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东铭》之思想史意义及其价值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史论文,意义论文,价值论文,张载论文,东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2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1)01-0020-05
作为一向难解的张载，在新世纪学界的讨论中，与围绕其虚气关系而萌生的有关其思想定位问题的不绝如缕的讨论不同，有关其思想的历史影响及思想面向之评价问题，直接的讨论较少。围绕该问题的讨论较少，并不意味着该问题的不重要或者该问题已经解决。其实，稍加分析，即可注意到，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到当代，学界从来都很重视此一问题，而且是以从上至下层层下达的思路展开，最后以致这个问题逐渐演化为如何从本体论、宇宙论、宇宙本体论或本体宇宙论的层面讨论虚气关系问题。从现有的讨论来看，无论是持气本论、虚(天)本论，抑或二元论，始终徘徊于以西学为参照的考察模式，在一定意义上遮蔽了中国哲学固有的本体功夫相贯通的思维方式。故此，当我们面对有关张载哲学定位问题之讨论难得出路之际，似可转换思路，从工夫论入手步步上达，对于史上所长期存在的张载思想的历史影响与思想面向之评价问题作出新的解说。从历史上所存有关张载思想之讨论来看，绝大多数都与其著作《西铭》《东铭》有关。故本文拟通过清理历史上围绕东西铭的历史评价来管窥张载思想之历史影响和面向问题，权且作为抛砖引玉之论，不周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历史上重《西铭》轻《东铭》之现象、成因与争鸣
据载，二铭原为张载在教学课室内，东西两窗所写的两篇训导学生的文章，东窗上的一篇名为《砭愚》，西窗上的一篇名为《订顽》。后为便于区分，程伊川分别称这两篇文章为《东铭》和《西铭》，后来人们沿袭其说。当初横渠学生苏昞编辑《正蒙》时，将此二文合并收入《正蒙》中作为最后一篇，并取《西铭》首二字名为《乾称篇》。张载二铭形成之后，自二程开始，一直到当代，形成了比较明显的重《西铭》而轻《东铭》的倾向，引发起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东铭》的忽视。在宋人著作中，尤其是进入后朱熹时代，《西铭》备受关注，对它的讨论成为当时社会的焦点之一。至明清时期，此种格局依然在延续。“二铭”与张载思想关联度在学者们看来似乎大小有异，后世学人在传播张载思想时，往往厚此薄彼，长此以往，便形成了“重《西铭》而轻《东铭》”的理解格局。翻检宋元明清时期学者有关性理之学的讨论及现代学者有关张载思想的研究成果，对于此种现象便不难觉知。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倾向呢？
首先，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程朱化张载诠释的影响。程明道曾盛赞《西铭》：“《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己。”伯淳言：《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佗子厚有如此笔力。佗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1](P88)西铭》的受重视程度已盖过《正蒙》。尽管其间有学生提出《西铭》有墨家兼爱之嫌，程颐断然以“理一分殊”予以应对，维护了《西铭》的重要地位。朱子对二程的此一倾向曾专做分析，他在《答汪尚书书》曰：“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而于东铭则未之尝言。反复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则心广体胖，意味自别。若东铭则虽分别长傲遂非之失于毫厘之间，所以开警后学，亦不为不切，然意味有穷，而于下学上达工夫，盖犹有未尽者。又安得与《西铭》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旨同日而语哉？”[2](卷三十，答汪尚书书第六)此间朱子对于二程重视《西铭》而不重《东铭》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东铭》和《西铭》倾向有别，《东铭》虽比较切实，然不如《西铭》将下学上达工夫讲得圆融透彻。作为在后世思想文化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程朱尤其是朱子的评价，对于后世学者有关东西铭的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西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理想，成为中国文化大同理想的典型，此点深受后世文人墨客的称颂。在绝大多数明清学者看来，《西铭》与《太极图说》《易传序》《春秋传序》一起成为后世文章之典范，对他们的思想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西铭》中所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在人们相互传诵中日渐成为后世人文理想的重要支撑。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今天，《西铭》的这一思想再次焕发了新的光彩，一如既往地成为学者们讨论、研究的热点之一。而此点正是主要谈论个体修身养性的《东铭》所不具备的。
尽管如此，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主流的张载认同不同的观点，认为应该重视《东铭》的价值。像吕楠在作《张子抄释》时就对《西铭》未作片言评判，对当时学者所忽视的《东铭》却作了“释君子之所以动天地，感人鬼者，惟诚于言行耳”[3](P33)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其对《东铭》的重视。此后韩邦奇明确地提出：“朱子独取西铭，失横渠之旨矣。”对二程以来重《西铭》轻《东铭》的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另一位明代学者刘薹亦针对朱子后学重《西铭》轻《东铭》的现象作了反思，倡导学者应重视《东铭》的学习。他在解释《东铭》时讲道：“所该虽不若《西铭》之宏大，然别理欲于毫忽，辨故误于隐微，其切于学者大德之功尤为独至。”[4](P247)不能因为《东铭》意旨不够宏大，只是作为下学工夫就可以像朱子一样忽视它，这恰恰失去了张子思想的本旨初衷。明末学者刘蕺山面对同样问题，曾讲到：“千古而下，埋没却《东铭》，今特为表而出之，缘儒者止善讲大话也。余常谓《东铭》远胜《西铭》，闻者愕然。”[5](P103~104)清初学者李光地在注解《东铭》时也指出，《东铭》“虽不能如《西铭》之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然下学上达之序，则又安可以偏废哉？”[6](卷下)
拨开历史的迷雾，不难看到，尽管有一些学者面对重《西铭》轻《东铭》的现象提出了质疑，然此种格局仍未彻底改变。除了以《正蒙》为参照，在程朱化的张子诠释中，形成对《西铭》价值的高扬之外，层累的误解《东铭》之意大概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缘。
二、《东铭》意蕴之再考察及其定位
面对《东铭》与《西铭》的思想关系问题，我们绝不能忽视《东铭》与《西铭》的共性问题，即两者都是张载为训诫学生而作的两篇训辞，曾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左、右两侧，不分高下。且张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由此足见张载本人对于“二铭”的同等重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似看不出张载厚此薄彼的动向。作为“二铭”之一的《东铭》，若与张载思想毫无关联，他何至于“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呢？由此可见，《东铭》必也符合张载思想，意蕴精深。考察两铭之关系，对《东铭》意蕴的把握和定位成为此间之焦点和关键。
(一)《东铭》之意蕴
《东铭》开篇就言“戏言出于思也，戏动作于谋也。发乎声，见乎四支，谓非己心，不明也。欲人无己疑，不能也”。明确表明，平日偶然戏谑的话本是出于心中的思想，平时偶然戏谑的举动本是出于心中的谋虑。突出了“心”的道德主体性和能动性。“言虽戏谑，必出于思，动虽戏谑，必出于谋。夫声者心之发，四肢者心之用，思与谋皆心之筹度。今既发于声，见于四肢，出于思而谋，是皆本于心者也，而谓非己之心，愚也。非不明而何？则人必疑之谓非端人正士也。谓非己心若曰吾直戏耳，非实心如此也。”紧接上文的“有心之非”，后文阐述“无心之失诚实”。“过言非心也，过动非诚也。失于声，缪迷其四体，谓己当然，自诬也。欲他人已从，诬人也。”这里，张载认为这些出于心中思虑的过分言论本不是人心所固有，出于心中思虑的过分举动也本不是人的诚心所应该如此。其原因在于张载主张“天人合一”。“气”散为万殊，人亦为气所聚成，自然怀有善之天性，但由于“闻见所知”而“小却心”，不能穷尽天下之理，从而产生戏言、戏动。因此“过言非心也，过动非诚也”。之后，张载总结道：“或者以出于心者，归咎为己戏。失于思者，自诬为己诚。不知戒其出汝者，归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于此批评人的顽愚品性，并告诫人们不要“长傲”，可谓“欲人深戒于言动未发之先，以为正心诚意之本。欲人自咎于言动已失之后，以为迁善改过之机，其诲人之意深矣”。在张载看来，要想达到圣人境界，必须做到从“闻见所知”到“德性所知”再到“诚明所知”的不断超越，这又是一个长期不断学习积累、躬身自省的过程，而其基础就要注意平时的言行，祛除“戏谑”，避免“长傲”，在穷理尽性之路上不断求索。而《东铭》恰恰是紧贴张载这一修养工夫思想，如张载自己解说的那样：“戏谑直是大无益，出于无敬心。戏谑不已，不惟害事，志亦为气所流。不戏谑亦是持气之一端。善戏谑之事，虽不为无伤。”[7](P280)
(二)《东铭》与《西铭》的关系
韩邦奇在解释《东铭》时讲到：“此章言恶虽小而不可为，过无损而所当功，兼《西铭》是规模之阔大处言天道也。”“《东铭》是工夫之谨密处言人道也。先东后西，由人道而天道可造矣。”[8]“圣贤之学，言其小极于戏言戏动，过言过动之际，无不曲致其谨。推而大之，则乾坤父母而子处其中，盖与天地一般大也。此《西铭》《东铭》之旨。”“《西铭》为此篇之首，实《正蒙》一书之体要，故自《可状皆有》章以下，统论神化、性命、人鬼、死生，皆括全书之意以申《西铭》之义。其以《东铭》终篇，乃初学之门也，故《益物必诚》及《修已厚重》二章实以见进学之本于诚，而其要，在于持重改过，以起《东铭》之指。”可见“二铭”思想相通，意蕴关联，不过是一隐一显、一小一大、一先一后、一言“人道”一言“天道”而已。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东西铭虽然作于同时，然而其词义、气象、意义之浅深广狭，迥然不同。从功能上看，《东铭》分别“长傲遂非”之失于毫厘之间，开警后学，亦不为不切。但在朱子看来其意味有穷，从工夫论来看，似乎意犹未尽，故其地位自然无法与《西铭》之上下贯通的宗旨和效果相媲美。如前所论，朱子对于东西铭的评价方法其实就是用是否通透作为重要标尺，陷于将两铭分开来解的误区，自无法理解张载。据载“沈毅斎先生详述朱子与江西学者说此篇大旨，不越于故误二字。”[9](P243)朱子后学沈毅斋看到《东铭》之本意在强调克去发自于内心之“故误”，可谓深得《东铭》之旨。笔者以为，作为警示学生的话语，虽各自有其独立意味，但把握其真意时却需两者合观而解之。把两铭合起来作整体把握后，不难看到《西铭》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上达问题，而《东铭》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下学问题。不能像朱子那样以一把尺子衡定两篇功能和指向有别的训词。
从总体上来看，《西铭》可谓是张载确立的伦理之大本，亦即树立一种理想的标杆，而要完成它尚需类似于孔子所倡之“克己复礼”之工夫而克服“戏言”“戏动”“过言”“过行”之《东铭》工夫来得以实现。东西铭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正是天道与人道之关系，是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的关系。作为张载早年撰写的两篇训辞，东西铭的思想可谓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为张载思想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东铭》与张载思想整体的紧密关联更是不可忽视。
(三)《东铭》与张载思想的建构
首先，从理论建构的方法来看，《东铭》落实天道以谈人道，符合张载“天人合一”的理论预期。如前所论，张载之后，程朱基本形成共识，即二铭虽同作于一时，而《西铭》旨意更纯粹广大。此一观点之影响尤为重大，以至于在学者层面普遍流传，成为明清时期人们心中无需讨论的定论。故此当刘蕺山后来讲“《东铭》远胜《西铭》”时，“闻者愕然”。之所以出现学者愕然的状况，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空疏的道德高标的树立，少言实理，而这恰非张载本意。韩邦奇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问题，在《正蒙拾遗》中讲到：“东铭是工夫之谨密处言人道也。先东后西，由人道而天道可造矣。”[8]明确提到《东铭》谈圣贤谨小慎微之工夫，以小体大，上学下达。此点王夫之亦看得明白，“谓己戏而人何疑之已甚，谓偶有过而人不相谅以信从则怨天尤人，而不知下学之不立其基也。”[9](P243)本之于天道，实现张载天人合一的理想价值目标，成为《东铭》的重要历史担当。
其次，从修养工夫论的体系建构来看，《东铭》谈为学入手工夫，乃成为张载所强调的要儒者“择术而求”的实践指南。“择术不当”则致张载所批判的“儒佛老庄浑然一途”的境地，这里实际只是提出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具体如何去做，正是由充分体现伦理主体遍在性的《东铭》提供的参照来解决。李光地在解释《正蒙》时讲到：“其以《东铭》终篇，乃初学之门也……愚谓此《铭》虽本《论语·重威》章之意，为初学之门。然究其极，则直内方外，夹持而上天德者，实在于此。盖如此，则言有教，动有法，而所谓昼为宵得以至于息养瞬存者，皆自此而充之、熟之尔。虽不能如《西铭》之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然下学上达之序，则又安可以偏废哉？”[6](卷下)李光地看到了《东铭》之意义在于作为初学之门径，以诚为目标，围绕改过谈初学者“戏言”“戏动”“长傲”“遂非”之弊，将张载的“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作会通理解，似较符合张子本意。联系张载之“六为”教学原则，可见《东铭》将下学工夫意旨讲得非常明白。依此似可断定，《东铭》虽然不及《西铭》上下贯通，但从下学到上达的为学之序的视角来看却不可偏废。
第三，从张载整个哲学体系建构来看，《东铭》因对于人心的反复关照与警醒成为其中之重要环节。作为“天”、“道”、“性”、“心”的张载哲学总纲，“心”处于这个哲学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这表明张载虽然究心力索于天道，却又无不关切落实于人心、人道。在张载看来，他所谓的心，是以德性为根据的道德主体，是凡人之心。但心对性具有能动性，即“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但是，心对性的能动性如何体现呢，张载认为要通过穷理尽性的修养功夫，使心能够自觉体认到内在的本体根据，并尽力实现和弘扬天道，达到“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的圣人境界。在穷理的认识路径上，张载提出了“不可以闻见之心小却心”，要“大其心”最终合于“天心”，应该超越感性闻见之知，努力去“尽其心”。在张载看来，要超越感性见闻之知，就必须“大其心”，充分发挥心的作用，尽量扩大天赋的理性认识能力，让其把握无限之知。以上便是张载以“心”为基点，穷理尽性而达到圣人境界的修养功夫路径。在此基础上，当我们再来审视《东铭》时，不难看出，此篇正是沿此成圣的修养功夫路径，围绕“心”而展开。如刘蕺山在解说《东铭》时所言：“此张子精言心学也。戏言戏动，人以为非心，而不知其出于心。思与谋，心之本乎人者也。过言过动，人以为是心，而不知其非心。”[5](P668)以论“心”为基点，从“戏谑”言行入手，以小而大，由微而精，“别理欲于毫忽，辨故误于隐微”，充分体现了张载的修养工夫思想，是“工夫之谨密处言人道也”。刘蕺山从心学的角度准确把握到了《东铭》之精髓，可谓善莫大焉！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注意到，张载在理论建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其从确立道德理想标杆出发，落实到入手工夫，层层递进，集大心、虚性、得礼、知礼、践礼等为主要方法的工夫论体系。为圣的问题固然很重要，需要讲天道性命，但如何去做，需要切实可行且便于循守的方法。“进寸得寸，进尺得尺”在张载看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需要时时省查自我，故而需要《东铭》所倡导的省己办法自己去做“诚意”工夫，从而强化张载思想总纲中之“心”的环节，为其思想在实践层面的落实提供了可能的担当。
三、从《东铭》透视张载思想的历史影响
虽然作为张载思想总结性的《正蒙》第十七篇《乾称篇》非张载手定，乃为其学生编定，但却经过张载的肯认，而且作为总结性的一篇，张载亦应尤为重视。所以此篇的结构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现有资料表明，《乾称篇》以《西铭》发其端，以《东铭》结尾，形成了相对比较严整的逻辑体系。对此，我们不妨从张载本人的思想总体和参与编定《正蒙》的学生及张载思想影响实然的历史呈现等方面管窥张载思想的历史影响问题。
首先，从《乾称》篇的结构可以管窥张子思想之最终落脚点。就参与《正蒙》编订的学生而言，虽对张载思想有一定的过滤，但通过这种过滤，并且是经过张载肯任的过滤，意义非同寻常。思想的过滤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虽是编订，但作为张载思想总结性的《乾称篇》，其目前结构的安排定有其深意，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学生视野中张子的主要影响。以《东铭》作为全书的落脚点，说明张载在其弟子看来，其为学主要还是强调入手工夫的问题，而此点亦得到了张载的认同。于此，似可以看到张载思想的最终落脚不在上达，而在下学。在有本可依的前提下要特别注意如何去下达，否则仅只空壳的本并不能改变世儒被世俗之气所坏、所缠绕的忧心状况，最终也无法真正重振儒学、应对佛老。在“洛阳议论”中，子厚言：“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正叔言：“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子厚言：“亦是自家规矩太宽。”[7](P337-338)张载在此还是在强调《东铭》所讲的克己工夫。正如《宋史》和《宋元学案》及《关学编》中所共同提到的“学者每问，必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如同王夫之所言：“谓己戏而人何疑之已甚，谓偶有过而人不相谅以信从，则怨天尤人，而不知下学之不立其基也。重则无戏，改则无过，瞬有存，息有养，何暇至于戏！过岂有不知，知岂有复行者乎！合天存神之学，切于身心者如此，下学而作圣之功在矣，尽己而化物之道存矣，故《正蒙》以此终焉。”[9](P243)也再次说明了作为《正蒙》编定者将《东铭》置于篇末之真意，即在于让学者重视平时的视听言动，此乃作圣之入手工夫，离开于此，修为圣人恐为空谈。即便朱子对张载多所损益，于此点却深为肯定，不得不叹“横渠工夫最亲切”。
其次，就其理论建构所面对的问题指向而言，并不是其在《西铭》中所确立的道德理想、道德标杆问题。通过对张载著作的细读，不难看到，当在于如何把经过传统儒家以法乎天道为本，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一代代儒者的心中预期转化为现实。当然，不可否认，正如目前学界所认同的一样，张载以万物一体观念为出发点，为儒家仁孝之理上达大本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推进，而此点也被程朱所认同。如前所论，历史上由程朱所制导的重视《西铭》轻视《东铭》的现象原因即在于此。我们且不论程朱重《西铭》轻《正蒙》的个中因缘，仅就程朱为确立天理的本意及路径来看，应该说与张载《西铭》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虽然说在程朱视野中的《西铭》主旨不一定为“理一分殊”，但最起码张载在这里所秉持的天地人一理的儒家传统是不可否认的。程朱高扬《西铭》之旨只能说明《西铭》比较符合程朱的道学目标和路径，对于恰恰集张载毕生心血充分展现张载以人合天之道的《正蒙》却多所贬抑，盖《正蒙》与程朱思想有太多的差异，故出现了认同上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与《东铭》强调的入手工夫相一致，《正蒙》力图解决的主要是如何下学即修身养性的问题，而非探究天地万物之理或空讲宇宙化生的问题。
第三，从实然层面来看，张载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发生在修养论的层次。而《东铭》对于此种历史影响的形成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弟子吕大临在《行状》中说：“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日而亲”。从中我们亦可看出，张载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且能严于律己，视听言动皆合乎礼。张载逝后十五年，其弟子张舜民曾讲道：“关中学者摩然就之，谓之横渠先生，一登其门，言行皆知，学成之后虽去载千里之远，十年之久，不改一蹈非议，常如载临其前后左右也。”[10](卷九十五，上哲宗乞追赠张载)可见当年在教学过程中，张载对弟子要求非常严格，体现其重视初学工夫的鲜明特点。《宋史·张载传》记载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故朱熹赞曰：“学者少有如横渠用功者”，“近看横渠用功最亲切，真是可畏”，“横渠教人道，夜间合睡，只为无可接应，他人皆睡，己不得睡”。张载与弟子融洽相处，互相劝勉不息，言传身教，严以律己，之所以给学生及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堪为一代宗师，关学典范，《东铭》当功不可没。
从表面上看，张载似在作应对佛老，对于传统儒家伦理纲常冲击的外在因缘下，自觉建构新的思想体系以补传统伦理的本体化不足之失，但就其思想的面向及影响而言，应在于为学者确立可以为据之入手工夫，并从大本以下为此一入手工夫做充分论证。从《东铭》所反映的“克己”之功不难看到，张载之深切关注点不在佛老的冲击，而在于“陋儒”、“不知择术而求”，以至“儒佛老庄混然一途”。张载非常重视下学的方面，要有序、有渐，有从学者一大人(贤人)一圣人的为学次第，不可超越前两节而直达圣人之境。违背求学之序，在张载看来这大概是违背“天序”“天秩”的。尽管张载在达至圣人之境的方法上以存有在程朱看来有“苦心极力”气象的批评，即便二程所看好的《西铭》也被视为是“贤人说圣人事”，有“迫切气象”，但从对后世关中文化精神的建构以及宋明理学之论域之开辟而言，其功当不可没。沿着张载的思路，要求我们既要看到天道之本，又要特别注重本天道之用，无用之本将成为空无之本。在学术界激烈讨论如何从本体论、宇宙论、抑或本体宇宙论、宇宙本体论入手给张载哲学定位之际，我们似可转换视角，从张载思想的面向出发，步步上达，解决长期以来聚讼不已的有关张载哲学的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