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村落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6-0008-10 自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勃兴和巨型城市的崛起，以乡村为中心的传统文明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拉动下，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都市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而乡村尤其是那些偏远村落，则成为人口稀少的过疏地域，并由此而走向衰落。无论是欧美早发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还是后发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都大体经历了这一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①，成为时代变迁的重要标记。在现代工业社会，“对农民来说，农业的历史是痛苦的发展史，因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传统制度很难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似乎有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衰退规律在威胁着农村社会。”②那么，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之下的乡村地域过疏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其进程到底会对现代社会产生哪些影响？则是学术界多年来密切关注的问题。本文试从公共性的研究视角，探讨村落过疏化背景下乡土公共性危机的发生及表现，并寻求重建之道。 一、村落过疏化与乡土社会的衰落 所谓过疏，主要是与“过密”或“适疏”相对而言的概念，是指因地域人口的减少，导致维持此地域最为基础的生活和生产的人口条件出现了困难。学界一般将这一变化过程称之为“过疏化”，把处于此种状态的地域称之为过疏地域。 1.村落过疏化的发生 (1)工业化、城市化对乡村人口的吸纳 一般说来，过疏化现象的出现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为直接背景的，其发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是早发现代化的英国、法国，还是后发现代化发展中国家，都必然经历这一进程。历史上，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针对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而实行城乡区域政策的国家。而在小农众多的法国，“城市和矿区的工业化，它引起劳动力的大量集中，使乡村的手工业和一切以木材为燃料的工业归于消灭”③。工业主义的触角所至，使得农村人口剧减，并迅速走向凋敝。在东亚，日本大约是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发展奇迹后出现了乡村过疏化现象，到1970年代和1990年代，韩国和中国部分偏远的乡村也先后走向过疏化。 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和破坏之外，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农业经营规模的大型化，也导致大量农业人口的离农化，从事农业经营和生产的农家的户数逐渐减少，进而引发农业地域的衰落。 (2)乡村居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 乡村过疏化现象的发生，不仅是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工农业产业间差别扩大的结果，同时也与乡村农民自身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城市面向的变革直接相联系。由于交通发达，电视及网络的普及，有关城市文化和生活的信息可以毫无障碍地传播到乡村世界，农民足不出户，便可体验到都市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魅力。此外，乡村昔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被商品经济所打破，农民的日常生活开始与城市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联，村落的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与农业间的收入差距在明显拉大，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为实现现代化，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致使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着二元结构，更扩大了城乡间的差距。在城市与乡村强烈的对比反差中，农民的思想、行动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面向都市的变动，从而使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产生了强烈的脱离乡村、面向城市的观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乡村过疏化现象的发生，不仅仅是现代城乡社会经济结构直接作用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农民主动选择的结果。 2.村落过疏化的后果及性质 乡村过疏化现象发生的初期，主要表现为人口数量减少。但随着过疏化问题的不断走向严重，也出现了“经济凋敝”、“就业机会缺乏”、“村落世代维系困难”、“村落组织崩坏”等现象，导致乡村社会走向衰落。主要表现为：(1)地域产业和经济发展停滞。伴随着乡村农业生产的衰落和人口的大量外流，地方财政逐渐恶化。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大量农作物从国外输入，导致农产品价格低迷，农产品生产经营收益极低。(2)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落后。因政府的公共事业投入急剧减少，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事业开始萎缩，乡村经常为医生不足和教师不足等地域问题所困惑，为了追求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条件，大量乡村人口开始外流。(3)乡村人口的老龄化。在这场由传统乡村向现代城市的空间转移过程中，青年人是当然的主力，其离乡入城的行动将过疏地域送入高龄化的世界。(4)过疏地域公共交通系统的危机。由于人口减少，过疏地域的交通系统也面临挑战。一些客运线路因乘客剧减而无法运营，开始减少甚至废止。由于公共交通的废弛，居民购物也极不方便，过疏地域的商业街也走向萧条。(5)农村村庄聚落的荒废。因房屋大量闲置，导致作为人类文明重要存在形态的乡村聚落景观也面临着存废的挑战。 由此可见，过疏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衰落，其性质极其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经济衰退现象，也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单纯的人口流失问题。要把“过疏”概念作为生产和生活组织机构——农村社会崩坏现象来加以总体把握，同时关注村民意识衰退现象的发生。在分析过疏问题时，要特别注意从地域的产业、生活和意识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理解。④可见，过疏化这一城乡社会的剧烈变迁乃是人类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所面临的一种根本性的文明变局。在此变局之下，城乡“两种生活方式的这种分道扬镳，愈来愈形成了两个社会的分离”⑤。早在民国时期，即有学者指出乡村过疏化的直接后果造成了乡村社会衰落：“故都市之发达，常伴以农村倾危，凡农村之人口，都市收之；农村之才智，都市用之；农村之储蓄资本，而都市攫取之；农村之生产物品，而都市消费之；农村之利得，而都市垄断之；然其所贻赐于农村者，则仅老弱之人，与奢侈之习，以及放纵之行为耳。以农村之牺牲，求都市之发达，其不落于倾颓衰灭也，乌可得哉！”⑥ 二、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危机的表现 如前所述，过疏化村庄走向衰落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或人口移动现象，而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种总体性结构变动。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个称得上“文明”的社会，无论是发达的城市社会，还是偏僻的乡土共同体，都应拥有较为发达的“公共性体系”。公共性之所以能够作为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而存在，主要是因为就公共性的性质而言，其对社会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而且其影响不是限于特定的集团，而是面向社会全体，是“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⑦。从一般意义上讲，公共性的内涵比较复杂，既包括其共同体内部自生的公共性，也包括由政府承载的公共性。在现实中如果一种公共性的体系结构被破坏，那么，其共同体公共性的结构必然遭到严重的削弱。值得注意的是，走向过疏化的乡土公共性危机的特殊性在于，因短时间内的人口大量外流，其地域足以支撑起社会正常运行的人口数量和社会关系状态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过疏地域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 1.村落共同体内部自生公共性的危机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发展岁月里，村落作为一个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和生产共同体，在乡土公共性构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村落共同体自身的公共性主要是围绕着村落共同体“共助”体系而展开的，既包括村落生活中的“共助”，也包括生产中的“互助”。值得注意的是，村落共同体的公共性构建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是在村落的人口、土地、生产及生活体系健全的前提下存在的，如果村落因人口大量减少而陷入危机，基于生活和劳动过程而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结走向解体，其公共性生产的能力势必要大打折扣。 (1)村落共同体生活“共助体系”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村落共同体的“共助系统”主要是借助于“家共同体”和“邻人共同体”而展开的，它构成了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联。这里所说的社会关联，主要是指村民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行动能力。在乡土社会常态运行的条件下，依靠这些社会关联，村落社会的秩序得以实现。而在村落过疏化的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中那种源于生活中的“共助系统”则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 战国时期，孟子在其“井田”遐想中曾描绘出“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温馨图景。19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的基本理论建构实际上也是以村落共同体为原型而展开的。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应该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青年人被告诫别上坏的社会的当”⑧。“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⑨。稍后，韦伯论及社群互助基础的问题时，在承认“家共同体”是最为普遍分布的一种“经济共同体”，具有相当持续且紧密的共同体行动能力的同时，率先提出“邻人共同体”概念，认为“家是一种满足一般日用的财货需求与劳动需求的共同体。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里，遇到紧急的状态、极端的匮乏与危机而有非常需求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必须仰赖超越家共同体之上的共同体行动，亦即‘邻人’(Nachbarschaft)的援助。”“基于长期或暂时的居住或停留而形成近邻关系，从而产生出一种长期慢性或昙花一现的共同利害状态。”这种“邻人共同体”构成了“社群”的原始基础，在传统的农业时代，村落共同体生活的“共助体系”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它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村落活力与秩序的存在。但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过疏化则瓦解了这一“共助系统”⑩赖以存在的基础，导致“家共同体”走向凋零。虽然在村落人口外流的过程中，存在着举家迁徙的类型，表现出家共同体超强的“连带”和“内聚”特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家庭所面临的情况是，青壮年劳动力离乡进城打工，而老人、妇女、儿童在乡村“留守”这样一个更为复杂的“分离”过程。 在城乡关系发生剧烈变迁的过程中，农民兼业问题值得特殊关注。走向兼业的农民，在保有农民身份的同时，也是某项非农职业的从事者。伴随着兼业行为的发展，兼业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是，“家”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进而对传统的村落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在通常情况下，城郊农民可以通过通勤方式实施兼业，并不影响其家庭结构的完整性。而过疏地带的农民选择兼业，则必然要以破坏“家庭”的完整性为代价。因为进城兼业打工地点距离较远，过疏化村落的兼业者无法回村居住，必须离开村落，长期居住在工作地。由此，兼业者需要长时间离家，导致村落中的青壮年不能照顾家庭，也无法参与村落事务，成为村落社会的“缺场者”。此外，兼业者的空间和场域是交错的，久而久之，农村的场域逐渐开始服从城市工作的场域，兼业者的观念将发生巨大变化。 由于常年外出打工的兼业经营者基本上是青壮年劳动力，势必导致过疏化村落家共同体的残缺和凋零，出现大量留守人群，严重地破坏了村落共同体内部的“共助”体系，出现了“共助”能力的危机。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最新的研究报告，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6102.55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5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11) 村落过疏化的另一重要后果是村庄空心化。由于村民大量外流，导致很多村落房屋的大量空置化，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纷纷把家安到了城(镇)里，造成农村的旧宅子“人去屋空”。村庄房屋大量闲置不仅仅是资源的浪费，更使昔日的村落邻里关系联结遭到破坏，甚至走向解体。由于村庄青壮年劳动力的奇缺，使得村落传统的礼俗活动无法正常举行。 (2)基于劳动生产而生成的互助体系的解体 在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基于生产劳动而形成的村落互助行为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为农户间的自愿互助、帮工帮畜、帮农具等形式。 在村落走向过疏化的过程中，因劳动力短缺，生产停滞，土地荒芜，村庄长期基于劳动生产而生成的互助体系也开始走向解体。主要表现为：其一，在乡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过程中，伴随着家族的衰落和凋零，传统的基于血缘的生产互助行动被大大弱化。其二，由于乡村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乡村结构的进一步疏松，使得分散的小农在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的获得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12)。其三，过疏化村庄的农业生产衰落凋敝，村落集体经济不发达，村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大大弱化。在乡农民逐渐变为孤立的、原子化的“理性小农”，合作能力下降，包括水利灌溉、道路硬化等乡村公共问题都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其四，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型化和农业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虽然对于农村劳动力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但却消解了农户间传统的合作机制。 (3)村落老龄化与村庄“共助”能力的衰退 村落年轻人大量外出的直接后果是村落的老龄化。在年轻人大量流出，家族崩坏的社会背景下，作为现代性直接后果的老龄化问题没有首先在现代文明的中心地城市出现，而是在传统村落的穷乡僻壤率先发生。家共同体的凋零，导致基于家庭的“私的抚养”体系已大大弱化，过疏地域老人社会生活支持体系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严重的危机。结合过疏地域老龄化演进的一般趋向，我们会发现过疏地域老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长期以来村落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依赖结构”已被严重破坏，而危机中的村落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走向“终结”，从而将过疏地带的村落置于进退维谷的窘境，这或许是过疏地域老人问题认识及解决艰难之所在。应该说，老年群体间也存在大量的互助行为，但毫无疑问，这种构成要素单一的互助行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老年群体自身所具有的诸多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其互助、共助的能力亦大打折扣。 2.以政府为载体的“公助系统”的危机 在现代国家体制下，政府有义务为其城乡居民提供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务，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助系统”。但在村落过疏化的背景下，因村庄人口急剧减少，包括学校、医院等由政府承载的“公助系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运行危机，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1)过疏乡村公共服务体系运行的“人口门槛” 在城乡公共性建构的问题上，人口居住密度指标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著名的城市研究者雅各布斯曾专门论述“密度”对于城市的重要，她认为，对于城市来说“人流的密度必须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不管这些人是以什么目的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本地居民”(13)。对于雅氏的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有多样的解读，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密度对于城市的公共事业运行和市场消费的展开提供最为基本的支撑条件。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人口作为支撑，城市社会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乡村社会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曾确定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人口数量基准，其基本情况是：一所小学需要的门槛人口大致在5000人左右，一个医生需要至少为2000人服务才能有规模效益，一个由3个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可服务8000人，一个化学药剂师需要的门槛人口约为4000人。(14) 以人口门槛理论来评价过疏乡村以政府为载体的“公助系统”，我们会发现，在村落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政府设在乡村的公共服务设施难以充分利用，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也空前增大，其应用效能也直线降低。同时，那些公共服务设施的维护也存在着困难，消解了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现实基础。以过疏化地域的医疗服务体系为例，由于人口大幅度减少，导致政府主办的医疗服务机构难以为继。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典型的过疏地域岛根县，“共有国民健康保险诊疗所49个，但其中有5个因缺乏医师而无法开业。此外还有29个诊所因交通不便和经营困难等问题虽表面上开业但实际上处于休诊状态。这样，49个诊所中至少有34个难以发挥作用”(15)。由此，日本社会虽然已实行70岁以上老人医疗免费的制度，但因山区医生短缺，医疗设备不足，使得这一制度在“过疏地带”形同虚设。根据日本厚生省的定义，所谓“无医地区”主要是指没有医疗机构的地域，具体言之，即是以此地域的中心场所为圆点，其半径4公里的区域内居住50人左右，不容易利用医疗机构的地区。 人口过疏化同样威胁到乡村教育的正常发展。在乡村走向过疏化的背景下，随着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农村学校难以保持基本的生源和优质师资，注定要走向衰落。而农村学校的衰落反过来又推动更多的求学者告别乡村进入城市教育机构。由此，乡村学校将面临不可调和的危机。虽然乡村走向过疏化是一个短时间内发生的现象，但其走向终结却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由此，过疏地带农村中小学的发展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学龄儿童的大幅度减少，导致学校生源不足，教师资源匮乏，教学质量急剧下滑，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主管部门采取合并策略，整合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质量，但又会导致因撤校而产生大量失学儿童。 (2)过疏化乡村公共服务市场化路径的阻滞 近年来，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视阈下，城乡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新趋向。在新时期的中国主要表现为，大力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凡是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采取这样的形式，既能加快解决公共服务产品短缺问题，又能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毫无疑问，改变城乡公共服务提供主体一元化的格局，发展服务提供市场化和多元化的供给格局，有利于改变政府垄断服务资源、公共服务低水平徘徊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区别城乡差异、一般农村与过疏化乡村之间的区别。因为在人口大幅度减少，村落组织走向衰败的情况下，过疏化乡村缺少市场化操作的必要条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市场化的目标是要激活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使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竞争性。而农村的公共服务体制，目前恰恰很难出现多元的提供主体，因此无法形成竞争格局。实际上，很多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在农村是很难形成竞争格局的。因为农村消费能力有限，市场几乎没有主体愿意为农村的这些设施或服务承担经营风险。”(16)可见，由于过疏化地域的消费缺少足够的居民数量支撑，难以形成发展规模，一般的市场化机构很难进入，现有的服务业也会因亏损而从地域退出。 3.村落价值认同的式微 在滕尼斯的笔下，包括村落在内的前工业时代的共同体拥有某种共同价值观，“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17)。共同体内部成员的集体认同既建立在对其乡土自然环境、人文景观传承而萌生的自豪感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伦理本位下熟人社会教化和相互约制的结果。但在乡村走向过疏化的进程中，这些千百年来培育起来的村落价值认同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1)对现代城市文化及生活的崇拜，使村落成员对故乡失去了应有的信心和认同，产生了大量的“故乡丧失者” 关于乡村文化自信丧失的发生机制和演化进程，已有很多学者论及，其观点认为城市文化相较于农村文化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乡村丧失了其固有的优势和自信，“今之教育机关，所设立于都市，高深学府，故无论矣，即同一之中小学校，亦以立于都市者，较之立于乡村者设备完善，教授适法，因之欲高深而完美之教育者，势不得不离乡村而之都市，此教育都市化之足致农村于衰退也”。“乡村人才，均负笈都市，久惯都市生活，对乡村风况，自生鄙弃心理，掉头弗顾，而蛰伏乡村之较智分子，亦思一展胸怀，趋赴都市，待价而沽，以期发挥能力，农村人才，闾巷一空”，“其他如娱乐之设施，备之都市，医药之精良，集于都市，交通之中心，必以都市，语言之通行，亦不能根据于方言俗音，而准行乎都市之口音也。至礼仪节文，在都市与乡村，文野判然，是故一举一动，一采一汰，莫不以都市为准，而乡村之甩脱，乃自然之结果也”(18)。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结合历史上法国农村的溃败，揭示了农民的自卑情结是如何作用于乡村衰败过程之中的：“人们往往哀叹这种农村人口的流失是一种社会灾难。将集团的女孩嫁给——一般是高攀——城市居民，这一事实表明，这个集团有意无意之间接受了城里人对农民的实际价值和预期价值的看法。城里人心目中的农民形象虽说有时受到压制，可总是一再出现，这种形象甚至强加到农民的意识之中……在每个个体的层面上，都可以感受得到这种内部溃败，而这种溃败正是这些人相互孤立的背叛(他们所属的集团)的根源。”(19) (2)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由于村落人口大量减少，导致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了“无主体熟人社会”。众所周知，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村民生于斯、长于斯，通过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建立起密切的互动关系。但乡村社会的过疏化，却使村庄熟人社会的主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无主体熟人社会”。 所谓“无主体”在这里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主体长期缺场”，即指“目前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长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不具‘熟人社会’的特征，我们不妨将这种‘病态’的熟人社会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20)。“主体长期缺场”的社会后果在于，乡土社会内传统的社会互动关系遭到破坏，社会联结残缺化，对村落的文化价值认同亦必然走向错乱；二是指“主体继承者”的缺失。近年来，农村研究界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概念，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代际分化，他们的流动动机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社会特征也不尽相同。故我们可以将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城务工的人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从发展的视角审视新生代农民工现象，多数学者的结论是，无论在关系上还是生活上，新生代农民工都已不属于乡土社会场域，他们基本上生活在城市，有时也游走于城乡社会之间。从其未来发展的轨迹看，他们已不可能成为乡土文化的“认同者”和“继承者”。故在乡村走向过疏化的进程中，传统乡村世界那些无形的文化遗产将失去承载的基本载体，导致文化传统及技能代际传递链条的中断。 三、过疏对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 面对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结构的空前剧变，各国学界都给予了密切的研究和关注。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提出“农民的终结”等命题，断言：“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21)学界之所以关注此话题，主要是因为人类在农业时代生活已有数千年之久，农业文明承载了人类漫长而丰富的文化及生活经验智慧，而步入工业时代实际上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根本性的转型和变革中，人类会丢失什么？能收获什么？自然令人格外关注。为了降低转型代价，我们应弄清过疏社会的生成背景、过程及其运行机理，充分意识到村落变迁的长期性，加大工业反哺农村的力度，切实推进过疏化村落的转型和振兴。 总体上看，世界各国为维持城乡协调发展，不断推出所谓“过疏对策”，试图在政策干预和调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持乡村活力。这些过疏对策主要包括：经济对策、人口对策、文化对策、组织对策等。与学术意义上的“过疏”概念不同，政策层面上的“过疏”概念主要是将现象发生地域作为具体的政策对象，注意政策对策执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1.经济对策：从单一的经济开发到内在的开发策略 既然乡村过疏地域衰败最主要的表现是经济凋敝，那么，各种过疏对策自然首先将政策目标指向了经济开发领域。试图通过招商引资、兴办企业等经济对策，以实现过疏地域的发展和振兴。如在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陆续推出的过疏对策中，“积极开发论”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包括《离岛振兴法》和《山村振兴法》等，希望通过建立企业、投入大型公共设施项目等方法，以扭转乡村衰落的事实。应该说，经济开发意义上的过疏对策在初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开发意义上的过疏对策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1)现代经济集中化、过密化的发展趋向，使得企业的流向并不趋近于过疏地域，从而给过疏地域的经济振兴方略蒙上一层阴影；(2)很多开发要求强烈的过疏化地域因其环境、资源、交通等方面的弱点，使其并不适合走经济开发之路；(3)过疏地域劳动力的普遍缺乏。对于年轻人来说，无论过疏地域的公共设施如何整备，但那些没有工作场所的地方都不可能成为青年人的理想居所。 总之，从宏观视角展开分析，我们会发现，在单一经济取向的过疏对策遇到障碍的情况下，20世纪晚期各国的过疏地域治理已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第一，重视“内在的开发”，其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是“一村一品”运动。由于过疏地域面临人口减少、交通闭塞、信息阻滞等不利条件，导致其地域已不可能通过引进企业从事大规模的“外在的开发”，而被迫转向所谓“内在的开发”。“一村一品”是日本大分县知事首倡的一种过疏地域振兴活动，主要是指每一地域(町村)都运用其智慧，开发独具地方特色的产品。这些特色产品可以是古时流传下来的建筑旧居遗迹，可以是口耳相传的民谣，民间歌舞，也可以是地方出产的有形的土特物产，结果大获成功。“一村一品”运动实际上是在从外部引进企业已不可能的过疏地域，转而走向挖掘和激活地域传统内在资源、人才，凸显地域个性，以地域居民独具的智慧和理念创造出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产品。 第二，从仅关注过疏地域的“经济变化”到重视其“社会变化”，即由“硬件”转向“软件”。从进行所谓土木工程治理，转变为建成“居住愉快”的场所，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其主旨在从经济学领域不断转向社会学领域(22)。 2.人口对策：地域振兴主体的多元选择 在过疏对策推进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过疏地域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因医疗、教育、交通、消费、购物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运行障碍和维护困难，而是该地域因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而缺乏地域振兴适当的承担者。 (1)设法留住年轻人 无论是基于何种考虑，过疏地域振兴的首要任务都是要遏制人口持续减少的态势，尤其是设法留住年轻人。但此项人口对策却始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承认现代社会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移动，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的话，就会发现，简单地通过行政手段阻止人口离开农村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因为阻止人口流动的后果只能加大地域差距。既然各地域发展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缩小地域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移动。须知，乡村的衰落，不是由于乡村人跑去都市。正是由于乡村的衰落，人们才跑去都市。(23)因此，如何在城乡开放的氛围下，给农村青年以本土发展创业的机会，才是问题的关键。 (2)以老年群体为载体的公共性构建 虽然各国在应对过疏地域衰落问题时，都提出将农村打造成一块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磁铁，以吸引年轻人在地就业或返乡就业，但此项举措很难在短时间内奏效。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老年人仍将作为农村振兴的主要力量而存在。 关于老年人社会角色扮演问题，欧美学界较有影响的理论是所谓“社会脱离理论”。此种理论认为：“老年人减少他们的活动水平，寻求较消极的角色，减少与他人的交往，越来越关心他们的内心生命却被看作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和令人满意的。”(24)“脱离理论被认为不仅适应老年人，而且对社会也有利。所有的社会都需要井然有序地把老年人的权力传给年轻一代。”但近年来学界关于过疏地域振兴的实证研究却告诉我们，对于走向过疏化的乡土社会来说，积极老龄化似乎是一种更为现实的策略选择。因为在过疏化村落里，老年人占据多数的情况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故我们必须正视其在地域振兴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有研究成果证明，老年人持续的社会参与对于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地位具有重要作用。积极的社会参与使老年人仍然在社会上创造价值，同时因老年人仍然处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得以获得真实的社会角色扮演。据日本学者研究，伴随着过疏地域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老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威角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过疏化现象发生之前，在封闭的乡土共同体内，老人因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而扮演着乡村家族家长和村落权威的角色。但是在经济高度发展和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下，村落昔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乡村老人权威的衰落。老人权威地位的丧失使其社会地位下降，并迅速走向边缘化，其生活笼罩在浓重的孤独感之中。新泻县东颈城郡的6个町村以老人自杀率最高而闻名日本列岛，其老人自杀率达到全国平均数的5倍。据调查，该地域自杀老人多为中等以上家境的农家，值得注意的是，老人自杀的时间选择不是在子女外出打工的冬季，而多发生在5月或10月的农忙季节。据研究，“老人冬季自杀现象之所以很少发生，主要是因为此期间子女多外出打工，老人需要承担清雪等重任。而在农忙时节自杀事件频发，则主要因为在农业机械化时代，老人在农业劳动中已无角色可以扮演，事实上已被排除在劳动体系之外，由此老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很自然被消解”(25)。可见，过疏地域老人的自杀事件与其过疏社会老人的孤独感有着密切的关联。 3.文化对策：由重视物的开发到精神价值的重构 (1)地域自信心的重建 如前所述，地域过疏化背景下的地方空洞化、人口外流、资金缺乏、经济活动停滞等，固然是地域衰落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地域居民对地方长时期积淀起来的自信心的丧失，是其中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居民故乡意识衰退的情况下，政府有再大的公共设施和项目投入，也难以取得真实的发展效果。 (2)重视地域资源的开发利用 这里所说的地域资源，既包括基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在内的自然资源，也包括植根于地域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重视地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是实现由单纯地追求“物”的丰富性，到追求居民生活及其价值的丰富性。有的学者从“儒学下乡”的视角，强调地域传统文化复兴的作用。认为从“无主体熟人社会”中“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这一特征出发，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虽然常年离乡，但这不仅不妨碍反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与诸如元宵、祭祖等乡村传统仪式性活动的热情。所以，今天的儒学“下乡”，可专注于推动符合儒学精神的宗族文化复兴、乡村重大节庆及家户婚丧嫁娶、祭祖认宗的礼仪文化建设，通过仪式的铺陈和对仪式的参与，以仪式现场的集体氛围而非个体式的道德自觉，唤起乡民对儒学所宣导的基本价值理念的敬重。(26) 4.组织对策 (1)激活过疏化村落的自治传统，加强村落组织建设 与城市社会相比，乡村社会从来就是人口密度较低的社会，在政府和市场力量作用有限的情况下，其社会内部自治性力量一直就比较发达，表现出乡土文明超强的韧性。在城市化进程中，虽然乡村社会在逐步走向解体，但地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联不可能完全丧失。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社会联结的存在，我们有必要引入“共同性”概念，以发现日常生活中显在的和潜在的共同性的存在，重建过疏地域居民的社会联结。要注意加强地域特殊群体的组织建设。基于过疏村落中留守人群的主要构成，应加强老年协会和女性组织的建设，发挥其组织内部的互助功能。同时，鉴于过疏化村落组织衰败和村民参与不足的现实，应注意发挥村落精英的统帅和内聚作用。 (2)村落合并与组织重建 迄今为止，村落合并是各国应对过疏化村落组织衰败的最常用的方法，即通过行政手段，对那些因人口外流严重，已难以正常维持运行的村落实施迁徙与合并，形成新的中心村落居住区。由于合并后的村落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其原来由过疏化而带来的问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但值得注意的是，过疏化村落基本上是由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的，其抗风险和持续性发展的能力极弱。故政府合并村落的政策选择应该格外慎重，以避免产生雪上加霜的意外后果。 总之，在反思过疏社会治理对策时，我们应深入理解其复杂性和总体性：其一，由乡村过疏化而带来的地域社会衰落为我们展示出一种特殊的社会衰落类型。由于人口中有效劳动力突然大规模地减少，使得过疏化地域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群体文化发生剧变，最终提出了“过疏地域社会何以可能”的话题。其二，此种社会衰落的类型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凸显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变迁具有总体性，故过疏地域治理对策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实施相关政策时，应注意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调适，不应简单冒进。其三，不能仅仅将过疏化社会的治理看成是一个经济振兴的问题，而应发现其问题的复杂性。在国家—市场—社会这一三角力量关系中，既要发挥政府的支撑作用，同时也不能忽略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存在。如在乡村社会走向衰落和村庄公共性危机的背景下，政府责任之履行至关重要。政府是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加速这一进程，还是逆向而动，努力减缓这一进程所产生的社会震动，成为问题的关键。 2001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出版了题为《城市的胜利》的著作，提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寄托着人们对未来最美好的希望。高度的城市生活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能够带来创新与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27)。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所谓“城市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乡村将在衰落中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应在城乡一体化的理念之下，实现人类文明空间结构的重建，诚如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所言：“城市磁铁和乡村磁铁都不能全面反映大自然的用心和意图。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本应兼而有之。两块磁铁必须合而为一。这种该诅咒的社会和自然的畸形分隔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28)这是我们在理解乡村过疏化问题时所应该采取的立场。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54页。 ②让·雄巴尔-德洛夫：《法国农业趣史》，马四丘等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③菲利普·潘什梅尔：《法国》(上)，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37页。 ④安达生恒：《村庄和人间的崩坏》，京都：三一书房，1973年，第19页。 ⑤菲利普·潘什梅尔：《法国》(上)，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39页。 ⑥曲宪汤：《乡村衰落之原因及其救济》，《并州学院月刊》1933年第3期。 ⑦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⑧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53页。 ⑨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5页。 ⑩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1-262页。 (11)《全国妇联：独居留守儿童超200万人》，《中国教育报》2013年5月17日。 (12)武小龙、刘祖云：《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3)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14)龙花楼：《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7页。 (15)内藤正中：《过疏化与新产都》，岛根：今井书店，1968年，第13页。 (16)汪锦军：《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由市场化到参与式治理》，《学习时报》2013年3月4日。 (17)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5页。 (18)曲宪汤：《乡村衰落之原因及其救济》，《并州学院月刊》1933年第3期。 (19)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19页。 (20)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 (21)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2)鸟越皓之：《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 (23)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73页。 (24)N.R.霍曼：《社会老年学》，冯韵文、屠敏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8-69页。 (25)安达生恒：《村庄和人间的崩坏》，京都：三一书房，1973年，第156页。 (26)吴重庆：《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的儒学“下乡”》，《文化纵横》2012年第2期。 (27)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刘润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序言。 (28)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9页。标签：熟人社会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乡土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传统村落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公共危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