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福州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福州论文,思想论文,近代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一个新旧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感情、心理以及与此相联的行为和实践，都异常丰富和活跃，体现着时代的历史特征。位居东南一隅的福州，同样也留下了西学东渐带来的思想启蒙、教育兴盛、新闻出版事业繁荣等种种近代化轨迹。
一、思想家群体的涌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刺激下，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继林则徐、沈葆桢之后，福州出现了严复、林旭、林纾、黄乃裳、陈衍、曾宗彦、陈宝琛等一批近代著名思想家，他们适应时代需要，宣传救亡图存思想，宣传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为推动福州近代化的进程起了极大作用。这批知识分子既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又倾向西方民主政治，掌握了一定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世纪之交，风云际会，他们迅速地由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他们采用集会、讨论、请愿等手段，具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色彩。他们立学会开报馆，议论时事，直接投入社会行动、政治斗争。特别是维新爱国思潮的兴起，标志着福州近代思想家队伍开始形成，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活跃于中国政治界、思想界、教育界。
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首推严复。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西方社科名著。《天演论》影响最大，成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广为流传，“进化之语，几成常言”。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胡适、鲁迅、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直至辛亥革命志士黄兴、胡汉民、陈天华等无不受其思想的深刻影响。自严复传播西学以后，中学和西学融为一体，中国进入了政治思想多元化的时期，儒家政治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地位宣告结束。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了军事—经济—政治—思想四个阶段。严复处于政治上学习西方的阶段，他译著西学，鼓吹民主和科学，成为思想学习西方的先导。严复引进西方进化论、机械唯物论和名学，使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发生改变，引起了中国思想方法论的革新。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己任，在晚清思想文化界兴起了巨大旋风，对福州或乃至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林纾是与严复齐名的代表人物。林纾富有爱国维新思想，《马关条约》签订后，林纾在家与陈衍等人上书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1897年，出版儿童启蒙读物《闽中新乐府》，反映了当时福州社会的进步思潮。他感慨民族危机深重，《国仇》一诗写道：“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在《知名士》中写道：“解否暹罗逐渐强，一经变法生民康”，表达了他热心向西方学习，要求变法的爱国思想。难能可贵的是林纾对女子问题的关注，他同情妇女的苦难生活，提倡兴女学，办女子教育，在《兴女学》中呼吁：“女学之兴系非轻，兴亚之事当其成。”林纾最大功绩是翻译，一生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等18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文学窗口，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很大贡献。后世许多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苏曼殊、庐隐、郑振铎等都受到林译作品的影响。
作为福州思想界另一个代表的黄乃裳，同时也是爱国华侨、教育家。1896年4月他在福州仓前山美华书局创办了《福报》，大力宣传变法图强，广设学堂，整顿吏治，发展实业，振兴商务，禁止陋俗，还主张广设报馆，广开言路，以舆论兴民众“报馆益多则闻见益广，闻见益广则变通益速，变通宜速则国势益强”。（注：黄乃裳：“福州宜设报馆说”（上），《福报》1896年4月28日第3页。）他一生曾参加创办或编辑《郇山使者报》、《星洲日新报》、《左海公道报》、《伸报》、《福建日报》、《图南日报》第7家报刊，宣传进步思潮。此外，这一时期主张维新变法思想的福州人还有林旭、陈衍、曾宗彦、陈宝琛等人。
正是在这些思想家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在西方新学的启示下，一批福州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中出现了郑祖荫、林森、林斯琛等革命先行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有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等10名福州籍英烈，称为“福建十杰”。
二、近代教育的发展
这一时期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教育结构多元化，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学堂创办人有外国传教士、地方官员、学务机构、士绅、富商及华侨，客观上有利于调节和满足近代社会对教育的不同需求。
外国传教士引进了西方教育模式，在福州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1848年3月，美国美以美教会传教士柯林斯(J·D·Collins)在福州创办的主日学校（福州男塾）是福州最早的教会学校。1853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在福州创办男童寄宿学塾，后发展为格致书院。还有英华书院、陶淑女子小学、三一书院、毓英女书院、广学书院等等。早期教会学校以小学为主。福州人对于西方人创办的文化事业开始反应是淡漠的，教会学校开办之初，大多阻力重重，学生不多。因为富庶仕宦之家，多不屑将子弟送往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光宗耀祖的“西塾”学习。教会只得以不收学费或免费提供食宿书本等优惠条件吸引贫苦子弟入学。到19世纪80年代后，由于其办学方式改变，兼顾中学，加上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英文好，容易端上洋行、海关、电报局的“金饭碗”，有的可以资助留学，逐渐为社会人士向往，教会办学有较大改观，也开设中学和大学，1908年开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1916年开办的福建协和大学，是省内最早高等学校之一。教会学校不仅要付费上学，学生也多出身牧师、海关、邮政等高级职员、高官、富商和士绅家庭。
福州近代新式教育的另一系统是官办新式学堂。最有影响的是福建船政学堂，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专门学校，办学成绩显著，在福州近代化的进程及近代教育发展上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66年到1946年，马尾船政前后学堂及其后继学校共有毕业生1130名，派遣留学生241人。（注：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页。）培养出了大批海军人才、科技人才、教育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如清末水师提督和民国海军总长、总司令的叶祖圭、萨镇冰、刘冠雄、程璧光（粤人）、李鼎新、黄钟英、兰建枢等人。自船政学堂始，福州与中国近代海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各省矿政、路政、邮政等行业都活跃着学堂培养的工程技术人才，如詹天佑、林日章等人。担任教习的毕业生也为数不少。船政学堂学生在校必修法文或英文，并先后分4批出国留学。船政归国留学生翻译了外国小说、游记、科技著作，兵要地志等，向国人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与科技。如王寿昌与林纾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陈寿彭翻译《格致正轨》、《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等，陈季同将《红楼梦》、《聊斋志异》译成法文，刊行巴黎，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去。上述这些人中，严复是最闻名的思想家。由于船政留学生通晓外文，了解世界事务，担任外交官的也很多，如罗丰禄曾任英比意三国公使，吴德章曾任驻奥匈帝国公使，陈季同曾代理驻法国公使兼驻比、奥、丹、荷四国参赞等。
戊戌变法后，维新思想深入人心，西方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思想也迅速拓展了影响。随后，清政府迫于时势，实行新政，颁布新的学制，1905年又明令废除科举，提倡新学。这些举措在福州引起了教会及地方士绅、华侨办学的新潮，新式学堂大批涌现。从1902年到辛亥革命前，除教会学堂外，福州公私立学堂有全闽大学堂、全闽师范学堂、福建官立法政学堂、私立福建法政学堂等4所高等学堂，福州府中学堂、八旗中学堂、福建官立蚕业学堂、福建官立商业学堂、福建官立农业学堂、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7所中等学堂以及20多所小学堂，还有福建船政学堂、福建武备学堂、福建陆军小学、福建陆军讲武堂、闽江要塞炮科学堂、福建全省警察学堂、福建讲武堂等军事学堂。辛亥革命后，华侨也投身于办学，有闽省华侨中学、福建省华侨中学、福州汉美华侨中学、福州南光中学。这些学校的办学方式、课程设置、管理机制都与传统学校有很大不同。如教学内容上，或多或少开设了国文、修身、外文、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音乐、体操等科。“本地中国人对外国教育的兴趣与日俱增。虽然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孩子和年轻人只占城市人口的极小比例，大部分人仍在私塾读书。但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追求外国知识的进步运动正在逐步发展；本地官员也不反对这种精神”。（注：吴亚敏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页。）到1930年，福州共有初等学校55所，中等学校31所。识字学校、补习学校等各种民众学校20所，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是没有进学校受教育的权利。福州近代女子教育是以教会女塾产生为发端的。1850年，美国美以美教会传教士麦利和(R·S Maclay)夫人斯佩里(Sperry)在福州创办第一所女塾。1854年卢公明夫人在福州创办女童寄宿学塾，后发展为文山女塾。1859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毓英女校。进入20世纪后，福州人自办女子学校纷纷出现，1905年全闽师范学堂监督陈宝琛夫人王眉寿在福州创办乌石山女塾，次年陈宝琛在全闽师范学堂附设一女子师范传习所，由王任监督，当年招收女生60余名。1907年，福建教育总会创办了福建女子职业学堂，招收女生80人，由王眉寿任监督。1909年，林伯棠创办福州私立女子中学，同年，陈君新在文儒坊设蚕桑女学堂，首期招收女生10人。在中国最早的4名女子留学生中，就有一名福州女子许金訇。20世纪初，又有方君瑛、林宗素等一批留日女学生。
民国以后，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仅在1912年，福州就有1000名女生在校读书，其中4/5就学于教会办的学校。而到1921年，福州有省立女子师范职业学校等16所学校，共1750名以上的女子在学。时任闽海关税务司的华善感慨道：“中国妇女解放的步伐迈得很快，任何地方都没有象福州这么明显，那些长期生活在福州的人们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妇女们怎样从落后与黑暗中过渡到文明。”（注：吴亚敏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页。）如文山女子学校设有八线、格物、化学、生物、天文等课程，亦有实验室和天文观察台，还在福州首创课间操。女子学校学生虽不多，但掌握了一定的谋生的技能，在传道、教育、医学等领域也开始有了她们的足迹。1888-1909年福州毓英女塾有毕业生117人，其中有机会继续深造的20人，约占1/6；福州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较早。1908年美国美以美教会开办了作为大学预科班的华英女学堂，1914年开设大学本科一二年级课程，改名华南女子学院。1917年创办四年制本科，正式定名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继续深造比例很高。这些状况表明，福州女子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她们接受了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开始摆脱“三从四德”的枷锁，朝着近代职业女性的方向发展。
福州幼儿教育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19世纪80年代教会在福州就创办了幼儿教育机构。1907年，官绅合办在光禄坊玉尺山房建闽省公立幼雅园。宣统二年（1910年）增设福州公立蒙养园，附设于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15年，创办了私立福州协和幼稚师范学校，学制3年，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学校附设小学及4处幼稚园，儿童入学计有千余人。省立福建师范学校也设有幼稚师范科，培养幼教人才。
福州近代教育的发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方法的进步，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以封建治术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单一人才结构，毕业生投身于商、学、农、工、警、政各界，体现了近代教育为社会现实服务的特征。福州世纪之交培养的大批人才接受了新式教育，在知识素养、智能结构、价值取向、社会联系层面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纯粹封建教育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迥然相异。他们一般具有了比较良好的中外文、商业和数理化知识，以及一定的历史眼光、法律观念、民主观念；他们不但注意书本知识学习，而且具备了一定的动手能力、社会交际能力、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尤其是当众演说的能力。他们倾向于社会变革和进步事业，开始重视普通民众包括妇女的生存权利和集体力量。他们一般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并且往往和社会各界联合行动，他们的行动也通过报纸、杂志、传单等传媒而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如1902-1905年的福州学界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争取自治运动，收回利权运动。辛亥革命中，福州学生组织北伐军，五四运动中的“福州事件”，20年代福州学生联合会收回教育权的运动等，都显示了新型的近代学生群体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福州近代社会的变迁。
三、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起
近代新闻事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近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对于公众舆论和社会进步具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和指导意义。教会创办的新闻出版业是福州新闻出版业的萌芽。1861年11月，美以美会成立了美华印书局，到1911年，福州美华印书局已是“艺徒娴习”，可“自行铸造大小华英活字，品类殊繁，铜铅花素……所应需机件，独推此完全。”（注：《左海公道报》1911年7月1日。）成为国内一家著名的印刷出版机构。书局除了印刷“发售教会经书，承印中西图籍”，而且还“著编报纸，执照发单，股标招贴”等。福州最早的英文报是1858年教会创办的《The Foochow Courier》（《福州府差报》，或译《福州信使报》）继之有《The Foochow Herald》（《福州捷报》）、《TheFoochow DailyEcho》（《福州每日回声报》）、《The FoochowAdvertiser》（《福州广告报》）等。中文报纸最早是1874年的《郇山使者报》，后来还有《中国读者》、《小孩月报》、《闽省会报》、《华美报》等。读者对象也从外侨扩大到中国宗教界人士及一般知识阶层。教会的报纸内容除了宗教外，也刊出一些中外时闻和评论。教会创办的新闻报业引入西方办报思想及近代报刊形式，在经营教会新闻报业过程中，还出现了最早一批福州本土的报业人才，促使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诞生。1896年4月28日，曾担任《郇山使者报》副理、《左海公道报》主理的黄乃裳在福州创办了福建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福报》。此时，在风雨飘摇的统治中，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北京和各省出现了一批新型的政治官报。福建有《福建官报》（1910年创办）、《福建农工商官报》（1909年）、《福建教育官报》（1908年），其内容除上谕、奏折外，还增加一些要闻、调查报告、论述、西方科学文化的介绍等。
1906年同盟会福建支部在福州成立，革命派先后成立益闻社、桥南公益社、警醒社等团体，组织群众阅读革命报刊。这时期宣传革命主张或有革命倾向的报纸如《建言报》、《警醒报》、《民心报》、《福建白话报》及《左海公道报》、《福建白话报》、《福建俗话报》等也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这时还有立宪派1907年创办的《左海日报》，日本帝国主义1898年创办的《闽报》等。“邮政局出版的统计表明，人们喜欢看报了，对政治讨论、时事和普通知识的兴趣在过去几年里空前高涨了，尽管这里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通过邮政局投递的报纸和印刷品，从1905年的9万件增加到1910年的128.2万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办报高潮。这时期福州报纸有《福建民报》、《民心报》、《群报》、《民听报》、《民言报》、《民兴报》、《舆论日报》、《民生日报》、《求是报》、《共和报》等。对于报刊的影响外人曾有过生动的评述：这个古老和保守的国家，一向对于一切带有政治意义的事物抱着冷漠的态度，现在已经转变了。报纸带来了充满生机的、浓厚的求知欲望。
除了报业外，世纪之交福州也出版了一些中西文书籍，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如吉必勋的《西国算学》、武林吉的《天演学正诠》、薛承恩、黄乃裳译的《天文浅说》、蔚利高的《大美国史略》。同时也有一些书籍介绍中国及福建的情况，如麦利和的《Life amongthe Chinese》、卢公明的《The Chinese social life》等，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广播是20年代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介。1933年福州广播电台在福州东大路汤井巷设立。播送新闻、国乐、闽曲、船期公告、省政府施政报告、歌曲、气象、商情、体育儿童教育等，内容丰富多彩。
公共图书事业是城市近代化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福州各校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图书，图书馆（室）成为学校教学设备中普及率最高的一个种类。除了学校图书馆以此，公共图书馆事业也相对繁荣，福州设立了福建省立图书馆、闽侯县立图书馆、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福建省教育厅图书馆、私立福州乌山图书馆和龚氏藏书楼等。如乌山图书馆藏书达10余万册，包括陈宝琛藏书、双括庐遗书、北京晨报社存书、福州藏书楼藏书、景屏轩遗书、福州图书报社存书等。这些图书馆提供在校师生及社会人士阅读，传播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发挥了对学生及社会大众补充教育的作用。
大众传播业及图书馆等文化事业的发展，改变了福州城市文化的格局，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随着知识信息的公开化、大众化，市民的知晓权、议政权和社会监督权加强了，信息与舆论日益左右社会人心，推动了世纪之交的福州社会朝着大众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福州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一个缩影，并以其具有的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对闽江流域乃至全省发挥着示范和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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