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二种——震荡于人与自然之间——读贾宝泉《当时明月今在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自然论文,二种论文,明月论文,书评论文,贾宝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散文曾受到十分尖锐的讥评，有人甚至断言：“新时期最落后、最保守、最令人失望的就是散文。”〔1〕“落后、保守、 令人失望”的表现之一，是散文题材的狭窄和雷同。狭窄和雷同又集中表现在散文对所谓大海明月、童年故乡一类内容的大量重复上。为了扭转散文题材狭窄的格局，为了给当代散文注入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新机，一些论者呼吁散文强化都市意识，“捕捉提炼和表达现代工业、现代城市之美”，“表达和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生活形象、文化心态、感情意绪”〔2〕，以拓展散文的思想容积和审美空间， 以与当代生活取得更紧密的同步关联。
在这样的情势下，散文家贾宝泉却明确宣告：“从一定意义上说，散文的根散布在乡间，在喜爱星月穹空的孩子身上留下影与响。中国散文必定散布黄土地味道。中国乡间更适合散文的长进。”〔3 〕这是否有不识时务之嫌？是否与新的审美机制逆向而动？它出之于有影响的散文名家之口，是否有其独特的用心？疑问产生理解的欲望，促使我们去认真研读贾宝泉的新著《当时明月今在否》，去捕捉书中透出的关散文的新的信息。
从序读到后记，读罢掩卷，我们发现，贾宝泉笔下的月光、海洋、童年、故乡，与那些陈旧单调的所谓“乡情”散文、“怀旧”散文绝不可同日而语；贾宝泉所说的“中国乡间更适合散文的长进”，亦绝非因循守旧的遁辞。贾宝泉的散文创作和散文观，为思考当代散文的走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蓝本和全新的视角，告知人们散文创作之短长不在于题材属于乡间或城市，亦不在于是缅怀儿时抑或落墨当下；散文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全取决于散文家观察世界的高度和理解人生的深度。这正切合了鲁迅的那句名言：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
一
概括起来，世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均可归为两大类，即人与自然。散文作为一种“直接真实”的艺术，它所表现的，亦脱不出人与自然两大范围。贾宝泉之所以认定“散文的根散布在乡间”，不仅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还因为广阔的乡间乃是最纯粹的“第一自然”，那儿有未经人类加工制作的真正“天成”的亘古景观。大量以“童年故乡”标榜的散文之所以令人感到乏味，并不在于它写了什么，而是因为作者只是以庸常的眼光对故乡作浮光掠影的浅表描摹，只是以单纯的怀旧心态人云亦云地追缅儿时的景象。而在贾宝泉笔下，同样的乡间物事，则被看成有生命有情感的存在；他对自然充满了亲爱、崇敬和钦佩之情，并从自然中参悟宇宙的幽邃、生命的神秘和人生的意义。贾宝泉以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人的敏感，领略与感知自然的神奇与悠远，从而把对童年故乡的记忆，同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艺术地联结了起来。《当时明月今在否》中的许多篇章，以极为精致的文字写出了自然的灵性和情感。贾宝泉笔下的自然，断非一个“美”字所能涵盖；他笔下的自然，是灵动、深蕴而富有性情的活体，是充满生命、与人类相通相知的存在。贾宝泉以冀南平原为取景器，写脚下的平野，写头上的长天，小河弯，庄稼汉地，鹤鸣苇荡，月映莲塘；把个冀南平原写活了，把整个自然写活了。“黎明的河面铅一般沉重，水银一般灰黯，跟睡过去了一样，好似非得报晓的鸟儿站在河边老柳树上叫它，它才醒来，才开始流动，载运舟船。”“所有的草尖上都顶着露珠，好像夜间草们吸自然精华凝聚的宝物，跟野孤十年拜月修得火珠一样。每一滴露珠里面都有无数星的星系快活地游泳，每一滴露珠里面都有我一生也看不透的天地，当我用镰刀拢住野草的腰，露珠就滚落地上，眼泪一般，仿佛很清脆地响了一声，有如打碎玻璃盏。”（《一片冰心在南园》）读贾宝泉散文的这些章节，会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契诃夫的《草原》和蒲宁的《安东诺夫卡苹果》等描绘俄罗斯原野动人景象的篇章。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写出了自然、原野、乡土的那种伟大母性和蓬勃生机，寄寓着作家对生命和生命得以附丽的所有美好事物的体恤和爱怜。
不少描绘自然风光的散文常常把乡野写成纤尘不梁的世外之地，把乡间看作远离尘世的避难所，借以反衬城市的污浊乃至罪恶。在这类作品中，城市是“浑浊的繁华、蛊惑的媚眼、‘堂皇’的阴谋”，而乡村则是“鸟语花香的自由天地”、“超越国境的芳草地”（引自某报）。这种心态不过是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老调的翻版，与声形并茂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贾宝泉与之有别。他对故乡无限依恋，却仍“一步三回头地”（《珍惜》）走向城市。他一面认定乡村“更自然天真，因此也更接近生活和艺术的真实”，一面又感到“有一叫做‘现实’的天使在一旁不断催促”他（《致黄桂元》），这个“现实”就是城市。贾宝泉把故乡看作是“美丽得叫人直欲下跪的土地”（同上），却又清醒地知道“故乡的小村子关不住我了”，他要走向“地平线以外的广阔世界”（《一片冰心在南园》）。他要“在故乡之外寻找故乡，在母亲之外寻找母亲”；“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故乡，每一个善良的老妇都是我的母亲”（《春节那天，我吃了一束曲面》）。贾宝泉“泛自然观”的胸怀使他避免用狭隘的眼光看待乡村与城市，避免将城市与乡村对峙。在贾宝泉那儿，城市与乡村是“现实与梦想”的关联，“所谓文学艺术创作，归根结底是要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寻路”（《致黄桂元》）。他回故乡，是要寻找儿时的梦，那儿的一切令他“乐不思归”（同上）；他来城市，是因为如他父亲所说作为“吃皇粮的人”（《黄梁有枕梦难成》），城里有他的岗位，这是现实。
贾宝泉自幼家贫，切身体验到乡间生计之艰难。然而对于一位成熟的散文家，这又是引发写作的契机。贾宝泉说：贫穷的景况，“对于过早知道生计艰难的孩童来说，心上自然不免要生出苦寒的滋味；而在成年之后，这种苦寒味又升华为一种烂漫的趣，成为凭吊早逝童年的发端和产生写作欲望的火燧”（《雪夜玉玲珑》）。
这正是成熟作家与幼稚者的区别所在，。幼稚者或将故乡写成天上人间，写成与世隔绝的理想国；或刻意泻染梁故乡的贫穷愚昧，充斥着苦难与哀伤；而不能以一双审美的眼光，在人与自然的坐标上，寻找那有艺术之光闪耀的交点；在这个交点上，“是快乐与忧伤、崇高与哀婉、明朗与朦胧的情绪汇合”（同上）有了这样一双审美的眼睛，立足于有艺术之光闪耀的交点，散文家就不会以贫穷与否去判别童年的苦乐，不会以实利为标尺，去衡量故乡的世俗价值。即使是苦难，“儿时的眼泪到中年就酿成茅台酒了”（《六月，参差的夏云头》）；到了这火候，他就能“把眼泪也当成美酒饮下”（《我的旷野》）。
这样，贾宝泉就不仅仅将自然看作是人的生存环境，人的活动舞台；而是将自然看作生命的母体和共生体，是与人进行无尽对话的另一生命存在；人可以从同自然的交流中获得无限启示和参悟，从而将人的有限溶入自然之永恒。
贾宝泉的“泛自然观”，使他笔下的山川景物无不具有灵性。太阳、月亮、星是有生命的，云霞、雾霭、烟是有生命的，春雨、秋霜、雪是有生命的，就是水井老屋这些平常之物，也都具有灵性。你看他这样写那老磨坊：“不久，我的磨坊倒在水中了，它像一个很老很老的人，因为站得时间太久、忒累，就自己慢慢蹲了下去。水面上沉闷地响了一声，犹如这个老人舒心地打了个‘嗝’，就再也不起来了。屋顶沉落水中。石磨都顶起一堆瓦砾，圆圆的，做了老屋的冢。一块木板漂上头，是灵旗。”（《苇航》）如若不是对磨坊有特别的深爱，如若不是将自然视为情物，又怎能写出如此相知相怜的文字？就是一枚枯叶，也要接纳贾宝泉的深情观照；他这样写：“最近一株老树的横枝上，还低垂着一枚黄叶。黄叶圆圆的，像一只醒着的鹰眼，寂照着人生和它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隆冬的季节里枯枝上仅存的老叶，大抵相当于人间的百岁寿星的。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件都已经磨损得残缺不全了，也许他们上午还在同家人说笑，乐享天伦，下午就无病无灾地溘然长逝了。”（《雪夜玉玲珑》）
贾宝泉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审美沿察观照身内的情感和身外的自然，他笔下的童年故乡就不是那些平庸散文所惯唱的田园牧歌，也不是“农家乐”一类的轻松吟咏。他将散文的笔触探入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地带，拨动那些与永恒宇宙和有限生命紧密关联的机钮，以引起思想与情感的深刻震荡。这是贾宝泉散文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
二
《当时明月今在否》探索幽深自然的同时，还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乡间人物的鲜明形象。这里有父亲、母亲、姐姐，有挑水的女子、割草的小孩、杨场的汉子。《小院风雪立多时》可看作是写给母亲的最深情的颂歌，讲述一位受过新书熏陶却“只能嫁作农人妇”的传统女性，怎样在儿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全部深情。文末关于睡前吹灯的一段文字，有一种直逼人心的冲击力，直叫人辛酸而至于泣下。《秋场》里的二爷，则是乡间文人的别一典型，聪明，富于联想，有乡村秀才的机智，也不免露出一点酸腐相。香姑母呢，又是另一种人了，“谈活做事很少禁忌，比疯小子还疯”（《香姑母》）。写香姑母在台下接演员的腔、在被窝中与侄儿互相胳肢的段落，读耒令人忍俊不禁。还有那些没名没姓的，经贾宝泉的笔勾勒，便全都栩栩如生。他这样写庄稼地里的一群庄稼人：“这时候，男人女人都穿得很少，也有的男人什么都不穿，孩子撞见了，吓得‘啊呀’一声喊，像踩住蛇头，扭头逃走，追过来的，却是大人的爽朗的笑声”，“傍晚在地里随便走走，偶尔会见到背了一身红枣的刺猬，往洞里拖谷穗的土拨鼠，浴着月光人一样站立舞着前腿打架的白兔儿。极个别时候，还能见到爱得不可开交的痴情男女，我也并不拿去他们的衣褂，第二天也不在人前张扬，从此，他们见了我便笑得极其诚恳。（《一片冰心在南园》）遇上素不相识的割草的小孩，也能写他几乎要动起来的生活画面：“两个并不认识的孩子走到一起了，你的手搭在我的肩膀，我的手搭在你的肩膀，脚趾间同时冒出黄泥来，好痒！两对小脚印烙在黄土地上，向不知何处的终点绵延，不必担心，寻不到归宿，停在哪里哪里就是归宿。黄土地养人，也叫人经受数不尽的磨劫，让人嘉的东西，也能让人愁，功劳大的，往往过也大”；“两个孩子这样对话：‘你爹你娘在一个被窝里睡么？’‘在哩！’谁都不脸红。‘偷你爹钱没有？’‘偷哩！买糖吃。还剩一块，给你吧。’说罢，一只小脏手朝耳根摸去，在那个大人夹香烟的地方，夹着化掉半块的水果糖，粘住手指扔不下来。”（《一片冰心在南园》）这是只属于中国、只属于冀南平原、只属于闭塞乡村的人物肖象和生活景象，反映了贾宝泉这个地道中国人的完全中国式的思维轨迹和生命历程。《当时明月今在否》所塑造的“乡下人”系到群像，在散文作品中很不多见。从中可以看出宝泉对鲁迅传统的能动继承。鲁迅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塑造了阿Q、闰土、祥林嫂、阿长、豆腐西施等一系列“乡下人”形象。 贾宝泉笔下的“乡下人”，则带着浓厚的冀南风味。
三
现在我们将要看到贾宝泉散文最明媚的一面，那就是他笔下那个被月光照耀的世界。贾宝泉的月亮是充份母性、充份女性的，他“将月看作慈母的指代”，又“以月为永不变心的情人”（《后记》）。他“从小怜爱空中月儿的明净、凄美，怜爱水中月儿的玲珑、惨白”（《当时明月今在否》）；为此，他将一篇写一个小媳妇在正月十五夜月下跳塘自尽的短文作为此书的代序，又将此篇篇名作为全书的书名。贾宝泉认定：“月的精魂就是民族的精魂”（《水月吟》）。
在一片惨白的月光之中，贾宝泉写了一系列女性人物。这里有他终身牵挂的慈母，有被土医生一刀刀割治而终于早夭的姐姐，有放达风趣而又心地慈善的香姑母，有时时以“解语的眼睛”看他的妻子，有爱海入迷的女儿；还有才十二三岁就为自己的身世发愁的菲儿，有悄悄走过来躺在身旁的砍柴女，有热烈而奔放的异国女郎，有寂寞地静卧孤坟的无名少女；还有忧伤的女词人李清照，有自幼失明的女作家海伦……
在这些女性身上，贾宝泉寄以最深切的尊爱、同情和怜恤。写姐姐不治而死的那些段落，淡淡的文字中浸满了作者的眼泪，读来叫人心痛不已。写母亲失女之恸，只不动声色的几句话：“母亲病了，生了一脸毒疮，几个月都不出门，好几次，她摸着我的光头泪汪汪地说‘听娘的话，以后头发长了，留个小辫儿吧。’她想闺女。”就令人掩面，恨不能痛哭一场。贾宝泉对女性有一种天然的同情，不过几个砍柴的女孩，他会为她们的未来担忧：“我十分同情这些女孩子的遭际”，“生在父母家中，却不得不重新找自己的‘家’，在找到那个与之同居的男子这前，从来都是没有码头可以停靠的行舟”，“我曾幼稚地想，她们永远停在少女时期就好了”，他“由这些女孩子的命运思索生死，思索人生”，“感觉到人生的酸楚”（《一片冰心在南园》）。一只白玉蝶，贾宝泉会将它想象为“屈死的宫女”，他祈祷白玉蝶“再转生一个女儿身”（《古宫吟》）；一座孤坟，贾宝泉会想象“坟的主人是一位少女”，“我也想跟她躺进那口薄棺，送她去海角天涯——她体弱，远行的路上会受风寒，会被人欺侮”（《在那遥远的水之湄》）；他规劝“企图自杀的少女不要自杀”，“如果她不听我的劝告投水而去，我会变成一块木板，伏在她身下，推她到岸上”，他要为“抗婚的女子找到如意郎君，然后为他们购置婚床”（同上）；甚至一位不过一面之交的金发女子，也会令贾宝泉心生牵挂：“我想起那位金发女子，不知她进屋了没有，匡庐秋高风露凉，会得病的。”（《月下·林中》）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妻，贾宝泉也满怀虔诚：“盛夏的初夜，她熟睡了，我坐在椅子上仔细端详她，用一只芭蕉扇为她送风。挥扇不能太用力，用力过猛她会惊醒，又不能用力太轻，太轻了她又会热醒”；贾宝泉说，“首先要把她（妻子）看成一尊汉白玉雕象”，“看到了妻子的圣洁与崇高美，她的这种美就会把你推上庄严自尊的境界，在这只有两个人的小世界里，你就是当仁不让的精神之王了”（《月近中秋》）。有谁能对女子如此知冷知热知疼知怜呢？唯有贾宝玉。说来也巧，贾宝泉与贾宝玉仅一字之差，他自称“我的姓名与贾宝玉只差一个字，平时每有男女将我以‘宝二爷’称之，我也不怨不怒”（《半部红楼》）；贾宝泉身上有浓浓的贾宝玉气质，“这种气质，使我深爱《红楼梦》，那些美丽而又性情各异的十二钗们，也就时常起舞在我梦中的白昼，和白昼的梦中，对曹雪芹借宝玉之口说的‘女儿是水做的’的话，便也能够接受。有时想，《红楼梦》的故事也许是我家的罢？”（《水月吟》）贾宝泉乃宣告：“我的前世、今世、来世，都不能离开伟大女性光辉的照抚。”（《春节那天，我吃了束曲面》）
贾宝泉生性爱水，又生性爱月，他对水做的骨肉、对月儿般阴美的女性的宝爱与怜惜，是本性使然。于是他笔下塑造的女子形象，几可看作是当代散文中的女性系列，他的女性情结贯穿于《当时明月今在否》全书，贯穿于几乎每一篇散文的首尾之间。
贾宝泉女性崇拜情结体现于他的“泛自然观”之中，便是把自然女性化。在他的笔下，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几乎全是女性的。就是一群白鹤、一枝桃叶、一丛芦苇、一座草棚、一丛鲜花、一抹晚霞，也都被镀上了女性的光辉。令人联想到屠格涅夫的许多小说和泰戈尔的散文诗。从文学的角度看，文学史上许多成功的女性形象，大都出自男性作家之手。这与这些男作家有强烈的女性崇拜倾向有关，与他们灵魂中根深蒂固的女性情结有关。但丁的《神曲》，将贝亚特丽斯奉若神明，称之为“灵魂的引路人”；歌德《浮士德》，则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作结。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更对女性寄以最充份的理解和最深切的同情。男性作家的女性崇拜和女性情结，为我们提供了众多女性艺术形象和不朽的传世作品。散文家中集中寄情于女性、着力塑造女性系列形象的还不多见，贾宝泉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个。《当时明月今在否》一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正是那些光彩照人的女子。贾宝泉说过：“月光下的世界要比日光下的世界美丽，月光下的美女比日光下的美女要多。”（《后记》）如果要为《当时明月今在否》拟一条主题词，那就是：——“月光下的女性”。这里，月光是“自然”，而女性是“人”。
1995年12月25日圣诞夜写完。
注释：
〔1〕见1989年1月14日《文艺报》工日文。
〔2〕肖云儒《增强时代的活力——散文创作小议》， 人民日报1988年1月12日。
〔3〕贾宝泉《当时明月今在否》，第333页；明天出版社1995 年2月版。以下凡此书引文，不再列出书名及页码，仅注明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