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佐#183;瓦拉的生平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平论文,瓦拉论文,劳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劳伦佐·瓦拉(注：本文关于瓦拉的传记资料大多采自以下三种书中 的“Lorenzo Valla”条：(1)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ume XV.Online Edition (CEOE)，1912～2003；(2)Encyclopcedia Britannica,Macropaedia (EBMA),2001;(3) Encyclopaedia of the Renaissance,Market House Books Ltd.,1987～2003.)(Lorenzo Valla,1407～1457)，是15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语言学家，亦是 西方文献校勘与辨伪方法的开拓者之一。
对瓦拉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始于16世纪初，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鼎盛，并臻于成熟 。1540年，在瑞士的巴塞尔(Basel)出版了最早的《瓦拉文集》(不是全集)，1592年此 书在威尼斯再版。1517年，即瓦拉死后60年，瓦拉的代表作《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 以下简称《考证》)单行本与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同时向整个欧洲发行，欧 洲舆论界因此而波澜迭起。但是，由于《考证》本身过于偏激的反教廷倾向，以及宗教 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持续影响，直至19世纪末期，学术界才开始冷静下来，跳出反教廷的 政治论争圈子，全面总结瓦拉的学术生涯，特别是瓦拉在拉丁语研究和古文献学领域的 学术贡献。当时的论著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是曼西尼的《瓦拉传》(G.Mancini,Vita di Lorenzo Valla.Florence,1981)沃尔夫的《瓦拉传》(M.von Wolff,Lorenzo Valla.Leipzig，1893)、帕斯特尔的《教廷史》第二卷(L.Pastor,Geschichte der Papste,Band ii.English trans.by F.I.Antrobus,1892)、桑迪斯的《古典学派史》第二卷(J.E.Sandys,Hist.of Class.Schol.ii.,1908)。它们奠定了后人研究的框架和基础。20世 纪中后期，瓦拉研究没有大的突破和进展。80年代以来有一定影响的新作是洛克的《生 命的自卫，瓦拉论快乐》(Maristella de Panizza Lorch,A Defense of Life:Lorenzo Valla's Theory of Pleasure.Charles Trinkaus,1985)，侧重研究了瓦拉的人生价值 观念；贝松尼和雷冈利昂西联合主编的《瓦拉与意大利人文主义》(O.Besomi and M.Regoliosi eds.,Lorenzo Valla el' umanesimo Italiano.Padua,1986)，侧重研究了 瓦拉的学术贡献及其在中世纪的地位和作用。近百年来，全文翻译瓦拉《考证》的著作 ，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耶鲁大学科里曼(Christopher B.Coleman)在1922年出版的《劳 伦佐·瓦拉关于君士坦丁赠礼的考证》。它不仅是严谨的拉丁语—英语对译本，译者还 在书前写了细致入微的学术《导论》。它是笔者研究《考证》的主要依据。
瓦拉学术造诣精深，但因生性桀骜不驯，目无圣贤，屡启辩端而屡遭围攻。他多次撰 文宣扬享乐主义，对抗禁欲主义，攻击罗马教廷的主流哲学、正统礼教，加之行为放荡 无所顾忌，因此，1444年异端裁判所罗列八大罪状判处他死刑。然而，瓦拉并未惨死于 文字狱，相反地，晚年还获得了教廷的提拔委任；虽然1457年逝世时未获厚葬，但1825 年却迁葬在罗马最显耀的教堂里享受了豪华棺椁，供人祭奠赡仰直至今天!瓦拉“非圣 ”而不死，且为罗马教廷器重，主要原因在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念以及 罗马教廷倚重发展人文主义的政策。
一 漫游意大利时期的瓦拉(约1407～1448)
大约在1405～1407年期间，瓦拉出生在教皇国首都罗马的一个律师家庭，祖籍意大利 北方的皮亚琴察(Piacenza/Placentia)。早年师从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Bruni,Leonardo)和奥里斯帕(Aurispa,Giovanni)学习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为他日后的古代文 献校勘与辨伪生涯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24岁时，瓦拉尝试谋求罗马教廷秘书职位， 但未能如愿。此后，他在意大利北方漫游5年。1431年在帕维亚大学讲授修辞学期间， 他用对话体写出了三卷本(注：西方古书的一卷(abook)，大约等于现代著作一章(a chapter)的篇幅。)处女作《论快乐》(De voluptate)，讨论人生的最高伦理“至善”( summum bonum)问题。当时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基督教官方哲学盛行斯多葛禁欲主义， 而瓦拉的《论快乐》却公然和罗马教廷唱反调，进一步阐发业师布鲁尼“惟有自然才能 至善”的人性论，热情赞扬伊壁鸠鲁享乐主义。他的离经叛道、放浪形骸，引起了罗马 当局的初步警觉和反感。
1433年，瓦拉开始招惹笔墨官司。他大胆撰文批评14世纪著名的法学家巴达罗(Bartolus)，指责他的拉丁文著作措词粗野、语法不通，因此得罪了帕维亚的法学界， 不久被迫离开帕维亚大学。他先后辗转米兰、热那亚和罗马，始终怀才不遇，直至1435 年到了那不勒斯王国，才受到阿拉贡王朝(注：当时的阿拉贡王朝定都那不勒斯，统辖 原西西里王国。)的国王阿方索一世(Alfonso I of Aragon)的赏识，聘为王室秘书和宫 廷史家，为时长达13年。为了知恩图报，瓦拉不仅为那不勒斯创办了一所学校，还为阿 方索国王写了一部为乃父歌功颂德的著作《斐迪南一世时代的历史》。他的大多数离经 叛道、充满火药味的著作，包括1440年写的《论自由意愿》(De libero arbitrio)、《 辩证法的驳议》(Dialecticae disputationes)、《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Declamation contro ladonazione di Constantino)，1442年写的《论修道士的誓言》 (De professione religiosorum)，1435～1444年写的六卷本代表作《论拉丁语的优美 》(De Elegantiae linguae Latinae)等，都是在这13年之中写成的。
从青年时代积极宣扬享乐主义开始，瓦拉自由浪漫的私生活就没有受过“天主十戒” 的约束。据《天主教百科全书》第15卷瓦拉传记说，“那不勒斯王国阿拉贡王朝的宫廷 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们荟萃的地方，同时也是肉欲横流、放荡不羁的温床。瓦拉自己 曾经坦白，他在那里的生活和从前一样，没有摆脱道德堕落的污点”[1]。虽然他终身 未娶，却包养了一位罗马的情妇，生育过3个孩子。[2]
为了对人文主义者追求人性解放做进一步辩护，瓦拉在那不勒斯又写了《论快乐》的 续篇《论自由意愿》，批驳罗马教廷的御用哲学家伯义修(Boethius,470～524)宣扬的 斯多葛禁欲主义。在1442年的《论修道士的誓言》里，瓦拉进一步否认政教合一是完善 的政治制度，抨击天主教修道院的“发愿”制度，斥责修道士们出家入院之前宣誓的“ 安贫、守贞和服从”三大誓言违反“自然”生活。他指出，自然的善行比迫于“发誓” 约束的善行要好得多。他指责修士们自诩清高，修士鄙薄平信徒的“自然”生活低人一 等是荒谬的。他认为，天主的预言与常人的自由意愿其实并不矛盾，世人根本无法贯通 神旨的玄机奥秘。以人为制定的清规戒律妄称神旨，去束缚人的七情六欲“自然”生活 ，那是荒诞无稽的。人的行为完全可以在圣神向善的宏观指导下发挥自由意志，达到“ 至善”。瓦拉为自然享乐辩护的多篇论文，对后来的宗教改革，特别是马丁·路德的《 九十五条论纲》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来参与论战的贝卡德里(Antonio Beccadelli)曾积极支持瓦拉的观点。他进一步颂 扬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主张只有当某种享乐的欲望可能成为获得更多快乐的障碍时， 这种欲望才有必要节制；禁欲主义是违反自然法则的。而正统派尼克里(Niccolo Niccoli)则反对瓦拉和贝卡德里，固执地恪守基督徒的享乐主义(Christian hedonism) ，声称惟有永久的快乐(实指天国之乐)才是“至善”，惟有能够获得“永善”的途径才 值得追求、值得实践。
尽管瓦拉猛烈抨击了基督徒的禁欲主义，但他没有采用当时其他激进人文主义者惯用 的写法，即用大量揭露教士的性丑闻来加强自己的论据。后来的学者们推测，这可能与 瓦拉自己的放荡生活有关。
在《辩证法的驳议》中，瓦拉把亚里斯多德《论范畴》的9项分类减少为3项，并把其 中的“物质”、“性质”和“行动”3个范畴引申为语言学中相对应的“主语”、“形 容词”和“动词”。他指责经院哲学滥用亚里斯多德的术语“存在”(entity)和“本质 ”(quiddity)是迂腐的，提倡在逻辑学和语言学中使用当代群众的日常用语，反对拘泥 于经院哲学家的古典“行业术语”(注：《天主教百科全书》认为，瓦拉对亚里斯多德 的非议是肤浅的，不能从语言表面蠡测深奥的哲学问题；此议不仅对哲学发展无益，只 能败坏经院哲学的声誉。参见：“Lorenzo Valla”，in CEOE，2003.)。
虽说以古代语言学著称的瓦拉所有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涉及语言或文献考证知识，但集 中反映他的语言学专业造诣的，是他的代表作《论拉丁语的优美》。《论拉丁语的优美 》不仅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第一部拉丁语语法教材，而且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科学 的拉丁语学术论著。它详细地论述了古代拉丁语的构词法、造句规则、修辞特点和文章 结构，因此很快风靡欧洲。1536年以前曾59次再版印刷。在此书中，瓦拉对古代拉丁语 研究造诣非凡的一个典型例证，是他竟敢宣称自己能用古代拉丁文撰写当代的司法文件 ；他的古代拉丁语娴熟程度，甚至足以使他能够撰文挑剔古罗马著名修辞大师西塞罗的 散文错误。早在20岁的时候，瓦拉就撰文声称古罗马昆体良(Quintilian)的散文事实上 比他们同时代的大师西塞罗的修辞水平好得多(可惜此文已经散佚)。在《论拉丁语的优 美》里，瓦拉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名著(包括早期人文主义的著作)中普遍存在的拉丁语不 规范问题，通过和古罗马经典文献逐一对比的方法，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评论。尽管他说 自己是就事论事，无意于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但由于举例大量涉及他同时代的文人学者 ，因此他的出言不逊还是遭来了众多同行的围攻。
那时，那不勒斯王宫招揽了大批人文主义学者，经常互相诘难辩驳。国王阿方索罗致 门客的目的，就是想通过“百家争鸣”促进人文主义的学术发展。瓦拉口出狂言，轻率 冒犯西塞罗、李维等古代圣贤的行径，激起了聚集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其他人文主义学者 的愤怒。法齐奥(Bartolomeo Facio)首先撰写了《辟谬》(Invective)，痛斥瓦拉信口 雌黄。瓦拉立刻用对话体写了《驳斥法齐奥》(Recriminations Against Facio)，反唇 相讥。在《驳斥法齐奥》里，瓦拉还公布了他仔细校勘李维的《建城以来史》的学术成 果，指出中世纪流传的李维著作中也存在大量的记载错误和传抄错漏，(注：有人说错 漏达185处。参见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进一步论证他的《论拉丁语的优美》的理论体系是正确的。在波罗尼亚的注释家莫兰 迪(Benedetto Morandi)撰文批驳瓦拉对李维的挑剔以后，瓦拉又写了《驳斥莫兰迪》( Confutatio in Morandum)。
措辞最严厉的人身攻击，来自佛罗伦萨的鲍基奥(Poggio Bracciolini)。大约在1447 年前后，鲍基奥不仅对瓦拉所有著作中的语言问题逐一进行了挑剔和批驳，并且罗列他 的多种风流韵事，辱骂自命不凡的瓦拉是当代最可耻的放荡文人。瓦拉写了《为鲍基奥 消毒》(Antidoti in Poggium)，予以反驳。双方都极尽詈骂嘲讽之能事，痛斥对方不 学无术、道德败坏以及多有剽窃。这场口水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历史中最惨不忍睹的一 页。
不仅在那不勒斯的学者们对瓦拉不能容忍，啧有烦言，同时代的其他意大利学者对瓦 拉的评价大多也是“亵渎圣贤”、“轻率鲁莽”乃至“厚颜无耻”。在到处都充满着对 神圣顶礼膜拜的中世纪，动辄“亵渎圣贤”的瓦拉，难免掀起一场又一场的笔墨官司， 招惹一轮又一轮的群起围攻。
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U.P.伯克认为，在瓦拉众多的笔墨官司之中，后果最严重、差点 儿导致杀身之祸的，是他1444年与修士安东尼奥(Fra Antonio da Bitonto)关于《使徒 信经》作者真伪的神学辩论。[1]大多数学者认为，早在公元2世纪，《使徒信经》就在 众多使徒的书信中形成雏形，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225)的著作就有引用 。随着“三位一体”学说在4世纪尼西亚大公会议上的胜利，《使徒信经》形成了钦定 本，这就是现代信徒们在弥撒中经常吟诵的那一段《使徒信经》。(注：现行《使徒信 经》“上帝版”全文：“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 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 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 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 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但是，从古代文献的考证结果来看，瓦拉认 为它不可能全部出自十二使徒(或者译为不可能“十二使徒的每一位都写过那段话”(注 ：原文为：“on the question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postles′ Creed by each of the Apostles”。See:Lorenzo Valla,in CEOE,2003.))，因此他断定罗马教 廷的这个教条是后人穿凿附会、不足为凭的“经典”。
瓦拉对《使徒信经》的诋毁，终于惹怒了罗马教皇尤金四世(Eugene/Eugenius IV,143 1～1447在位)。对于瓦拉近年来的一系列离经叛道的猖狂文章，其中包括1440年写的小 册子《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教皇尤金四世原来就如鲠在喉吐咽两难，愠怒待发。他 立刻责成那不勒斯异端裁判所对瓦拉进行“异端”审讯，老账新账一起清算。异端裁判 所的死刑叛决书给瓦拉列了8条罪状，其中包括宣扬享乐主义、亵渎亚里斯多德、诋毁 《使徒信经》、诋毁经院哲学和诋毁修道制度等罪状。如果不是他的庇护人、那不勒斯 国王阿方索及时出面干涉，并最终把他从火刑柱旁保释出来，瓦拉早已如同“异端”约 翰·胡斯(John Hus,1370～1415，also spelled Jan Huss)那样葬身火刑了。
众所周知，1059年拉特兰大公会议直至1517年宗教改革的大部分时间，(注：1309～13 77年教廷被迫迁至法国的阿维尼翁(Avignon)和1378～1417年教会大分裂40年除外。)教 廷势力一度鼎盛，异端裁判不受地方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干预和控制。为什么那不勒斯国 王能够有效干涉罗马教廷对本国公民瓦拉所做的依法判决呢?原来，1440～1443年期间 ，教皇国与那不勒斯王国为领土争端曾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战争。为了顾全大局，教廷主 动与那不勒斯在1443年媾和，承认了阿方索国王在那不勒斯对西西里的兼领君权。第二 年教廷设在那不勒斯的异端裁判所审判瓦拉时，国王阿方索出面指出，瓦拉离经叛道的 主要文章都是在他资助下写的，《考证》中煽动罗马市民叛乱的言词，是出于当时战争 宣传、攻击教廷的需要而在他的授意下写的，责任都由他阿方索负责。显然，“强龙压 不倒地头蛇”，教廷只好圆了那不勒斯国王的面子。因为教廷不愿因为处死一人而重启 战端，轻易破坏刚刚媾和的外交关系。这就是瓦拉1444年评论《使徒信经》因言获罪却 大难不死的主要原因。
瓦拉大难不死，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关于《使徒信经》作者真伪的辩论，并没有直接 的“亵渎”圣父圣子或“煽动叛乱”等类“大逆”言辞。按照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政治 文化相对宽松的尺度来衡量，辨析包括《圣经》在内的古代文献真伪，完全可以划归正 常学术活动，是符合当时朝野上下日益澎湃的疑古 + 崇古互相交织的人文主义思潮的 。既然阿方索国王出面干预，教皇尤金四世顺水推舟理应是最佳选择。
二 震惊世界的《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
后来的历史表明，瓦拉最有影响的著作，既不是他自鸣得意的煌煌论著《论拉丁语的 优美》，也不是他因言获罪的《使徒信经》评论，而是1440年写成，1517年开始震惊世 界、名垂千古的小册子《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Discourse on the Forgery of the alleged Donation of Constantine;in Latin:Declamatio de falso credita et ementita donatione Constantini,also referred to as Libellus,and Oratio)。
《赠礼》(英文简称为the Donation)是欧洲中世纪影响最大的学术公案。据科里曼转 述的瓦拉的《考证》，伪《赠礼》是一份特许状文件，作者匿名，大概在8世纪中后期 出笼。该文件模拟信经措辞，先叙述了君士坦丁大帝如何皈依基督教的背景，然后杜撰 说公元330年，君士坦丁诏令各地诸侯和教会归顺罗马主教/教皇(注：在公元2～5世纪 ，主教(bishop/vescovo)和教皇(Pope/Papa)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因为罗马主教驻在 首都，权势比外地主教略大。此后由于罗马极力宣传“圣彼得优越论”，才使“教皇” 逐渐凌驾于外地主教之上，变成独一无二头衔。)希尔维斯特(Sylvester，314～335年 在位)及其后继者，并把“罗马城、全部意大利和(帝国)西部诸行省”都赠给了教皇。 这意味着皇帝君士坦丁特许了后继教皇可以兼领西部帝国的君权和教权。
伪《赠礼》最早公布在约847～852年出版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这部《教令集》汇集了公元1～8世纪历代教皇的敕令和历届大会会议决 议。9～15世纪续编的许多《教令集》(注：中世纪收录伪《赠礼》的后续《教令集》还 有：Anselm's,Deusdedit's,Gratian's great work (the Decretum,or 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大都收集了这份伪诏，影响很大。11～15世纪这份伪诏一直 是教皇声称理应依法享有更多教俗权利的法宝。
伪诏还试图把教皇国开始的日期追溯到4世纪。756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714～768年在位)为了感谢教皇为其加冕，将夺自拜占廷帝国统辖的意大利 中部4万多平方千米的领土献给教皇，这才是教皇国(Stato della Chiesa)的真正开始 。伪诏把教皇国历史提前了4个世纪。
我国论著提到瓦拉及其《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大多言词简略，未见超过1000字的 述评。而且，由于对相关历史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故而对《考证》评价过高。如 果我们把瓦拉的《考证》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不仅《考 证》的出现有其源远流长的深厚历史基础，而且《考证》在后来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历 史影响，完全是宗教改革运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造成的。
第一，瓦拉并不是《赠礼》辨伪的始作俑者，在瓦拉之前已有许多学者撰文对《赠礼 》提出质疑。
例如，12世纪德国弗雷兴教区的主教奥托(注：汤普森说：“(奥托)指出君士坦丁圣赐 是一个伪造文件，这是真正历史批判精神的第一个表现。”(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7页)(Otto of Freising)，14世纪法国巴黎大学校长、意大利帕多瓦的马希留(Marsilius of Padua) ，15世纪德国库萨的枢机主教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都是瓦拉之前曾经撰文指出 《赠礼》是一个伪造文件的著名学者。到瓦拉撰写《考证》的时候，在欧洲知识界的“ 明白人”圈子里，历经数百年批驳的《赠礼》早已伪装脱尽，就差权威人士盖棺定论了 。
第二，瓦拉的《考证》一举成名，功盖前贤，原因就在于它综合吸收了12～15世纪的 前辈学者，特别是借鉴了库萨的尼古拉早于《考证》7年发表的《论公教的和谐》(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1433)的相关论证，并善于扬长避短、融会贯通。
瓦拉在《考证》中引用了历史文献和钱币考证，例如，认为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教皇 希尔维斯特并没有权力交接；希尔维斯特314～335年在位时，帝国西部始终由君士坦丁 大帝统辖；他死后把帝国西部的统治权传给了儿子们，并没有传给任何教会等。[3](p2 9～61，67～71)但是，此类考证大多取自前人的研究成果。瓦拉辨伪的主要功劳在语言 考证。例如，他说“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大主教(patriarchate)”和“ 总督(satraps)”等《赠礼》使用的许多拉丁语词汇，在君士坦丁大帝在世的4世纪根本 不存在。这些言之凿凿的铁证，既是古代语言学家瓦拉的独到之处，也是最终揭穿、彻 底论定《赠礼》是伪造文件的关键所在。
瓦拉在吸收、借鉴库萨的尼古拉《论公教的和谐》中提出的4条相关论证时，有严重的 遗漏。瓦拉只吸收、借鉴了第一条，忽略了重要的后三条，即：第二条，君士坦丁之后 ，教廷因为领地和财产而跟周边国家发生争执的时候，仍然经常请求罗马皇帝或其他国 王仲裁，可见君士坦丁之后的教皇并没有统治西欧的实际权力；第三条，教廷存有公元 5～6世纪历代教皇写给罗马皇帝的许多信件，信中都明确承认皇帝在西欧的统治；第四 条，12世纪编成的《格拉提安教令集》(Decretum Gratiani)是公认的严谨著作，那一 版却没有收录《赠礼》，可见那时怀疑《赠礼》真实性的人已经不在少数，由来已久。 因此，后来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后人把库萨的尼古拉的相关论证与瓦拉的论证仔细对比 ，也许会觉得库萨的尼古拉的论证是最好的，至少在旁证方面更加切中要害，雄辩有力 。
第三，我国出版的西方史学史方面的论著，大都认为：瓦拉揭穿伪《赠礼》的后果， 使世人明白了“教皇原来是个作弊大家”，历代“教皇是惯于弄虚作假的，这就狠狠地 打击了教皇的权威”。[4](p91)笔者认为，这种评价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
事实上，究竟谁是《君士坦丁赠礼》作者，国际学术界尚无定论。早有西方学者指出 ，《赠礼》的作者很可能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出自罗马教廷，而是出自法国东北部兰 斯(Reims)教区。[5](p244～245)(注：最早的抄本在法国Benedictine abbey of St.Denis的信仰自白书中发现，夹在教皇Zacharias(Zachary,741～752年在位)和教皇Stephen Ⅱ(752～757年在位)的信件之间。)始作俑者是想通过抬高罗马教廷来遏制地 方教会日益坐大的分裂倾向。后来的《教令集》多次引用它作为对抗王权向教廷扩张世 俗权力的法律依据，那是后人引申的结果。9世纪最早引用伪诏的3个人都是基层教会的 法国人；罗马教廷最早引用它的时间是11世纪以后，从1054年教皇列奥九世(Leo IX)开 始。[6]而列奥九世是德国人，也不是意大利人。因此，认为8世纪的罗马教皇“原来是 个作弊大家”，伪造了《赠礼》文件，显然缺乏充足的证据。
第四，批驳伪《赠礼》的一系列著述，在1517年前后的影响性质和影响程度大不相同 。
上述所谓“狠狠打击”罗马教廷的严重性质，在宗教改革运动以前并不存在。西方学 者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欧洲比较“黑暗”的12世纪，曾批驳伪《赠礼》的德国弗雷兴主 教奥托没有因言获罪。库萨的尼古拉在1433年写了批驳《赠礼》的文章以后，不但没有 因言获罪，反而陆续加官进爵：1437年被教皇尤金四世委任为特使去君士坦丁堡寻求东 西教会的和解，1448年晋升为枢机主教。[2](the relative biographies)这些在我们 看来似乎异常的现象，可以说明罗马教廷从来没有以《赠礼》伪造者自居自责，1517年 以前也可能没把辨伪矛头看做是主要针对教廷的。否则，参与揭批的4位名士，即使可 以免予处罚，但决不会过分放纵乃至受到提拔鼓励。梵蒂冈的许多官方出版物至今都能 坦然论述《赠礼》文件的辨伪始末，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既然辨伪著作难免存在或多或少危害教廷声誉的客观影响，为什么当时没有受到教廷 的强力制止?那只能说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仍然相当程度地存在着中国在中 世纪时代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由于我们长期笼罩在新教徒文化背景下撰写 的具有不同程度反对罗马教廷倾向的英文版世界史著作影响之下，不少人至今盲从19世 纪的极端反神论而不能自拔，致使我们对欧洲中世纪的复杂性了解得很不全面、很不深 入。我们过分着意渲染异端裁判所火烧胡斯和布鲁诺的恐怖故事，而对长期宽容《赠礼 》辨伪的学术活动却几乎无人提及；我们片面强调教廷专制下文化学术沉寂暗淡、枯萎 凋零的凄惨一面，而对另一面，即拉斐尔的著名壁画“圣事争论”(注：天体演化、物 种起源等科学争论，在中世纪都属于神哲学范畴的争论。梵蒂冈的壁画“圣事争论”反 映的就是朝野各界百家争鸣的生动景象：主体画面既有剑拔弩张、慷慨激昂的演说家， 也有数十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听众。)(Disputa del SS.Sacramento)所反映的前赴 后继、慷慨激昂、从未绝迹的中世纪百家争鸣，却宁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第五，在欧洲中世纪早期，伪造文件并不限于《赠礼》，类似于《赠礼》的伪造文件 一度曾泛滥成灾。[7]
由于战乱频仍，房地产所有权不断地转移。原来根据古代习惯法长期享有某些权利或 房地产的所有者，迫切需要补充相关文件来证明其所有权的合法来历。因此，用伪造文 件来追溯其合法来源的做法，曾经在欧洲的宫廷官府一度蔚为风尚。有的只是把原来的 口头转让形成文件，但更多的是凭空捏造，借机巧取豪夺。早在公元6世纪，墨洛温王 朝的国王契尔德伯特二世(Childebert Ⅱ)就曾宣称，把国家领土赠送给兰斯(Reims)教 区主教的特许状是伪造的，因为那份文件上的签字是冒名的，不是他自己的笔迹。1361 年彼特拉克写信给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也曾揭发了一位奥地利大公曾经伪造地契以 冒充恺撒特许状。[8]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98～1216年在位)曾经设想建立一套法规，以便清理 伪造的古代教皇文件。但是，他苦于缺乏早期文体的鉴定知识而未能如愿。在5～14世 纪，尽管不断出现有关文件真伪的争议，但始终没有科学权威的鉴定方法。1440年瓦拉 写的《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通过仔细对比古今不同时代拉丁文的词汇和语法，为后 来的辨伪理论，即“一定时期的文献必须与那个时代的语言文化特点相吻合”，奠定了 研究方法的基础。教皇尼古拉五世(Nicolas V,1447～1455年在位)和继任教皇卡里斯图 斯三世(Callistus Ⅲ，1455～1458年在位)之所以那样赏识瓦拉，宽容《考证》表面上 对教廷的某些冒犯，主要就在于瓦拉填补了当年英诺森三世准备制定辨伪法规的理论缺 憾，提供了清理古代文献必须的基本鉴定方法。瓦拉倡导的辨伪方法，上承古希腊亚历 山大里亚学派的校勘学说，下启了近代档案鉴定的理论先河。这才是宗教改革运动前后 对瓦拉及其《考证》学术价值的主流评价。
第六，瓦拉在世时，德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尚未普及意大利。瓦拉的著作在手稿传抄 时代，只能影响于少数王公贵族和学者名流。又因为《考证》的基本问题是持续了数百 年的“老生常谈”，其中最新颖的古代词汇语法考证，恰恰是中世纪文化贫乏的一般读 者最感乏味的内容。因此，《考证》的最初影响其实非常有限。
如果说欧洲的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是由两根火柴点燃的，那么其中一根火 柴就是瓦拉的《考证》。经过新教徒在1517年重新发表《考证》时所作的倾向性点拨， 欧洲才重新发现了隐藏在瓦拉《考证》中的“微言大义”。从此以后，经过西北欧新教 徒满怀怨愤、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摘要宣传，瓦拉的名字在欧洲各地教堂、学府、大 街小巷不胫而走，知名度急剧扩大。“永无谬误”的罗马教皇似乎是通过瓦拉的《考证 》才确切地被判定为“撒谎成癖的骗子”。所谓《考证》“狠狠打击”了罗马教廷的重 大政治意义就是这样由宗教改革运动一手导演出来的。然而，这毕竟是借前人的杯酒浇 后人心中的块垒。《考证》当初就是奉命撰写，替那不勒斯国王的战争宣传“作嫁衣裳 ”的。当初的主要责任既然不在瓦拉，那么60年后点燃了燎原烈火的功过得失也不能全 部归诸60年前的死人瓦拉。
第七，尽管《赠礼》文件是伪造的，但君士坦丁大帝曾经给过罗马教会某些赠礼却是 历史事实。
例如，伪诏提到的“拉特兰府邸”(palazzo Laterano)就是三个真实赠礼之一。现在 仍然屹立在罗马的拉特兰大教堂，是罗马最古老的教堂，它是君士坦丁大帝大约在311 ～313年，在教皇米提亚蒂斯(Miltiades)任职时期，在原罗马贵族拉特兰家族府邸的故 地上建立的最早的主教座堂；[9]不久又建立了圣塞巴斯提安教堂；在323～329年，君 士坦丁大帝还在梵蒂冈建立了现在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前身。这三座教堂当初都叫君士坦 丁教堂。这些都是公元4世纪皇帝曾经赠送领土给罗马教会的明证。后来这三座教堂虽 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但仍有不少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它们的来龙去脉。现在，就 连对梵蒂冈出言不逊的有关西方论著，也大都承认这一点。[10]这就是说，伪《赠礼》 虽是借题发挥、添油加醋炮制出来的，但并不全是杜撰。
三 重返罗马时期的瓦拉(1448～1457)
1447年，当鲍基奥向瓦拉发难之时，瓦拉正在那不勒斯申请返回故乡罗马的事宜。瓦 拉向教皇尤金四世写信忏悔，请求谅解他以前冒犯教廷的文章，并表示如果允许他重返 故乡罗马，他以后一定知过必改。但是，鲍基奥的恶语中伤传到罗马，对瓦拉的返乡谋 职申请产生了消极影响。直到1448年，人文主义运动的鼎力支持者教皇尼古拉五世继位 以后，教廷才允许瓦拉返回罗马。后继教皇们完全无视尤金四世当初定的八大罪状，似 乎瓦拉那“劣迹斑斑”的历史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尼古拉五世首先委任瓦拉为教廷书吏 (scribe/writer apostolic)，然后卡里斯图斯三世又提拔瓦拉为教廷国务院(Roman Curia)秘书。1448以后，瓦拉还在罗马大学任教，讲授修辞学，直至1457年去世。
尼古拉五世(1397～1455)为什么要延揽不断惹是生非的瓦拉?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 “伟大的人文主义教皇”。
尼古拉五世少年丧父，青年时代曾在佛罗伦萨任教，饱受布鲁尼等人文主义名流的影 响。当选教皇后，他立志弘扬古典传统，重塑罗马形象。他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主要表 现在：最早提出按照文艺复兴时代的价值观念彻底改建梵蒂冈(主要是圣彼得大教堂)的 设计蓝图，花费4万斯库蒂(Scudi)收购了5000册古典图书，奠定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善本 珍藏基础。他最难能可贵的，恐怕是广开言路，兼容并蓄，对世俗化人文主义批判运动 的格外宽容。其实，14～16世纪的罗马教皇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人文主义倾向。尼古拉 五世的倾向程度只不过比后来的丘利奥二世(Julius Ⅱ)等人稍逊一筹而已。有的历史 学家评论说：“罗马教廷对瓦拉态度的巨大改变，标志着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正统学说和 传统观念的胜利。”[11]
为了弘扬古典学术，尼古拉五世曾在梵蒂冈罗致学者，计划把已经征集到梵蒂冈的古 希腊经典文献翻译成拉丁文。这是需要很多人才的巨大工程。后来，瓦拉的宿敌鲍基奥 也为此投奔到了尼古拉五世麾下。教皇得知瓦拉在那不勒斯曾经翻译过《伊索寓言》， 甚为赏识。为了发挥他的学术专长，就聘请他参与并主持部分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工 程首先翻译的大概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与基督教神学密切相关的哲学著作。就瓦拉负 责的历史著作而言，1452年他译完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457年去世前 夕又译完了希罗多德的《历史》。虽说希腊语在地中海东南部和意大利南部始终不绝如 缕，但它在当时盛行拉丁语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变成诘屈聱牙的古文，毕竟曲高和寡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知识在欧洲人的头脑中也淡如烟云。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著作 在整个欧洲的广泛传播，实际上始于瓦拉的拉丁语译本大量印刷以后。
然而，瓦拉好不容易重返罗马，在已经获得两任教皇恩宠的情况下，虽然锋芒稍敛， 但仍是秉性不改。在他奉命主持的《圣经·新约评注》(In Novum Testamentum ex diversorum utriusque linguae codicum collatione adnotationes)工作中，他和当 时具有明显激进人文主义倾向的库萨的尼古拉等人遥相呼应，继续在《新约评注》里兜 售离经叛道的观点。
在《圣经》注疏历史上，瓦拉的《新约评注》是首次使用文献校勘方法的高质量的学 术著作。《评注》开启了《圣经》人文主义经传学传统，对50多年后荷兰著名学者伊拉 斯姆(Erasmus,Desiderius，1469～1536)编纂的希腊—拉丁语对照译本《新约》注解系 列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但是，由于《评注》过于偏重使徒保罗写的14封希腊文书 信(Pauline Epistles)，对传说为圣哲罗姆(Jerome,Saint，约347～420)的拉丁文《新 约》译本与保罗书信相抵触的地方吹毛求疵，多有冒犯，不难逆料，在宗教改革风潮迭 起以后，《评注》也就被列入了教廷钦定的禁书目录。
瓦拉晚年秉性难改的特例发生在他逝世前夕的1457年。意大利的多明我修会在圣母玛 丽亚教堂举办经院哲学的奠基大师托马斯·阿奎那的纪念大会，修会邀请他出席的本意 是希望“著名学者”瓦拉能在会上宣读一篇为阿奎那歌功颂德的论文，为大会添色增辉 。谁能想到，不识抬举的“乌鸦嘴”不但没有成全东道主的美意，反而借机宣读了一篇 “恶毒攻击”托马斯主义的文章。他说，阿奎那的许多著作中不仅存在大量“异端”问 题，而且逻辑不通。因此，他公开嘲讽经院哲学的所谓“圭臬”、“大师”阿奎那盛名 之下其实难副，不学无术草包一个，不值得纪念；提倡回到教父时代，重建经院哲学的 神学体系。
瓦拉重返罗马以后，尽管晚年也写过一些离经叛道的文章和讲演稿，但毕竟没有再遭 到早年那种连续不断的围攻和谩骂，更没有遭受罗马异端裁判所的处罚。显然，这既与 两任教皇对他的庇护有关，也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整个意大利社会日益趋向开明的反映 。
长期被中国学术界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瓦拉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绝大多数改革家一 样，始终是“没有脱党”的基督徒。这位饱学之士究竟是否当过神父，各家说法不一。 [11]但有记载表明，他肯定在基督教会里担任过多种神职，并长期领取教会俸禄。换句 话说，瓦拉仅仅一度是罗马教廷眼里的异端而不是异教徒，他是来自罗马“营垒”内部 中上层等级的改革家和批评家。
瓦拉之所以执意要批判所谓哲罗姆的拉丁文《新约》译本，也有类似“第二种忠诚”( 注：十几年前中国流行的一个说法，大意是：对于某个组织而言，其成员赞美它是第一 种忠诚；为了维护它的纯洁健康而批评它，貌似叛逆，其实是第二种忠诚。本文借用之 。)的曲折表白：“我的文献批判既无意诋毁古代圣贤，也不是全盘否定他们神圣的工 作。因为我何尝不知道，任何貌似轻微的诋毁都可能危及我们共同的信仰；蚂蚁可以搬 山，蚁穴可以毁堤，虽恶小而不可为也。我的文献批判都是为了正本清源，为了捍卫圣 贤，坚持信仰，以便把我们的信仰和圣贤从荒诞不经的传说中拯救出来。我不能不奋笔 疾书，是因为我不能不信那些伪书作者或者是心怀叵测的异教徒，杜撰只为煽惑嘲弄我 信徒中欠缺知识者，或者是盲目狂热的信徒因缺乏知识而随意杜撰。”[3](P151～152)
如果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来表达，那么瓦拉的“第二种 忠诚”就是“吾爱吾教，吾更爱真理”。显然，他是为了基督教世界谋求长治久安，摸 索曲线救教。质言之，尽管瓦拉发表过许多愤世嫉俗甚至惊世骇俗的议论，但他的叛逆 言行没有越出“谏士”的传统规范，也没有从根本上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
四 从墓志铭蠡测后人对人文主义学术价值评价的演变
在罗马的拉特兰大教堂后殿右边的受难小经堂，今天仍然保留着瓦拉的墓穴。棺椁上 方有1825年迁葬在此时镌刻的墓志铭。瓦拉迁葬在此，究竟意味着多大的礼遇和殊荣? 前面已经提到，拉特兰大教堂是罗马最古老的教堂。从基督教在罗马取得合法地位的公 元4世纪到14世纪教皇被迫迁居法国阿维尼翁，历任教皇都在拉特兰“主教”座堂居住 和办公。1870年以前的所有教皇都在此加冕。即使到梵蒂冈取代了拉特兰的中枢地位以 后，即使它的建筑规模在罗马四大教堂排名中如今退居第四，但它在天主教会的重大礼 仪活动中，至今保留“世界第二堂”的无可替代的法定崇高地位。(注：天主教世界四 大教堂的主次排序是：圣彼得、拉特兰、圣母大和圣保罗无墙，都在罗马。)只有教皇 或其他特别尊贵的功勋人物，才有资格死后安葬在堂内。
现存1825年镌刻的墓志铭对瓦拉的评价，虽然直接责任人是当时的三位教廷权贵，但 根据“皇家无私事”的名言来理解，完全应该把它看做是罗马教廷的官方行为和官方评 价。因为墓志铭是笔者研究瓦拉晚年的主要资料，兹录原格式12行拉丁语墓志铭全文以 及笔者的译文(注：墓志铭及其墓穴的5张系列照片，参见Bill Thayer的网页：What's He Doing Here?或：The Church Moves in Mysterious Ways.铭文的相关理解，大多得 益于Thayer先生2003年5月28日～6月4日给我三次回信的英语解释，特此鸣谢。)如下：
LAURENTIO LUCAE Filio VALLAE ORTU ROMano PLACENTIA ORIUNDO
劳伦佐·瓦拉，卢卡的儿子，生于罗马，祖籍皮亚琴察。
A NICOLAO V SCR IPTORE APOSTolico A CALLIXTO Ⅲ SECRET ARIO
尼古拉五世时担任教廷书吏，卡里斯图斯三世时担任教廷秘书。
ET CANONICO LATERANENSI RENUNCIATO
然后以荣誉教士退休到拉特兰[教堂]。
QUI VIXIT ANnis LI Plus Minus DECESSIT KALendas AUGUSTI ANno MCDLV Ⅱ
1457年8月1日逝世，享年大约51岁。
AD SERVANDAM SCIENTISSIMI VIRI MEMORIAM A CATHARINA
为了缅怀这位硕学鸿儒，由……[翻译姓名转移下一行]
DE SCRIBANIS PLACENTina GENETRICE HUMI EXTRA CELLAM
其祖籍皮亚琴察的卡塔利纳·迪·斯克里巴尼斯恭建墓穴于该堂(注：该堂指受难小经 堂(Chapel of the Crucifixion)，它在1825年的原名可能是Chapel of the Manger。) 之外，
PRAESEPIS ERECTAM ET AB ANno MDC IN CLAUSTRO SERVATAM
墓穴因故保存。1600年以后迁葬于该堂回廓。
FRANCISCUS CANCELLIERIUS ROManus ANno SACRO MDCCCXXV
1825年圣年，罗马的[文物学家]方济格坎策列里
INTUS EAMDEM CELLAM HONORIFICE PONENDAM CURAVIT
由于敬意，主持迁葬于该堂堂内。
Viro Eminentissimo JULIO Maria DE SOMALIA CARDinali DECANO ARCHIPRESBYTERO
时值最著名的枢机主教丘利奥·马利亚·迪·索马利亚担任枢机团大祭司长，
FRANCisco MARAZZANO VISCONTIO PRAEPosito Sacri PALATII VICARIO
方济格 马拉扎诺·维斯康提担任该堂首长和宗座代牧。
PROCERIBUS PLACENTINIS
献给皮亚琴察的名人。
根据上述铭文，结合其他传记资料，可以看出，后人对瓦拉的评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
第一，15世纪时评价不高不低。从1825年的铭文记录来看，1457年瓦拉逝世时葬于堂 外，仅是祖籍皮亚琴察的普通同乡安葬的，没有铭刻当时的评价，更不可能有后来的豪 华棺椁。因为纵观瓦拉一生，他理应属于一位叛逆型的民间学者，而不是曲意逢迎、歌 功颂德的高等御用学者；他的主要个性特点是喜欢批驳圣贤，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甚至鸡蛋里面挑骨头，尤其酷爱选择热门话题，通过刻意“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创造轰动效应。他毁誉参半的晚年处境与不高不低的教士安葬规格是符合的。文献显示，7世纪以后罗马教廷的绝大多数显贵都有确切的生卒年代记载。而墓志铭竟然无法陈述死者逝世时的确切年龄，不得不用“大约51岁”来推测，显见英年早逝的荣誉教士(canon)瓦拉当年并不显贵，因此，没有特殊功勋的“国务院秘书”当然也没有资格安葬在拉特兰大教堂之内。
第二，17世纪初评价开始上涨。曾经有人指出，在宗教改革运动勃兴之前，在教廷没 有发现他的《考证》潜在“恶劣”影响的前提下，瓦拉晚年被教廷误用是出于侥幸。如 果真是这样，那么，罗马教廷完全可以在1517年醒悟之后追加惩罚，就像1414～1418年 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处罚英国叛逆神学家威克里夫(John Wicliffe,1330～1384)那样， 将他的尸体拉出来重新焚尸扬灰。但是，墓志铭显示，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因为《考证》 而饱尝过羞辱的罗马教廷，运动以后对瓦拉的评价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开始提高。铭文 反映，1600年墓穴从堂外迁移到了教堂回廊，就是提高评价的体现；它同时也可以说明 教廷对瓦拉《考证》的负面影响一直看得很淡。
第三，19世纪评价大幅度提高。其标志就是1825年把墓穴从教学回廓迁移到堂内，现 存的大理石和青铜豪华棺椁很可能是1825年迁葬时装配的。显然，墓穴升迁的原因决不 是死者的官衔资格和客观功勋有所增加，而是随着18～19世纪考古学和文献校勘、辨伪 学的勃兴，包括教廷在内的全世界对瓦拉在15世纪学术贡献的主观评价在水涨船高。
就19世纪的主流评价而言，瓦拉一生的主要成就在文献校勘与辨伪的理论奠基、拉丁 语的研究和翻译。文献学、语言学的我国只是“小学”而已，明清时期许多与瓦拉学术 领域接近的杰出训诂学者，如胡应麟、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 王念孙、王引之等，其水平并不比瓦拉低，但没有听说朝廷为此区区“小学”成就厚葬 过任何一位学者，以示特别嘉奖。而1825年的罗马教廷竟然依据瓦拉的“小学”成就， 一笔抹杀他多次冒犯教廷的所有过错，乃至他触犯戒律、“劣迹斑斑”的风流韵事，可 见那时罗马教廷对发展人文社科事业的政策该是多么倾斜倚重!决定重新厚葬瓦拉的教 皇心胸该有多么宽阔豁达!
最近，关于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深层次关系，北京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卓新平、何光沪 和王晓朝在香港分别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文章。其中何光沪的观点与本文密切相关：“文 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化，实际上与基督宗教有明显的、正面的联系，甚至与基督教 会的关系也是如此。许多重要的人文主义者，本人就是教士甚至是教皇，事实上教廷乃 是文艺复兴文化的最大赞助者。”(注：何光沪：《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从误解走向 对话》，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主编：《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讯》2003年第4期，第9 页。卓新平、王晓朝的文章也在其中。)
如果将瓦拉的叛逆人生和奇特结局与我国类型相似的思想家(如李贽)、考据家们的命 运作一点横向对比，那么，透过那豪华的装殓瓦拉遗骸的棺椁和寓意幽深的墓志铭，我 们对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或许就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触和理 解。以撰写《考证》而闻名世界的瓦拉，静静地躺在君士坦丁大帝曾经确实赠给罗马教 会的第一块土地上，任历史评说，供后人瞻仰，这或许就是1825年罗马教廷对他重新豪 华厚葬的寓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