平的间接作用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熟练工人脱离外资企业进入当地企业，或是创立新的企业，使外资企业培养的人才扩散到社会各个部门，将在外资企业获得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传导给当地企业，这是外资企业提高劳动力水平的扩散效应。其二，外资企业给当地企业，尤其是和外资企业有生产业务联系的当地企业提供管理和技术服务，帮助当地企业培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提高当地企业的劳动力水平。其三，在世界管理和技术创新的扩散中，跨国公司起到关键的作用。创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创新的扩散和应用则是这一关键作用的重要一环。跨国公司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管理和技术的创新扩散到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和技术水平
(4)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其他工作条件也会有影响。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工作条件通常比东道国的当地企业好。特别是那些巨型的著名跨国公司往往会遵守当地的和国际的标准。但在低端的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2.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定量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建立新的外国子公司或扩大现有子公司直接增加就业，或通过促进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就业增加（取决于当地关联的强度）来间接增加就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给东道国提供的就业机会是随着对外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的。另外，据估计，每一个直接就业机会就会带动1-2个关联就业，因此其就业总量要比直接就业数量多。相对而言，发展中东道国外来直接投资就业创造效应更为明显，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新建投资比重高，二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生产项目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中长期，通过由国际直接投资所创造的新收入的乘数效应，或通过由竞争性企业提高效率和进行重组而促进需求增加，就业也能增加。
(2)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通过收购和重组东道国濒临破产的企业，从而达到保留就业的效果。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同时造成了市场挤出效应，使得不少行业国内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导致工人失业，比如上海中法合资的家乐福、中德合资的麦德龙等商场的开业就导致其周围大批商铺歇业关门。中国职工下岗高峰期起始于1995年，其后几年呈现几何级增长势头，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高峰期也恰恰在1992年以后。即使考虑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也不能排除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3)跨国公司通过撤资或关闭外国子公司、对受保护的无效率的活动实行自由化、母公司战略的改变、母国母公司的兼并，或东道国拥有相应间接影响的新并购企业进行重组，国际直接投资可能最终会减少就业。如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对外直接投资就使就业的直接效应下降但间接效应增强，由于并购只是所有权转移，而并非投资增加，加之跨国公司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并购后将会由于机构调整而减少就业。企业并购后可能出现增产扩建及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波及效应，使并购后间接就业机会增加。
二、国际社会对妇女就业问题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的解放是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根本途径的。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从人类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恰恰是生产力不够发展的结果。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既标志着人对自然把握的程度，也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状态。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质上为妇女的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马克思说过：“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妇女就业的比例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尺度。中国解放几十年来的妇女的高就业率，为她们社会地位的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男女平等的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经济独立是妇女在社会领域中取得地位和独立的先决条件。他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妇女只有在公共劳动中才能确立自身的人格尊严和价值。因此解决妇女就业仍然是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
有关的调查表明，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和妇女就业、妇女的经济地位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妇女受教育程度愈高，就业的可能性愈大，也就愈能在社会和家庭面前站立起来，就愈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综观中国妇女发展的历史，妇女就业，参加社会劳动，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物质基础，也是妇女经济独立的先决条件。对妇女来说，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不仅是个人谋生的手段，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男女平等的经济支柱。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十分关注妇女就业问题，并把它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任务。政府为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妇女的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扫盲教育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女性在高学历结构中所占比例还很低，目前女性各类高级人才有169.5万人，占女性总数的30.4%。大量的是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基至还有文盲和半文盲的妇女存在。这些妇女在当前激烈的岗位竞争中往往是被淘汰的对象，即便工作也是在投入较多体力而获得较低收入的岗位上，这无益于妇女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改善。
从就业与收入方面看，中国妇女就业率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其地位仍然低于男性。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现女职工下岗比例高和就业难的趋势。首先，我国妇女就业率低于男性。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女性待业者占总待业人数的60%，个别地区占到70%。其次，是妇女就业结构不如男性。妇女就业呈现底宽上尖的金字塔状，即大多数妇女从事落后低层次的生产劳动，就业妇女中有83%是体力劳动者。其三，是妇女就业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虽然政府为消除职业性别歧视，制定了许多政策，保障妇女在就业、劳动报酬、晋级等方面享有应有的权利。但与市场存在失灵一样，政策也存在着失灵，公开歧视妇女的现象依然严重。
从受教育状况方面看，尽管在法规上规定了男女有着同样的受教育权利，但现实中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明显低于男性。全中国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有2.23亿，妇女为1.56亿，占70%；5亿妇女中，文盲占38%。文化素质偏低不仅使妇女面对高速发展的生产技术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而且也束缚了她们的思想和才能的发挥。（注：此处数据引自柳丹枫：《试论我国社会转型期提高妇女素质的深层思考》，中国妇女网www.women.org.cn）
近年来，中国下岗职工人数剧增，其中下岗女职工人数占下岗职工总数的70%以上，于是有人提出让妇女回家去，做“全职主妇”，以便使丈夫一心一意从事事业，回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中去。必须看到，这是对中国妇女近一个世纪以来争取社会劳动权利斗争的否定。中国妇女史表明，私有制不仅剥夺了女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而且造成大量的女性退出社会生产领域，成为家庭的奴仆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女性人格的沦落，正是从女性在社会生产领域中作用的被削弱开始的。因此女性的自立首先是回到社会生产劳动中去，只要是女性的劳动只限于家务劳动，那么，女性的人格的被尊重就无从谈起。家务劳动不仅使女性与社会隔绝，必然造成女性的孤陋寡闻，而且由于没有经济收入，使她们必须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于是在心理上造成自卑。女性只有自立于社会，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才能寻求人格的尊严。可以说，女性在经济上的自立是克服自卑与依赖心理的物质条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于妇女就业也日益关注。妇女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在社会和发展领域关注的重点。联合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设立了一个妇女地位委员会，专门就有关妇女权利的紧迫问题进行研究，制定促进措施。1952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妇女政治权利公约》。1975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妇女年”，在这一年6月，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墨西哥城召开。1980年7月，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1985年7月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简称《内罗毕战略》）。《内罗毕战略》是国际公认的提高妇女地位的纲领性文件，它以平等、发展与和平为总目标，为全世界妇女在2000年前进一步实现男女平等，参与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制定了以行动为主、有具体目标的方案，从全球角度反映了世界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要求和意愿。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强调了男女就业平等的重要性，强调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
国际劳工组织(ILO)在许多公约和标准中，如1955年产期保护公约，1975年第150号人力资源开发建议书，1981年第156号负有家庭责任的工人公约以及相应的建议书，1958年第111号歧视（就业与职业）公约，均对妇女就业平等等问题予以关注。在上述公约和建议书中，关于男女就业问题有下述规定：“促进男女工人机会和待遇的平等”（第156号建议书）；“男女工人待遇的平等”指的是“没有性别歧视的报酬率”（第100号公约）；“确保对所有工人实施待遇平等的原则”（第100号公约）；“歧视包括：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第111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男女工人的平等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如果存在就业等方面的歧视，则可以对妇女、同时也对男子产生负面影响，易于使妇女不能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劳动市场的效率和运作；特别是性别方面的职业隔离，使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大大降低了劳动力市场适应变化的能力；性别方面的职业隔离不只是限制了妇女们进入“男子们的职业”，同时也排斥了男子们从事“妇女们的职业”，或是男子们不愿意从事“妇女们的职业”（当今世界妇女劳动参加率的日益提高，如果存在大量的性别职业隔离，则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就业性别歧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训具有负面影响，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决定往往取决于未来的就业机会的期望，如果妇女的职业和报酬往往不如“男子们”，则会妨碍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三、发展中国家妇女就业的“边缘化论”与“容纳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业化的结果会对妇女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妇女在就业市场中会逐步沦为“边缘化”的地位。如Boserup(1970)就认为：工业化将使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边缘化和被容纳，而男性则会从日益增长的分工中获益。1985年莱维教授提出全球化的概念以来，全球化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全球化日益增长的过去20年里，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男女就业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对妇女在支薪就业中的地位及其福利和工作场所改善的影响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直接投资就开始导致东南亚各国第二产业中妇女就业出现大幅度增加的现象，东南亚各国有大量的妇女被吸收进入到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包括那些来自高工资国家的公司）日益将增加值较低的生产活动配置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以维持或提高其在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市场日益全球化的新阶段，妇女在全球化经济中显然已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就全球范围看，就业岗位总是有限的，全球化并没有给妇女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是多了些就业岗位跨地区流动的机会。一些地区的妇女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往往就意味着另一些地区的妇女正面临失业压力。可以肯定的倒是，在吸纳就业方面，全球化给了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获得更廉价妇女劳力的机会。经济的现实引发了人们重新思考传统的“妇女就业边缘化论”(Female Marginalization)观点。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妇女日益参与出口导向型制造活动的现实，“妇女就业边缘化论”已被“容纳论”所取代。
尽管妇女就业的“容纳论”已经被普遍接受，但对其的具体内涵却存在着明显的争议。悲观主义者认为，相比劳动力中占主要地位的男性而言，妇女更能忍耐，更顺从，所以只能得到较低的绝对工资，并忍受着较差的工作环境(Eison & Pearson,1981)。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妇女加入到出口导向型的生产活动中去，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妇女在工资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本国公司中，妇女的工资收入往往都低于男性(Eison,1994;Hoekes,1999;Horton,1999;Standing,1999)。乐观主义者认为，相对于东道国正式或非正式部门的企业普遍存在的工作条件，跨国公司或其子公司的工作条件比较优越，从而是更合意的，妇女受雇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事实对东道国企业施加了某些压力，迫使东道国企业在传统上没有女性的岗位上雇佣女性，或改善工作条件以达到相竞争的外国子公司的标准，此外，无论是在跨国公司还是在东道国企业，任何形式的支薪就业都增强了妇女的个人生活能力，因为她们有了一份收入以及使她们处于不依赖于其家庭的地位(Lim,1999)。例如跨国公司往往采取措施保证妇女即使在承担家庭义务时也可保留职位以及投资于女性雇员的培训和晋升(Yanz et al,1999;ILO,1998)。
四、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妇女就业影响的实践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国际直接投资飞速发展相一致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的女性化。Joekes(1999)和Tzannatos(1999)等学者统计发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部门出口行业中的女工至少占就业总数的50%，在出口加工区中则要占到75%以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妇女在跨国公司子公司或与跨国公司有非股权联系的企业工作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妇女从事的多是一些低技能的工作，虽然大量就业使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但低技能妇女工作者的相对工资也不高，也就是说，男性高技能与女性低技能工作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明显地过大，高教育程度者与高技能工作者的工作显得更有价值，而低技能工作者则处于不利的地位。
涉足服装、农产品加工、电子产品组装和某些服务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会带来大量的妇女就业，这些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中雇用的妇女远远超过男性。表1显示，牙买加出口加工区女工占所有工人比例高达90%，萨尔瓦多和斐济也达到80%。跨国公司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中有许多是生产供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制造业就业以及出口的这种“女性化”(Standing,1999;Joekes,1999)是出口加工区的一个特点，在出口加工区，妇女在生产线就业中的比例可高达70%-80%。这种性别就业格局反映了这些行业的职业结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相似的）、跨国公司在这些行业生产的出口导向性以及比较普遍存在的雇主对被认为听话和易于满足的低工资半熟练年轻工人的偏好(Heyzer,1986;Razave,1997)。
表1 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加工区的妇女就业
资料来源：Van Heerden,1999
注：a.在保税区；b.在自由贸易区；c.仅指服装
以我国为例，1949年以后，“妇女能顶半边天”，家庭妇女被鼓励走向各个行业的工作岗位，到1998年，女性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44%左右，高于世界34.5%的平均水平，城市家庭妇女的比例由90%减少到10%，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以“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为准绳，通过完善和执行包括民法、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劳动法、母婴保健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各种法律法规，加大了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力度（特别是1992年专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更是妇女法律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我国传统性别观念是“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直到现在我国仍然有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对此表示赞同）。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革，“男女平等”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公众的主流意识，社会对女性的能力普遍认可。统计表明：2000年时，我国82.4%的女性表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80.0%的女性“不甘心自己一事无成”；对于明显体现“男强女弱”传统性别观念的“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说法，不同意者占66.0%（其中女性为66.7%，高于男性1.5个百分点）。我国女性职业结构趋于合理，2000年时，在城镇在业女性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例为30.8%（比1990年增加了7.1%），男性中这个比例为21.4%；从行业分布看，女性在批发零售、社会服务、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工作的比例超过男性，在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等和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的比例接近于男性。
我国1992年以后，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大，2002年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外商直接投资的雇员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我国农村的妇女劳动力，据统计，2000年时我国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女性到过外省大中城市的比例达到了53.6%。在华国际直接投资大量增加我国妇女就业比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女工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男性员工。Horton(1999)和Standing(1999)研究发现：在一些跨国公司体系和出口加工区中，妇女的工资比同一制造业的男性要低20%-30%。但毫无疑问的是：我国妇女就业的最近10余年的种种变化是与国际直接投资在华的大规模增加是分不开的。
跨国投资在导致女性就业机会增多的同时，男女之间在高层就业领域的差距也加大了。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使女性的就业机会相对受到限制，外资机构中男女就业的起始位置有很大差异，目前女性在跨国公司中的职位主要是文秘、公关和营销代表等职位，高层管理部门、技术开发部门的女性比例相对较小，这就决定了以后的发展机遇不同。妇女就业的高就业率掩盖了的低结构率，中国妇女长期从事的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工作。
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女性出现新的生活困扰，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产生。即伴随着大量流动性就业机会增加，将可能导致家庭成员的分离及相应社会问题的产生。夫妻异地分居、跨国婚姻的增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婚外情、包“二奶”等现象，并由此给女性带来困扰。
收稿日期：2003-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