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还是北京流浪汉?高校毕业生定居政策与毕业生就业选择_就业选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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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5)03-0023-08

       一、研究背景

       首都北京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人才的吸引力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北京人均GDP为93,213元,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同时,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增加至76.9%。[1]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华北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提供了规模庞大、质量上乘的就业机会。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显示:北京拥有高达52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蝉联全球城市第一。国资委公布的11家央企及上市子公司共287家企业中,注册地或总部在北京的央企数量高达76家,北京是拥有央企数量最多的地区。[2]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指出,北京的“就业质量”在全国位居第一。[3]巨大的吸引力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丁大建等对北京地区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意愿调查分析发现,74.8%的学生首选在北京就业。[4]

       然而,在北京限制城市规模和收紧户口政策的背景下,非京籍应届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尤其是落户北京的难度日益增大。[5]随着改革开放后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与人口流动的频繁,199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达1099.8万,大大突破了1993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中“到2010年市区常住城市人口控制在650万人以内”的计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严格控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为了控制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过去五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也都会提及“人口调控”,北京市也出台了一系列准入制度,包括抬高北京户籍的门槛、限制落户北京的人数等。

       北京户口政策的逐步收紧,会对非京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产生什么影响?能够在北京就业的毕业生具有哪些特征?能够顺利落户北京的毕业生有什么特征?为了落户北京高校毕业生需要付出什么努力?本文将通过梳理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政策及分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来回答上述问题。

       二、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政策及文献梳理

       (一)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政策梳理

       北京户口倍受青睐源于它背后隐含的众多社会福利。《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年9月17日刊发《一纸北京户口:绞杀了多少梦想》,文中列举了了北京户口的几十项福利:就业、买房、买车、教育、婚姻、声誉、医疗、养老。“户口如此‘傲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据报道,前几年北京户口的黑市价大概不足10万,而目前已经高达三五十万。因此,对那些希望在北京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说,能否在毕业时获得一份解决户口的工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生活状态,北京户口成为选择工作时考虑的重要现实因素。

       应届高校毕业生想要获得北京户口需要拿到两个指标,一个是留京指标,一个是进京指标。“留京指标”始于高校扩招的1999年,市教委出台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的新政策——取消毕业生就业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打破毕业生就业的地区限制,对在京院校外地生源的毕业生实行“指标控制、择优留京”,由此诞生了“留京指标”的概念。具体来说,留京指标是指由北京市教委下发到高校的京外生源留在北京的比例,一般由学校按学生综合测评的排名择优留京。而“进京指标”是指由人事部或北京市人事局向单位分配的招聘非京籍生源统招应届毕业生的指标。对高校毕业生来说,“留京指标”是落户北京的第一道关卡,之后还需要获得由用人单位提供的“进京指标”,只有“双指标挂钩”才能获得北京户口。2002年北京市教委制定了统一的针对所有北京大学生的“留京指标”要求:“北京市所紧缺的23类专业人才”、“毕业院校范围应在规定的281所院校(北京49所)中”、“非外语专业毕业生,其英语水平最低应通过国家四级水平考试”等标准。

       然而,留京指标也引发了很多如非法买卖、暗箱操作等负面事件。2008年,北京市教委决定逐渐放开留京指标这道关卡,削弱学校的权限,改为使用就业导向的“进京指标”。北京市每年发布《引进非北京生源本科毕业生紧缺专业目录》,着重引进北京市需要的专业人才。如今,进京指标逐渐成为控制应届生进京的利器。有新闻报道称,北京市陆续调整应届生进京数量,由2005年的2万人减至2008年的1.5万人,之后逐年缩减,2014年进京指标与2013年基本持平约1万人。同时,北京市对高校毕业生留京限制也日益严格,2013年明确提出: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才能留京。而根据《2014北京户口新政策》,落户北京共有9种渠道,除针对特定人群的落户渠道外,与应届高校毕业生相关的渠道即为: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央企等有进京指标的单位,或考取能够解决北京户口的大学生村官和大学生社工岗位。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如果毕业时没能落户北京,则将来落户北京的可能性极小。

       (二)相关文献梳理

       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有很多,主要集中在城乡户籍制度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如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城乡户籍之间存的工资不平等问题。[6][7]还有一些研究则聚焦户口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之间的作用,如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个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与户口的关系。[8][9]这些研究的关注点都在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而聚焦北京户籍政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乔晓春利用北京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按区县对北京市的外来人口和外出人口情况进行研究,并对北京市人口调控和户籍制度改革提出相应建议。[10]刘立则运用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非京籍应届毕业生进京指标政策中存在的政府失灵等问题。[11]

       与户籍制度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的另一类研究是从就业地选择和区域流动视角展开的研究,如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大学生就业地区选择意向,部分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性别、专业、生源地、学历、房价对就业地的选择意愿具有重要影响。[12][13][14]杨钋等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四种空间模式,即不动、聚集、交换和发散,而那些聚集到“北上广”的毕业生多数来自周边省份,即存在“邻里效应”。[15]卢姗等对来沪就读的上海高校本科毕业生的流动意愿进行研究,也发现毕业生流动总体上符合距离衰减规律,邻省来沪学生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16]马莉萍等则探讨了就业地选择与其生源地和院校地之间的关系,发现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在生源地就业,且毕业生在哪里就学也会增加他们毕业时留在当地就业的可能性;重点高校毕业生、研究生更倾向于离开生源地就业,且更倾向于留在院校地就业。[17]而岳昌君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人口特征变量、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等都显著影响高校毕业生的跨省流动。[18]

       通过政策梳理和文献综述发现,尽管落户北京政策是全社会尤其是高校毕业生关注的焦点,但是相关的研究还很少,且几乎没有从落户北京政策的角度分析高校应届生在京就业的实证研究。本文将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三、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全国高校上报教育部的全口径毕业生就业数据,本文将利用该普查数据分析高校毕业生在京工作的特点及时间变化趋势;第二部分为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13年6月进行的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就业调查的样本包括了东、中、西部21个省份的30所高校。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广东、浙江、海南等9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江西、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等6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陕西、重庆、云南、甘肃、宁夏等6省区。样本高校中,东、中、西部分别有11所、7所和12所。其中,重点高校(含“985”和“211”)高校9所,一般本科院校11所,独立学院3所,高职高专院校7所。每所高校根据毕业生学科和学历层次按一定比例发放约500-1000份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4909份。本文选择已经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包括已确定单位、自由创业、自由职业、灵活就业),并剔除单位所在地、院校所在地等变量的缺失值,最终样本量为6296。为了分析距离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的影响,本文还通过12306网站查询了毕业生生源省的省会城市距北京的铁路距离,以及院校省的省会城市距北京的铁路距离,其中,生源省省会城市距京的平均铁路距离为1298.6公里,院校省省会城市距京的平均铁路距离为1323.6公里。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利用全国高校上报教育部的毕业生就业数据分析2004-2011年非京籍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的比例及其院校和学历构成,以此来分析在北京户口政策逐渐收紧的背景下,高校毕业生选择就业地点的影响因素。接下来,本文讨论哪些因素会影响毕业生是否选择在京就业。由于毕业生是否在京就业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适合建立以是否在京就业为因变量,以毕业生的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特征、求职状况等为自变量的逻辑斯特回归模型。

      

       模型(1)中,i表示学生个体。因变量

表示毕业生的就业地:

=1表示学生i毕业后在北京就业,

=0表示学生i毕业后不在北京就业。自变量中

表示人口统计学因素,包括性别和民族;

表示学生家庭背景因素,如家庭所在地、家庭人均年收入、母亲受教育年限、母亲职业、生源地距京距离等变量;

表示学生的人力资本因素,包括政治面貌、学历层次、成绩、奖学金、双学位或辅修等变量;

表示学生i的求职状况,比如是否有工作或实习经历、求职次数、求职费用等;

表示学校背景,包括院校所在地、学校类型、院校离京距离等变量。

       为了进一步检验在京就业毕业生中哪些能够落户北京,本文进一步建立如下的模型(2)。

      

       其中,因变量

表示毕业生是否可以落户北京:

=1表示学生i毕业后可以获得北京户口,

=0表示学生i在京就业但并未获得北京户口。自变量

的含义均与模型(1)相同。

       为进一步检验在京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中落户与未落户群体在工资起薪上的差异,本文建立了如下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3)。

      

       其中,因变量

表示毕业生薪资水平。自变量

的含义均与模型(1)相同。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了变量

表示就业状况,包括是否解决户口和就业单位类型。

       四、实证回归结果

       (一)非京籍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特点及影响因素

       图1展示了在北京户籍政策逐渐收紧的背景下,2004到2011年非京籍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人数和比例。从在京就业人数的变化来看,2004到2006年非京籍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的人数激增,2006年后则逐渐趋于平缓。分北京院校毕业生和非北京院校毕业生来看,其变化趋势与总体趋势类似,但是2006年以前,北京院校毕业生在京就业的人数少于非北京院校毕业生,而2006年后则超过了非北京院校毕业生。从在京就业的比例变化来看,2004和2005年非京籍毕业生在京就业比例基本持平,2005到2006年增长迅速,但2006年后呈逐年下降趋势。该图说明北京户口政策的不断紧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京籍高校毕业生在京工作的增速,尤其是那些外地院校毕业生可能迫于政策压力而选择不在北京就业。

      

       图1 非京籍高校毕业在京就业特点及变化趋势

       表2第一列的回归结果展示了哪些特征的高校毕业生会选择在京就业。进入模型(1)回归方程的样本观测值有4445个。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表示,似然比LR卡方值为658.41,伴随概率小于1%,表明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很高。模型拟合优度的拟判定系数为0.3056,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可信度较高。

       从毕业生的个体和家庭特征来看,男性在京就业的可能性更大;生源所在地离京距离越远在毕业生在京工作的可能性越小,这与以往有关流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相一致,即距离越远人们流动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会越高,故此流动的可能性会越低;母亲从事管理技术型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的可能性更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家庭社会资本可能会帮助毕业生在京找到工作。

       从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特征来看,与专科生相比,研究生更有可能在北京工作;学习成绩排名前25%的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学历和成绩对于在京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

       从毕业生的求职特征来看,具有实习经历和求职次数在10次以上都能增加在京就业的机会,这说明毕业生的求职准备越充分、求职努力程度越高,在京就业的可能性越大。但是求职费用对在京就业的可能性有显著负影响,也就是说,求职费用越高,在京就业的可能性越低。这说明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人力资本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京就业并不需要支付额外的求职费用,尤其是对于那些北京地区院校毕业的学生而言,他们到北京以外去地区求职反而要花费更多的交通成本。

       从毕业生的学校特征来看,北京院校的毕业生在京工作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外地院校,且院校地离京越远,高校毕业生在京工作的可能性越低。一方面,这可能与毕业生在京就学及学习期间参加实习建立的社会资本有关,毕业生可以利用已有的社会资本更加容易地在北京找到工作。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与北京院校毕业生在北京生活时间较长、了解和适应北京环境有关,他们进一步流动的心理成本会相对更高。此外,与高职高专、普通本科等非重点院校相比,重点院校毕业生在京就业的可能性更高。

       (二)非京籍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的影响因素

       表2第二列的回归结果展示了在北京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中,具备哪些特征的毕业生能够落户北京。在剔除了非在京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后,进入模型(2)回归方程的样本观测值有293个。根据模型总体显著性水平检验得到,似然比LR卡方值为138.25,伴随概率小于1%,结果表明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很高。模型拟合优度的拟判定系数为0.3414,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可信度较高。

       从毕业生的个体和家庭背景特征来看,男性落户北京的可能性更大,这进一步说明了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优势;相比来自农村的毕业生,来自大城市的毕业生落户北京的可能性更低,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毕业生要比3000元以下的毕业生获得北京户口的概率显著更低。可能的原因是,越是弱势家庭的学生对户口的偏好越强烈,尤其是来自农村的毕业生,会更加倾向于选择能够解决户口的工作。

       从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特征来看,党员获得北京户口的概率更高,这可能与能够解决户口的单位多为国企和机关这类对政治面貌有要求的单位有关;与专科毕业生相比,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更有可能获得户口。

       从毕业生的求职特征来看,求职费用越高落户北京的可能性越大,但是求职次数能够并不能提高获得北京户口的概率,可能的原因是具有进京指标的单位多为国企和机关,如果不是面向这类单位求职,那么即便求职次数再多也不会增加落户的机会。此外,由于近年来进入国企和机关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上涌现出一些面向公务员考试等的培训机构,毕业生所支付的培训费用增加了求职成本,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落户北京的机会。

       从毕业生的学校背景特征来看,北京院校的毕业生落户北京的可能性更大,这与上文中对北京院校毕业生在京就业可能性更大的解释类似。学校类型对北京户口的获得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学校类型对毕业生是否在京就业具有影响,但是一旦找到工作,能否获得户口就与是否为重点院校无关了。

       (三)非京籍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的收入损失

       表2第三和第四列的回归结果展示了那些在北京就业的毕业生中,是否落户北京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其中第四列在第三列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工作单位的类型。进入模型(3)和(3)’的样本观测值为293个,总体显著水平都达到了1%,说明模型设定合理。拟合优度的判定系数分别为0.5152和0.5767,表明模型的解释力较好。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从回归的最终结果来看,在第三列中,是否落户北京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落户北京的高校毕业生的工资起薪显著低于没有落户北京的毕业生,即落户北京是以一定的收入损失为代价的。第四列进一步控制了工作单位的类型,则发现是否落户北京的系数仍为负但不显著,而从单位类型的系数来看,国企与私企、乡镇企业等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三资企业的收入最高,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收入最低。这说明毕业生进入那些能够解决户口的单位就业(如国家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是以收入损失作为代价的。此外,男性、家庭人均年收入5000元以上、研究生学历、学习成绩好、重点院校以及北京院校的毕业生其工资起薪都显著更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系统梳理了北京市针对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落户北京政策,并利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描述了在北京市户口政策不断紧缩的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的比例及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建立逻辑斯特回归模型和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分析了选择在京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具有哪些特征,在京就业且能落户北京的高校毕业生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是否落户北京对高校毕业生工资起薪的影响。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研究发现:

       首先,北京户口倍受青睐源于它背后隐含的众多社会福利。高校扩招后,应届高校毕业生想要获得北京户口需要拿到“留京指标”和“进京指标”。2008年后,北京市教委逐渐放开“留京指标”这道关卡,将“进京指标”作为毕业生能否落户北京的唯一指标。但是,近些年北京市陆续调整应届生进京数量,对高校毕业生留京限制也日益严格。

       其次,在北京市限制人口规模及收紧户口政策的背景下,非京籍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的人数呈现先增加后趋于平缓的趋势,而在京就业的比例则呈现先略微上升又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2006年后北京院校毕业生在京就业人数超过了非北京院校毕业生。这说明北京户口政策的紧缩限制了非京籍高校毕业生在京工作的增速,一些毕业生尤其是那些外地院校毕业生可能迫于政策压力而选择逃离北京。

       再次,男性、学习成绩在前25%、具有研究生学历、北京院校的毕业生,在北京就业、在北京落户均占据优势。生源地离京越近、母亲从事管理技术岗位的工作、多次求职的毕业生在京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党员、求职花费多的毕业生落户北京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家庭收入高、来自城市以及多次求职则不能增加落户北京的可能性。

       最后,选择落户北京的毕业生在工资起薪上居于弱势,而一旦控制了工作单位类型后,落户北京的影响则变得不显著。也就是说,进入那些能够解决户口的单位就业(如国家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是以收入损失作为代价的。

       北京作为我国首都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对优秀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巨大,加之户口所带来的诸多福利,使得其落户政策备受全社会的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受到落户政策的影响,那些外地院校毕业生可能由于距离、不确定性等原因而不选择进京工作。但是,即便是在户口政策紧缩的背景下,特定群体的毕业生在京就业、在京落户以及工资起薪方面均保持了优势,如男生、成绩好、学历高以及北京院校的毕业生。由于北京市针对高校毕业生的落户政策决定了要么通过第一份工作获得户口,要么永远也拿不到户口。因此,为了顺利落户,一些毕业生以较低的起薪作为代价。换言之,提供进京指标的单位多为国企、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这些单位就业尽管能够获得户口,但是进入这些单位就业的毕业生要以收入的损失来换取北京户口。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面对的难啃“硬骨头”之一,特别对于特大城市而言,更是难上加难。长期以来,北京是户籍制度管理最为严格的城市之一。北京市现行的户籍政策意味着高校毕业生若不能通过第一份工作获得北京户口,则今后获得户口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此一定比例的毕业生选择逃离北京,而那些能够落户北京的毕业生也往往以较低的起薪为代价。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特大城市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2015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北京通州等62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将推进积分落户政策,合理设置积分分值,达到一定分值的可以申请落户。北京市的积分落户政策一旦落实,意味着高校毕业生能否落户将不仅仅取决于第一份工作,还取决于未来长期的职业发展,毕业生对长期落户的预期也会大大增加,这将进一步对高校毕业生选择逃离或北漂产生重要影响,其政策效果也值得进一步实证检验。

       收稿日期:2015-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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