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里程碑，也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历史必然性、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联系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国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历史必然性、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历史必然性、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研究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和逻辑归宿，这是一个老课题，这几年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二者的相结合；应体现出中国的民族特性，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和发展，要有新的理论成果；应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论和行动指南。有研究者近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要立足于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要体现民族特性，应该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要有新的理论创造，应该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使之理论化，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的新结论、新观点；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并同时代特征相结合。[1]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恒久的意义，是科学的，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和自由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又是实践的，它必须同无产阶级革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革命相结合，才能发挥它的理论价值；近代中国面临的救亡和启蒙的现实，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实践的土壤；中国共产党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它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能够把他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使之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有研究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学说，而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指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其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2]
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历程应包括：引进和传播阶段，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著作和生平，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准中国化阶段，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党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但存在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实践上的照搬苏联经验；实现中国化的阶段，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产生了两个理论成果，一个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一个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历史的进程体现了实践主题的转换和解答，还将继续下去，并且永无止境。有研究者还专门提出，1917年至1921年党建立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并没有能中国化，但孕育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是马克思主义准中国化阶段，还未能真正实现中国化；遵义会议后是实现中国化的阶段，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3]
4.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普遍认为，必须进行理论的探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探讨中国社会运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并用中国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尽的事业，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实践、丰富和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历史必然性、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研究，国内学者已有了相当的成果，观点也逐渐趋向一致。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学术界的重点，取得的成果也最多、最具体，特别是随着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以及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等活动的开展，直接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和新成果。
1.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界普遍认为，毛泽东是最早提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他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并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新中国建立前，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并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建设的理论；新中国建立后，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进而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近几年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是党内最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最先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人，并阐明了中国化的内涵，这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即“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中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4]有研究者提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四大创举：一是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开辟，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结果，是对列宁提出的东方各族人民所面临的特殊任务的重大理论创新；二是在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整风学习，既成功地更换了思想路线，又实现了全党对指导思想的新抉择；三是创造性地以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为指针，寻求一条同斯大林路线不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四是从毛泽东依靠民主“新路”到进一步贯彻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力图扭转形势，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更好地结合。它的贡献在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创性，理论内涵的丰富性和创新性，精神上坚持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蓬勃朝气。[5]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可知性和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目的，并就对立统一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波浪式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历史性的规律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6]有研究者进一步阐释了毛泽东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关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关于不失时机地把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战略和策略；关于建立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相结合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的理论；关于探索一条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思想；关于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的论述。[7]
2.关于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界普遍认为邓小平明确提出了“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并重申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发展动力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等，解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明确提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重大实践价值和意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和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具体化的标志；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党的思想路线；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就必须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总体的科学判断，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一个总体认识；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变化相结合的问题。[4]有研究者还专门提到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新贡献：关于发展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时代特征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7]
3.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界普遍赞同胡锦涛同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认为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世界范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格局的新变动而作出的新反映、新概括，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进行了新的概括，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8]有研究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出现了深刻的变动，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各种严峻的困难和挑战，是其产生的国际环境，即世情；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是其产生的国内环境，即国情；面对国际国内广泛深刻的变化和党内外千头万绪的问题，需要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是其产生的党内环境，即党情。[9]有研究者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抓住了解决党建问题的关键环节，突出了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地位，强调了发展先进文化，坚持两手抓，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目的。[10]有研究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句话，这仅是其集中概括，它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新思想、新观点构成的科学体系。[11]有研究者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创新，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9]有研究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政治意义，是新世纪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促进发展的重要法宝，是完整准确地实践邓小平理论、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指针，是加强党的建设，造就一代又一代忠诚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干部的强大思想武器。理论意义，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思路。方法论意义，体现了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紧跟时代的创新意识、锐意改革的坚定信念、振兴中华的奋斗精神。[12]有研究者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在于：牢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全面概括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着眼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不断完善和系统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传统认识的误区和偏见，用全新的理论推动国企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的调整完善；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顺应时代潮流，作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决策；转变治国方略，确立“依法治国”思想；不断探索精神文明建设规律，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深化和拓展党建理论，为创造性抓好“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7]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以他们为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我们党的理论源泉和精神动力，这是所有研究者所公认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中之重，取得的成果很多，取得的共识也日趋一致，同时也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领域。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化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学术界对其研究是比较深入的。
1.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集中阐明了其发展经历了初步传播、全面传播、大众化、系统化、中国化、曲折发展和当代化等阶段，并且仍在不断发展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体现出科学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其代表作是《矛盾论》和《实践论》；进一步中国化应该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人民群众，与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人学、发展哲学和文化哲学，应反映全球化进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历史与文化格局，应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要实现主题多样化、道路民族化和风格个性化。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普适性的必然要求，是其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途径；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是实现其中国化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民族精神、优良的传统哲学、通俗的群众语言融合起来，使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是其中国化的逻辑要求。[13]有研究者提出，其历史进程可以分作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全面传播、大众化、系统化、中国化、曲折发展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几个阶段；研究时应处理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阶级斗争、政治路线，与人民群众，与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哲学等的关系；目前的前沿问题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人学、发展哲学和文化哲学；应当从全球化的进程中，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历史与文化格局中，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时代要求来考虑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来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14]有研究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实现主题多样化、道路民族化、风格个性化。[15]
2.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这一研究集中阐明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和货币交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可分离、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只表现在社会化的生产方面的传统理论和观点，为改革开放打开了理论禁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理论、社会主义需要改革和开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加快发展科技和教育的理论，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揭示了当代社会经济的若干规律和趋势，并在方法论上有了新的突破，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大胆创造，注重实践，讲究实效。
3.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这一研究集中阐明了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的理论，走中国道路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的理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变的理论，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和依据；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本质、改革、市场经济、精神文明、初级阶段、时代特征、“一国两制”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动国企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的调整完善，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精神文明和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思想。
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中国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四、关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取得了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不足，主要是：
1.研究的深度尚显不够。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是为了揭示事物的本质，阐明其历史的过程，找出其中的规律，然后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但目前看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发表了大量论文和出版了许多著作，研究的质量也逐步提高，但其中真正能够做到论据充分，分析透彻，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较少。有很多论文和著作属于重复制造，没有新材料、新角度、新观点，没有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简单的叙述层面上，甚至是只作一般的通俗性宣传和解释，对其中深层次的内涵和原因则缺乏大胆的探索和钻研；有些研究者的认知水平没有超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党的文献的阐述，有的则是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的解读，不具有十分严格的学术意义。
2.研究的领域较窄。事物发展往往是联系的、发展的，而不是孤立的和静止的，只有从事物的发展和联系中进行研究，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带规律性的东西，但目前看来，这一研究绝大多数是围绕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展开的。这无疑是正确的，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也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相关内容的研究不足。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民族的、文化的背景研究得不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研究得不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现实价值阐释得不够，造成了这一课题研究显得比较单薄，降低了理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
3.研究中存在着不平衡性。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只有对其各个分支进行研究，才能揭示其内在的联系，才能了解事物的整体面貌。但目前看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研究则相对显得比较薄弱；对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贡献研究得较为全面、深入，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贡献，特别是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贡献，显然研究不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缺少发展的连贯性、内在的逻辑性和历史的厚重感。
4.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联系不紧密的问题。学术研究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用丰富的实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再用它来指导实践，但目前看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些论文和著作只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观点，或对其中相关理论作一般性的阐释，注解多于创见，没有能够很好地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将人民群众的创造、丰富的实践进行理论的提升，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有这样的现象，理论的阐述往往落后于实践，落后于人民群众的创造，落后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的水平，没有很好地发挥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
五、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党的文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要从本本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出发，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出发，从党的文献出发，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系统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历史进程，我们只有掌握其基本理论，理解其精神实质，才能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意义，才能更好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2.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一种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为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强调指出，邓小平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16]（P13）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党要想完成自己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就必须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我们新的实践。
3.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问题过程中，做出的最富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以它为核心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它们具有相同的世界观、理论本性、历史使命和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17]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就是加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关的。我们要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深入研究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适应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4.开展学术批评，改进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中，由于问题比较重大而敏感，缺乏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往往人云亦云，照搬现成的结论，显得有些沉闷。要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评判机制，自己的话语系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在学术研究中，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和争鸣，建立正常的学术评判机制，鼓励深入研究，大胆探索，提出独到的见解。改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才能正确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研究。同时要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先进的方法，如社会学、政治学等，进一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增加理论的说服力，发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的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是要“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18]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课题，是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关键之一，需要学术界的同仁进一步共同努力，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