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论傅斯年与历史语言学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学派论文,中国历史论文,国学论文,之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9-0221-11 傅斯年是中国20世纪前期著名学者和学术界领袖人物。抱着“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境界之中”①的宏伟理想，1928年3月底傅斯年受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11月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此所设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四组，最初研究人员——包括特约研究员约30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仅本所人员已发展至60人。此所集聚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并培养了新一代学者，其中如陈寅恪、徐中舒、胡适、刘复、陈垣、容庚、商承祚、顾颉刚、朱希祖、马衡、容肇祖、赵万里、陈槃、李家瑞、劳干、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林语堂、沈兼士、杨时逢、丁声树、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丁文江、翁文灏、石璋如、岑仲勉、梁思成、芮逸夫、全汉升、张政粮、董同龢、高去寻、夏鼐、王崇武、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等。他们遵照傅斯年拟定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进行学术研究，研究论文主要发表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它自1928年创刊，迄于1949年共出版20本；此外还出版学术专著单刊和专刊多种，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并在考古发掘、史地考察、方言调查、人类学调查和语音实验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1948年12月，傅斯年率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迁至台湾。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于台湾，但他创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仍存在于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特色十分显著，在国内与国际学术界甚有影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历史语言学派。关于这个学派的性质、学术特点、学术意义及它与国学运动的关系，这系列的问题，涉及较广的学术层面和复杂的史事，很值得我们探讨。 当傅斯年于1928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自20世纪初年兴起的国学的新倾向已经形成，并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整理国故已取得一定成就。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与发展，事实上与国学运动存在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虽然傅斯年力图在国学之外别创新的学派，而且有着国际学术的视野，但他及其学派始终不可能摆脱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学术环境与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形成与发展，以便认识历史语言学派与它的联系。 清代末年一批民族文化保守主义者组成国学保存会，于1905年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以商量旧学，弘扬国粹为宗旨。他们出于爱国热忱，面临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新学的兴盛，深感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而导致中国之学的失落，遂奋力保卫国学。国粹派学者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国魂，以为只要保存传统文化即可保国，因此志于复兴以儒学为核心的“古学”。《国粹学报》的撰稿者有邓实、黄节、章太炎、郑孝胥、郑文焯、王闿运、廖平、陆绍明、刘师培、黄侃、章绛、江慎中、马叙伦、萧穆、胡蕴玉、李详、谭献、罗振玉、张采田、孙仲容、陈仲、田北湖等，他们主张“通经致用”，希望弘扬国粹以改造社会，负担起重大的社会使命。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深有研究的，在论著里探讨了中国历史与文献的若干问题，然而仅在经学、小学和旧史学的范围里，采用传统的注疏或考证方法，探讨并重复着陈旧的课题。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国粹学报》停刊，标志国粹主义思潮由盛到衰，但其残余势力却强固地存在于国学运动之中。民国元年(1912)四川省政府成立国学院，杭州成立国学会，此后各地亦纷纷成立国学馆或国学学校，这些都是以弘扬国粹为宗旨的。 新文化学者们在提倡新文化的同时，考虑到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们是反对国粹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首先提出“整理国故”的号召。他于1919年2月1日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将新思潮的根本意义理解为是对文化的新态度，即“批判的态度”，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化”。他认为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积极主张是整理国故。在此工作中，他特别提倡“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毛子水同时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他说：“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国故，第一件事就是用科学的精神去采取材料。”②胡适和毛子水提倡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是国学运动兴起以来的新倾向。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召开了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成立国学组，胡适为主任，计划出版《国学季刊》。胡适于1923年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新文化的观念对“国学”做了界说，以为它是“国故的缩写，它是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提出扩大国学研究范围，进行系统的整理工作。③这样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成为国学运动的方向和国学研究的内容，受到学术界广泛的响应。在北京大学的带动下，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国学学会，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以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的论文在各种国学杂志涌现。1925年曹聚仁分析国学运动的新倾向说：“近顷之治国故学者，虽取舍不同，准的非一，使非极端守旧，局守宋儒之陋见者，其用力之所在，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群力所注，则国故之各个资料，必由一一考证而日趋正确……国故之新倾向昭然呈现于吾人之前。新考证之盛行，即昭示吾人以国故学中心之所在。”④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整理国故的成就，它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1)对新出土和新发现的新资料的研究，开辟了国学的新课题，使人耳目一新；(2)胡适关于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系列考证，采用新的科学方法；(3)顾颉刚在胡适的启发下开始古籍辨伪工作，发起关于中国古史的讨论。国学家们在以上三方面发表的论文具有明显的共同倾向，即以批判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当时的一些新文学家们是反对国学运动的，对整理国故的新倾向也表示反对。成仿吾说：“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代的考据家。所以他们纵然拼命研究，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从前那种无益的考据……我看我们这些所谓国学运动，充其量不过能造出一些考据死文字的文字，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更烦碎的考据学者。”⑤郭沫若以嘲讽的语气说：“我们常常向朋友们谈笑话，说我们应该努力做出些杰作出来，供百年后的考据家考证——这并不是藐视考据家或者国学研究家的尊严，实在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的价值原是只有这样。”⑥从他们的反对意见中可以看出，他们将国学等同于考据，将国学家等同于考据家。他们对国学新倾向的认识是浅表的，而且认为这种考据不能创造新的价值。从这否定的意见，可见到国学运动新倾向在学术界的影响。国学运动新倾向形成后，取代了国粹派在国学中的主导地位，大力推动了国学的发展。1926年1月顾颉刚发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进一步发展了新倾向的观点，重申了胡适的纯学术主张，摒弃势利成见，不考虑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价值，并给予国粹派以严厉的批评。他说：“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遗言看做‘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部关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⑦此年4月顾颉刚完成《〈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它是国学运动中古史辨派的宣言。《古史辨》自1926年迄于1941年共出版7册，其中主要作者有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丁文江、魏建功、容庚、傅斯年、马衡、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冯友兰、刘复、罗根泽、梁启超、余嘉锡、高亨、唐钺、刘盼遂、吕思勉、童书业、谭戒甫、唐兰、杨向奎、蒙文通、杨宽等数十位学者。他们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一个松散的古史辨派。他们讨论的内容是古史，而基本上是关于先秦典籍的辨伪、诸子考辨和秦汉史学术问题；他们使用传统的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国学的新倾向和国学研究的新方法在古史辨派中得到集中的体现。⑧国学新倾向的学者们在思想上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具体研究中继承了中国清代传统的考据学，并使之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上的狭小学术问题，坚持纯学术的道路。这些基本特征，皆与历史语言学派是一致的。历史语言学派在组织机构、扩充材料、扩充工具、研究范围、治学精神等方面与古史辨派略异，但它们在学术性质上是属于国学运动新倾向的两个重要流派，因它们丰硕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国学的繁荣兴盛。然而要论证历史语言学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却是复杂而困难的，特别是傅斯年曾表示反对国学，而且向来学术界认为历史语言学派是中国新史学的一个学派。 历史语言学派是欧洲19世纪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史学派，其创始者是德国柏林大学史学教授兰克(Leopolde ron Ranle，1795—1886)。他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史料做精确的考证，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此派或称实证主义史学，受到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采用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兰克在《1494—1514年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前言》里表示撰写历史著作的态度说：“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在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发生了。对任何一种新研究，资料从何而来?作为本书的资料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叙述。他种材料只在下述情形方可引用：它们可从上述材料中直接推衍出的，或是材料具有某种第一手的性质。这些材料必须页页核定过。”⑨他在《论十九世纪》里强调“没有精确的研究，整体的概念只能是一个幻想”，但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精确研究后，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关注历史的事物的普遍性，将批判方法、客观研究和系统构造联合起来。因此，他认为：“历史学家还必须注意事物的普遍性。他与哲学家不同，没有什么先验的思想，当他考虑特殊性时，作为普遍性的世界的发展也将在他的面前展开。”⑩兰克学派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提倡考据坚实，以调查材料、考辨材料的真伪为史学的更高艺术。这是对兰克史学思想的片面发挥，然而此派在欧洲近代史学上的影响是非常深广的。 傅斯年于1923年6月离开英国到德国留学，他曾学习比较语言学、逻辑学、医学心理学、人类学、梵文和语音学等。1924年，他开始转向史学，由于追求客观的、科学的、严密的学术倾向，遂选择了兰克学派。傅斯年归国后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学派，便直接受到兰克学派的影响，他在论著中多次主张借鉴欧洲近代的新史学，如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11)1931年他在《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里谈及欧洲近代史学方法时说：“近代史学之方法——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论述，而且有特别鉴订之工夫。”(12)以上均是对兰克学派“史学即史料学”之阐释与推崇。1943年傅斯年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里关于史料的论述，明确地介绍了欧洲实证主义史学派的兰克(软克)和莫母森，而且表明历史语言研究所治史学是从史料以探史实的宗旨；他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史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13)在这些论述里我们可见到傅斯年的历史语言学与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密切关系，然而它绝非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移植或化身。傅斯年仅吸收了兰克的史学的实证精神和对史料细致考辨的态度，而更多的是从德国兰克学派的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学方法论》里吸收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14)傅斯年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想的来源是较复杂的，他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之学”并非如朱家骅所说“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根据德国洪堡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15)。兰克虽然学过历史语言学，但从未将“历史和语言”熔铸为一个新词。王汎森参证西方史学界的意见认为：“历史和语言的结合是兰克学派和德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个口号却是傅斯年提出的。”(16)这个论断是较为合理的，因为傅斯年关于“历史语言”中的“历史”和“语言”的含义有其独特的理解，将二者合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更赋予它以特定的内容，由此创立了“中国历史语言之学”。 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这应是傅斯年向院长蔡元培建议而争取到的。我们注意到中央研究院于1927年筹备时，决议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观象台。次年4月研究院正式成立，傅斯年受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旋任所长。此所的名义很新异，其设置是傅斯年在归国前夕即准备实施的计划，故到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如果争取到此所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其成就与影响将会更大，由此可实现他的学术理想。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恰是一个最佳的机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时，蔡元培特写了发刊词；他阐释“历史语言学”之义云：“发明文字以后，传抄印刷，语言日加复杂，可以助记忆力，而历史始能成立……人类有这种特殊的语言，而因以产生历史，这也是人类在动物中特别进步的要点，而历史语言学，便是我们最有密切关系的科学”(17)。他强调记录语言的是文字，文字用以记载史事。“历史”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广义的历史概念；“语言的材料”即文献资料，自然属于史料。这样，“历史语言学”即是“历史文献学”。蔡元培很可能是依据傅斯年向他表述之意而撰述发刊词的，这从傅斯年对相关的诸概念的解释可以得到印证。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傅斯年创立历史语言学派的宣言，(18)他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渊源做了追溯，并含蓄地对其涵义做了简略的论述。其所推崇的欧洲近代史学是将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的，即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其所推崇的欧洲近代语言学，以为它超越了比较语言学，已同生物发生学、环境学、生理学相似，而更科学化了，因“语言即思想”，所以其范围是很广大的；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傅斯年正是在欧洲近代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启发下形成中国历史语言学观念的。他在回顾中国传统的史学和语言学时，有意将两种学问结合。中国传统的史学，自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以来，皆非“客观的史学”。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对金石碑刻文字的考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用无限的史料考订旧记以及南宋诸多对史料的考订辨疑；这种倾向直到明代已有欧洲近代史学的精神了。中国传统的语言学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代表，是一部没有时代观念的系统哲学。关于清代学术，傅斯年以为最具欧洲近代特色的，是顾炎武搜求直接史料订文史和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和以一切比核辩证儒家经典，他们是以考订史料的方式来对待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关于怎样继承传统的考据学，傅斯年在致王献唐的书信里说：“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垏、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为博而不能精……林亭(顾炎武)、百诗(阎若璩)谨严了许多。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确之，而忘却整个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1)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2)或一反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19)自清初顾炎武与阎若璩兴起了考据之学，亦称朴学，至乾嘉时期江永、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而臻于极盛。乾嘉学派的学风，梁启超概括为：孤证不为定论，罗列事项之同类进行比较研究，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洁(20)。然而晚清以来，今文经学的复兴和国粹主义的涌动，中国的历史语言学不能随时发展而处于落后的局面。傅斯年借鉴欧洲近代学术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国近代学术落后的教训，提出三项标准以判断学术的价值：(1)凡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证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这是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力图采用新工具，以处理新获的材料，在学术上取得新的成就。 历史语言研究所原计划在历史的范围设置五个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俗、比较艺术；在语言的范围设置四个组：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在工作具体展开时，最初设置历史、语言和考古三个组，至1936年增设人类学组。从其分组情况表明历史语言学并非简单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并列，它是一个新的综合性的学科。它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对象，采用西方自然科学与中国考据学相结合的方法，以解决历史与文献上存在的若干学术问题。因此，历史组重在搜集史料并进行文籍的考订；语言组除进行语言学研究之外，还做大量的方言调查，考证文字、语音、语义等问题；考古组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提供学术研究的新材料；人类学组搜集人类学资料以为新材料，并对少数民族的族源进行考辨。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都是作为历史语言学的“几个不陈的工具”的，它们并非独立于历史语言学之外的学科，而是其有机的组织部分。傅斯年关于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观念是很独特的，其学术组织亦是独特的，是他创建的一个新的综合性的学科。 20世纪初年，瑞典的斯文赫定、俄国的柯兹洛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探险家和学者相继在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发现大量的汉文、中亚文、西夏文和藏文的历史文献资料。他们将这些资料带回欧洲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海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一时兴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学问的关注对象和使用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是有差异的。傅斯年举例说：“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都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些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又如最有趣味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它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有规模的注意。”(21)西方汉学的新成就曾使中国学者感到震惊，促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的思考。关于中国某些困难的学术问题的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特具优势的，而且是能在世界汉学中居于领先地位的。1923年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国学时，将中国文化比喻为一个丰富的矿藏，他提议说：“我们感觉有发起一个合作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的目的的共同计划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及平时的学问根底，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併着一二十年的功夫下去，这个矿可以开得有点眉目了。”(22)为此他曾建议建立“古典考释学”，用科学方法将所有重要典籍重新审订和重新解释。胡适于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讲关于整理国故的问题，他很自信地说：“我国各种科学莫有一种比得上西洋各国，现在要比伦于欧美实在不容易，但国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总该办起来比世界各国好。”(23)傅斯年虽然肯定西方汉学的成绩，同时也肯定中国学者治中国学术存在的优势，他说：“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24)梁启超和胡适以中国历史文献为国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傅斯年同样以之为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而且重在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方面；这与国学研究对象和重点是完全一致的。虽然中国学者治中国学颇有自信并有优势，但西方汉学的成就对中国学者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和压力，这点是傅斯年留学欧洲的后期感受特别深的。1925年在柏林大学时，他的学术兴趣转向关注中国四裔的历史、中亚语和欧洲东方学研究文献，并通过蔡元培的介绍而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取得学术联系。他归国创立中国历史语言学即有意同西方汉学争胜。当傅斯年受任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时，“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25)。在研究所设置之初，傅斯年致蔡元培和杨杏佛书信表示：“此研究所本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等)，以归光荣于中央研究院，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人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中国之历史学与语言学与时俱进。”(26)这是力图赶上西方汉学，扬长避短，并在某些方面超越汉学的范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里，傅斯年重申了赶上和超越西方汉学之意：“今若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以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27)在傅斯年的观念中历史语言学是广义的汉学，他准备建立一个严格的专业学术机关、形成一个集体，因而学术研究如同近代工场的分工合作一样，发挥合力的优势。1933年他在致胡适的书信里说：“这个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工具，扩充材料’之汉学(最广义的)。这样事业零星做也有其他的机会，但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越有联络，越有大结果。”(28)他在青年时代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即有所认识，认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少，以人为单位者多；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无聊；不懂得学术分工原理；好谈致用，结果一无所用；不能使用优良的先进的工具，以空洞间架到处应用。(29)他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志在改变这诸种弊端。在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时，顾颉刚亦是筹备委员，当商议建所的组织时，他认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累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藉”(30)。当时傅斯年不赞同此意见，但稍后却完全接受了，所以除本所之专业研究人员外，还聘请特约研究员和外国通信员，并招收研究生，从而聚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并培养了许多青年学者。罗家伦评价傅斯年说：“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极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求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31)这个研究所是中国近代的学术典范，它在艰苦的多难的岁月里成长壮大，取得辉煌的成就。傅斯年具有世界学术的视野，力争中国历史语言学在世界学术中发生影响。在研究所里特聘请西方著名汉学家米勒、伯希和、高本汉为外国通信员，通过他们将本所学术研究成果推向欧洲。数年后傅斯年自豪地说“彼等(伯希和等汉学家)应知此时代表汉学者为本院”，而蔡元培也说“中国学之中心点由巴黎而移至北平”(32)。这是当时世界学术界所承认的事实了。 中国历史语言学派的研究方法与胡适和顾颉刚的国学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且都认为这种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理解方面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他所说的科学方法源自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它是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胡适将杜威的方法概括为五个步骤：感到疑难的存在，确定疑难之点，假设解决的种种方案，选择一个假设，对假设的证实。(33)由此他形成一种简单适用的方法，即“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34)。顾颉刚认为国学“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35)。他对科学方法具体解释说：“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实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36)傅斯年提倡的科学方法源自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派，但由于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广泛学习过多种自然科学，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从而形成更为严密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他提倡的新方法是采用西方近代的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工具，以整理史料，以为“若于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37)他所列举的自然科学都是重资料的搜集，具有历史进化特点，须考察、实验，并按合理程序进行工作的。他特别重视比较的方法，以为史料学即是比较方法的应用：“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此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38)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某个事件，当比较了各种性质的文献记载之后，便可发现矛盾、疑难、真伪等问题，从而经过科学的考证寻得历史的真实。傅斯年将文字的训诂考订作为“语言学的观点”，他认为其代表著作《性命古训辩证》便是“‘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之一法。自19世纪中叶以来，研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著书者，其出发点与结论，每属于语学”，但是他仍然主张“语言学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观点，两者同其重要”(39)。因为用文字训诂考订只可能解决个别语源与语义问题，若进一步以历史的观点考镜源流，才能使问题得到充分而圆满的解决。欧洲的兰克学派和中国的乾嘉学派都注重历史与文献的考证，追求客观真实的学术境界，傅斯年说：“最近百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是很不容易分别的。考证学发达的结果，小题大做可成上品，大题小做便不入流。”(40)这是关于考证学最重要的经验总结，即旨在解决学术上存在的狭小问题，若是宏大的问题则分别属于其他各学科了。国学与历史语言学都采用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方法，但在具体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若干狭小问题时，还得具体地运用中国传统考据学使用的方法；二者的结合而成为科学考证方法。这是20世纪初以来国学新倾向的显著特征。傅斯年与历史语言学派在其具体论著中，贯彻了“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的理想。 傅斯年的代表性专著是《性命古训辩证》，代表性论文是《夷夏东西说》；它们在当时的学术界曾产生很大的影响。关于这两部专著的学术性质和方法是有必要重新认识的。《性命古训辩证》是针对清代学者阮元的《性命古训》一书而进行考辨的。阮元之著是用考据学的方法以否定宋明理学家对“性命”的阐释。“性命”是中国哲学的一个范畴，《周易·乾》：“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其中“性”指人的天生个性，“命”指人的命运或生命。儒家经典《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宋代理学家朱熹解释说：“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在宋明理学中，“性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傅斯年很注意阮元使用的方法，他说：“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之论性、命，以训诂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惟何：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41)傅斯年在上卷释字，以先秦遗文中之“生”、“性”、“令”、“命”诸字之统计，分析各字的含义；中卷释义，考释古代“帝”、“天”为何如之物，及“天命”、“天人”之义；下卷释绪，辨析汉代的“性”二元论、理学家论心性以及关于性善论之说。他通过细致的考辨，证实宋人朱熹之说在学理上的成立。“性命”的讨论本属于中国思想史的问题，但傅斯年的辩证却不是用哲学或思想史的方法，而是用考据学的和历史考察的方法，这正是他提倡的历史语言学方法。关于“性命”的辩证，是一个细小的问题，它竟成了一部专著，这是典型的“小题大做”，而且是以考证方式论证的，在考证中使用了新发现的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在语音的辨析中使用西方语言学的音素分析方法；这正是傅斯年主张的扩充材料和扩充工具的实践。因此，这不属于哲学研究性质，而属于国学研究性质的课题，可为哲学提出新的事实和依据。傅斯年的其他专著如《中国古代史讲义》、《诗经讲义稿》、《先秦子家叙论》、《史记研究》和《东北史纲》均着重考证专题之下若干细小的学术问题，而且以资料的排比与辨析取胜，具有历史语言学的特色。在《夷夏东西说》的论文里，傅斯年采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古地名亳、殷、商、帝丘、穷石、东夏、华夏、钓台、涂山、伊洛、崇山、戎夏、昆吾等的考证，考证中引用了大量的先秦史料，还使用了域外及金石文献资料，提出了中华民族起源的新见解。他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是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只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42)这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问题，却是采用的自然科学与考据学结合的方法，去解决一个狭小的学术问题，为古史研究提供事实的依据；所以它不是历史学的研究，而是国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傅斯年的其他论文如《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论所谓五等爵》、《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明成祖生母记疑》、《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等文，皆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亦属于国学研究性质的，但在傅斯年则属于历史语言学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每年都有周密的工作计划。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里，(43)总结了各组的工作情况。历史组整理了许多资料，研究成果有陈寅恪的《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支敏度学说考》《李唐氏族之推测》，徐中舒的《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再跋》、《铜器中古代狩猎图象考》，朱希祖的《吴三桂周王纪年释疑》、《后金国汗姓氏考》，赵万里的《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赵邦彦《汉代石刻中游戏图象考》等。语言组进行了方言调查及整理语言学资料外，研究成果有罗常培的《闭口九韵之古读及其演变》、《知彻澄娘音值考》、《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王静如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释定海方氏所藏至元通宝四体钱文》，刘文锦的《〈洪武正韵〉声类考》等。考古组进行发掘与调查外，研究成果有董作宾的《帚矛说》，郭宝钧的《古器物释名》，李济的《殷墟铜器五神及相关之问题》，刘峙霞的《殷代治铜术》，丁山的《伯懋父郭跋》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属于考证性的论文。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有国际学术影响的大型连续出版的学术集刊，发表所内研究成果。其大半以上的论文是考证性的。集刊是傅斯年计划主办的，是最能体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和学术特色的刊物。其中的论文以新资料、新工具、新问题见长，以自然科学与中国考据学相结合的科学考证方法，对中国历史与文献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做窄而深的研究。集刊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并取得巨大成功，这是傅斯年的“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的宏图的实现。 从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标志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兴起，1926年顾颉刚发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标志古史辨学派的兴起，1928年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标志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它们迄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回顾这一段学术史，不难发现三者虽旗帜不同，名称相异，但研究对象和方法却是基本相同的，在学术性质上都应属于国学研究。(44)然而傅斯年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其治学宗旨和学术活动是相矛盾的。 1916年秋，傅斯年21岁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1919年夏毕业。“国文门”即“国学门”。他在这3年中获得了国学的基本知识，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是其终身崇敬的师尊。1920年傅斯年在英国留学，于致胡适的书信里，谈到同学俞平伯自英国辍学归国之事，间接地表述了对国学的看法。他说：“(俞平伯)‘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旧文学的根柢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况且整理国故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事。受国文先生毒的人对于国故整理上定然有些隔膜的见解，不深入的考察，在教育尽变新式以后，整理国故的凭借更少。趁这倒运的时期，同这一般倒运的人，或者还可以化成一种不磨灭的大事业。”(45)傅斯年对俞平伯的归国是不赞同的，故语带嘲讽。他肯定俞平伯旧学的功底深厚，以为俞平伯此决定虽然失去吸收新知的机会，但归国却可整理国故。在大多数年轻人对整理国故无兴趣时，像俞平伯这样“倒运”的人，或者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俞平伯不久关于《红楼梦》的考证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傅斯年在这封书信里明显地表现出对国学的憎恶的态度，更倾向于接受西方近代新的科学知识。在归国后，他所开创的中国历史语言学，虽与国学名异实同，但他仍然表示反对国学，并且是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而提出的。傅斯年说：“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研究去方便些……世界中无论哪一种历史学或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46)这里他明确地表示反对“国故”这个观念。关于“国故”，胡适曾解释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47)傅斯年认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虽然研究的材料大多数是中国的，却并不限于此，研究这种学问不应当以地域或国界来区分，如研究中国的地质是属于地质学一样，研究历史语言只得用同一方法，特别是由于材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扩充，势必超越“国”的界限，弄得“不国”、“不故”。此外还因“国故”很容易与“国粹”混淆。晚清以来各地办的存古学堂和民国以来各地办的国学院，都是以弘扬国粹为宗旨的，所以傅斯年认为“国故”的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傅斯年承认国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言语、历史、民俗等题目，它们也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但历史语言学却是合力工作，专业研究，动手动脚找材料，改变“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注重新材料的发掘，采用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方法，而且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东方各国；因此它在某些方面与国学有所区别。 关于国学与历史语言学之辨，在傅斯年看来，这不仅是名词——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为学术精神的差异。此差异源自历史语言之学是在与欧洲汉学争胜的背景下创立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汉学的正统。西方的汉学是东方学的重点，傅斯年力争以中国历史语言学成为真正的东方学——汉学，使它在世界学术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国学运动新倾向的代表人物胡适与顾颉刚则确实缺乏国学的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博大恢宏的气魄。我们客观地回顾这一段学术史，将整理国故、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文性质以及相关的许多学者在这三个领域的交互情形加以比较，则它们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即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这种研究不负担社会的道德的使命，不主张普及，不考虑成果的社会效应，是一种纯学术的研究。自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以来，国学思潮逐渐兴起和发展，在国粹派衰微之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使国学思潮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正是在这种思潮下出现的两个国学运动的流派。它们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与兴盛，致使1940年代科学考证成为一时的学术风尚。蒙思明谈到当时的情形说：“中外学术交通的结果是一批所谓的学者们，在中国不能继承公羊家的经学，而继承了考据派的经学，在西洋不能吸收综合派的史学，而吸收了考据派的史学，于是双流汇合，弱流变作了强流，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金字招牌之下，如打了一剂强心剂，使垂灭的爝火又将绝而复燃，竟成了学术界唯一支配的势力。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证风气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据为实学。”(48)专崇尚科学考证的国学——包括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在中国现代学术系统中是有合理地位的，但它的学术价值和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从来没有夸大它在学术中的意义。傅斯年清楚地认为，这种研究“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少数学者辛勤地工作仅可以在很小的范围内“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49)。这些学者的工作仅停留于事实与材料的研究层面，然而他们追求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许多学科提供新的事实依据；这些依据可能动摇某学科的基础理论，可能澄清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疑案，可能清除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诸多谬误，其力量是坚实而巨大的：这是在更高学术境界中寻求真知。国学是中华文化的命脉，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各学科的成就，寻找有关中国学问的渊源，则不难发现自国学新倾向兴起之后，许多狭小学术问题的考证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它往往是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傅斯年力图“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争取“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个崇高而宏伟的愿望是非常不易实现的，它若实现应是在一个方面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傅斯年：《致王献唐》，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7，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②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5月第1卷第5号。 ③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④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载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海：群力出版社，1927年。 ⑤成仿吾：《国学运动之我见》，《创造周刊》1923年11月第28号。 ⑥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刊》1924年1月第36号。 ⑦阿英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第169页。 ⑧谢桃坊：《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文史哲》2009年第6期。 ⑨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论著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3页。 ⑩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论著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6页、229页。 (11)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2)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13)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5页。 (14)李孝迁：《西方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3页。 (15)朱家骅：《纪念史语所傅故所长孟真五十六岁诞辰特刊序》，载《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51年，第1页。 (16)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70页。 (17)蔡元培：《集刊发刊辞》，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18)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2页。 (19)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7，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0-101页。 (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8-29页。 (21)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 (22)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卷39，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10页。 (23)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24)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 (25)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26)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7，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27)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6，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页。 (28)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7，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 (29)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1，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25页。 (30)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31)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32)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18页。 (33)胡适：《实验主义》，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34)胡适：《治学的方法和材料》，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 (35)阿英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第169页。 (3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4-95页。 (37)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页。 (38)傅斯年：《史料论略》，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2，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39)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2，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6-508页。 (40)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7页。 (41)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2，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 (42)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1-182页。 (43)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6，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7-371页。 (44)谢桃坊：《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文史哲》2009年第6期。 (45)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7，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46)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页。 (47)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48)蒙思明：《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责善半月刊》1941年12月第12卷第19期。 (49)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页。标签：傅斯年论文; 国学论文; 语言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科学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文化论文; 国粹学报论文; 胡适论文; 读书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顾颉刚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国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