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思维方式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文化心理结构，随着近代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其整体结构与具体功能都发生了重要的转换。这种转换，有许多表现，其中情感方式与行为方式作为显性与外化的结构形态，最容易被我们认识；思维方式与人格追求方式作为隐性与内在的结构形态，则往往被我们忽略。然而，后者的转换在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乃至近代文化的变迁中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为此，本文试以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的转换为切入点，以求观照与把握整个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近代转型的基本特征和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然后以思维方式的转换的得失作结。
一
中国在近代国门开启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统的思维方式依然保持着以往固有的形态。这从鸦片战争后魏源的“师夷制夷”式的思维方式和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维方式，以及八、九十年代早期维新派的思维方式看，似乎都没有超越直觉体悟与实用经验型的思维方式。19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积累，西方近代科学的传播已相当广泛。自此，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才真正开始了。
对于传统思维方式最早提出质疑和诘难的，是被誉“西学第一人”的近代启蒙学者严复。严复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得益于科学的方法论，即他所说的“科学正鹄在成外籀之故。……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相比之下，中国“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即演绎推理）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也就是说，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虽有演绎推理，但缺乏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即由逻辑归纳得来的“公例”（规律性的结论）。于是，就只好依据一个“心成”（直觉体悟）之说，或是依据“古训”进行思维。这种忽视逻辑归纳、只讲直觉体悟、失却“公例”前提的中国式的演绎思维，其实质在于：“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帝测之所会通故也。”（《〈穆勒名学〉按语》）因此，严复十分注重于西方逻辑学的译介，他先后翻译了《穆勒名学》上半部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并通过逻辑学会以及各种演讲场合，向中国的思想界系统地介绍西方的逻辑学，包括归纳法和演绎法。
严复不愧是近代著名的启蒙大师，他深知整个社会文化的变革，必须以思维方式的变革为支撑，这正像西方科学成就的背后蕴藏着科学的思维方式——逻辑学一样，因此，他强调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必须首先掌握西方科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1895年，他在《救亡决论》一文中说：“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经过严复不遗余力的宣传介绍，西方以经验归纳派为代表的逻辑思维方式，开始在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广为流布。
近代的著名学者章太炎，也十分重视思维方式的变革。章太炎是继严复的译介之后，在自己的论著中率先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学者。他在《无神论》一文中，以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批判基督教教义。不过，章太炎在接受西方形式逻辑时，与严复大异其趣。严复重归纳法，而章太炎重演绎法。章太炎还把东方的两大逻辑体系——印度的因明和中国的墨辨，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做了综合比较，从中吸纳与会通，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逻辑思想体系。《语言缘起说》和《原名》是其逻辑思想的代表作。章太炎关于思维方式变革的致思路向，已不囿于形式逻辑，而是将探索的范围推及到高一级的程度。
在学术研究中较早运用归纳法的，还有梁启超。梁启超将这一新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以研究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部落分布情况为例，详细介绍了运用归纳法的具体步骤：“观察”、“搜集史料”、“综合比较，最后求得真相”。
胡适是近代思维方式变革中建树颇著的殿军。首先，他继严复、章太炎之后，对二者在逻辑学上的偏颇给以融会与反拨。胡适强调归纳与演绎的相互作用。他说，近代以来科学家与哲学家“渐渐明白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相互为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通则到个体的事实，都是不可少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并认为清代的朴学家在其治学实践中，就做到了归纳与演绎的结合。其次，胡适在科学方法论的介绍上十分重视近代的实证、实验精神。在胡适之前，严复在介绍西方逻辑学的同时，已对培根的实证思想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培根）之摧陷廊清之功为称首。”（《严复集》）并对斯宾塞以综合各种科学为基础，以科学实证为手段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十分推崇。这对于注重于直觉体悟、轻视科学实验的传统思维方式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胡适踵步其后，向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介绍了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实验主义。胡适认为，实验主义“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的方法”（《实验主义》）。而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体系化的“思维术”。（《自由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由胡适所勾勒出来的这一体系化的“思维术”，相当于或近似于经过转换了的近代性的思维方式。
二
胡适以科学实证为核心的近代性的思维方式，来自于乃师杜威的思维五步法：“（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各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实验主义》）胡适把杜威的思维五步法概括为言简意赅的思维三步法，即：“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后来，他又把它简化为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治学方法（第一讲）》，第384 页）根据胡适关于思维运作方式的有关论述，我们发现他对思维方式的界定，主要是由三大关键步骤所构成：怀疑、假设、证实，亦即思维三步法。
怀疑，是胡适论述的思维方式的起点。早在胡适之前，严复已在《原强》一文里介绍了“西洋教民要术”的真谛，在于激发人民的怀疑精神和自主意识。他说西方人“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严复集》）。而在严复之前，康有为在1891年撰写的《新学伪经考》，上承中国历史上的疑经传统，下启近代的怀疑思潮。作为五四新文化一代学者的胡适，不能不受到严、康二人的影响。胡适不同于两位前辈学者之处在于，他将怀疑作为认知思维的本质功能，放在自己思维方式的起点上。胡适认为：“一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一个疑问的信号。一切科学的发明，都起于实际或思想里的疑惑……。”（《〈科学与人生观〉序》）因为，只有对固有传统和已成习俗产生怀疑，才能真正找到创造的契机和开拓的勇气，科学才能得以发展。怀疑，作为认知思维的主要功能，必然要破除对“古圣先贤”的迷信和对“圣法祖制”的因循。因此，发端于“重估一切价值”的“价值”怀疑，必然要求与新价值相应的认知要求——思维方式的变革。
假设，是在怀疑认知方式的驱动之下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具体步骤。它在杜威的思维五步法中属于第三步。胡适认为，杜威的前三步偏向于归纳法，后两步注重于演绎法，整个过程是归纳与演绎的承接和结合。实际上，“假设”是由直觉悟性产生的，而由直觉悟性产生假设，才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而且“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这里，胡适把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直觉体悟应用在胡氏思维方式第二步“假设”的启动机制里。他说：“近代科学思想早已承认‘直觉’在思考上的重要位置了。大之，科学上的大发明，小之，日用的推理，都不是法式的论理或机械的分析能单独办到的。根据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直觉是创造智慧的主要成份。”（《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不过，胡适所说的“直觉”，与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直觉体悟又有一定的区别。胡适所谓的“直觉”，主要来自“经验的暗示”，是“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直觉”。换句话说，知识的存储和经验的积累，是直觉产生的条件和源泉。直觉作为一种表现手段，是因为“有真正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实验主义》）。所以，胡适所谓的直觉，完全是“本于个人的知识、学问，就不知不觉地提出各种假设”的直觉。（《治学方法（第一讲）》，第385页）
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严格的逻辑归纳与准确的公理演绎加上敏锐的直觉体悟以及丰富的想象相结合而成的。胡适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点，特意将以知识与经验为来源的直觉提出来，作为假设产生的途径，借以纠正乃师杜威过分强调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不足。从心理机制来看直觉的产生，除了大氛围的因素，如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模式以及家庭关系等综合构成一种外部影响的潜因素（自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之外，在心理环境的小范围内，则主要是由知识的存储、经验的积累、习惯的形成以及天份与禀赋这些因素形成无意识、前意识、意识诸类心理系统。这些心理系统如经好奇、怀疑认知思维的诱发，即会产生直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重视由这一直觉思维方式产生的“假设”，是别具慧眼的。这也略同于康德的“理智直观”或“知性直观”。就“假设”本身而论，它是有待证实的推测、猜想、预见，而这正是人类发现真理的重要步骤。
实证，是胡适实验主义的核心，也是胡适科学方法论及思维方式最后比较关键性的一步。如胡适所说，假设是“假定的解决方法。最要紧的是还要经过一番小心的证实，或者否证它。如果你认为证据不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不去下判断，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证很重要”（同上书，第391页）。实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据的批评与考证， 二是方法的考证。力求做到“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上书，第392页）。
另外，关于思维认知的范围，胡适认为不应仅仅限于书本知识，还应包括“自然界的东西”。中国从顾亭林到阎若琚的考据学，虽然也应用到形式逻辑的归纳与演绎，但终归是从书本到书本，“结果，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做我们三百年来治学的成绩。这个成绩跟三百年来西方科学的成绩比起来，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同上书，第417页）
三
近代思维方式的转变，从严复的启蒙，经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实践及发展，到胡适的丰富与完善，经过了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从这个发展过程看，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的转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成就。
首先，是怀疑精神的张扬。在认知过程中，怀疑从过去那种被压抑的萎缩状态中跃出，成为主体意识主动认知的启动点，于是，由怀疑而产生批判，由批判而产生扬弃。因此，怀疑与批判的思维功能，在上世纪与本世纪的世纪之交、尤其是本世纪初，反过来作用于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启蒙意义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传统的“尊圣法古”的价值观念开始遭到了学人们的唾弃。由康有为开启的“疑经”思潮，经严复、胡适从学理与致思上的疏导与升华，发展到顾颉刚的“疑史”，近代的怀疑思潮从而进入全面与纵深阶段。这为新的认识范式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给人们的思想解放锻造了利器。
其次，是近代科学实证精神的导入。英美的实证精神与实验主义，经严复和胡适等人的引进，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科学实证思潮。科学的实证精神使中国的思维方式得以向科学靠拢，同时也纠正了传统思维方式由偏重直觉体悟而造成的随意性与模糊性，这非常有益于中国思维方式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得益于这种科学实证思潮启蒙的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研究经史的过程中发明了“二重证据法”，即以出土文物与古文献相互参证，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的转变，还有三种发人深思的现象。其一，按道理说，怀疑功能一旦从传统认知思维过程的压抑状态中跃出，它既能推动批判精神的产生，从而促使对旧的认知规范的突破和对新的认知规范的架构；同时又能逐步养成一种对认知规范不断突破的自觉意识。然而，近代思维方式的转型，在当时那种十分逼促的国情背景下，只成就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也就是说，它仅仅做到了一次性的“破旧立新”，而没有形成在认知规范上不断更新的自觉意识。因此，这极易造成用一种思维定势取代另一种思维定势的简单的否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经验性习惯十分顽固地潜存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即使是外来的新的认知方式也难以避免它的附着与侵染，新的认知方式一旦与其结合，很容易把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换算成另一种思维定势。顾颉刚可谓本世纪初疑古派的开山大师，他以怀疑精神破经书之神化，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功不可没；他称古史研究是证伪与造伪之辨，也颇有道理。然而，就其学术的流风余韵来看，他和鼎盛一时的疑古思潮一样，“往往流于为破伪而成新伪”（王元化：《清园夜读·鲁迅与太炎》，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在十九世纪末，当新的认知方式——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成为中国知识界普遍认同的认知范式，但它也同时与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思维定势化相结合，演化成为一种持续几十年（直到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并很难突破的思维定势。再如，在各个学术研究领域里，本世纪初的学人以二十余年的辛勤耕耘取得了累累硕果，几乎在每一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规范；然而这些经过创榛辟莽、筚路蓝缕而形成的学术规范，结果成为其后辈学者的思维定势。因此，当我们翻检二、三十年代或三、四十年代学人们的学术成果时，总觉得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没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今天的一些学术成果，不是变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完全的重复劳动。这不是人类思维的共性问题，而是认知思维方式的自觉更新与超越的问题。世纪初的思维定势化，严格说来，不是当时人们的过错，主要是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经验型思维习惯对后来者的制约造成的。
由此可见，认知思维中的怀疑精神只是思维方式的起点，而不是全部。它在近代的跃出是一个进步，但还必须与传统的经验型思维习惯相脱离，从而形成一种对既成认知范式的自觉超越意识。我们从思维定势化对学术研究的制约性可以看到，思维方式的变革，不仅仅是文化变迁的支撑和依托，而且也是整个社会变革与转型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而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也忽视了传统思维定势化的影响。
其二，近代学人对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人类性估计不足，因此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极容易取过激的态度。如对传统思维方式中直觉体悟的完全否定。事实上，确如胡适所说，“近代科学思想早已承认‘直觉’在思考上的位置”，直觉顿悟、科学想象与逻辑思维，正是人类思维的两翼，二者不可偏废。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即有直觉思维方式的体现，如印象派的画、意识流的小说以及朦胧诗等不必说了，其艺术创作与审美都离不开直觉和感悟性的思维方式。就是科学，何尝不是如此。如彭加勒所说：发明就是选择。选择不可避免由科学上的美感的支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这一特点，也是不外于文化人类性的重要特征。
其三，传统思维方式实用理性的特征，已为近代不少学人所指出，严复、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曾给予不同形式的批评。但这一特征在近代思维方式的转型中，则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附着于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过程中。这种隐蔽的难以被人们察觉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近代中国动荡的社会秩序和深重的民族灾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焦虑和认知上的实用需要得以实现的。于是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自然地与由严复所引进的进化论的认知范式相结合，在思想领域里形成了泛化进化论；与胡适引进的实验主义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实用主义。而不论是进化论还是实用主义，在学术领域里都成为十分流行的方法论。实用一旦演变成为学术的方法论之后，便导致以具体学科的方法论去涵盖整个学术领域的理论思维，从而将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作为总体性的哲学方法论。比如胡适的实证方法泛化，以及进化论成为整个学术思想的统一认知范式。此外，还有泛数学主义、泛力学主义等等。传统实用理性型思维方式的借尸还魂与本世纪初科学主义的滥觞，即成为近代思维方式转型中的特殊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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