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夏文《大般若经》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般若论文,两个论文,西夏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存世西夏文献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原文转译自唐玄奘法师的同名汉文本，12至13世纪间由西北边陲某寺院的多名写经僧分卷反复抄写而成，目的是供信徒布施发愿之用。经书的大批原件20世纪初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现在主要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各种抄本已经识别出的编号接近两千，克恰诺夫在1999年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①。1957年，俄方曾把原有藏品中的21卷赠与中国②，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这21卷《大般若经》在2008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02304号)，原件照片已于数年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甘肃人民出版社分头刊布③，全部西夏经文的校订和解读也有黄延军博士的两卷本近作《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从中我们知道西夏人的抄经格式及校改方法完全继承了敦煌写卷的传统。 西夏文《大般若经》近年颇受学界重视，由此我们想到了此前遗留下来的两个疑问：第一，玄奘汉译本全书六百卷，而俄国收藏的西夏文抄件却只抄到卷四五○为止，卷四五一以后的150卷全然未见，这使人怀疑西夏时代是否译出了完整的经文。第二，俄罗斯藏品中的《大般若经》虽然数量众多，但都是抄本，人们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刻本流通。假如这部篇幅最大的佛经没有刻本，那么西夏时代编印过整部大藏经的旧说④就得不到确证。随着近十余年来西夏文献的大量刊布，现在我们或许有条件尝试对这两个问题给出初步的解答。 传统上把《大般若经》分为两部分，前四百卷为上部，即原书的“初分”，后二百卷为下部，即原书的“第二分”至“第十五分”。这两部分在俄藏抄本里的数量不成比例——上部各卷往往会被反复抄写至六七遍，成书大都是形制规整的经折装，而下部仅有第四○一卷到第四五○卷的孤本，而且是相对罕见的卷子装，这一事实使人猜想这部经在当时很可能没有译完⑤。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其他地方收藏的西夏文献里是否还保存着《大般若经》卷四五一以后某卷的抄本？ 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获得了一批西夏文献，其中有一张顶部残缺的抄本经折叶，后来被鉴定为《大般若经》卷五五六。这张纸上残存的西夏字如下：
⑥ 汉字解读： □□□□□□故于真实道未知不见三界 □□□□□□谛法不信实际不觉是故愚 □□□□斯由菩萨摩诃萨众法性相于都 □□无一时舍利子复佛之白言诸菩萨摩 □□是如学时一切智智于不求学乎佛舍 □□□曰诸菩萨摩诃萨是如学时一切智 □□□□□□□□□□□□□□□□无 与这段文字相当的内容在《大般若经》的卷五五六和卷五三八都出现过，分别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册第867页下栏和第765页下栏： 于无所有法分别执著故，于如实道不知不见，不能出离三界生死，不信谛法，不觉实际，是故堕在愚夫数中。由斯，菩萨摩诃萨众于法性相都无执著。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岂不求学一切智智？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亦不求学一切智智。然诸菩萨如是学时，虽无所学，而名真学一切智智。 通过以上的文本对照可以确信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经文出处的鉴定无误，而且从发表的照片看，原件抄经的行款和笔法也与俄国的一部分西夏藏品相同，由此我们似可相信西夏时代确曾译出了完整的《大般若经》。至于黑水城出土的《大般若经》为什么上部的数量众多，而卷四五一以下仅此一叶，并且没有与其他各卷放在一起，对此我们还没有能力给出确定的答案。也许经文的上部和下部在当时就是被分别看待的，写经僧日常抄写的只有上部，而下部仅仅是留作样本以备不时之需而已。 大约是在发现抄本的同时，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还找到了一叶《大般若经》的刻本⑦，可惜后来没有引起学者注意。这叶刻本残存的纸幅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经折叶，版框右边缘外有“大若二百二十三卷”八个汉字，正文的西夏字如下：
⑧ 汉字解读： 清净故耳界[清]净耳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何故也若[苦]圣谛清净若耳界清净若一切智 智清净不二不二分不别不断也苦圣谛清净 故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缘生诸受清净声 界乃至耳触缘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何故也若苦圣谛清净若声界乃至耳触缘生 在《大般若经》的卷二二三可以找到与这段文字相当的内容，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6册第117页中栏至下栏： 苦圣谛清净，故耳界清净。耳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苦圣谛清净，若耳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苦圣谛清净，故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苦圣谛清净，若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另一片刻本的碎纸，1908年由伯希和发现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⑨。原件是《大般若经》某卷首叶的右上角，上面仅残存十个西夏字：
可以解读如下： 大般若波…… 天奉道显…… 初分……第一行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卷首题。第二行是具名校译者西夏仁宗皇帝的题款，参照同类的抄本可以知道这一行的完整内容是“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⑩。第三行的“初分”两个字表明这片残纸必是来自《大般若经》的上部，即前四百卷中的某一卷。 在找到西夏文残卷的那个敦煌洞窟里，伯希和也找到过一些回鹘文的木活字，据此他猜测那里是元代的印经场所(11)。另外他还找到了西夏译本《大智度论》卷八七尾部的一张残片(Grotte 181:110)，上面有一则汉文题记：“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洲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管主八(bka'-'gyurpa)为元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录(12)，这表明洞窟里所出的西夏佛经刻本是元代遗物。元大德年间曾在杭州大万寿寺刻印过整部的“河西字大藏经”并施与西夏故地的寺院，这一事实已经被学界反复论证过了(13)。尽管现存的资料中没有记载大藏经的印本具体都施舍给了哪些寺院，但黑水城作为河西佛教最兴盛的地区之一，得到施舍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黑水城发现的那张《大般若经》残纸也正是这套元代刻本的遗存。这样说来，尽管西夏仁宗时期很可能译出了完整的《大般若经》，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资料能证明这个译本曾在西夏覆亡之前付梓。到目前为止，西夏时代编印过汉文大藏经的假说已被证明不能成立(14)，而编印西夏文大藏经的假说也同样未得到确证。 注释： ①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н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Киото: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1999,с.48-266. ②分别是卷一八、二一、二二、二六、二七、三四、七一、九三至九七、一○三、一○四、一一二、一一三、二八一、二八三、二九三、二九四、三五五。 ③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宁夏社会科学院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④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页。 ⑤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с.48. ⑥《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第239页。 ⑦《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第166页。 ⑧方括号里的字原件残损，据上下文意补出。 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另外，在该书的第181页上，编者还把另外一张碎纸鉴定为《大般若经》的《初分难信解品》，由于上面仅存“大悲”和“二分也”五个字，我们不敢判断这一鉴定是否正确。 ⑩《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册，第54页。 (11)伯希和著，耿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页。 (12)王国维：《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50-1052页。 (13)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总结，详参段玉泉《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新探》(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5-131页)一文。 (14)李际宁：《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文献》2000年第1期，第139-154页。
标签：大般若经论文; 西夏论文; 文化论文; 大藏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