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起源、形成和发展问题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吾尔族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维吾尔族的起源，前人论述颇多，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成为民族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因为它不仅是研究维吾尔族史、西域史经常要涉及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对于整个民族学和历史学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1980年谷苞先生发表《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开拓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范围；1981年周伟洲先生发表的《也谈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注：《西北历史资料》1981年第2 期。 ）加深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研讨会上就这一问题又展开热烈的争论。1991年《维吾尔族简史》（注：《维吾尔族简史》为国家民委主持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的一种，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正式出版，但并未能统一人们的认识，所以在1998年于北京召开的维吾尔历史文化研讨会上这一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
维吾尔族的起源问题，或者说族源问题，之所以长期聚讼未决，在学术界未能达成共识，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史料的缺乏及其诠释的歧异，而是理论的不足、概念的不清和方法的不当。
一
斯大林说：“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民族既然是一个历史范畴，那它自身的进程一定有起源、形成、发展和衰亡四个不同的阶段，作为模式，关键阶段是民族的形成，其前为起源，其后为发展。牙含章先生指出：“‘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上最初形成民族的基本原理。”（注：牙含章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撰写的“民族”词条。）所谓一个民族的起源阶段，就是该人们共同体在自身的进程中尚未形成为民族，而是处于氏族或部落的社会状态，最高也不过是部落联盟。如果我们论定维吾尔族形成于某一时期，比如说，漠北回鹘汗国时期，那么此前即为维吾尔族的起源阶段，也就是说该人们共同体还处于氏族或部落联盟状态；同时，维吾尔族的形成，是由该人们共同体自身发展的结果，即自身的进程——“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而另一个“族”绝不能构成维吾尔族的族源或其族源的重要部分。
谷苞先生说：“一个民族绝不仅仅是由某一两个祖先或某个氏族、部落繁衍而成的，而是由许多人们的共同体融合而成的，愈是较大的民族，其混杂的因素就愈多。”这一命题，虽有新意，但是概念含混，对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未加界定，用诸学术实践得出的结论是：“不仅丁零、铁勒和回纥是维吾尔族的重要族源，而且被维吾尔族融合了的原来居住在南疆的各农业民族，也是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重要部分。”（注：此引文为1982年经作者修订的《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收入林干主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我在《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编纂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过：“在探讨民族起源问题时，有两个概念应辨清，即什么是‘起源’，什么是‘汇入之流’。比如说，我们说长江发源于青海省，是因为它的源头在唐古拉山脉的各拉丹冬雪山；而不说长江发源于四川，尽管岷江的水也汇入长江之中；也不说长江发源于湖南，虽然这里有汇集澧、沅、资、湘四江的洞庭湖水也流入长江。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也正是这样。”（注：《新疆大学学报》1984 年第2期。）这就是说，在维吾尔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自身进程形成为“族”之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那些被同化或融合的“族”只能是“汇入之流”，实即被“突厥化”，更确切些说是被“维吾尔化”，而绝不能把这些被同化或融合的“族”视为维吾尔族的族源。这正如被汉族同化或融合了的鲜卑族、契丹族一样，不能视为汉族的族源，只能说为汉族增加了新鲜的血液。然而，这一问题虽经多年讨论，《维吾尔族简史》仍说：“维吾尔族的族源既包括漠北草原和天山以北古代游牧民族的一部分，也包括天山以南古代农业民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把维吾尔族的族源一方面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时活动在漠北草原和天山北的丁零和乌揭；另一方面还上溯到定居在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一部分古代农业民族。”（注：《维吾尔族简史》“前言”，第4页。 ）这说明，民族史研究，包括维吾尔族的起源问题，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只有模式确定、概念清楚、方法思辨，并形成系统的理论，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有所创建；不然，就会含混不清，把不同的概念搅成一团，自相矛盾，越研究越糊涂。
二
一部民族史，其主要任务是阐述该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以至衰亡的具体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即这一民族的自身进程和发展规律。本文前面已说过，作为民族进程的模式，关键阶段是民族的形成。它有着划分进程阶段、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然而《维吾尔族简史》却忽略了这一问题，不仅在“目录”中无论章或是节均未标示该民族的形成，在行文中也未予论定，只在其“前言”提及：“公元4—6世纪出现的‘袁纥’（韦纥）是‘Uighur’的首次汉文音译。7世纪以后逐渐强大， 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并且在8世纪建立了强大的汗国。788年回纥的汉字音译改为‘回鹘’。回鹘汗国曾经在一个时期里将势力扩展到天山一带。9世纪40年代，回鹘汗国因漠北草原的天灾和其他原因而崩溃。 崩溃后一部分人西迁塔里木盆地和今吉木萨尔一带，和原住在这些地方的本族人汇合，并且逐步融合了其他一些古代民族，最后形成新疆人口最多的民族。”在这段话中有不少词是含混的、不确切的：“7 世纪以后”——这“以后”止于何时，是否止于“在8 世纪建立了强大的汗国”之前？“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何谓“独立的”民族，是否指其脱离突厥可汗的统治而言？“最后形成新疆人口最多的民族”——既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怎么又“最后形成”，这“最后形成”是否应为“最后发展成为”？总之，这段话并没有明确告诉人们维吾尔族形成于何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4页。）斯大林的这一定义，尽管人们的理解有所不同，或持有某些保留，但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定义，是完整而严密的，不仅适用于现代民族，而且也适用于古代民族，这四个特征只存在发展程度的不同，不存在有无的差别。
以这四个特征检验我们已掌握的史料，可得出结论：维吾尔族形成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744—840）。这不仅是因为该人们共同体在这一时期已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且也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素质，其主要标志是建立在共同文化上的民族认同——Uyghur再不只是某一氏族或部落的名称，而是此前各有名称的氏族、部落的共同自称。我国史书上突厥语族的众多部族名从此消失，至少在汗国的中心地区是如此，而且这种民族认同经受了社会大动乱的考验， 840年西迁后各部仍以回鹘自称，“北庭回鹘仆固俊”（注：《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仆固俊是高昌回鹘王国的创建者，参看[日]安部健夫著、宋肃瀛等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А.Γ.Μалявкин：Уйгу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Ⅸ—Ⅻ веках，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83。）和“回纥邹括番部”（注：《金史》卷121 《忠义传·粘割韩奴》：“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骨斯讹鲁朵即巴拉沙衮，在西辽占领前为喀喇汗王朝首都。）便是实证，说明Uyghur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已形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 正因为此时Uyghur已形成为民族，所以其后虽然分迁各地，接受不同的宗教，但是已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稳定的，保持着民族的认同，几经周折，发展成为一个近代民族。
三
在我们掌握了民族形成的理论并论定维吾尔族形成的年代之后，该民族的起源就容易解决了，而且其“源”与“流”也就一目了然。
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是人类形成民族的普遍规律。但是由若干部落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必须具备四个条件：首先必须具有共同的地域，即这些部落的原有地域是相互接近的，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连结在一起，成为共同的地域；其次是共同的语言，这些部落所操的语言本来就是同一语族的，甚至是同一语支的，只是存在差异不同的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这些不同的方言采用了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某一部落的方言，成为共同的语言；在共同地域里的共同生活，自然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从而达到民族的认同，有了共同的民族自称。
维吾尔族的形成，正符合这一基本规律。它由漠北突厥语族的众多部落形成，《新唐书》记载：“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 ”（注：《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正因为维吾尔族是由这些部落形成，所以当Uyghur作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出现于历史上并作为民族自称之后，这些部落的名称便也消失了。鉴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又有地缘关系所引起的发展不平衡性，所以说“至少在汗国的中心地区是如此”。作为游牧民族，在其建国后，部落虽然保留下来，但它已变成行政管理的单位，如同农业民族的行政区划“郡”、“县”。在这方面，《辽史·百官志》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和说明。
关于袁纥（韦纥）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袁纥一名始见于《魏书》， 最初为高车部落的氏族之一， （注：《魏书》卷103《高车传》载：“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 护骨氏、异奇斤氏。”）以后发展成为部落、部落联盟。（注：《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载：“特勒（铁勒）始有仆骨、同罗、回纥、 拔野古、覆罗，并号俟斤，后称回纥焉。”）而高车则是起源于丁零的一种，称为“高车丁零”，（注：《魏书》卷103《高车传》载：“高车， 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以后发展成部落联盟，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归属北魏王朝，西部曾在高昌地区一度建立“高车国”（487—540），亡于柔然。（注：参见魏良弢：《高车和高车国》，《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 ）丁零始见于《史记·匈奴传》，公元前3世纪或前2世纪初被匈奴降服；公元1世纪末联合鲜卑等打败匈奴，逼其西迁；公元3世纪分为两部，北丁零在贝加尔湖一带游牧，西丁零在阿尔泰山地区游牧。近代以来，中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考证。护雅夫说：“对丁零的原名，虽然现在还存在着许多疑问，但是我认为起码敕勒或狄历、Turk的原形是Turuk， 和‘铁勒’的读音是相同的。”（注：[日]护雅夫：《突厥起源的探索》，羊毅勇、王晓滨译自《古代游牧帝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的“丁零”条也采用了这一说法：“狄历、敕勒、铁勒、特勒等都是丁零的音变。”结论是：“史学界一般认为，丁零是高车、回纥、回鹘的先民，和今维吾尔族有渊源关系。”（注：“丁零”词条为任一飞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第94页。）有的学者把维吾尔族的族源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这也是有一定依据的，《魏书·高车传》说：“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
至于形成维吾尔族的其他部落的起源，学者们则很少给予注意，未做深入探讨。一般说，它们原为铁勒诸部，在语言上（突厥语族）和地域上（漠北草原）均与袁纥（韦纥）部落接近，所以发展成为“回纥”部落联盟，进而形成“回鹘”民族。而铁勒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其起源又可上溯到丁零，以至赤狄。（注：参见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大辞典》“铁勒”词条，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3页。）
四
840年维吾尔族西迁后， 各支不仅保持着同一的民族自称——“回鹘”，而且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汗国（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奉庞特勤为共主；其后在政治上各支逐渐分离，形成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和河西回鹘政权，但在心理上仍保持着民族的认同。
西迁的维吾尔族人民先后进入农业地区，开始由游牧生活方式向定居生活方式过渡，并接受新的宗教，同时也加快了当地居民的突厥——维吾尔化，即当地操雅利安语的居民融合到维吾尔族中。喀喇汗王朝萨图克·博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并在全国推行； 木萨·阿尔斯兰汗于960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加速了维吾尔族人民的伊斯兰化。 王延德出使高昌，982年见到当地“佛寺五十余区”， “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注：《宋史》卷490《高昌传》。 ）《高昌偰氏家传》说：“其国俗重佛氏。”（注：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1。）从吐鲁番、库车的千佛洞壁画和题记以及出土文书中也都可看出维吾尔族人对佛教的信奉和虔诚。这样，在维吾尔族的历史发展中便形成了两个文化政治区——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政治区和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政治区。
喀喇汗王朝时期（840—1212）， 是维吾尔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维吾尔族自身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具有了独特的文化。由于大批突厥语族的游牧民转入定居，加快了中亚土著民族突厥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喀喇汗王朝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突厥语部族也在宗教上伊斯兰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这种民族相互涵化和融合的过程中，科学文化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形成。这种新文化的核心是作为王朝统治民族的、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维吾尔族的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维吾尔族作家和著作，如马合木·喀什噶里和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突厥语词典》，哈斯·哈吉甫·玉素甫和他的长诗《福乐智慧》。它们为今天绚丽多彩和广博深厚的维吾尔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叶尔羌汗国（1514—1680）是继喀喇汗王朝之后在维吾尔族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时期。从西辽帝国衰亡、蒙古铁骑进入这一地区，战争连年，杀掠不止，社会动荡，人口剧减，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叶尔羌汗国的建立，是察合台汗国，特别是其统治集团内部继续保持草原游牧生活方式还是转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两种思想倾向、两种政治势力长期斗争而后者最终取得胜利的结果。这时出现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开始恢复，并缓慢地向前发展。文化也随之复苏、发展。在这一时期，汗国的统治民族蒙古人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最后基本上都融入维吾尔族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维吾尔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两个文化政治区，即西部的伊斯兰文化政治区和东部的佛教文化政治区，统一起来，完成了全民族的伊斯兰化过程。在这种文化政治的统一过程中，维吾尔族不断地融合其他民族的成员，增添新血液，发展、壮大，成为一个近代民族。所谓“近代民族”，就是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的差异——特点，而且这些特点保持到了今天，从而表明，这些特点是稳定的。诸如，不仅有着共同的语言，而且它有别于突厥语族其他民族的语言；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而且它有既别于伊斯兰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别于突厥语族其他民族的文化。它的文化是由喀喇汗王朝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进一步发展而成，即伊斯兰——维吾尔文化，基于这种文化而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认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之所以不得人心，到处碰壁，就在于当这些主义出笼之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们的共同体已发展成为近代民族，而这些主义的炮制者和推行者却忽视甚至否认这种历史事实，注定是要失败的。
五
总之，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自身的进程有起源、形成、发展和衰亡各个不同的阶段。我们的研究必须反映这一客观规律，构成相应的模式。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起源时，首先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具体的史实论定该民族的形成时期，其前为起源阶段，其后为发展阶段，不能把一个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混而为一，“源”、“流”不辨。
维吾尔族形成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是由漠北草原上操突厥语的众多部落发展形成的，不仅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且有着共同的心理素质，其主要标志为民族的认同，Uyghur成为共同的民族自称。维吾尔族的族源可上溯至南北朝时期的高车、两汉时期的丁零，以至春秋时期的赤狄。
840年维吾尔西迁后，各支仍以Uyghur为民族自称， 开始向定居生活方式过渡，加快了当地土著居民突厥化的过程，即融入维吾尔族的过程。同时，维吾尔族各支也接受了不同的宗教，随着各支在政治上的分离，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文化政治区：西部的伊斯兰文化政治区和东部的佛教文化政治区。
喀喇汗王朝时期，在社会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维吾尔族自身也获得了巨大发展，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具有了独特的文化——以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维吾尔族文化为核心的伊斯兰—突厥文化。
叶尔羌汗国是继喀喇汗王朝之后在维吾尔族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时期，不仅汗国的统治民族蒙古人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基本上都融入维吾尔族中，而且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东西两个文化政治区也统一起来，完成了全民族的伊斯兰化过程，维吾尔族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更加稳定的近代民族。
标签：维族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突厥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回鹘论文; 魏书论文; 铁勒论文; 新唐书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