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市场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经济学论文,低效率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03)05-0051-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运动遍布全球。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到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从俄罗斯到北欧诸福利国家，一场旨在把教育按产业运作的改革已经初具规模。中国在1997年实行高等教育有偿服务以来，产业化呼声日高。1998年至今，已连续四年扩大招生。教育已成为拉动国内总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要超常规发展、学费要逐年提高”成为一种主流意识。高校也由“清水衙门”逐渐变成“谋取暴利”的场所。赞助费、扩容费、定向费、一次性建校费、跨地区建设费、转专业费等费用五花八门。人们在批评、围剿电信、铁路、航空等垄断部门的高价低效率运行导致自身福利损失时，很少关注高等教育市场和高等学府里的低效率。“两会期间”代表们和世人所感慨的“学术腐败”，只不过是高等教育市场低效率运行“冰山之一角”。由于教育的特殊性——其服务对象为人，它的低效率运行比生产性的低效率运行带来的危害性就更大、更为深远。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由于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改变市场结构，逐步趋向帕累托最优，但市场内部的低效率，即非生产性效率将会内化在生产性效率上，导致X效率存在。如在高校，由于个人的学识、才能、努力程度不够，出现低效率，这种并非市场机制配置产生的低效率，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也难以消除。毋庸置疑，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校为我国务行各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许多高校显得力不从心。教学观念、思维方式、管理手段等诸多方面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模式。作为教育中人，我深切感受到目前高校这种低效率运行将阻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高等教育市场本身的垄断导致的生产性低效率以及高等学府内部的非生产性低效率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一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高等教育本身面临着公平问题。长期以来，教育服务作为公共产品，由国家垄断经营。从效率角度分析，公共垄断削弱了政府服务部门之间能使成本最小化的激励机制。美国认为公立学校是一种反应迟缓的垄断，提出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的假设，即高等教育的私有化，实现由公共服务向市场可购买的转变，提倡高等教育引入私人经营，支持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以及私立学校之间的竞争，支持公立学校系统内部服务部门之间的赢利竞争。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产业，仍然适用市场结构对效率造成的影响。但从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X效率理论比传统的经济理论更能说明问题。
传统经济理论从成本最小化假设出发，在分析和比较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的效率时，假定两种市场结构的长期平均成本完全相同。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高等教育市场的产量（如每年招生数量），用Q表示；纵轴表示学费，用P表示；传统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P=MC=AC，决定的市场数量为Q0，价格为P0。但在垄断条件下，学校以较高的价格招收较少的学生，这时的价格为P1，数量为Q1。相对于Q0而言，垄断条件下的招生数量过少，大大低于社会需求的数量。P1E1F1P0被看作需求者损失，这部分垄断利润由高校占有。事实上，在高等教育这个特殊的垄断行业中，长期以来一直是处在卖方市场，在中国由国家垄断经营，没有理由认为两种不同的市场结构的长期平均成本是相同的。而由于垄断削弱竞争，减轻了学校自身的压力，同时也减轻了降低成本的努力，导致垄断成本高于完全竞争行业，如图中的AC0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成本，AC1为垄断条件下的成本。P1E1F1P0不是由学校占有的垄断利润而是垄断成本。从我国高等学校现状来看，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张，成本不断上升，行政人员、教辅人员、工勤人员、校办工厂和农场职工、附设机构人员比例过高。据统计，2000年全国1041所普通高校在校生556万，教职工111.28万，专任教师仅46.28万，其余为上述所述人员，这些人员的过高比例导致高校越扩张，垄断成本越高昂。这从我国教育经费入不敷出可见一斑。上述垄断成本的出现，还表现在高等学校内部的X低效率运行上。
在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现状中，垄断成本与由于国家对教育资源价格的管制导致的人为剩余并存，而寻租理论称之为“人为垄断成本”。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等教育资源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尽管目前已不像1980年代那样面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但竞争仍然激烈。中国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据统计，85.6%的家庭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城市消费支出比例中教育经费年均增速20%，我国现有的大学入学率为11%左右。教育供求不平衡状况将长期存在。在既定的教育供给资源条件下，我国主要采取非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即高考“配额限制”和“价格管制”。每年年初下达招生指标，限制年龄。然后进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根据分数、省份、城乡等条件统一录取。这些壁垒的设置，迫使许多适龄青年退出高等教育市场。为突破壁垒，对“人为剩余”的追逐异常激烈。
S为高等教育市场的供给曲线，D为高等教育市场的需求曲线。当价格由市场自由供求决定时，供求相等时的均衡数量为Q0，均衡价格为P0，这时，高等教育市场处于饱和状态。但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市场供给量为Q2，存在缺口Q2Q1。这时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为P2。当市场价格为P2时，只有少数人能交纳昂贵的学费，许多有才能的贫寒子弟将被挡在高校之外。若P1为大众能承受的心理价格，当价格为P2时，由于贫寒子弟无法交纳高昂学费，导致了人才的流失。因教育涉及公平性问题及教育存在正外部性，即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政府采取价格管制。若政府定价为P1，同时采取配额限制，结果使得交纳得起学费的人因不能满足规定条件无法进入壁垒，很大一部分资源流出本国市场（国外大学每年在国内大招生，学费在每年5-20万元不等）。价格管制和配额限制导致高等教育资源流失，同样存在利益最大化条件下的效率损失。为进入正式的壁垒，人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扩大招生，在由政府分配名额时，各省各校都会动用各种关系，力求争取名额，名额到校后，有些考生家长利用各种关系讨好学校官员，每年招生都有腐败情况报道，便是例证。此外，有人把精力放在拉关系、争取创办新学校上。这些“人为剩余”以贿赂的形式转移到官员手中，又在人们对官位肥缺的竞争中进一步消散。“寻租”的存在，具有恶性蔓延的趋势，职称评定、项目申报、个人津贴，职务晋升、学位评审等等。导致形形式式的“政治创租”，加之充斥高校的学术腐败等，无一不与此相关。这无形中加大了高校运行成本。[1](P211-214)
西方国家尽管与中国国情不同，但同样存在国家经营垄断成本过高的问题，例如美国，公立教育消耗了国民生产总值的近7%。战后每10年，公立教育开支就翻一番或两番，美国有识之士认为想不出美国社会中还有一个什么其它部门像教育部门一样，那里花去的钱越多，但被服务的人数却越少，且服务质量亦越来越差，因此早在1988年，美国总统私有化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称，包括教育市场化在内的社会服务部门之私有化运动，必将被未来的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末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事件之一。因此，中国提出高等教育产业化，或更准确地说允许私人进入该领域竞争，是避免高校垄断成本加剧、低效率运行的最有利途径，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私有化的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二
持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观点，主要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探讨效率损失问题。引入私人竞争，可以改变国家垄断局面，矫正扭曲的高等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提高整个产业效率。但同时，我们目前更应关注对高等学府内部存在的效率损失问题。高等学府，作为高知集聚的地方，人们对垄断带来的效率损失及教育腐败认知很深，但似乎很少有人对自身存在的低效率进行深刻反思，而这恰恰对教育的投入产出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和负面效应。
第一，长期以来高等学校的低工资导致教师队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低工资引发高校大量人才流失。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的高校青年教师“大逃亡”，人们记忆犹新。低工资充当了信号发送的装置，有能力的人不愿留在高校，从而引发逆向选择问题。而在签约后，每个教师的工作绩效难以检测，产生了监督和激励问题。教学的实际投入取决于教师的努力程度，而努力程度的高低既直接又间接地影响产出，即学生的接受程度、学习态度、学习成绩及对今后工作的努力程度，这些将会无形地内化在将来的其他产业的产出中。例如，在提供教育服务时，惯有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学生处于从属地位三。学生所学由学校选择。尽管每个学校都制定教学计划，由教务处考核教师教学质量，但很难对教师上课的每一个环节量化分析，许多检查流于形式。如教学工作量为50学时，但实际工作量可能不足50学时或者更少。有的人教案几年一成不变，学生根本不知道该课程学术前沿的发展状况，学的知识出了校门就过时。教师上课照本宣科，从来不收集资料，掌握学术动态，很少与学生交流，而这种不努力从来不会受到惩罚，从而引发道德风险问题。
第二，教育函数不确定，对文凭的追求使教育成为一种昂贵的标签。把教育投入看作教育函数，Y=f(K,N)。其中K为有形投入，包括校舍、图书馆、实验室、食堂、体育活动场所等，这部分投入可以量化和预期，可以看作常量；N为无形投入，包括教师的努力程度、学识、教学水平，责任心、心理因素等，而其中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变量。这些变量使得教学投入产出难以计量。教师的努力程度大、有较高教学水平和责任心，好的综合因素将会带来大的教学服务产出，直接的效应是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间接的产出是高素质的人才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内化他的高素质，导致其他产业的高产出，对整个社会带来正的效应，反之亦然。因此，教育函数的不确定，可能使得教育并不是完全产生正效应，而负效应的产生会通过教育得到放大。
第三，现行工资制容易导致学术腐败。我国高校主要实行职称评定制，工资与职称挂钩，工资随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并明确规定职务等级。许多高校把职称的高低作为衡量学校科研和教学的标准，职称的评定主要依据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导致不少人为了头衔，挺而走险，抄袭剽窃大行其道——或把国内或国外同行的文章改头换面，或伪造数据分析，或直接把他人已发表论文占为已有，或将外文资料译成自己的专著。处在这种环境中，相互之间往往产生效仿。不会尽力工作。在这种缺乏压力的氛围里，没有人感到实现自身潜能的必要。没有真正的竞争机制，必然没有压力。大学，作为学问集大成的地方，却成为被世人打假的地方。科学院及有些高校不得不制订自律条例或提出不搞学术腐败的倡议。这种低效率运行的评定职称制已陷入了两难处境。
第四，高校存在的官本位现象，导致管理效率低下，这是目前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有人说明日的高校就是今日的国有企业，“校长1走廊，处长1礼堂，科长1操场”是高校行政人浮于事的经典描述。如某校20人的系，有正副主任3人，教研室主任4人，办公室主任1人，书记1人，系主任助理1人，享受学时补贴和津贴的超过50%。学校机关里冗员更多。他们在分房、出国进修、其他福利等方面大多优于教学第一线的专任教师，这对教学动机、教学责任等会带来不良影响，阻碍教师积极性的发挥。个别高校扩大招生后连正常的教学秩序都难以维持，校内“寻租”比比皆是。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要打破我国高等教育市场的垄断带来的低效率，唯一的出路是引入竞争机制，提倡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改革。从中国国情出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打破壁垒，允许私人进入该领域，把竞争作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核心，高等教育产业化，西方称为私有化，至今仍是世界性辩论的焦点。虽然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对垄断行为的分析，以及有关竞争和利润刺激的双引擎观点，为私有化主张提供了经济试金石，但恰当地说，只有竞争才是高校走向市场化的核心。有人指出在各级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中，垄断服务是很难改造并使之为公共利益服务，只有引入竞争机制——不管竞争是来自竞争性招标、特许经营、还是志愿活动，才能使服务产生差异。19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纷纷对公立学校进行改革，通过学生自由择校，迫使学校在高等教育市场上为学生而竞争，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服务效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认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唯一办法是实行私有化，将整个教育服务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交由私人企业个人经营。否则，没有什么办法能摧毁或者至少极大地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而摧毁或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乃是根本改革我国教育体制所必要的先决条件。此外，也没有什么办法能给公立学校带来竞争，而只有竞争才能迫使公立学校按照顾客的意愿改革自身。由美国一大批教育主流团体组成的卡内基教学专门小组指出，市场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的工具，它在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激励着人们。市场还能使所有公立学校学生都能获得相同的学校资源。[2]
其次，设计有利的激励机制，化解教育函数的不确定性，这是解决目前高等学府内部市场低效率的有效手段。在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改革中，委托代理理论在教育市场仍然有效。因此，激励机制设计在教育市场十分重要。在教育函数的构成中，有形投入较容易预期，这是可以观察到的信息，但教师的努力程度即使事后也无法观察。如学生学习成绩差，就业难，工作责任心不高，究竟是教师的责任还是学生自身的责任？因此，必须设计出一个有效的激励合同，使教师在既定状态下选择对学生最有利的行动。激励机制的设计应将教师的报酬与可以观察到的教师的努力工作的变量挂钩，效率工资制可以激励教师的努力程度，解决教师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但教师的工作是多维的，效率工资只能考察某个方面的努力程度如上课的数量和质量，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考核难以把握，从而导致对易于监督的工作激励过度，使教师片面地将精力用于受到过度激励的方向，忽视本来应该同样受到重视的其他方面。许多学校目前实施的职称评定工资制，使得激励方向发生偏向，不仅引发学术腐败问题，而且引发学术领域的“寻租”。要改变目前教师市场的困境，就必须在实行效率工资制的同时，废除职称评定，建立竞争的教师市场，发挥声誉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