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全球伦理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世纪，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但同时又是充满矛盾的世纪。在这百年中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几千万人，大量破坏了人类多少世纪辛勤建造的文化遗产。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种种苦难，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问题，例如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信仰危机”、“道德真空”、“贪污腐化”、“环境污染”等等，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是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时候了。从全世界看，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但是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在他们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大量破坏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正如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提到的，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由于片面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权力欲望的膨胀，造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过分注重金钱和物质享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们失落感日甚。所有这些问题无疑都和本世纪以来无限制地追求物质利益，而精神文明却日渐陷入危机有关。因此，近年来各国的哲学家、宗教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召开过多次“全球伦理”的讨论会，提出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问题，并希望以此为解救人类社会走出精神危机的途径。
（一）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
我们可以把在伦理观念中已经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所共同接受的伦理观念作为“全球伦理”的最低的要求。我想，要求在伦理观念上取得某种“共识”需要克服两种思想上的不好的倾向。一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全球伦理”应该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因此要反对强加于人的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一是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在各种文明和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本来就存在着某些伦理观念（如“不可杀人”、“不可盗窃”等等）上的一致性，同样存在着对这些观念解释上的一致性，为此我们要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文化相对主义。
（二）寻求“全球伦理”要从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
不同传统的文化，特别是有很长历史传统的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非常坚固的基本伦理观念。所谓伦理观念中的“最低限度的共识”都是和某个民族的基本伦理观念相联系。如果我们把“尊重他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当前社会可以共同接受的最低限度伦理观念上的“共识”，那么这个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来说正是和它的“仁学”相联系的；对西方基督教来说则是和它的“博爱”相联系的；对印度佛教来说则是和它的“慈悲”观念相联系的。在这三种不同文化传统的伦理体系的理念中，显然有着深刻的差异，例如儒家的“爱人”包含着“亲亲”观念；基督教的“博爱”包含着“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佛教的“慈悲”中包含着“涅槃”的观念。这三种不同文化传统的伦理观念虽然不同，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甚至在“爱人”（仁）、“博爱”和“慈悲”中又存在着某种深刻的互相“认同”的方面，这就是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人的“爱心”。所以寻求“全球伦理”不是要排斥或否认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而是应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思想的内在资源。因此，越是深入发掘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思想的深层资源，对建立“全球伦理”越有意义。中国的儒家学说应能给人类社会提供极为宝贵的伦理资源。如果我们对儒家的伦理学说作出适应当今人类社会要求的解释，我认为对建立“全球伦理”会有很大意义。
（三）寻求“全球伦理”必须关注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寻求“全球伦理”，就必须讨论到当前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问题，其伦理问题就不仅仅是个人伦理问题了，而是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等等问题。我认为，在这方面各个民族都可以从其伦理观念中找到有益于解决当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资源。
就政治伦理方面看，大国的霸权地位已处在江河日下的境地，完全支配世界政治格局的日子已是力不从心了。在世界政治的运用中是否合乎道义正在成为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中国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应受到我们的重视。人们会问，在当今什么是合乎“道义”的；什么是不合乎“道义”的？我想也许可以这样来回答：第一、合乎国家与国家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在平等的原则下参与国际事务，共同讨论国际事务；第二、有利于维护和平共处，这是由于20世纪的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维护和平，避免战争，对21世纪人类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伦理方面，中国的墨家思想或者能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墨子提出了一重要的思想观念：“兼相爱，交相利”，从本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向看，如果仍然沿着富国更加富，穷国更加穷的路子发展下去，人类社会是得不到安宁的，最终富国的利益也无法继续保持。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看到，富裕的国家必须改弦易辙，以求经济上的“共同发展”，而“共同发展”就必须把经济关系建立在“交相利”的基础上。然而“交相利”如果没有“兼相爱”作为条件，那么在经济上的互利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互损害的情况改变为“兼相爱，交相利”，这才是21世纪人类社会之福，世界经济才能得到“共同发展”。
人类对自然的过量和无序的开发，不仅破坏了自然界的和谐，而且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这已是当前人们有目共睹的事。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从对宇宙自身和谐的认识出发，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人为的），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人应效法道的自然而然。老子认为，“人为”和“自然”是相对立的，违背了“自然”，人就会受到惩罚。比老子晚一些的道家思想家庄子，提出了“太和万物”的命题，意思是说在天地万物中本来存在着最大的和谐关系，因此人们应“顺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在自然界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自然资源被过量开发的情况下，在环境污染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情况下，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无疑对21世纪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崇尚自然”应该成为我们建立环境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四）“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一条原则
今日世界的纷争虽然不能说主要是由文化之冲突引起的，但也决非与文化冲突无关。是增强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文化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政治冲突，将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目前，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文化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仍然坚持“西方中心论”，以树立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归根、固守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和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甚至某些东方学者鉴于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世界造成的灾难和自身所曾受到的欺压，而提出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是当前一大问题。还有，在西方国家与民族、东方国家与民族之间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也会引起纷争和冲突。这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在多有，不能不引起我们关注。
因此，如何处理不同民族在伦理观念上的差异和矛盾可能引起的冲突，这也是寻求“全球伦理”必须研究的问题。
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的观点可以作为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和而不同”既可以保持和发挥自身文化的特性，又可以在互相交流与对话中得到发展，而促使不同文化的相互“认同”。因此，在不同传统文化之间应该通过对话与交往，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种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互相“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传统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在今日我们寻求“全球伦理”之时，“和而不同”应作为一条处理不同民族的伦理观念的原则被肯定下来，这无疑会对我们寻求“全球伦理”极有意义。
我想，从以上所说（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讨论“全球伦理”问题，总可以找到解决“经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民族多元化”所形成的紧张关系的路径，对此我们是否可以对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文化走向的趋势概括为“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如果每个民族（国家）都能针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共同问题，从自身文化中寻找有益于解决这些共同问题在伦理思想中的资源，那么经过大家的努力，建立一套寻求“全球伦理”的理论总会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