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剧变论文,主要原因论文,系统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在过去20年里，中外各界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众多原因何者为主要原因的问题上，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也没有达成共识。今年正值苏联剧变和解体20周年，苏共走下执政舞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业已展示其全貌，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客观剖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设和巩固执政地位尤为重要。
一、苏联剧变的三大主要原因
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在大量的外文资料和研究成果中，我们主要筛选了四类：一是原苏共领导人的反省；二是独联体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剖析；三是独联体国家学者的分析；四是西方国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苏联剧变、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组织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一）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第一，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苏共二十大给苏维埃带来不能恢复元气的打击。这是破坏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第一步。”①“先前苏联官方千方百计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尽可能地谴责、揭发斯大林。转变太大，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引起社会思想的分裂，分成两个阵营：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② 其中怀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群体，逐渐成为以后几十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骨干，迎合和支持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对他本人思想信仰的震撼。200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5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正在共青团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宣传部工作的他，“需要到每一个区委会解释，说明那些远远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惊魂动魄的事实”。③ 有俄罗斯人总结道：“赫鲁晓夫破坏了国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其进行修复，仅仅是用红色颜料封上裂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厦最终坍塌。”④
第二，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心理战。截至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各种方式参与出版关于苏联的书籍1500多种。在美国的宣传下，有人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视它为一个庞大的集中营，在那里人们因为一点小小的问题或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就会被赶到古拉格群岛上生活。⑤ 电影则成为美国人更鲜活的宣传手段，催生出一个超高科技的、超级智能化的美国，同时潜在地塑造了“落后的、原始的”俄罗斯形象。宣布保护人权是自己外交政策核心要素的卡特政府执政以后，美国“同共产主义斗争”的战略包括了为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权斗争提供各种支持。美国曾在苏联周围建立了60多个电台，用苏联各民族语言全天候对苏广播，歪曲和丑化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歪曲和丑化斯大林，美化西方“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在西方“声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国家利益、国家的完整性、民族尊严、爱国责任等概念都被当成是共产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的本质属性。⑥ 到1980年代中期，宣传攻势的积淀开始发挥作用，仰慕西方逐步转化为一种潮流。那些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公开嘲笑，进而被称为“改革的敌人”、“极权主义残余”等等。⑦ 2009年12月11日，现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的久加诺夫就“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回答网友提问时强调：“国内的‘第五纵队’⑧ 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各级甚至是最高领导机构中活动。”⑨ 当然，“第五纵队”得逞、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苏共党内的思想混乱。
简言之，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从而成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或先导性思想原因。
（二）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第一，苏共领导集团成员选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斯大林时期，保密性成为官阶等级名录制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原则。特别是1932年以后，任命官员名单一直处于严格保密。官阶等级名录使这一垄断特权阶层逐步强化了自身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把自己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党内民主原则，遮盖了普通共产党员和社会监督的视线。⑩ 官阶等级名录制培养出来的机关干部，往往视党的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会代表大会等仅仅为大型活动，会议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均被认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得到领导指令和对上级个人的忠诚，甚至为了追求领导地位而不择手段。
第二，非马克思主义干部逐渐进入苏共领导岗位。一些俄罗斯学者将苏共执政时期的社会精英划分为四代。第一代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对于他们而言，世界革命思想是优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义者，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意愿的守纪律的执行者。第三代是党内官僚的杰出代表，赫鲁晓夫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成为他们的领袖。第四代即最后一代苏联“社会精英”，完全是成分驳杂的一代。(11)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新推荐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从1930年代中走过来的“机械行事的”一代，即命令的执行者，已经不习惯于承担责任和独立地做出决定。戈尔巴乔夫当上党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传统组织体制的弊端，在短短几年之内便以干部年轻化和改革为名，大规模撤换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有党政军主要领导，突击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从而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组织和干部这一重要基础。因此，曼德尔指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领导集团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来窃取权力的。(12)
（三）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第一，主动背弃苏联社会主义。1991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试图放弃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解体苏联，因而举行是否解体苏联的全民公决。全苏有权参加公决的公民为185647335人，参加投票的148574606人，占80.0％。其中同意保留苏联的113512812人，占76.4％，不同意的32303927人，占21.7％，投无效票的2757817人，占1.9％。此前尽管反苏联、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已经甚嚣尘上，但参加公决的大部分公民依然认为必须保留苏联。(13) 作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主要人物之一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1年12月8日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14) （即《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经终止存在”。据俄罗斯新闻社2011年3月2日报道，据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调查显示，42％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第二，有意背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少研究者认为，民主德国的命运及整个德国问题被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以最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从中可窥见戈尔巴乔夫背弃社会主义的决心。而美国总统布什早已察觉到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在1988年底就对美国驻苏联大使沃尔特强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地图上要包括民主共和国。苏联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苏联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证实：1989年末，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马耳他岛会晤时，“抵押”了民主德国，并声明苏联准备不把美国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对手。1990年春，在高加索地区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戈尔巴乔夫宣布莫斯科不反对德国统一。对于科尔来说，类似的声明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以至于他请翻译再重复一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15) 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在两位总统顾问和外国使馆首领出席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很随便地声明，如果德国人民愿意的话，他同意承认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16) 最令俄罗斯人不能容忍的是，戈尔巴乔夫用简单的点头不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事实上明确废止了作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体现的《波茨坦协定》规定的结果。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利用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机制，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苏联（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和解体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这一总结并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因为具有辩证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定关键人物、领袖及其领导集团在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和时点上的决定性作用或力量。
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与政治、理论与实践、领袖与群众、个人与集团、制度与政策、统一与解体、改革与“改向”、长期与短期、内因与外因、政治与经济等关系及其正负效应，其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苏联剧变和解体。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观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后或是局部的原因。(17)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8)
二、评析关于苏联剧变五种“主要原因论”
苏联剧变和解体20年来，国内外对其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始终存在某些片面的或有误的所谓主要原因论或根源论，下面对此进行概括和简评。
（一）传统模式必然论
第一个问题：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是否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早在苏联解体十年之际，国内就有学者撰文写道：“我早在1989年8月，当波兰等六个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就提出，这些国家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弊病太多，历次改革又遭失败，从而到后来，这种体制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19)《苏联剧变新探》一书也明确写道：“本书新观点在于：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20) 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А．В．布兹加林教授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是“突变社会主义”：一极是恶性膨胀的官僚主义，另一极是具有能够回应新问题挑战潜力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后者慢慢地被官僚制度所压制。(21) 他强调，“突变社会主义”内部矛盾激化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必然解体。(22)
在我们看来，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其基本特征和内涵表现为：思想文化上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是共产党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上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体制。这一制度模式排斥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存在严重弊端，出现了重大失误，必须认真反思、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革。尽管如此，这一制度仍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重大成就，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一统世界的格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逐渐演化为三种道路：一是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二是以古巴、老挝和朝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适当改良，逐渐增加市场机制和民主机制；三是以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全面资本主义改向，实行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倘若说斯大林模式必然崩溃或失败，那就等于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崩溃和失败。显然，这种貌似有理的“传统模式必然论”既经不起逻辑分析，更经不起当今现实的验证。斯大林模式走向资本主义，只是演变或选择的可能性之一，并不具备必然性。
上述结论也得到了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于1999年、2000年和2001年所做调查的验证。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23) 2005年12月，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57％的人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24) 可见，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在我执政的时期，社会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25)
第二个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否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应当确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利有弊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在解释“为什么要学习苏联经济”时指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最有意义的教训是，命令经济是可以发挥机能的。命令是这样组织经济的，即国家拥有生产手段，利润不是主要的动力，而且主要决策是由行政上做出的——这种命令经济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良好。”(26) 事实上，即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际环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国的条件下，苏联的发展业绩和效率也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1925-1940年，苏联只用了15年的时间走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50-100年走过的路程。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在欧洲居第四位，在世界居第五位。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法、德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二战后，1964-1982年，苏联经济每年平均递增6.1％，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工业产量占世界的1/5，有2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均超过美国居世界领先地位。到1980年代中期，苏联综合国力大大超过德、法、英、日等私有制国家，成为与美国日益接近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和科技强国。(27) 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里，苏联工业发展速度是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速度的6倍。由于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越来越大等缘故，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发展速度开始持续下降，但仍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例如，1981-198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同期美国为14％，法国和意大利为8％。(28)
统计资料表明，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一系列背弃社会主义的政策，才导致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负增长和经济社会危机。以国民收入为例，在戈氏执政之前的5年（1981-1985）总量增长17％，年均增长率为3.4％；而1986-1990年间仅增长6.8％，年均增长率仅为1.3％。1990年则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下降4％，1991年又下降近15％。又如国民生产总值，1981-1985年间增长19.5％，年均增长率为3.9％；而1986-1990年间仅增长13.2％，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6％，1990年下降2％，1991年下降幅度高达17％。再看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由1981-1985年间的3.1％下降到了1986-1989年的2.7％，1990年出现－3％，1991年则为－10％以上。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经济衰退幅度之大，在苏联历史上是创纪录的。(29)
按照西方比较经济体制学的说法，市场资本主义、计划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四种典型的体制，是各有利弊的，其互相转换取决于决策者的选择和主导思想。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失败和走上市场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又怎样解释中国和越南先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呢？
（二）戈氏改革失控论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等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的公开性原则、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出其意料地引起了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兴起，出现了反对派运动，最终使苏联放弃社会主义信念，转向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在科兹看来，戈尔巴乔夫希望以公开性“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完全控制权”。(30) 此外，民主化改革“可能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手中”，“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虽然这种状况在一开始并不明显”。(31)
我们认为，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要通过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宽松化来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本质上就属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要通过资产阶级的所谓人道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来颠覆带有缺陷的苏共执政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改向为资本主义，并带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集团，他们主导了政治局。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加以伪装，后来时机成熟则对多党制表示认可，随后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第6条的决议，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这一切，并非出其意料地“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而是有蓄谋的背叛。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指出：“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而叶利钦、盖达尔及其一伙则把国家引到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两个领袖——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后改革领袖叶利钦的主要的背叛。”曾任戈尔巴乔夫秘书、后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2001年、2004年两次就戈尔巴乔夫评价进行了民意调查，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对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的人分别占56％和51％，认为“他对人民带来更多利益”的人仅仅占14％和11％。(32) 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的共产党也普遍认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和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观点。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很多场合讲，伟大的国家、强大的组织不是葬送在胜利者手中，而是由于内部的叛变。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演讲时，毫不掩饰地坦白自己早已树立的埋葬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决心：“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正是因此，我的妻子一直鼓励我不断占据国家中更高的地位。当我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为不可更改的了。为此我需要消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33) 由于此话过于露白，戈尔巴乔夫又试图否定已说过，但至今也不敢公布其讲话的全文来予以证明。不过，戈氏在2011年8月就苏联解体20周年回答英国《卫报》关于他本人行为的意义时再次声称：“它引导了冷战的结束，推动了新的世界秩序的产生，而且归根到底，它引出了一个使国家从极权向民主过渡的渐进过程。”(34) 这又一次证明，戈氏与西方敌对势力一样，一向是把传统社会主义苏联视为要根除的“极权”国家。俄罗斯许多研究戈尔巴乔夫的资料中都提及，戈尔巴乔夫从年轻时起就怀疑和痛恨苏维埃政权，并将从金字塔的顶端摧毁这个系统作为自己不断向上爬的动力。
（三）人民群众抛弃论
有的论著认为，苏共“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相当部分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以权谋私，共产党不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是成了少数特权阶层特殊利益的忠实代表，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35) 苏联共产党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36)
我们认为，尽管执政的苏联有体制上的弊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现象，有各种失误，但总体上还是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苏共不是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一步步抛弃的。自戈尔巴乔夫执政至苏联解体期间，不少高层领导、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多种形式的反对，但均被压制、打击和镇压下去了。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尖锐地指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空前活跃，各种媒体和研讨会上拼命鼓噪的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彻底否定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等等。这封信即刻在全苏联引发了轩然大波。文章在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被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意见。(37) 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38) 此外，修改宪法时大批代表反对取消有关苏共执政条款的行为，第一次公民投票中超过70％的人反对解散苏联，以及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19”事件中挽救苏联不被解体的行动等等，均应视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强烈反抗。
与“人民群众抛弃论”密切相关的一个论点，是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例如，日本共产党声称，“苏联在列宁时期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自斯大林执政开始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39) 苏联解体之时，日本共产党召开常任干部会，不破哲三委员长在题为“庆祝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历史的终结——值此苏联解体之际”的讲演中说：“迄今为止，苏联作为蛮横的霸权主义国家，给世界带来巨大伤害，现在它解体了，日本共产党对此表示极大的欢迎。”(40)
依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不是看它有没有失误或错误的大小，而是经济和政治的根本制度及其性质。犹如判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国家的社会性质与反法西斯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性质有否实质性的区别，不在于谁先发动了战争或国内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在于是不是私有经济占主体和资产阶级政党掌权。既然苏联是实行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那么，某些国内外政策、具体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来解决的，而不必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作为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严厉批判苏联所犯的错误，但不应跟随全球敌对势力而欢呼社会主义的苏联剧变和解体。试图与斯大林模式划清界限，不等于要否认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与“人民群众抛弃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论点，是强调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有论著写道：“苏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使党的指导思想长期陷于僵化半僵化状态……不讲理论创新，不容许独立思考，使党的指导思想对广大干群特别是年轻一代失去了吸引力和教育功能。”(41) 另有学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苏共思想理论僵化尤为严重，“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逆反心理”。(42)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确实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思想理论僵化的普遍情况，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同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条主义和盲目崇拜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否定更是两回事。前者只会导致盲目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的社会主义问题，而后者会导致崇拜和信仰资本主义，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种性质不同的教条主义和思想理论倾向会带来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后果。显然，社会主义的苏联剧变和解体，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思想理论上崇拜西方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思想力量战胜了社会主义思想力量的结果，同时也与人民反感口头上背诵马克思主义而行动上捞取干部私利密切相关，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些教条主义就必然带来的后果。事实上，中国“文革”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横扫某些“封资修”的极“左”思想远远超过了苏联，并没有导致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四）军备竞赛拖垮论
逝去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都顶着军事大国的桂冠。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是适应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要求而形成的，又是其备战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会冲击这种体制，与加强军备生产的战略任务相抵触，自然受到遏制。这是导致苏联走向衰落与解体不可忽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43) 关于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观点，在西方国家的报刊上也多有登载。例如，法国《费加罗报》载文认为，苏联长期一贯地实行战争经济，尽快、尽可能直接地动用各种资金用于军事，而只提供最起码的必需消费品，创造了在军事上可与美国匹敌的奇迹。但和美国相比，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高，需要动用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潜力的增长，这种不断增多的提取最终窒息了苏联的经济增长。德国《明镜》周刊也有文章认为，苏联为其生存扩军备战，浪费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最后它变得无支付能力，自我解体。(44)
我们认为，为了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苏联的扩军备战肯定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所影响，但绝不至于国民经济和财政“变得无支付能力，自我解体”。与主观臆断的“军备竞赛拖垮论”的观点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财政收入和科学技术都是逐年提高的，是日渐接近并在不少领域逐步超过美国的。值得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便在军备武器和军备竞赛方面讨好西方，消灭了“奥卡”导弹系统。据俄有关资料显示，该武器由苏联科学院著名的战术导弹设计大师谢尔盖·涅波别季梅耶院士主持研制，耗时7年，有近10万名学者、设计师、工人、实验人员和军人等参与，号称可以“击中地球的任意角落”。为获得美国和北约的青睐，戈尔巴乔夫销毁了239枚射程为400公里的“奥卡”导弹，尽管它没有违反任何一个国际条约，包括《中导条约》。(45) 事实上，早在登上苏共最高领导职位之前，戈尔巴乔夫就开始在军备竞赛和解散华约方面讨好西方。据当时出席会晤的苏共中央委员雅科夫列夫证实，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局成员出访伦敦时，曾主动向撒切尔夫人展示标有一旦发生世界战争而核导弹在英国打击点的秘密军事地图。(46) 另据史料证明，当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北约不会“从自己现有的位置”东扩“一英寸”，并准备讨论该“不东扩”的国际法保障时，戈尔巴乔夫竟然说，北约军事集团向俄罗斯方向扩张并不让他担心。这位苏联领袖的如此态度让贝克十分吃惊。(47)
“军备竞赛拖垮论”其实内含了一个推论，即认为苏联因为军备竞赛而使生活水平低下，并由此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有学者这样评论：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人民的“吃喝穿住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极端贫乏，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还可以用‘人民必须为国家富强做出牺牲’来解释的话；那么二战后的45年里，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依旧不能相应提高，社会经济衰退，就只能归结为是苏共执政理念偏差、执政能力低下、思想冥顽不化所致。这样的执政党被人民所抛弃，是不足为怪的”。(48)
苏联和世界许多统计资料和研究论著均确认，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并日益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例如，1960年苏联国民收入为1450亿卢布，1985年增加到5777亿卢布，比1960年提高了近3倍。1960年，苏联按照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为1431卢布和683卢布，1985年已经相应提高到5003卢布和2090卢布，分别增加了2.4倍和2倍多。全部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以1940年为100，到1985年增长为646。又如，苏联社会消费基金由1965年的419亿卢布增加到1985年的1470亿卢布，居民按人均计算从社会消费基金中得到的各种支付和优惠，由1965年的182卢布增加到1985年的530卢布，提高了1.9倍。苏联从1928年以来一直实行低房租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民住房按计划分配，每户月均支付租金3卢布，同期美国居民月均房租要几百美元。从城镇人均住房的有效面积看，1913年仅为6.3平方米，1985年提高到14.1平方米，城市中有80％的家庭已住进单元式的成套住房。1980年代中期，美国有关单位进行的一次“宜居城市”调查中（主要评定指标包括店内商品充裕程度、交通状况、住宅舒适程度、污水处理状况、热水供应状况和空气清洁程度等），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三个城市进入了世界十大最舒适城市行列。1985年，苏联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是：肉类和肉制品为61.4公斤，奶类和奶制品为323公斤，蛋类260个，鱼和鱼制品为17.7公斤，糖为42公斤，植物油为9.7公斤，面包制品为133公斤；每百户城乡居民拥有电视机97台，冰箱90个。(49)
（五）民族宗教失策论
有学者认为，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势力的迅速扩张，主要是俄罗斯民族靠武力征服其他不同民族的过程，民族矛盾积怨甚深。斯大林时代，推行大俄罗斯主义，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大大挫伤了民族感情。二战前后，苏联在“保卫苏联”、“巩固边疆”口号下，强制推行少数民族内迁政策，如把鞑靼人从温暖富饶的克里米亚地区赶到寒冷荒凉的中亚和西伯利亚，把高加索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驱赶到中亚等，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苏联长期推行民族问题阶级化的错误政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风俗习惯、教育和提干等方面的歧视政策，甚至企图搞“民族同化”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感情，增大了少数民族的离心力。所以，才导致苏联在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独立后，一下子分裂为12个独联体国家。(50)
事实上，是历代沙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压迫与奴役，煽动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致使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苏联是在沙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团结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缓和了民族矛盾，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冲突。只是戈尔巴乔夫背弃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才为民族分裂主义泛滥提供了契机。例如，出现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以及1987年6月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大规模示威活动。(51) 进一步分析，美国、英国、西班牙、印度和中国等世界上任何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之间均有程度不同的矛盾，各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尽一致。问题在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是不是由于一般民族差异和传统民族矛盾直接造成的，则需要依据主要事实来具体研究，不宜夸大矛盾和主观臆断。此外，断定身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推行大俄罗斯主义”，这本身就值得从经验和逻辑上加以验证和推敲。
也有学者把宗教政策失误作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主要原因，并具体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苏联前中期的反宗教斗争的策略违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长期的宗教迫害反而加强了民众对苏联党和政权的离心倾向。二是苏联前中期的宗教迫害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号召力，为国际上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联社会渗透制造了条件。苏联后期在“新思维”指导下大逆转的宗教政策，又使苏联逐步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觉。三是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复杂交织，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52)
我们认为，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取代宗教信仰，是一个漫长的理论传播和思想教育过程，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和国际环境。苏共及其政府未看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急于用各种手段消除群众的宗教信仰，对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实行过于严厉的政策，确实是苏共、苏联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个失误。但问题在于，传统社会主义较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会不会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呢？假如苏联没有较严厉的宗教政策这一失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就不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推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宗教政策，并促使苏联剧变和解体了？西方敌对势力就不会利用宗教来进行颠覆苏联的思想和信仰渗透了？正确的答案是不说自明的。
责任编审：孙麾
注释：
① Уроки ХХ съезда．http://www.toyota-club.net/files/lib/z_st/06-04-10_pub_sgkm_siezd.htm.
② Ролъ 20-го съезда КПСС в разоблачении кулъта личности И．В．Сталин．http://library.by/shpargalka/belarus/002/195.htm.
③ Двадчатый съезд-двадцатый суд．http://www.rg.ru/2006/02/14/gorbachev.html.
④ Уроки ХХ съезда．http://www.toyota-club.net/files/lib/z_st/06-04-10_pub_sgkm_siezd.htm.
⑤ Ролъ США в уничтожении нашей Родины．http.//blog.kp.ru/users/2614890/post108261284.
⑥ Защитники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или “агенты глобализ-
ма”？http://www.lebed.com/2004/art3623.htm.
⑦ Развал СССР．http://www.usinfo.ru/sssrindex.htm.
⑧ 1936年10月，西班牙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联合进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时，叛军将领在一次广播中扬言，他的四个纵队正在进攻马德里，而第五纵队已在首都等待。此后，第五纵队即成为帝国主义在他国进行颠覆活动时收买的叛徒和派入的间谍的通称。
⑨ Распад СССР． М． С． Горбачев．Запа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http://vkontakte.ru/notes41362423.
⑩ Номенйлатура： генезис， развитие， смертъ（1923-1989）．http://referat.niv.ru/referat/004/00400247.htm.
(11) Сме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в России в 80-е-90-егг．ХХ в． http://www.neuch.ru/referat/34098.html.
(12) 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3) Референдум-91．http://www.duel.ru/199832/?32_3_4.
(14) 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附近的别洛韦日会晤，并就苏联解体达成协议，独联体国家常称此为“别洛韦日协议”。
(15) В． A． Крючков о предателъствах Горбачёва．http://po-
mnimvse.com/11pb.html.
(16) Развал СССР методам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и разведки．http://
belvol.livejournal.com/228472.html.
(17) 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就“苏联解体主要原因”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4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而认为是“苏联社会经济危机”所致只占17.2％，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危机”所致只占11.2％。
(18)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19) 陆南泉：《不能与时俱进的苏共经济体制理论及其严重后果》，《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4期。
(20) 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21) А． В． Бузгалин， От мутант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к царс-
тву свободы， Социализм 21， Москва，《кулътурная ревлю-
ция》，2009г．， С．400-401.
(22) А． В． Бузгалин， А． И． Колганов， Сталин и распад СС-
СР， Москва，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2003г．， С．84.
(23) 吴恩远：《关于“苏联解体的教训”一些流行观点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
(24) 参见全俄舆论调查中心网站调查结果（http://wciom.ru/2005年12月19日）。
(25) 吴恩远：《苏联解体，体制不是主因》，《环球时报》2011年5月25日。
(26) 萨缪尔森：《经济学》，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296页。美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唐布什评价说：“计划体制运行得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内，苏联的增长虽然没有日本快，但比美国快。”参见费希尔·唐布什：《经济学》下册，庄巨忠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586页。
(27)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8) Наука управлятъ людъми．http://vif2ne.ru/nvz/forum/3/arhprint/50621.
(29) 李垂发：《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刘洪潮等主编：《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57页。
(30)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31)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13页。
(32) 转引自吴恩远：《苏联“无可救药”的各种争论》，《人民论坛》2011年总第332期。
(33) О распаде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цист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http://www.rossiya.narod.ru/raspad.htm.
(34) 引自英国《卫报》网站2011年8月17日《戈尔巴乔夫：我应该更早些放弃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我对叶利钦太过开明》，参见《参考消息》2011年8月19日。
(35) 包心鉴：《三个代表思想的时代价值、实践指向和创新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
(36) 刘靖北：《关于苏共败亡的几点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
(37) Из искры возгорелосъ пламя． http://www.vkpb.ru/old/CK/iskr.shtml.
(38) 在反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参见李慎明等：《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8集DVD教育参考片解说词》，《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
(39) 不破哲三：《日本共産党と中国共産党の新しぃ関係》，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98年，第35頁。
(40) 不破哲三：《霸権主義党の解体と日本共産党》，《前衛》1991年11月号，第30頁。
(41) 周尚文：《苏共是怎样丧失民众信任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42) 中联部六局：《从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看苏联解体的原因》，《党建研究》2000年第9期。
(43) 左凤荣：《从对外战略的角度看苏联剧变的原因》，《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2期。
(44) 曹玉霞：《西方社会如何看苏联解体原因》，《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1期。
(45) Горбачёв－президент， предавший свою страну． http://malech.narod.ru/cccp8.html.
(46) К ．Г． Мяло， Россия и последние войны ХХ века（1989-2000）． К истории падени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Москва，《Вече》，2002 г．， С．85.
(47) К． Г． Мяло， Россия и последние войны ХХ века（1989-2000）． К истории падени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Москва，《Вече》，2002 г．， С．103.
(48) 叶书宗：《经济衰退震裂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
(49) 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459-467页。
(50) 郭欣根：《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主要观点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51) 朱秀芳：《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
(52) 刘荷婷：《宗教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隐性作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标签：苏联解体论文; 斯大林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巴乔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