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灾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拯救地球命运的行动纲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纲领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灾难论文,地球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多年来，来自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关注目光始终聚焦着中国的生态发展过程。其创始人小约翰·柯布教授曾深情地说过：“世界生态文明未来的希望在中国。”现任院长、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前常务副校长菲利普·克莱顿教授不仅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而且在大量研究借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经验、深刻考量地球生态灾难前景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以作为基于中国经验和世界问题的美国版拯救地球、拯救人类和地球生命的马克思主义行动方案。在这一方案形成过程中，克莱顿教授与来自江苏师范大学过程哲学研究中心的同行们曾经做过极其深入而热烈坦诚的讨论。《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的中文本也由江苏师范大学负责翻译，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如此，中美双方于2015年7月在江苏师范大学就“有机马克思主义”举办了专题国际学术对话会，六十多位中外学者与会，会上讨论气氛热烈，会后学术影响深远。其间，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任平教授与美国学者克莱顿教授进行了深度对话，现将有关对话刊出，以飨广大读者。 ——《江海学刊》编辑部 任：今天，我们大家共同参与也共同见证，中美合作举办的这次专题国际学术对话会，将成为影响世界生态建设进程的一次重大事件。我们共同探索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不是人类面临一般生态问题和环境污染时代的理论反映，不是基于某种道德大义的环境伦理学的说教，甚至也不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阐释，而是人类处在生态灾难时代拯救地球命运的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无疑处在生态灾难中，雾霾、污水、有毒有害物质、极端天气紧紧包围着我们，每天肆虐。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拯救地球，拯救我们自己。马克思主义不能再仅仅是从容不迫、温良恭谨的理论话语，而是需要紧急行动起来的一种实践纲领。实践、行动、拯救的迫切性将马克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禀赋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副标题所指示的那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生态灾难时代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 众所周知，克莱顿教授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是在地球生态灾难来临境遇中为苦苦寻求生命拯救的良方才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也不是天生就喜欢中国和中国人，而是在中国应对生态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决心和义无反顾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看到了希望。生态灾难的全球性迫使东西方从思想到行动必须紧密对接。思想的对话、交往与协同，是保持行动上统一的前提。“有机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意义上，正是东西方生态拯救思想对接融通的产物。多年来，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度关注、欣赏和支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其创始人小约翰·柯布教授曾经深情地说：“世界生态文明未来的希望在中国。”现任院长克莱顿教授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充分尊重和汲取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美国话语，而且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反思理解基础上的美国话语。 江苏师范大学中央编译局发展理论研究基地有幸在“有机马克思主义”酝酿出场过程中就先在地介入其中，并第一时间将《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一划时代著作翻译为中文并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幸能够举办中国第一场中美对话会来讨论这一思想。在展开讨论之前，一个问题必须要得到前提梳理：我们必须真切而深刻地认识有机马克思主义，我想这是所有与会者、特别是中国学者希望深刻了解的。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产生的?理论源头有哪些? 克：我诚挚地感谢任平教授，他愿意与我公开地讨论有机马克思主义(Organic Marxism)。任教授向我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问题。下面，我尽我所能地做出回答。作为对话，我希望在回答了任教授的问题后，也向他提出问题。 1987年，我首次寻求马克思思想的新解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根本原则是正确的。然而，作为学习西方哲学和当代经济学的学生，我认识到，马克思的有关阶级、劳工和生产的具体观点不再与当代社会—经济现实相符。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比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更可取，我当时采纳了(现在依然采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Communist society)这个理想目标(在西方，我们也用“社群主义”和“共同体主义”这些术语)。然而，很明显，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些修改是必要的。 我在德国做了四年专职研究，德语进步很快，能够阅读马克思的德语著作。我也与来自西德和东德以及一些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尽管感受到马克思的哲学和某些理念依然令人信服，但是，我们也一致认为，过去一百五十多年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历程要求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的原有理论做出修改。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章，我概述了某些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的工作。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主要理论源头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了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转向”。不过，我们当中一些人已经认识到，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无助于社会决策和政治决策，并且在当时没有可信的替代物。也就是在那时，我发现了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的《科学的返魅：后现代的目标》。格里芬和他的同事小约翰·柯布(John Cobb，Jr.)的后现代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自然生长出来的，因此，它不是解构性的而是建设性的(自中国哲学发源之初时起，过程哲学也一直起着重要作用)。清楚地认识了过程思想的革命性本质后，在2003年，我搬到了克莱蒙(Claremont)居住，因为这里是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研究的世界中心。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构成成分是全世界宗教的或“智慧”的传统。我知道，每一种文化有她自身的气质，她自身的独特性。欧洲或印度的文化是这样的，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我是从1976年开始研究中国哲学的；2000年，我首次到中国开展学术讲座，为了准备这次旅程，我的研究更加紧张而热烈。在中国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我的中国朋友们虽然兴奋地讨论着马克思，却不大愿意谈论古代的中国哲学。他们相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受到儒家或道家思想的影响的。我却开始确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若要助推中国前进，她必须与过去两千年来伟大的中国思想传统相综合。 促成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个激励因素是不断升级的生态危机意识。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对如下现象一点也不吃惊：西方富有的资本家们不去解决生态危机，而是花钱去传播一些有关气候变化的虚假信息。然而，按照给出的相关理论，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却没有优先考虑保护环境。马克思的教导有问题? 当我们把上述四个理论的源头综合在一起时，有机马克思主义就诞生了。在请教了中国的和西方的相关行家后，我的合作者贾斯廷·海因泽克(Justin Heinzekehr)和我开始撰写一份新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宣言。 任：有机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建设性后现代的、中外传统文化的以及生态危机意识的四重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21世纪生态灾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宣言。那么，我特别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从经典马克思者那里继承了哪些思想?又修改和发展了哪些思想? 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马克思研究工作中的哲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仍然有着强大的说服力。马克思对直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经济史做出的大叙事(broad narrative)依然充满深刻的洞见。的确，资本财富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一小撮数量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近期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来的那样，一边是亿万富翁的财富在急剧增长，一边是穷人越来越穷。当前，超级富翁与其余的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已经大于马克思时代的贫富差距了。近期发生在美国的“占领运动”就是直指这种财富差距，占领运动者把人口区分为1％(最富有的群体)和99％(剩下的人群)。这种区分表明：我们绝大多数人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点。 “回到马克思”运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了许多新的思想宝藏。西方成百上千的重要思想家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库中获取灵感，这其中包括雅克·德里达、斯拉沃热·齐泽克和大卫·哈维(见《有机马克思主义》第六章)。约翰·福斯特则倡导了环境马克思主义这场重要的运动。福斯特的工作特别重要，他揭示出在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观念中，内在地蕴含着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 那么，显著地，有机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学习了许多东西，因此欠下了一笔厚重的“思想债”。然而，就目前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某些部分需要改变或进一步地发展。例如，经典马克思主义仍然主张社会主义只能扎根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将会到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财富应该被重新分配，工人阶级将过上舒适的和更好的生活。工人的劳动产品将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重新分配。大体上说，马克思预测的愿景没有过时。不过，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新的和不一样的理解。 马克思没有去预测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具体领导行为。实际情形是，每一次需要广泛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时候，每一次社会运动都要求领导者们为了工人们(城市的和农村的)的利益去寻求变革。有时，为了实现这些责任，这些领导者们不得不偏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例如，一些谋求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引入西方发达经济体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素。马克思可没有认可过这样的经济机制。 许多学者，包括我的合作者和我自己，现在相信，马克思关于某些重要的社会—经济现实——诸如阶级、劳工和生产——的教导是不够充分的。改变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这些基础概念就是在以某些非常重要的方式超越马克思。这意味着，面对21世纪，我们必须尝试重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当然，这一问题至关重要。这也是我忍不住要反问任平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哪些部分需要修改?哪些部分仍然有重要意义? 任：克莱顿教授的反问很机敏!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与克莱顿教授以对话方式深入地探讨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很乐意回答您向我提出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坚持的“出场学”立场一贯是：任何一种学说和思想都有其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因而这些思想都对于这些历史和路径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性。一旦历史和路径发生改变，那么思想学说本身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尽管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有一脉相承的统一性，但是肯定有时代发生重要改变的地方，因而需要这一学说重新出场，或者说创新出场甚至可以说是“差异地出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也就是说，它不是在场的形而上学，一经在场就永恒在场。它需要根据时代变化而变化，用不断出场来秉持在场，也就是与时俱进。经典马克思主义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初思想。它在哪些方面需要坚持，哪些方面需要修改呢?当然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就需要坚持，如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过时或者不再正确的地方就需要修改。 (1)关于资本逻辑。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本性是追逐利润最大化、最终导致相对过剩危机的观点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关于资本批判和后资本道路探索的理论。马克思正确地预见到资本必然造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也必然造就人和自然关系的崩溃。但是，马克思毕竟生活在一个大工业资本为主导产业的社会，他在《资本论》中宣告“外壳即将被炸毁、剥夺者要被剥夺了，丧钟敲响了”的资本并没有随着工业资本主导地位的去势而退场。资本依然持续在场，而且被一次又一次危机所困扰。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马克思的预言与现实的脱节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的创新逻辑的内在潜质认识不够。什么是资本创新逻辑?就是指资本创新或通过更新技术、管理、市场，或转换主导产业与资本外壳，来实现自己灵魂的生命再生，同时开辟出一个新的产业领域，新的生产发展的形式，新的利润扩展的空间。周期性的创新，体现出资本的革命性，从而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杠杆。为了摆脱危机与更多获利，资本创新是其本性的必然选择。与马克思时代的工业资本主导不同，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结合后，导致金融资本的主导，生产力又有新的拓展。金融资本危机后，又导致资本向生态、知识、社会关系、人力、文化、房地产、空间生产等等一切要素渗透，只要能够引领资本创利更多更大，就能成为主导的因素。创新引导着资本起死回生，凤凰涅槃，不断从危机再走向繁荣。因此，资本真正实现了以创新的不断出场秉持在场。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生态灾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关注资本创新逻辑的演化，包括如何使资本向生态、环境领域渗透的问题。 (2)关于生态的资本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的批判也涉及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但是有人类中心主义之嫌。恩格斯曾经自觉地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征服与报复”模式表明人不能在自然面前简单地像上帝一样任意创造和改变世界。生态文明从来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也不是生态中心主义的，而是“生态”与“文明”之结合。生态文明有技术、经济、制度、价值四个方面，不能仅仅将之看做是技术主义的，也不能仅仅看做是经济或制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揭露了造成当今世界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与自然关系前提崩溃的罪魁祸首是资本而不是单纯的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绝对化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在日益加剧的增长和竞争的背景下，“一个人道的、社会公正的和有利于环境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幻想”，生态与资本绝对对立，生态是资本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似乎生态建设就成为排斥资本的超然领域，生态文明一定是超越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这就有失偏颇。在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地位的旧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无疑曾经是反生态的，资本疯狂逐利曾经是造就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然而，以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创新以各种节约型、高科技、生态化产业为主导，表现为一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领域绝不是阻挡资本逻辑深度进入的天然屏障。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必将成为推动生态建设的强大历史力量；生态产业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产物。绿色资本主义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已开始成为全球现实，生态资本化趋势难以阻挡。问题是：资本逐利轨迹与生态发展的轨迹两者之间不可能完全重合。只有当生态产业能够为资本带来利益的时候，两者才能保持一致，资本生态化才是现实的。而如果生态需要超出了资本赚钱底线，那么资本可能就会立即与生态事业分道扬镳。本质上，资本与生态只是暂时的同路人。问题在于：生态资本或资本生态化造就的生态文明，是生态与文明的暂时结合形式，而不是永恒在场模式。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要超越生态马克思主义，就应当更为客观地理解和评价生态发展与资本批判的关系。 (3)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区分问题。机械论的形而上学是从牛顿物理学思维方式脱胎而来的，主要是将事物看做是静止的、孤立的和片面的。道尔顿的原子论进一步将这一思维的物理学图景加以扩展。这一思维方式是欧洲17、18世纪的主要哲学思维。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尖锐地批评这一思想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非历史性。恩格斯曾经强调用“过程思想”来替代静止孤立的“事物思想”，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也强调“社会是个有机体”。但是，囿于革命的语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论辩证法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否定的辩证法”，而对于建设性向度的辩证法研究不多、关注不够。今天，我们需要对于破坏生态的资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加以否定，也更需要对如何推动生态文明的新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加以建设性的思考。生态文明和绿色建设肯定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因素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正如辩证法可以成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也可以成为一种“规范的辩证法”。今天，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承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向度，对传统的辩证法加以深度开拓。 (4)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向度之辩。马克思生长在大工业资本崛起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是一个经典现代性的时代。生产力发展被看做是永远无限的和积极的力量。马克思创立自己的世界观汲取的主要是经典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如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德国的历史学派、法国的政治学等等。因此，马克思研究与讨论的主题是资本现代性思想。但是，马克思对于资本现代性持超越和批判的态度，具有德里达所说的“后现代向度”，即否定性的辩证法和将期望指向未来的超越性态度。因此，马克思的思想中也的确具有二重性：即注重实证科学对于规律性的证实和肯定性阐释，体现出现代性科学的精神；又有辩证法对于实证科学的超越性解释，体现出后现代的向度。问题是第二国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实证科学的“现代性肯定向度”，但是走进了现代性教条主义的窠臼。而德里达、齐泽克等人则直接将后现代移植于马克思的思想之中，强调否定精神而使现代性肯定精神在马克思那里被抛弃。有机马克思主义应当在过程思想中重点将现代性与后现代精神融合，重建新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如何看待原初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不断差异地出场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这一点，正是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场的根据。好，下面我还要向克莱顿教授提出第三个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克：谢谢任平教授对我提出问题的回答。对任教授的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主导思想。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1984年，邓小平给出了重要定义：“马克思主义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我的合作者和我相信，在当前后现代语境里，不能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能的和不容更改的理论。替而代之的是，每一个国家的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在欧洲、南美洲、俄罗斯或者中国采取的共产主义形式必定是不同的。 依我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毛泽东，他曾表述过“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我认为自他开始的中国历史在根本上是值得肯定的。中国发展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对公共领域的作用远远大于美国的市场经济对公共领域的作用。其中，公有制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西方人倾向于非黑即白地思考问题：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的。相反，中国的历届领导人都能找到中间道路：允许市场力量去发挥作用，并且某些经济领域不是中央计划的，各项政策却可以是社会主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允许古老的中国智慧引导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允许在制订政府政策时，采用现实政治而不是乌托邦思想。生产力必须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是没有简单公式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为个体行为提供指导。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共同教导人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削弱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另一方面，儒学帮助每一个人树立高尚理想。 事实上，我们正思索着如何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Sinoization of socialism)发挥更大作用。现代主义是欧洲和美洲独有的现象，它一直是极其有害的。现代主义导致了由某些超级大国主导的对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殖民，也对我们居住的星球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我们相信，独特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西方已经犯下的诸多错误，以及西方应为之负责的有害影响。对中国而言，仍有可能摆脱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与中国传统不符——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依靠自身力量步入后现代社会的主导国家。这正是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追求的目标。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无约束的现代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具体的后现代政策，诸如对乡村结构(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支持，这些乡村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核心地位和作用。 简言之，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不应该被等同于现代化。把生产力现代化作为建设市场经济的唯一目标，这是不正确的。在2016年，我们认识到(在1984年，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一点)，过分突出资本的力量是危险的。 我应该作些澄清：毛泽东和邓小平强调改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对的。他们这样做是有着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理由的。但是，今天的形势已经不一样了。对私有财产的关注增加了，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财富再分配理论感兴趣的中国人越来越少。过分关注邓小平提出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能会危害中国的未来前途。年轻人已经忘记了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Marxist socialism)指导下取得巨大进步的那段岁月。在可预见的将来，远离马克思的这股趋势将不会改变，我对此感到忧虑。 积极地看，有证据表明，许多中国人正深切地关心蓝天和清洁的空气。每一位父亲和母亲都把工业污染、饮用水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做头等重要的大事。重视环境建设的社会主义或我们所说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正在吸引着了解生态危机的新生代。说到这里，我要向任平教授提出反问的第二个问题是：环境危机对中国人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今天它的作用是什么? 任：这一问题提得好。马克思说过：任何意识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从“工业为主导”到“生态文明为主导”的跨越，是时代的发展，也是中国人民反环境破坏的实践不断深化的产物。建设和发展的时代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有了深刻的理解。发展引发出的环境危机和生态问题，促使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个生产主义、发展主义的逻辑，环境危机引起了中国人对于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是推动人类历史的永远无条件积极动力的思考，并对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疑虑。生产决定论并不是生产主义，不是无条件的。不断扩大再生产虽然在物质匮乏的短缺时代成为主宰社会历史进步的物质力量，但是脱离人类的真正需要而片面疯狂扩大生产的动力却来自资本逐利的冲动。资本为了追逐越来越多的利润，不断扩大再生产，只是在如何实现商品价值、使资本剩余价值变现时才关注市场需求。无限扩大再生产和消费主义对环境造就的根本性破坏，使人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被迅速瓦解，不能不促使中国大众警惕，对自己周围生活环境的恶化(雾霾、化工污染等)越来越敏感。环境危机甚至生态灾难的频发使中国人关注绿色发展问题，中国政府也将经济新常态(其内容就是要降速、转变发展动力和调整产业结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写入自己的发展战略规划，不再盲目地追求发展的高速度，不再走不顾环境的单纯追求GDP增长道路，注重“金山银山”(发展)与“绿水青山”(环境)的对接。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从单纯的“发展主义”转向公平、生态、包容、共享、开放的发展；从单纯的崇尚GDP的“生产主义”转向绿色生产和生态文明；从资本扩张无害论转向辩证批判地对待资本的逻辑。无论对于市场、资本、生产、消费，都应当在确保生态基础上加以理解。当然，我们需要在生态灾难爆发的紧急时代拿出更加有效的、准确的思想指导和行动纲领。 说到这里，我要向克莱顿教授提出第四个问题：中国学者肯定热切地希望了解，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和世界，特别是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影响或战略意义? 克：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合作者和我没有太多可说的。我们已经在回答前三个问题时清楚地陈述了我们的观点。有机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四个洞察之上：马克思自己的分析具有局限性，面向21世纪，需要新的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迫切需要采用建设性后现代方法；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智慧传统的新综合是极其重要的；不断恶化的环境危机，正在破坏中国的空气、土地和水体。 如果一个人认为这四个因素不重要，那么，他可以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然而，对那些认可这些因素的人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将指示一个前进的方向，支持中国建设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强盛与和谐。 下面是我向任平教授请教的第三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有些共产党相信共产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以及某种程度的私有制协调共处。如果您同意这个观点，您如何设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融合? 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原先产生于以完全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都曾经设想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联合体”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在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是经过国家计划来实现的，因而是排除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然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与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都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都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为了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点之一，就是承载市场的所有制经济结构不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坚持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公有制(国有、集体、混合所有)、私有制并举，国资、民资、外资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虽然资本在现阶段依然起着推动发展的世界历史性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始终具有历史的二重性，既具有积极作用，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作用。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也必然在某种范围内在中国有所表现。资本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治机制、社会意识形态都具有“另类牵引”的腐蚀作用。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加以防范和清除。“与狼共舞”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马克思说过：“异化与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们并不因为资本有消极作用、最终要被强制退场而不发挥它的积极推动作用，走浪漫主义道路；也不能因为要充分利用资本的作用而忽略资本的消极腐蚀作用，不对资本保持批判和反思态度。可以说，中国的环境问题的根源与西方类似，主要是由于资本的私利欲。生态文明需要节制和改造资本。当然，承认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有伟大文明作用，并不是指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制度的某种融合，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对资本要素和形式的驾驭利用来达到发展经济、推动物质生产和市场的作用，也利用它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克：最后一个问题：如您所说，近几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扮演着主角。对中国古代传统如儒家思想的重新关注似乎深化了这一理论。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有怎样的帮助? 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文化结合的产物。它的核心就是研究解决在一个欠发达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全面科学发展的问题。它的根基主要是中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但是，也一定继承和发扬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优秀中国文化基因。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条道路，一个制度，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一样，古代中国人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通过理想社会观念来表达，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理想有若干阐释。如儒学表达富足平安社会愿景的“小康社会”和过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大同社会”等。老子《道德经》中就有“天下为公”的理想。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理想，比起个人累世修行、求个人解放的小乘佛教来说，就是一种佛教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它们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约就像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类似。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不难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如“小康社会”“大同世界”，“和合”与“和谐社会”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上自觉地要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主要思想。因为它正确地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实现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未来，随着中国发展的进一步展开，这一理论肯定会与时俱进，有些现阶段的内容也会因过时而退场，新的内容和原则会发展创新。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仍然充满生命的活力。 更为直接的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有重要的文化基础作用。如果说生态文明是全球的，需要世界经验和文化来支撑；那么“美丽中国”就是中国方式的生态文明，就需要独特的中国生态文化来支撑。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思想，抛开其封建的糟粕(如董仲舒的将天神化，言“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等)，这一命题的合理内核就是倡导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人源于天，人的存在不能悖逆天，不能破坏自然生态(天道)。因此，美丽中国需要汲取“天人合一”与“仁爱和合”等中国传统优秀思想资源作为价值支撑。当然，需要在积极的生态实践基础上重新解释天人合一与仁爱和合原则，促使其前现代意义发生向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创生性转化，成为美丽中国的重要价值基础。此外，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绿色视野应当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主流价值和指导思想。这一绿色视野将要包容人和人的和谐与人对天的和谐，因而必须摈弃单一的“主—客”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而应用包容“主客体”关系和“主体际关系”双重关系(主—客—主)的交往实践模式理解取代之。在“主—客—主”交往实践结构中，人与自然(主客体)的关系，是人与人(主体际)关系的一部分。交往实践以客体为中介，将主体际关系建立在主客体关系之上，而将主客关系延伸为交往关系。这一交往实践，使人与自然、人与他人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一个共在结构，一个相互依存、和谐共进的生态部落。 正如您所看到也希望看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总称，这是中国人百余年探索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信地与时俱进的成果。中国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写世界经验，形成自己的特色，包括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和生态文明道路。比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中国是一个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又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与自然的存在在空间上高度重合，环境保护、环境修复就不能过多强调通过人与自然(国家自然保护区等)的隔离来让自然修复，而要倡导“环境支持”，即人来按照自然规律通过自己积极的实践修复和优化生态，使自然、生态更美好，然后生态以增殖的自然价值、经济价值、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反馈于人，形成在积极实践基础上的共生、共赢、共长、共荣。密集的人口与自然因此依然可以合作共赢。这一理论指引着中国人正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现代性论文; 时政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