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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儒学是中国两千多年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跨世纪的战略问题。
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即与儒学处于对立状态，这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根本改变。在20世纪行将结束，即将跨入21世纪之时，应当对二者在历史上的关系进行反思。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是新学，儒学是旧学，二者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按照上述论点，共产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打破传统文化。在原东德，马克思主义未能消灭或取代基督教文化；在原苏联，列宁主义也未能消灭或取代东正教文化。40年到70年的实践证明，用马克思主义消灭或取代传统文化，可说收效甚微。
传统文化的形成要经历几百年时间，现今世界的传统文化，都存在千年以上，成为民众信奉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形成得快，是政治集团和当政者信奉的意识形态。在革命时期，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队伍，是觉悟较高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靠相同的政治信仰而聚集在一起的，故在革命队伍中是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团结起来的，当时传统文化的作用往往不很显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领导的是全国民众，在全国民众中，仍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果忽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就会导致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必然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
在古代和中世纪，指导思想与传统文化是统一的，到了近现代，二者分离了，但都能相容互补。当政者为了得到民众支持、一般是尊重传统文化，至少是不反传统文化。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当政者，采取反传统文化的政策，可说史无先例。其原因是，这一地区的传统文化是西教文化（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由于存在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立，指导思想与传统文化难以相容，更难以相容互补。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占有主导地位，儒学并非有神论，指导思想与传统文化可以相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而弃其糟粕，使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
儒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称为国学。19世纪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传入中国，称为西学。民国初年，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称作西学，又称自由主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出现了传统文化（儒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格局。现在较之七八十年前，世界和我国的政治经济大气候数次巨变。在世纪之交，洞察世界形势的变化，重新审视三者的关系，很有必要。
一 揭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对立之迷雾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在反传统文化这一点上，与自由主义思潮是一致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陈独秀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都是反儒名将，这就出现了马西联合反儒的局面。国民党执政时期，奉行尊孔扬儒，当时儒学大师也能容纳西学，出现了儒西联合局面。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在很长时期内是对立的，海外新儒学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邪说，马克思主义在很长时期内把儒学视作封建主义。产生对立的原因有二：一是时代背景，二是理论迷雾。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这期间发生了多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革命和战争有英国大宪章运动、巴黎公社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等等。儒学倡导和为贵；仁义诚信，重视教育文化事业，与战争不合拍。儒家的宗旨是保持社会稳定，倡导中庸之道，有利于维护现制度、现政权的稳定。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本任务是革命，这就同主张维持现有秩序的儒学根本对立。因此，在战争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对立是有其时代背景的。
在进入和平发展时代以后，引起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对立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消失。但人们的观念一时转不过弯，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仍然是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点来处理二者的关系，使二者处于对立状态。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分析观点出发，把儒学归结为封建主义，以致造成观念上的对立。问题的焦点在于：儒学可否等同于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为此，有必要进行正本清源。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所独创，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是科学史上的伟大成果。唯物史观是把生产力看作历史长河的源泉、社会结构的基础、实践活动的中心。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处于首位。生产力首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是马克思主义最高层次的原理，最深层次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以生产力首位作为基础，指明阶级的产生和消灭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由此建立了阶级理论，在阶级理论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生产力首位论适用于全部人类历史。阶级理论原则上只适用于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夺取政权，阶级理论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最具有现实意义。本世纪上半叶，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也运用了阶级斗争学说。有的人由此形成了一种理论观点，即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于是人们把阶级斗争学说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线索，并用阶级观点来观察一切，从而就产生了唯阶级论。唯阶级论在革命时代也是不正确的，导致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前夕，就摒弃了唯阶级论，创立了矛盾论学说。认为阶级矛盾不是唯一矛盾，而在存在多种矛盾。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唯阶级论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把儒学归结为封建主义。由此可见，唯阶级论是一层理论迷雾，揭开了这一迷雾，也就扫除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实现相通互补的障碍。
儒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含义是知识、柔顺。西周时代，把传授六艺知识的人称作儒。孔子首创私人办学、传授知识、编著书籍，创立了儒家学说。儒家是个职业集团。阶级是指在生产资料占有制中所处地位相同的集团，儒家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应看作是个阶级集团。有人说儒学为封建阶级服务，因而儒学是封建意识。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儒学的基本特点，是保持社会稳定，任何社会的执政集团都力求社会稳定，从而就可以利用儒学。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是封建阶级执政，就利用于儒学为其服务，这就出现了儒学为封建阶级服务的假象。诚然传统儒学中确有一些封建主义糟粕，如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等思想，需要批判地清除，但把儒家学说整个看成封建主义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儒家的民贵君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不失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精华、焉能都归之“封建主义”。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无法利用儒学，但在成为执政党后，完全可以利用儒学中的合理的东西。给儒学贴上阶级标签，把儒学等同于封建主义是根本错误的。
二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为什么能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呢？其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儒学文化能够相容，二者有相通之处。
第一，终级目标相通。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儒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孔子在《礼运》篇中阐明其终极目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实现一个没有私有制、消灭剥削压迫的大同世界。这个大同世界的崇高理想，鼓舞着千百万志士仁人为之奋斗，近代史上的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以大同世界为终极目标。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同孔子讲的大同世界，实现的途径与手段不同，而终级目标是相通的，共产主义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就说明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相通。
第二，价值观念相通。
儒学倡导的个人行为准则、道德准则，即今人讲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在仁义二字上，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用今人的话说，仁是指爱人之心，义指正确的行为。个人进行活动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正确，而后考虑是否对个人有利，这就是儒家倡导的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用不正当手段谋取个人利益，就是见利忘义。到了宋朝时，儒家又把义利归结为公私。程颐指出：“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粹言》卷一），认为公代表义，私体现利，要求人作到“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同上）这一论点是天下为公思想的继承。儒家这套先义后利，至公无私的价值观念，同马克思主义讲的集体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讲的为革命英勇牺牲精神，与孔孟讲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相通的。
第三，实践观与力行说相通。
马克思最注重实践，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危机重重，革命风暴席卷欧州之际，马克思研究革命学说，并直接参加革命实践活动。儒学也很注重实践活动。孔子视仁为最高道德标准，只有身体力行，才能作到仁。故说：“力行近乎仁”（《中庸》）。明儒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推行其政治主张。孔了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同马克思的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思想有某些近似之处。
第四，民主与民本相通。
马克思主张民主，反对专制。民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内容。儒家则有民本主义。孟子有“民贵君轻”的论断。民本与民主有差别，民本的目的在于巩固剥削统治，民主则是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但二者也有相通之处，民本是民主的基础，先要以民为本，才能实现民主。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这说明，得天下的根本在于得民心，得民心的根本在于符合民众的利益和愿望。按照民本主义来实行民主，就能推选出符合民众利益和愿望的官员，官员以得民心为根本，这样的民主才有牢固的基础。背离民本主义来推行民主，推选的官员不符合民众愿望，官员行政事不顾民心向背，则民主就走入岐途。由此可见，民本与民主不但相通，而且民本主义正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不少人把封建专制归咎于儒学，这是一种误解。先秦儒家倡导民本主义，反对专制。原因在于儒家是个知识集团，以传授知识为主要职业，开创私人办学，不受命于王公大臣，具有独立思考的品质，注重社会长治久安，提出长期的战略性对策，不被诸侯采用，孔子常叹息说“道不行”。法家是个官僚集团，著名法家人物都是长期担任官职，如申不害任韩国宰相，李悝任魏国相，商鞅任秦国左庶长，韩非原是韩国贵族公子，出使秦国，受秦始皇赏识。由于法家是个官僚集团，注重短期行为，提出适合当时国君需要的政治主张，故反对儒家的民本主义，力主君主专制。
儒家主张以民为本，对君就有所选择，认为只有贤者可以作君，故孔孟推崇尧舜禅让制。法家是以君为本，认为臣应绝对服从君，君应实行独裁，为此，韩非著文专门批判儒家民本主义，指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君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子·忠孝篇》）韩非上述的臣绝对服从君的论点与孔孟思想大相径庭。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说，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有对等的义务，不存在绝对服从关系。
到了汉朝，封建制经济基础已确立，君主专制这种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汉儒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这就是完全继承了韩非学说，与孔孟儒学背道而驰。因此，中国的封建专制思想，主要来自于法家，同先秦儒学背道而驰。儒学的民本主义，就是民主的基础，民本完全可以衍生出民主，故民本与民主是相通的。
三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互补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的历史而产生的。恰恰相反，它是集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产物，它的发展，也要吸引各国优秀文化来补充自己。
儒学产生于春秋末年，是百家中的一家，当时百家争鸣，老子、庄子、墨子都批判儒学，但儒学能革新发展，成为显学，即最著名的学派。秦始皇焚书坑儒，阻止不了儒学的传播。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逐渐衍化成教条，到宋朝以后，儒学教条达到顶峰，谁也不能对孔子与儒学提出疑问，儒学停滞封闭。到了18世纪，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中国在经济上与欧洲拉开距离。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列强屡次侵略中国。中国的衰落，不能全归因于儒学，但同儒学本身忽视生产劳动、忽视科学技术等也不无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与经历，与儒学有相似之处。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本是诸多学派中的一派，遭到其它学派的攻击围剿，而马克思主义却能愈战愈强。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取得辉煌胜利，有的人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照本宣科，注解经典，只要某一理论、某一观点被看作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就加以口诛笔伐。摩尔根遗传学被看作资产阶级科学而不准研究，爱因斯坦相对论也曾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加以批判，社会科学更是万马齐喑。由于不能吸取各门科学中的优秀成果，使马克思主义陷于停滞封闭。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化70年之后问题出来了，苏联先是经济停滞，继而思想混乱，政治危机，最后导致解体。
苏联解体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颇有关系。如马克思恩格斯讲过，商品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在本世纪20-50年代，计划经济正适合当时生产力状况，推动了苏联经济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到60年代以后，由于技术发生了大的变革，计划经济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市场经济的活力日益显著，但教条化倾向阻止了改革的进行，造成了经济停滞，由此引发出思想混乱与政治危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但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也不无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名义上是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神圣性，实际结果会害党害国害民，可说是图虚名而受实害。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既要吸收实践的新经验，又要吸收各国传统文化，发挥优势，相互补充，利党利国利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以下四个方面可以互补。
第一，生产力首位论与重精神文明互补。
儒学特别重视人的道德完善，人际关系和谐，以及教育和文化事业。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有其积极意义，不能认为是糟粕，儒学的一大弱点，是轻视物质生产和技术，视技术为雕虫小技。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儒学尚未显示出弱点。到18世纪，欧州开始了工业革命，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加速发展，世界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社会正面临着大的变革。中国正处于康雍乾盛世，忙于编著《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三代皇帝还算是英明，但皇帝与王公大臣，都对欧州发生的变化漠然视之，这不能不说是同儒学轻视物质生产与科学技术的传统观念有关，由此出现了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正值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之中，生产力迅猛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以统治不到一百年时间，其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几千年的总和还要多，生产力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已明朗化，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并以生产力首位论为理论基础。按照生产力首位论原理，在革命之后，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过去偏重于搞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这同儒学重精神、轻物质的观念有密切关系。为今之计，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首位论，以补充儒学的不足。
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作用，但他并非要为资本家出谋献策以发展生产力，而是阐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对于为何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又会怎样，属于生产力环境问题，都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儒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首先，儒学的政治主张，是保持社会稳定有序，这就能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孔子提出“富而后教”，即民众富了后，要进行教育，以提高人的道德和知识水平。孔子还倡导“富而好仁”“见利思义”；反对“为富不仁”，见利忘义。儒家崇尚诚信、人际关系和谐，反对欺诈和损人利己行为。儒家还崇尚勤俭，反对浪费懒惰。尤其重要的是，儒家重视教育、知识和人才。这一套传统观念、传统美德，对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有很大的、持久的意义，有助于纠正现代物质文明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偏差。世界公认，华人最善于经商致富，出现了千万华人企业家。1989年世界华人企业家聚会新加坡，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把华人成功的经验归因于中华文化，可谓真知灼见。因此，运用儒学文化的优势，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可补充物质文明建设之不足。
第二，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与爱国主义思想互补。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都是一种精神力量，但功能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体现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儒学则是体现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初产生时，根本任务是革命，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工人没有祖国。”②认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③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是体现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具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要解放全人类，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把各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人民谋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文化倡导“孝亲敬祖”，已形成一种牢固的传统习惯，亲和祖都在故土，故孝亲敬祖观念和传统，自然而然地衍生出爱国主义，成为民族凝聚的精神力量。对外开放以后，大量海外华人回乡祭亲祭祖，祭黄炎，祭孔子，这说明孝亲敬祖观念有巨大的感召力。儒家倡导崇古，崇拜古代圣人、圣王、贤臣。这样一来，中国人都认为古代有过光辉历史，有过圣王、圣人，感到有个圣祖而自豪。例如，南北朝时，诸民族进华夏地区，经考证匈奴、卑、羯属于今蒙古族，氐与羌属今之藏族，而这些民族都宣称自己是黄帝、舜帝，禹帝的后代，与汉族有共同的祖先，这就便于实现民族融合。可见，儒家的崇古敬祖观，对于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凝聚力，提高爱国主义思想，起到了无可估量作用。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哺育出无数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直到今天，儒学文化仍然是衍生爱国主义的母体，仍然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力量。
进入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其在各国的感召力有所减弱，在某些地区、某些人群中，出现精神空虚状态，西方文化乘虚而入。西方文化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但也确实包含有害成分，如鼓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及传播黄色文化等等，西方某些敌对势力，力图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我们对此绝不可丧失警惕。而要抵制西方文化中消极东西的影响，很重要的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为国争光意识。而儒家文化重道德、人格对于激励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有重要作用。
第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和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互补。
有了人以后，就逐步形成了诸多社会集团，所谓社会集团，就是据有某一共同特征而结合成的群体。职业相同的人群结合成职业集团，经济地位相同的人群结合成阶级集团。此外，还有民族集团、宗教集团、政治集团等等。
儒家是个有知识的人结合而成的群体，是个知识集团。这些人从事传授知识、创造知识、保存知识的职业，因而是个职业集团，并非是阶级集团。儒家就是古代人说的士，现代人称的知识分子、知识阶层。儒家是个知识集团，其对社会结构的基本观点就是重视士的作用，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农民种地，工人作工，二者也都是劳动阶级的职业集团。到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工人阶级的人数占多数。这个阶级无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故称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最深，因而是最革命的阶级。同时，工人群体作为职业集团，是工业部门的产业大军，代表先进的生产力。马克思从19世纪的历史条件出发，认为工人阶级革命最彻底，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进行革命以及革命后发展生产力，都依靠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进入20世纪，发达国家处于工业社会阶段，不发达国家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到了60年代，发达国家的知识劳动者在就业人口中占的比例达到了一半；现在已达六成到七成，而且还在增多，人们把未来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我认为称为知识社会较贴切。
生产力发展阶段，决定着社会发展阶段，农业是主导产业，农民占的比重最大，是为农业社会；工业是主导产业，工人的比重最大，是为工业社会；高技术业成为主导产业，高技术知识含量高，知识劳动者占的比重最大，是为知识社会。我们即将跨进的21世纪的世界，同18世纪的欧洲甚为相似。18世纪欧洲处于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农民人数日益减少，工人人数日益增多，到了18世纪末，工人取代农民成为生产的主力军。21世纪的世界，处于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过渡时期，工人人数将日益减少，知识劳动者将日益增多，到21世纪末，知识劳动者将取代工人成为生产的主力军。我国在20世纪末所面临的世界，同17世纪末康熙所面临的世界有相似性。康熙皇帝没有看出世界上出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潮流，没有选择适应潮流的对策，使得中国落伍了。在20世纪末，世界上又出现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过渡的潮流，我们应有跨世纪的目光，看清世界变化的潮流，以免再一次落伍。
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为社会主义；私有制占主导地位，是为私有制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与知识劳动者是两个不同的职业集团，但其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相同，同属于工人阶级。工人职业集团的人数大为减少，但工人阶级队伍开始减少，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无论是工业社会或是知识社会，只要私有制没有全部消灭，就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知识分子与作为体力劳动者的传统产业工人不同，它们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联系。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我们要坚持工人阶级为领导，又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技术。依靠科技振兴中华。而儒家文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正是我们制定跨世纪战略所需要的。
第四，矛盾说与和为贵互补。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正值社会大动乱、社会矛盾尖锐时期，代表无产阶级，要向旧制度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所以重视矛盾，主张揭露矛盾，与旧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哲学上重视矛盾学说，即对立统一学说。这种矛盾学说，对于破坏旧世界，消灭不合理的制度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当代世界，比19世纪进步多了，但压迫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种族歧视以及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不会结束，矛盾学说仍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不会长期陷于低潮，新的高潮仍会到来。
儒学也产生于社会大动乱时期，即孔子说的“天下无道，礼崩乐溃”。儒学主张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集团之间相互协调，避免冲突与斗争，孔子提出“和为贵”，孟子讲“天时、地利、人和”，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主张通过相互协同的方式解决，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推进各项工作制造和谐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强调正视矛盾，主张通过革命手段，实现激进式变革；儒学崇尚协同，主张通过温和手段，实现渐进式变革，即古人讲的维新、变法、改制，现代人讲的改革。马克思主义重暴力革命，主张激进式变革；儒学重协同和谐，主张渐进式变革，主张协调人际关系。二者各适用于不同的条件，各有所长，是互补的。
儒学从19世纪中叶开始衰落，20世纪中叶进入低谷。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儒学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不适用，而在和平与发展时代颇为适用。由于儒学就是知识之学，其基本特征是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道德、人格在未来的知识社会完全适用，儒学能够适应21世纪的世界潮流。当前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相对削弱，出现了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犯罪活动有增无减。有识之士在呼唤道德重建。以人伦道德为主的儒学，不失为一种救世良方，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显示出生命力。
目前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世界上只要存在剥削压迫，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就不会停止，马克思主义还会进入高潮，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会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规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影响深远，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减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容互补，可加强精神支柱，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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