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心理学的解释转向_心理学论文

当代西方心理学的解释转向_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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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

传统上,西方主流心理学一直受到经验实证主义的影响,以自然科学为理想的科学模式,坚持客观主义,追求超越文化和地域、价值中立、具有普适意义的知识。然而,随着实证主义的衰落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心理学表现出一种释义学转向,① 即采纳释义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关注产生心理学知识的文化背景。

一、科学观上的释义学转向

受19世纪末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心理学一直有一种自然科学的殷羡情结,力图以自然科学为楷模,采纳自然科学的模式和方法。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借鉴物理学和实验生理学的模式,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冯特认为,理想的科学心理学应该是像物理学、生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当然,在这一问题上,冯特并没有走向极端。除了研究低级心理过程的实验心理学之外,他还设想过以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高级心理过程的民族心理学。但是,冯特之后,其他的德国心理学家——如艾宾浩斯、屈尔佩等人——把自然科学的量化和实验方法应用到学习、记忆和思维等高级心理过程领域。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被应用到心理学的一切领域,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成为主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实证主义影响下的西方主流心理学表现出如下特征。

1.经验主义认识论

经验主义认为,惟一可靠的知识是来自于感觉经验的知识。在心理学中,这种认识论要求心理学的知识必须建立在可观察事实的基础上,即只有那些可以直接观察和测量的概念才是可接受的。但是,心理学中的许多概念,如认识、智力、动机等等都是不可以直接观察或测量的。因此,心理学家接受了操作主义,即只要那些不可观察的变量有一个操作指标,就也是可以接受的。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的问题是,大多数心理现象无法直接观察,如果使用操作定义,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外在的指标,而并非我们希望探讨的心理现象本身。②

2.方法的数量化

在强调可观察事实的基础上,传统心理学进一步对精确和量化提出了要求。对于感觉经验的描述不仅仅是一个定性的描述,而是要通过测量以及用数量化的语言加以表述。③ 曾经为自然科学带来成功的量化方法应用于心理学时却带来了种种问题:(1)许多心理现象无法被转换成量化表述;(2)许多被试者缺乏使用量化语言精确地描述自己体验和感受的能力;(3)语言有自身的范畴和规定性,量化语言在开启了客观、精确的可能性的同时,却抹煞了心理现象的主观性,忽略了主观的情感体验。

3.普适主义的知识观

普适主义假设了知识的跨情境、跨时间的稳定和不变的特性。根据这一假设,知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应用于所有的社会和文化,不受历史和时间的限制。在心理学中,普适主义的知识观表现为追求“规律性的行为定律”,即像自然科学那样,对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这一观点带来的问题是,心理学家忽略了文化因素的制约作用,习惯于在控制的条件下研究抽象的行为,造成了心理学家的“文化迟钝”。③

4.决定论的假设

决定论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人作为自然的一个部分同样如此。因此,人的行为是被决定的。心理科学的根本目标就是发现行为的因果规律,以便于达到预测和控制行为的目的。但是人类不同于自然物,人类具有能动性,可以进行选择,也可以以非理性的方式行事。因此,决定论的假设在心理学中是不适当的。

实际上,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在19世纪下半叶就受到了来自释义学的挑战。早期释义学的代表人物狄尔泰针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指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无生命、外在于人类的、没有内在体验的物质;而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是人类心灵的产物。这些心灵的产物隐含着人的情感、价值观和主观体验。自然科学的目标是“说明”事件的因果关系,并进而达到“预测”和“控制”的目的;人文科学的首要目标是理解有意义、有目的的人文现象,而这种理解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目的和意义的解释来达到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不是把人文现象置于一般规律下进行因果说明,而是在具体的、有意义的情境中进行理解,把握特征和意义。

释义学对自然科学模式和人文社会科学模式所做的区分对于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具有借鉴意义。它的启示意义在于:心理学研究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人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具有“意向性”能力。释义学的观点使得心理学家意识到,必须重视心理现象本身的特点,采用适当的方法,而不能盲目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近年来,西方心理学家对传统科学观进行了反思,指出了传统实证主义心理科学观的局限。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叙事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等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心理学正是在这种释义学转向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方法论上的释义学转向

在方法论方面,西方主流心理学信奉的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自然科学的客观、量化方法是惟一科学的方法。这样的方法论原则逐渐成为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观察与实验、测量与统计成为心理学的标准方法,其他方法即使没有被贬低为非科学的,也被排斥到心理科学的边缘。

实际上,在科学心理学建立的19世纪下半叶,就出现过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一方是早期的实证主义者孔德和涂尔干等人,另一方是释义学的早期代表人物狄尔泰等人。孔德的实证主义继承了牛顿和洛克的经验主义传统,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应该借鉴物理科学的方法论,使用客观方法和量化语言。依据孔德的观点,任何一个科学部门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实证阶段是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典型特征是运用观察、实验方法来探索现象之间不变的因果关系,以服务于预测和控制的科学目的。

狄尔泰最早对孔德的实证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生命体验的物质,外在于研究者。这意味着对于这类对象的研究可以采取客观、剥离的态度,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心灵和心灵的产物。这意味着在研究对象中隐含着人类的情感体验,带有各种主观性。研究者通常也是研究对象的一个部分,无法与研究对象截然分开。在这里,自然科学的客观、量化方法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不能模仿自然科学,其研究方法是整体的理解和意义的解释。虽然这种研究方式带有主观色彩,但这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狄尔泰认为,通过“共情”的方式——即设身处地把自己置于对象的地位,同样可以“客观”地把握对象的主观体验。

哲学释义学的当代代表人物加达默尔同样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他认为,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视为惟一的科学方法是一种方法主义(methodologism)。方法主义的基本假设是:第一,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我们对它的描绘和理解;第二,研究者可以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但是在加达默尔看来,这种科学主义在人文科学中是行不通的。第一,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由研究的动机构成的:看待问题的角度、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影响着研究的结果。第二,自然科学采取的是“抽象”的方法,即把研究对象从情境中剥离,这种方法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于理解人的意义和体验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却导致了研究对象的扭曲。抽象的方法意味着仅仅关注对象的某一方面,而不得不忽略其他方面。例如,人被抽象和还原为某种生物的、机械的实体之后,行为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被剥离了。实际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特定的情境之中,其行为是有意义的,对这种意义只能加以理解,而不能进行抽象。

释义学的这些观点为心理学家重新认识心理学的方法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心理学发展的早期,意动心理学家布伦特塔诺就曾提出心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心理现象具有“意向性”。对于心理现象,不能采取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而应该采用经验的“内部知觉”的方法。格式塔心理学家提出对心理现象只能进行整体的描述,而不能进行人为的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从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角度出发,提出心理学的研究应该以问题为中心,而不应该以方法为中心,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需要的方法。⑤

在释义学观点的影响下,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出现了两个新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方法多元化的趋势。⑥ 尽管传统的西方主流心理学依然坚持经验实证方法,但是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意识到单一方法论的局限性。传统的经验实证方法并没有为心理学带来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成功。相反,现代心理学中充满着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而每一种观点都有经验实证数据的支持。只有不同的方法相互补充,才能真正推动心理学的进步。第二个趋势是质化方法的兴起。传统心理学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指导下,一直追求量化研究模式,排斥质化研究。但是,在释义学的影响下,质化方法在研究人类主观体验方面的优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关注。质化研究开始突破量化传统的坚冰,在咨询和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中崭露头角,成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的“范式”,⑦ 以至于有些心理学家称质化研究范式导致了心理学“地壳的巨变”。⑧

三、研究模式上的释义学转向

传统西方心理学在自然科学观的指引下,采取的是抽象的研究模式,力图超越时间、地域、文化历史条件,发现能适用于所有社会的“一般规律”和普适性“真理”。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模式早就受到了释义学的质疑。释义学的倡导者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情境化的,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释义学循环就蕴涵了这种观念。施莱尔马赫曾经指出,理解总是要参照已经理解了的东西,因此,理解的运作必定是循环的、辩证的。任何事实都是参照了某个背景的事实,绝不可能是孤立的,不可能是脱离了背景和它的研究者(认识者);事实往往是这个大背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当我们尝试理解这个既定的事实时,我们往返于事实和背景之间、部分和整体之间,循环往复、没有终点。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释义学反对因果说明的方式,它强调的是理解和解释。然而,理解和解释不是孤立进行的抽象活动,而是发生于一定的背景中。海德格尔把理解和解释视为人的存在方式。他指出,人的存在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存在,而是一种“在世界中的存在”。这意味着,人同这个世界是密不可分的。对于存在的解释不是站在世界之外进行,而是处在整个文化历史背景中进行的。理解和解释的文化历史背景是理解和解释的条件。

加达默尔明确指出,理解和解释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为文本有着“客观”的意义,即作者的本意,而是因为理解植根于文化历史背景中。我们在进行理解之前,就已经对文本有了一般性的“前理解”或称“成见”(prejudice)。这些前理解或成见构成了我们理解的基础,使我们的理解和解释成为可能。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历史的背景去进行所谓的“客观理解”,任何理解都处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所以,理解和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认识过程同文化与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文化背景知识为我们的认识打开了一扇窗户,让理解和解释成为可能。

释义学关于理解和解释的文化背景的论述导致了心理学家对文化因素的关注。释义学的原理揭示出,认识过程发生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西方主流心理学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指导下,力图“客观”、“公正”,回避历史文化因素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深入的分析却揭示出,西方主流心理学并没有摆脱文化历史条件的制约,只不过它反映的是西方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正如心理治疗专家克里斯特夫(J.Christopher)指出的那样,“哲学释义学不仅提供了一种文化模式,而且阐明了文化怎样影响了自我,怎样释义性地思考文化的意义和识别文化的特殊表现。释义学可以让我们更多地理解作为治疗者的我们怎样受到文化塑造,以及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怎样受到主流文化观的影响……”。⑨

在释义学的影响下,西方心理学家开始关注文化的意义和作用,考虑文化因素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纳入文化因素的设计。传统上,心理学家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把文化看作是干扰研究的无关因素。这些心理学家认为,既然每一种行为都受到文化的制约,那么文化作为一个公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坚持客观、量化的方法,而文化中渗透着意识形态和价值体验,难以有客观量化的标准。因此,文化的因素就受到排斥。随着客观和量化方法坚冰的突破,质化方法开始兴起。质化方法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它的文化契合性和价值负载特性。这样一来,在质化方法的框架之下,文化的因素进入到心理学研究的设计中。第二,多元文化论思潮的兴起。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主张文化与行为的联系和多元文化对行为的不同影响。它站在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对立面上,认为传统心理学是“文化殖民主义”的。多元文化论强调多样化的价值观,认为不同文化在其价值上是平等的,并主张超越主流心理学对单一西方文化的依赖,在文化价值平等的基础上从事不同文化条件下的心理学研究。第三,关注和支持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⑩ 传统上,西方心理学作为世界的主流心理学一直是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心理学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是近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心理学家不再满足于移植西方的心理学,因为他们发现移植来的西方心理学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不具有本土的契合性。因而,他们试图改造和重建原有的心理学体系,使之符合本土文化的目的和需要。这种席卷全世界的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最初受到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抵制,认为本土化违背了科学的普适性原则。随着释义学模式的传播,西方心理学家意识到文化背景对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因而接受了本土化的概念。多元文化论思潮在西方心理学中的兴起就是心理学家接受本土化概念的一个有力证明。(11)

注释:

① J.Martin,J.Sugarman,Interpreting Human Kinds:Beginning of a Hermeneutic Psychology,Theory & Psychology,2001,11(2).

② J.Belzen,B.Hood,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Toward Another Paradigm?,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6,140(1) .

③ S.L.Morrow,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Conceptual Foundations,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007,35(2).

④ D.Lehman,Psychology and Culture,AnnualReview of Psychology,2004,55.

⑤ D.Rennie,Methodical Hermeneutics and Humanistic Psychology,Humanistic Psychologist,2007,35(1).

⑥ B.Slife,E.Gantt,Methodological Pluralism:A Framework for Psychotherapy Research,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1999,55(12).

⑦ J.Ponterotto,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ifth Forth in Psychology,Counseling Psychologist,2002,30(3).

⑧ P.O' Neill,Tectonic Change:The Qualitative Paradigm in Psychology,Canadian Psychology,2002,43.

⑨ J.Christopher,Culture and Psychotherapy :Toward a Hermeneutic Approach,Psychotherapy,2001,38.

⑩ R.Chao,Rethinking on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PsycCRITIQUES ,2006,51(42).

(11) Blaine J.Fowers,Barbara J.Davidov,The Virtue of Multiculturalism:Personal Transformation,Character,and Openness to the Other,American Psychologist,2006,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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