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亚太经合组织与三大国际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亚太论文,试论论文,经合组织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区域的松散协商式的国际性经济合作组织，既有它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同时也成为国际上“西西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南北矛盾”（发展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东西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集合体。
亚太经合组织即APEC，1989年11月成立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现有18个成员，它们是：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墨西哥、智利、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以及中国台北和香港地区。亚太经合组织如今是三大国际矛盾的集合体。因为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三大矛盾（西西矛盾、南北矛盾、东西矛盾）都并存于亚太经合组织的母体中。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交叉，使该组织成为远比“欧盟”复杂得多的国际矛盾集合体。
一
所谓“西西矛盾”，即人们常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美日矛盾、美欧矛盾和欧日矛盾。冷战结束后，美日矛盾上升为西西矛盾的主要方面。亚太经合组织内的西西矛盾即是美日矛盾。
美日矛盾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而最为尖锐的是经济矛盾。从美国经济地位最初走向衰落和日本一跃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之日起，美日经济关系便日趋紧张，贸易争端接连不断。且不说60年代的纺织品大战，70年代的钢铁、彩电之争，仅进入80年代以来，双方在半导体、汽车、航空、胶卷、酒类等领域的纷争高潮迭起。前不久，双方的汽车及零部件官司曾打到“世贸组织”，对簿公堂相互指责；虽然在“最后期限”达成了协议，避免了一场贸易大战，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实，美日贸易的不平衡，是双方长期以来争吵不休的直接原因。从1965年起，日对美贸易收支从逆差转为顺差，其后逐年扩大。到1994年，美对日贸易逆差额已高达660亿美元，1995年虽减少了20%，但仍高达593亿美元。面对日本在经济竞争中的挑战，美国不仅运用了它仍然拥有的经济优势，而且运用了它在美日同盟中的政治优势，以强硬的姿态压迫日本在谈判桌上让步；而日本一方面在谈判桌上“以柔克刚”，敷衍应付，另一方面在经济竞争的“实战场”上对美采取咄咄逼人的出口攻势。在日本看来，“美压日让”的时代该过去了。
亚太地区成为美日争斗的新战场。作为该地区的两个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它们对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争夺已成为双方矛盾的新焦点。日本针对自己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对外依赖性强的弱点，首先提出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的构想，而后又积极构筑“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日本海经济圈”，试图把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组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形模式”。而事实上，这种由日本领先，“四小龙”居中，东盟殿后的“雁形”国际分工模式已经在东亚形成。目前，日本还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和援助国。在过去的十年中，日本对东亚、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已占其海外投资的50%；日本每年对亚洲的官方发展援助的份额占60%以上。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域内贸易额也在逐年增加，1993年日本对东亚的贸易额已占其贸易额的38.1%，亚太地区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日本现正通过投资、经援、贸易等途径，实现与加强它在东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而美国决不会把亚太经济主导权让给日本，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既是美国国内经济再建的需要，也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美国经济与亚太地区联系愈益紧密。1978年至1992年美对亚洲的出口增长4倍多（同期内对欧洲只增长2.9倍）。目前，美国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贸易额已占其贸易总额的一半左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远远超过了对欧洲直接投资的增长率1.5%。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坚决反对日本对亚太地区经济的控制和组建任何排美性经济集团。针对日本的“雁形模式”，美国针锋相对，提出了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亚太经济结构——“扇形模式”。在牵制日本组建经济圈的同时，美又积极推动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形成“圈中有圈”的局面，使自己占有最大的主动权。
美日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的角逐已经渗透到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中。1993年美国利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的东道国身份和地位，倡议召开了本组织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西雅图会议。会上美国提出了旨在亚太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秩序的“亚太经济共同体”设想，虽然由于东盟等国家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但西雅图会议深深打上了美国的烙印。1994年茂物会议规定了亚太经济合作的长远目标是至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这等于美国的愿望也基本实现。因为赋予亚太经合组织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作用”、通过扩大对亚洲的出口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是克林顿总统有关亚太经合组织战略的核心内容。看到美国积极介入亚太经合组织，日本深感不安，担心自己构筑的亚太合作成果被美国拿去；于是，日本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应是一个纯经济组织，不应成为地区性政治和安全组织。为迎合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心理，日本以亚洲代言人自居，强调东亚经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对美国不分差别地要求各国同时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建议表示异议。1995年日本也利用东道国的身份和地位，使大阪会议带上了日本主张的特点，突出了日本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形象。
从以上美日经济摩擦增多和围绕亚太经济主导权展开的斗争看来，美日经济矛盾的确正处于上升趋势，它已使美日矛盾成为西西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样，亚太经合组织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美日矛盾即西西矛盾的统一体。
二
亚太经合组织也是南北矛盾的统一体。所谓南北矛盾，即是经济上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亚太经合组织现有的18个成员中，5个是发达国家，13个是发展中成员。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贫富程度悬殊。比如，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GNP达2万多美元，而中国、东盟等发展中成员的人均GNP仅几百美元。发展水平的不同层次，虽然造成了亚太地区经济交往的明显互补性，但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因素。它制约着亚太地区按同一目标体系、政策规则体系及政策协调手段来加强地区合作。
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关于亚太经济合作的不同要求和主张，恰恰是南北矛盾的反映。在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速度和作用问题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主张迅速采取行动，使该组织制度化，并使之成为一支主要的贸易自由化力量。而大多数发展中成员则担心进展过快可能被美、日所控制，宁可采取慢慢来的作法。东盟国家明确表示反对把亚太经合组织变成区域性经济集团。正是因为东盟国家的不同立场，美国“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倡议在西雅图会议上严重受挫。如何发挥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发展中成员认为它应更重视在推动多国技术和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甚至有的成员要求在实行市场自由化之前就在该组织内建立一个多国技术和经济合作框架。南北方成员各自的立场，正是他们不同的经济利益的表现。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已定为亚太经济合作的长远目标，其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措施和时间表上，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也存在很大分歧。美国等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主题，对发展中成员提出的经济技术合作要求没有兴趣；而发展中成员认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题必须同经济技术合作结合起来进行，否则，发展中成员难以赶上发达成员，也就无法实现自由化。美国等主张实行贸易服务和投资全面自由化；而发展中成员则主张逐步扩大自由化的范围，对于敏感产业和部门到最后也要保护。美国等主张尽快加速自由化进程，要求步子快、措施硬；而发展中成员则主张根据各自实际情况，以不同速度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强调自主性、灵活性。美国等还主张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的优惠待遇不向非成员国提供，这也遭到东盟等发展中成员的反对。东盟国家主张应坚守“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努力避免集团化的出现。南北方成员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矛盾与斗争，是全球南北矛盾的一个缩影。
与“富+富”的欧盟不同，亚太经济合作从一开始就带有“穷+富”的色彩，无论是泛区域的亚太经合组织，还是次区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东北亚经济合作区，也还是小区域的“增长三角”，都是一种在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济结构各不相同条件下南北方成员之间的经济合作。南北方成员共处于一个经济联合体中，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各取所需，也方便了直接对话。但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贸易与产业结构，不同的经济政策和战略目标，往往是引发矛盾、冲突，制约合作的主要因素。亚太经合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南北矛盾的统一体，甚至说是全球南北矛盾的主战场。因为这里有美、日这样的世界上第一、第二的经济大国，它们对亚太经济控制的野心在膨胀，它们对亚太经济主导权的争夺亦在愈演愈烈；而矛盾的另一方，东亚、东南亚的广大发展中成员是正在蓬勃崛起的经济体，它们的经济实力在增长，它们反争夺、反控制、反干涉的能力也在大大加强。二次世界大战前它们多为欧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今天，它们有更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对霸权主义的警惕。因此，南北矛盾在亚太经合组织中表现得更突出、更尖锐，更有代表性。
三
亚太经合组织还是东西矛盾的统一体。何谓东西矛盾？原来是指以苏联、美国各自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东西矛盾的意义已经转化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处于东半球）之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苏联的解体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突出了，中国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主攻方向和首要目标。这样，号称“资本主义世界领袖”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旗手”的美国与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成为东西矛盾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共存于亚太经合组织之中，该组织由此成为两大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矛盾的统一体。
冷战刚结束时，一些美国人曾经幻想中国会步东欧、苏联的后尘；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政局稳定，经济增长，国防实力加强。这使有些人很不甘心，于是，他们就抛出了所谓“中国威胁”的种种论调。什么“极权威胁论”、“实力地位扩张论”、“经济挑战论”、“邻国恐惧论”等等，以此为根据，美国政府实行了“遏制”中国的政策。最近几年来，美方不断在西藏、最惠国待遇、军备控制等问题上制造事端，致使中美关系一波三折。除此之外，它还以中国“侵犯人权”、“违反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为由，对中国实行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提高要价；在日内瓦国际人权讲坛上大肆攻击中国；在若干国防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对中国出口上进行严格的控制；它还插手南沙群岛争端问题；在中国周边加紧布局遣势以限制中国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带来的结果。
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最为敏感的问题，在此问题上，美方也节外生枝。1992年美向台出售价值60亿美元的F－16战斗机，严重违背了它在“8.17公报”中作出的承诺。后来美又在它通过的《国务院授权法案》中声称，在美对台军售问题上，“对台关系法”应凌驾于“8.17公报”之上，允许台维持目前的防卫水平。该法案的修正案还要求克林顿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对台湾当局表示明确支持，并授权对台进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访问。1995年6月，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显然，这些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阻挠中国统一，打“台湾牌”来防范中国的举动。它表明，在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上，美方的压力在加大。
在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战略威胁消失后，美国已把遏制中国强大摆到了其对华政策的首位。美国不容忍中国强大到与其“平起平坐”、进而对美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出“挑战”或构成威胁的地步。因而，要对中国进行“遏制”。但在“遏制”的同时，美又奉行“接触”的政策，企图通过“接触”、“对话”，规劝中国承认并接受所谓“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准则”，接受西方制定的安全方面的一系列“游戏准则”等等。一句话，美国希望通过“接触”、“交往”，把它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影响向中国社会的纵深渗透，以便用它倡导的那套国际规范、竞争规范来约束中国、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所以，美国“遏制+接触”的对华政策的目标则是“促使中国变成一个美国想要看到的那样的中国”，即“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演变”。在美国看来，只有先把中国“和平演变”了，变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才不会给美国带来威胁。
针对美国的作法，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原则，与之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对美国企图损害中国主权、统一和根本权益的行为进行坚决反击；另一方面又为改善双方关系作出了切实的努力。但是，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只要中国在走向繁荣强大，美国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就不会改变，政治上遏制、军事上防范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那么，中国反和平演变、反遏制、反干涉的斗争也将进行下去。
总之，随着东西方矛盾斗争的中心从欧洲移到亚洲，中美这两个重要的亚太国家政治领域里的矛盾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它们共处的亚太经合组织事实上已成为东西矛盾的统一体。
四
亚太经合组织之所以成为三种国际矛盾的集合体，与其成员构成的广域性和成员情况的多样性有直接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最集中、各种政治力量大汇集的地带。
亚太经合组织内诸多矛盾的存在，必将对亚太经济合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亚太经济合作只能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历史传统等差异的合作。亚太经合组织不能也不应发展成为政治、安全组织。亚太经济合作应是多层次、多进程、循序渐进的，而不应是一刀切、一步登天。作为多种国际矛盾集合体的亚太经合组织，不可能成为类似于欧盟的联系紧密的地区性经济集团；在相当长时期内，它仍将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协商式的论坛，通过交流、沟通和磋商，求同存异，寻求共同的经济利益，以实现互惠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