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通于 “心 ”的知识与伦理
——作为东亚精神文明重镇的阳明学
单 纯
(中国政法大学 人权研究院，北京 100088)
摘要 ：儒家特色的知识论发源于“心”，而“心”的功能则不限于“思”，还扩充于“性”“情”和“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格物致知”和“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其特色是具有伦理性的知识论。具有“思想”和“伦理”双重功能的“心”发用流行为“天地良心”，其“知行合一”的目的则是“修、齐、治、平”；而人以“天地万物之心”，不仅能思考“天地万物”的物理，而且能体会“天地大德曰生”的伦理，是所谓“尽性命之学”。王阳明将儒家心性学的传统发扬光大，以“致良知”为其思想“大端”，揭示了儒家心性本位的知识论所独有的主体性、公平性、实践性和伦理性，映射出了中国人生气勃勃而又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 ：阳明学；心性；知言；致良知
“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要高于“思”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究其原因，大抵在于“心”蕴含伦理性知识，即“良知”，而非价值中立的“思想”或“智慧”。就其生命意义而言，中国人亦说“哀莫大于心死”，犹如西哲苏格拉底言“没有反思，生命即无意义”。鉴于人人皆有心，能发乎思想，感于情理，故“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或儒家思想构成了“尽心、知性、立命”这样的“三位一体”思想文化类型，其中尤以王阳明标举的“致良知”而尽显儒家知识论的主体性、公平性和实践性特征，构成了伦理取向的知识论。
一、良知：心性的价值取向
在当代学科谱系中，知识的目的是确定性，一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逻辑规则所追求的客观必然性知识；而伦理的目的却是应然性，一如宗教、人文或艺术所追求的主观必要性。这种学科谱系来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图谱”(Aristotelian discipline)，是西方本位的思维方式和学问体系。在这种“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思维定式中，源自于东方犹太希伯来的文化已被摄入其中。但是，在更遥远的东方，“轴心文明”时代的中国则发展出了独特的“天人之学”，其思维模式与西方正相反对，可以名之曰“天人合一”，天与人中所蕴含的确定性知识和应然性伦理并无间隔且交融互摄，互相发明且交相辉映，是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互为“体用”之学，其精神尤见于儒家的“良知”之旨。
儒家学者之中，最早阐发“良知”者是亚圣孟子，而发扬光大，定为格式者则是“心学巨擘”王阳明。从孟子发端，经程颢、陆九渊弘扬，至王阳明而卓然鼎立，再到熊十力别开时代生面，“良知”已成为儒家“心性之学”的“思想引擎”，不仅推动着儒家思想的返本开新，而且成为中华文明传统中最具生命气息、最有思想活力和最能表达民族情感的核心概念。
孟子曾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1]448。这里所标举的“良知良能”是中国人关乎生命的智慧，不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现象的经验性观察和逻辑总括，与知识论意义上的“知”和机械论意义上的“能”有本质的区别，是人对自己生命体验的主观感悟，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应然性”，如其不然，则人即等同于动物或机器。西方人喜欢从科学的角度定义人，或称其为“高等动物”，或喻“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而孟子则从“伦理应然性”方面强调人的社会特性，以示其与动物性和生理机能性的区别，揭示儒家学说人伦价值优先于生物事实的哲学特征。
就在同一年，日本另一家钟表制造商精工表（SEIKO）也推出新款了一款名为Diashock的防震器，这款防震器与前述的两款瑞士防震器较为接近，仅有弹簧片略有不同，外型像是特殊的三叶草造型（见图10），与托钻的接触点也较多，成为精工的主要防震器。后来精工也在其它个别机心上采用过类似于长方形的弹簧片防震器（见图11），但厂方还是以Diashock防震器作为名称。
不仅如此，儒家心性学脉确证，知识论的“知”在人的生命里没有客观独立的“自体性”，总是与“应然性”的主观判断相联系的。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回答说自己仅长于两个方面，其一“我知言”；其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387。所谓“知言”就是中国术语的知识论，对应的西方词语是“epistemology”，相应的佛学概念是“般若”(prajnā)，近代中国人将西方的“epistemology”翻译成“知识论”，大体上撷取了儒家“知言”的“知”和佛教“唯识”中的“识”，对于儒家“知言”中所蕴含的伦理信息以及佛教所蕴含的宇宙生成信息皆刻意略除。孟子在解释“知言”时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1]387，对“言辞”所表达的思想的确定性并不在意，而是专注于其伦理性方面的“蔽、陷、离、穷”；西方近代哲学的“转向”可以称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或“知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而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向却离不开儒家的“修、齐、治、平”基调，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即便学院气息较浓的“新理学体系”，也仍然将“新知言”的知识论与“新原人”的人生境界论有机融为一体。这也可视为孟子“知言”和“养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思想的近代哲学转向，其间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已作了“别开生面”的历史性阐发。
关于“良知”，王阳明解释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2]79他认为，这种带有伦理意味的知识，是人的普遍本性，是心的自然功能，也是人的社会使命感。相对而言，西方人的知识论可以停留在“认识客观世界”或“逻辑”的“爱智慧”层面，而中国人的知识论绝不会停留在“格物致知”层面，而阻断于“治国、平天下”，一定会“发用流行”于天地间；心性知识，言善行义，即如江河奔放，沛然莫之能御！
另一方面，“知”既然不离于“良”，就说明它不是“价值中立的”(value-free)，而是人表达其确定性知识的一种价值诉求，是中国人“致力于学”的伦理动机，而非西方哲人对于客观事物或逻辑规则的“好奇”(wondering)，其“格物、致知”总归以“修、齐、治、平”为其“大端”，无此“究天人之际”的“大端”，势必落入枝枝节节的窠臼：“圣人之学，所以至简至易，易知易从，易学易能，而以成才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2]55儒家“道问学”的传统，自来讲究“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在解释“大人小人”的差别时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1]438-439照他的判断，人的认知器官有两大类：一类为耳目，以其聪明接物，易得物体之表象知识，即“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3]317另一类为心，心知则通天命之性，是德性之知，即《周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无论从构字皆有“心”为基底或“竖心”为旁侧，还是表意——立、走、路径、生命等，“心”字或形旁皆具人伦旨趣，其所谓“大者”，是对“知识”的伦理约束，即“明体”，无此伦理约束的“知识”，则易沦为“奇技淫巧”。近代西学进入中国以及洋务运动中的“船坚炮利”和变法图强、改制立宪等努力，曾引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激烈辩论，在思想本质上也折射出心性良知的独特品质，尤其在与“价值中立”的西方知识论传统相对照之际。
表2显示，TBL班实验操作考核成绩及理论考试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班，其中，实验操作考核成绩和总成绩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说明TBL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和学习能力。通过团队成员间的合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习效率，增强理论知识应用能力，为以后开展科学研究、设计实验打下良好基础。
相对于佛教知识论的“因明”逻辑性和西方知识论的物理性，中国儒家知识论的特征表现为“心性”或“良知”，凸显的是伦理性。按照西方中世纪犹太哲人迈蒙尼德在《逻辑技艺论》(Treatise on the Art of Logic [Millothahiggayon])的知识类型说，哲学可分为两大部类：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哲学再细分为数学、物理学和神学，而实践哲学则可细分为修身(man’s governance of himself)、齐家(governance of the household)、治邦(governance of the city)和治理大民族或(多个)民族(government of the great [numerous] nation or of the nations)或“天下”这四个基干部分[4]145。类比之下，儒家的心性学和良知论则是典型的实践哲学，其心性和良知的发用流行，正是“修、齐、治、平”之旨。王阳明曾以“良知”二字提炼出儒家思想的精义，他说，“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直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谓之知道；得此者，方谓之有德。异此而学，即谓之异端；离此而说，即谓之邪说；迷此而行，即谓之冥行。”[2]185他是深谙中国实践哲学“大端”的“三立完人”，以“致良知”为其生命宗旨，以之警示学者莫入旁门左道以至于自陷于穷途末路。
二、良知：知识的公平性
在心性学的知识伦理中，良知发端于心，激荡于心，观照于心，大成于心。这与西方价值中立的知识论来源大不相同；西方文化认为知识发端于头脑，是头脑思索的结果。头脑有思索的逻辑功能，对外在客观世界是“观察(speculation)”，对内在的主观世界则是“反思(reflection)”，集思广益则被称为“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或“聚首(putting heads together)”，在此“头脑”智力下获得的知识都有多寡、正误、深浅等特性，唯独与“善良”或“邪恶”的特性无涉，即“价值中立(value-free)”，以示与“伦理”或“道德”之别。不过，按照儒家“心性论”的传统，头脑的诸功能是由心驱动的，不惟“心之官则思”，而且“思想”“意念”“志愿”等“头脑”功能都以“心”字为其构字基础，其他举凡与人的生理和心理相关的概念，亦多为“竖心旁”，如“性”“情”“悟”“遗憾”“怠慢”“愤恨”“怜悯”“惊惧”“恐怖”等等，这些人的主体性功能的概念或知识的表达，这些心字构造的词汇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中国人的生活画卷一定会“死气沉沉”，了无情趣。特别是作为伦理核心的“愛”，要是失去了其中的“心”，那就不成其为人伦了。
本课程学习过程包括工作任务（练习）、初步评估、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工作任务（完成）、交流分享、阶段评估（测验）、拓展学习等多个学习活动。成绩考核改变以往以期末考试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将最终成绩分为期末成绩占50%和平时成绩占50%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包括了课堂表现20%，实践动手能力10%，作业测试20%等部分组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知识转化能力、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2]790
照孟子的说法，“人皆有四端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390发源于“四端之心”的知识都是伦理性的，自然性的和公平性的，其中“是非之心”，倒是有价值中立的知识论意味，其他三项则明确属于伦理性的，因而是公平的。及至陆九渊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5]483，则是将“心”的知识功能转化成了公平的伦理，以至于中国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百姓也知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将心比心”的人伦日用之理。
贯穿于生活经验中的知识，既有自然的公平性，又具实践的伦理性。西方文化中所信仰的“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the creation in the image of God)”，因而人人身上都有神性，在情感上西方人相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观中国文化，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则是自然取向的，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314；天生万物，万物皆具天性，因而也是“天道面前，万物平等”，正所谓“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7]206。孔子将自然与社会中的平等生存权利解释为“敏”字，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神性见证”或“道成肉身”十分相类，不过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神性的自然公平”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到“先知”或“耶稣”为止，不像儒家“敏感”到自然万物和社会每一分子。根据儒家宇宙生成论，每一种自然生命都代表着一种道德知识，即《周易》中的“生生之德”；它不是一种“神迹”，用不着先知的“启示”，也无须在生活实践之外另寻对“恩宠”的神学解释，完全是对生命的直觉体验。这种关乎生命的伦理知识公平地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王阳明用两段诗文对此给予简明扼要的阐释：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握手临歧更何语？殷勤莫愧别离筵！[2]791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此外，11月USDA将阿根廷大豆预计进口量由上月222万吨激增至420万吨，略低于2017/2018年度的进口量477万吨，但远高于2016/2017年度进口167万吨。除却阿根廷本国大豆消费量外，不排除未来阿根廷通过消费进口大豆的方式，增加本国对华大豆出口量的可能性。
这些“涉心”的文字，既是中国知识分子或者儒家哲学的思想载体，也是中国“愚夫愚妇”的生命内涵，因为它有个生命的逻辑假设，即陆九渊强调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所贵乎学者，为欲穷此理，尽此心也。”[5]149西方人讲“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Chance favors only the prepared mind)，此“有准备的人”原意是“准备好的头脑”，即“头脑灵活和训练有素的人”，是“知识就是力量”或“知识改变命运”的一种转喻说法，但获取知识的头脑亦依赖于许多外在的机会性条件，强调的是机会的偏爱性，而非知识的自然公平性。而中国百姓更喜欢的说法则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其中“心”和“志”都富有自然的公平性和伦理的主体性，不分圣贤、智愚，是所谓“心性面前，人人平等”。
取系统适用性溶液，进行DAD扫描，结果表明各杂质和盐酸度洛西汀均在230 nm处有最大紫外吸收，故选择230 nm为紫外检测波长。
其二曰：
1.3.4 宣传力度不够 就我市而言，无偿献血社会宣传力度有待提升。过去除非遇到危及患者生命的稀有血型、血液严重库存不足时才见到有媒体的参与，一般情况下很少见到无偿献血的宣传，这可能与血站“既搭台又唱戏”的角色[7]有关，而经费不足是主要原因。
其一曰：
王阳明对学生的不断提示表明，他首先强调的是“良知”这种知识性伦理的自然公平性，在圣贤和愚夫愚妇心中具有同样的“自然神性”，那就是生命的“自然基因”，有了这个基本的生命自信，剩下的功夫就需要在生活实践中去磨炼了。他说“路之险夷必履之而后知”，即是承认“良知”对人具有天生的公平性，也有后天的实践性，必然通过生命过程中的实践性，而体会天生的公平性，故当在此“下一转语”，将“良知”与“致”结合起来。春秋时，鲁国的贵族叔孙豹以不朽之论，提示生命知识的自然性和伦理性，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8]432他以立德为不朽之首，激励儒家的人在生命实践中不断丰富伦理知识的内涵和权威，遂有信诚、廉耻、辞让、忠恕、仁爱、存敬、体谅等一系列德目进入中国人的“良知”领域，形成中国文化特有的伦理性知识论格局。在下自凡夫俗子、愚夫愚妇，上达圣贤贵人的生命实践中，“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让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2]71人活着，都有心思，都有生命实践，因此也都有心去反思生命实践，这是不受外界其他条件限制的公平权利，西方人认为这是区别于神和法律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实际是信仰权利，而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良知”权利、道德权利、生命权利和思想权利，故而中国人以“天人合一”的思维定式将之翻译为“天赋人权”，表现出丰富的人文、道德和主体知识，这或许是当下西方客观知识体系、宗教启示性知识体系进入中国社会时，王阳明的“良知”说更受中国人的青睐、更能表达中国人民族文化情怀的原因吧？
三、致良知：知识的实践性
“良知”概念，自孟子提出，经陆九渊阐发，到王阳明臻于完备，而标出“致良知”的实践性和鲜活的生命力，中国儒家学问的“修、齐、治、平”特色益加光彩粲然。它来源于“日用常行”，也回馈于“洒扫应对”，是儒家“安身立命”的学问，以别于西方“寻根究底”的价值中立的知识之学。
自宋学道统中心学与理学相互攻讦以来，理学的“支离”多被诟病陷于“格物致知”，自隔于“修、齐、治、平”，流于“烦琐”而不得儒家“经世致用”之真谛；同样，心学的“先立乎其大”，亦容易流于“大而无当”，没有“格物致知”的经验基础，难逃“空疏”之讥。照理学家讲，道理“森然于方寸之间”，乃是“方寸之心”一点点动心思量的结果，没有“格物”的功夫，如何能把握“充塞宇宙”的道理呢？宇宙“万象森然”，充满自然而公平的生命信息，由心体会于此，必得“大公无私”的宇宙知识，“大公”是以“宇宙生命”的公共伦理为大，是一种认识的价值取向，可以分辨出“动心思”者的“良莠贤愚”层次，“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2]280大体上言，在宋儒道学中“理学”“心学”两派正反攻错，经过两派后学的争辩，至王阳明标出“致良知”，已经见到了突破“支离”和“空疏”互为樊篱的曙光。及至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以“心学”为道学的“目标”，“理学”为道学的“手段”，目标和手段毫无冲突之必要，而且是相互为用的统一，故“新知言”与“新原人”、知识论与人生境界论交融升华为“新理学”，一如他说西方当代哲学流派中，“实用主义”可以成为发现真理的知识论，而“新实在论”则是真理的本体论，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多余的，而统一则是必然的。
2.1.1 提取温度 35～85℃时随温度升高山竹果皮花青素提取量呈逐渐增加趋势。其中，35～65℃时提取量的增幅较小，65～85℃时提取量的增幅较大。原因在于温度升高，山竹果皮中酶被破坏，从而使溶液中可溶性成分的溶解度和扩散系数增大；但温度过高，也会使不耐热的有效成分受到破坏而失活。长时间高温受热，花青素易发生聚合，当温度≤85℃时花青素提取程度远大于分解程度，但提取的杂质含量增高[15-17]，致使提取液变浑浊；且温度过高给后续操作带来困难，因此，正交试验温度水平选用65～75℃较合适。
历史上孟子以“四辞”讲“知言”的知识论时，就有明显的伦理特色，惜乎在其他语境他于此并无深入阐发，以至于“心学”中“知言”的知识论在冯友兰以“新知言”祭出近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之前，理学的“格致学”或近代张岱年气学特色的“致知论”成为更为引人注目的儒家特色的知识论。由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知识论与认识论可以交互指代，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认识论又成了马克思主义体系或某些西方哲学体系的专有名词，仿佛中国传统哲学或儒家哲学极少讲到知识论，而是独立于知识论在那里讲论理学或人生论。其实，这中间存在一个知识论谱系的误区，殊不知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儒家特色的知识论，而且是儒家哲学中“承上启下”的知识论，特别是以人的社会伦理实践见长。相对于西哲经头脑观察现象或逻辑规律的确定性知识而言，王阳明强调经过“心思”而获得“良知”的应然性，他认为这是从孔子“思无邪”所作的引发。当学生问他：“‘思无邪’一言，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义？”他说：“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2]102在他看来，“思无邪”就是“致良知”，是知识论的全部实践奥义，是做圣贤的德性之知，而非耳聪目明的闻见之知。
与孟子“四辞”的伦理蕴含不同，荀子的“知言”中则有“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9]51之说，其蕴含既可以指伦理方面，亦可以指物理方面，但通常荀子被当作儒家传统中“气论”思想的重镇，将“气”置于水火、草木、禽兽、人这个自然进化系统的开端并贯穿始终，所以他的“言知”和“默知”更多的是从客观事物的知识确定性而言的。而王阳明“致良知”的实践也会碰到“知言”和“默知”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四伪”的说法，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了知识的实践性和伦理性：“夫默有四伪：疑而不知问，蔽而不知辩，冥然以自罔，谓之默之愚；以不言餂人者，谓之默之狡；虑人之觇其长短也，掩覆以为默，谓之默之诬；深为之情，厚为之貌，渊毒阱狠，自讬于默以售其奸者，谓之默之贼；夫是之谓四伪。”[2]258这些解释都是从“致良知”的“负的方面”说明知识的伦理性，是围绕人伦社会关系而作的观察和推论，与西方知识论用“否定排除法”获取知识的确定性正相反对，亦显示出佛教知识论中“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辩证思维。三教互摄的中国哲学传统有“朱子道，陆子禅”的说法，陆王心学的知识论除了自身的伦理底色之外，思辨方法上亦见禅宗“有拟议即乖”“第一义不可说”等“默照”的影响，不过王阳明的“四伪”却作了“致良知”的“孤鸣独发”。
本次研究得出受体糖尿病病史与排斥反应相关，而其高血压病史、吸烟史与排斥反应无关，而有研究结果中，糖尿病病史与排斥反应发生无明显相关性。本试验糖尿病、吸烟、高血压患者的比例均明显偏低，考虑为样本含量不足，存在偏倚，不能完全说明排斥反应与受体糖尿病史、高血压病史及吸烟史的关系。
“致良知”的实践性还特别见于王阳明对“官制”的伦理限制性解释。王学门人徐爱曾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王阳明即答：“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2]5“知”不在事务上磨炼，不推延至宇宙万物的生命伦理，那都不能算“尽性”，更不及“至命”，“心”自然也就限隔于事，流于见闻之知。20世纪40年代，以西方知识论见长的哲学家金岳霖在剑桥大学答问时，称“哲学是概念的游戏”，颇使中国的哲学家大惑不解，因为他是从知识论方面来定义哲学，只是“哲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哲学”，因为后者是建立在“致良知”的伦理性知识论上的。就像中国的官制一样，因为是按照儒家伦理的“科举制度”选派的官职，无论“知事”“知县”“知州”“知府”，都受“知”的约束，即没有“良知”，官职的大小级别即失去了“政治正确性”和“程序合法性”，这是孟子“民贵君轻”和“天爵人爵”的政治伦理在制度上的反映。中国的社会实践和制度设计都是“致良知”的实践，中国历史上的官衔，从知事到天子，其“政治正确性”和“程序合法性”都体现在“天良”的伦理性知识之中，从“天民百姓”的“替天行道”到“天子”的“口吐天宪”“奉天承运”，“致良知”所蕴含的伦理约束性处处显而易见，百姓或天子或许会“日用而不知”，但是王阳明的心里却照如明镜：“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2]43-44百姓的人伦日用，政府的科层管理，无处不是“致良知”的“道场”，儒家哲学的“入世性”和儒学知识的“伦理性”于“良知”之“致”，而形成宋儒憧憬的“合内外之道”，其要旨是“俯而读，仰而思，起而行。”
“良知”见诸实践之“致”，最为基础的是“立志”，即儒家所谓做人当有志气。先秦儒道的哲人都以为宇宙万物统一于气，自周太史伯阳父讲“天地之气”，至《庄子》中的“通天下一气耳”，到张载的“太虚即气”，生机勃勃的宇宙不过是一大“气化流行”的过程，再到文天祥的《正气歌》，发端孟子的“尽心、知言、养气、大丈夫”的“良知”之说，至此已达志气高远的“极致”。读《正气歌》中列举的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志士仁人”的故事，这些思想情愫不能不对王阳明产生思想共鸣，及至他标榜“致良知”为“知行合一”的大间架，我们不能不赞叹其所激发的人生哲学是将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观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的实践哲学体系，浸淫于其中的人，都是在“为天地立心”的人；王阳明十分自信地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2]214中国人喜欢以“心气”评价人的生命志向，背后也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圆融无碍的实践伦理，激励人想问题、做事情志存高远、大气磅礴。相反，心胸狭窄，总免不了“小家子”的俗气和晦气。照王阳明“致良知”的讲法，就是“主气”与“客气”之辩：“客与主对，让尽所对之宾，而安心居于卑末，又能尽心尽力供养诸宾，宾有失错，又能包容，此主气也。惟恐人加于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气。谦虚之功与胜心正相反。人有胜心，为子则不能孝，为臣则不能敬，为弟则不能恭，为朋友则不能相信相下。至于为君亦未仁，为父亦未慈，为兄亦不能友。人之恶行，虽有大小，皆由胜心出，胜心一坚，则不复有改过徙义之功矣。”[10]1183他所谓“主气”，是指人“志于道”而有的那种“天地之心”的情怀，体会的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并行不悖”之道，是宇宙生命层面的“生生之德”，而非“你死我活，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其于美国人沾沾自喜的“Live and Let Live(与人共存，和平相处)”全球伦理精神不可不谓“先发”而“洞明”。相反，人生没有志气，行为斤斤计较，则为王阳明所责难的“客气”。本来儒家的“心性学”就是强调主体性、公平性、实践性和超越性的伦理本位的知识论，它的旨趣就是涵养“主气”，而超越“客气”，一旦落入“客气”，则人心就“自限”于“方寸之间”，失去了“天地之心”的伦理品质，成为自囚于“私心杂念”的小人。人生在世，当作“顶天立地”“浩然正气”的“大丈夫”，这是“主气”；反之，“心胸狭窄”“鼠目寸光”，脱不了“乡愿”“小人”的俗气，那就是“客气”；一个人自信、自立、自强、自尊就应当涵养“主气”，反之，“客气”则会寄生于他人的意志和施舍，是不自信、不自立、不自强、不自尊的表现，在生活实践中必然会“众叛亲离”，“寸步难行”。所以，“主气”是“致良知”的道德功夫，而“客气”是“致良知”的道德陷阱，于此，践履“良知”者，当知所取鉴。
四、结 论
“良知”为中国文化的“心识”所体现，而非西方文化的“意识”所推论；它发源于心，重主体，重体验，重情感，重伦理之应然性，是中国人“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人文世界，而西方文化发源于脑，重客体，重思考，重理性，重科学之确定性，利于控制和改造自然世界，但其风险则是将主体的人客体化、工具化，此近代哲人康德之深为忧虑者，遂作西人思想的狮子吼：“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是人文价值取向的警示，西方近代的“知识论转向”之后再次受到罗尔斯“正义论转向”的挑战，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矫正近代“启蒙理性”的伦理化趋势，这也间接激活了中国哲学界对儒家“心性学”的研究兴趣，不啻为寻求解决当代“文明冲突”方案的“全球治理”开拓了一个东方特色的思想路径：以“致良知”为号召，倡导心通，则理通；理通，则路海通；路海通，则财富通；财富通，则政治通；政治通，则命运通；命运通，则天下同。从近代思想家憧憬的“天下大同”，到当代中国政治家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烛照于“致良知”的伦理性知识，不可不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有固然，势所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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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Converging Knowledge and Ethics ：Wang Yangming as Eastern Asian Mental Culture Core
SHAN Chu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 :The Confucian epistemology originates in “heart”, which extends its role from “thinking” to “nature”, “feeling” and “mandate”. The concept “heart” thus constitutes base for “accumulating knowledge by reflecting on things” and “realizing one’s ultimate concern”, and reflects the ethically-oriented-epistemology character. The functions of “heart” include “thinking” and “ethics”, associated with the meaning of “cosmic conscience”.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heart” means “self-regulating, family-establishing, country-ruling and world-harmonizing”. human with “the cosmic heart” can think over “cosmic principles” as well as “cosmic virtue of creating lives”, and reach “the perfection of cosmic nature and mandate”. Wang Yangming elaborated Confucian heart-oriented theory to its brandy new horizon in the form of “grand virtue of conscience”, revealed its subjectivity, fairness, pragmatism and ethics, and exhibited a vibrant and colorful ment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 Yangming theory； disposition； knowing； conscience
收稿日期 ：2018-11-30
作者简介 ：单纯，男，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4702(2019)01-0033-08
(责任编辑 ：张建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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