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革命的事与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革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读了李泽厚和刘再复的新著《告别革命》〔1〕，近日又读了他们的《再论〈告别革命〉》〔2〕，都留下很深的印象。 正如泽厚所述，《告别革命》并非严格的学术论著，只是通过两人的对谈，表述他们的一种看法。从他们的对谈和他们所表述的看法中，不难体会到他们试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架构的拳拳之心。但是，恐怕正由于他们过分急于构建一种新的哲学，在检讨本世纪的历史时，就不免有时不够严谨，离事言理，意之所之，自由发挥。作为一部哲学著作，所讨论的本来应是其中所持的哲理；但这部著作又处处以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及评价作依据，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因为对众多的历史事实他们都提出了异议而又未加以论证，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于他们所述哲理的体察及认同。两位学者提出的问题无疑问是重要的，他们试图为新世纪提供一种新的哲学基础这一努力是认真的，相信深入就相关的“事”与“理”进行讨论，无论对问题的解决本身，还是对他们二位进一步思考都是有益的。
一、中国革命的“名”与“实”
泽厚、再复将“革命”视作中国“20世纪一个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所以他们呼吁“告别革命”。
革命一词，在20世纪的中国，是使用频率提高的一个政治名词。大而言之，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平民革命，国民革命；小而言之，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字革命，戏剧界革命，音乐界革命，美术革命，文学革命；此外，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教育革命、宗教革命、家庭革命、道德革命、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如此等等，几乎涵盖了一切方面。直到今天，如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被邓小平称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是革命的一种。
所有这些“革命”，是否可以等量齐观，因而都应置于“告别”之列？
名者，实之宾。然而，中国素来重名教，信仰和崇拜名的万能。因此，以名乱实者屡见不鲜。20世纪中国的种种“革命”，也未能免于此。以人们记忆犹新的“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论，尽管毛泽东本人宣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大革命”，但是，实践已证明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此所作出的结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只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一个以名乱实的典型。
《荀子·正名》论及“名”的形成时说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研究一下20世纪约定俗成而确立的对于“革命”一词的共识及其演变的状况，便不难对这个世纪形形色色的“革命”透过其名而对其实作出较为真切的界定。在经由这样的界定之后，再对名实相合者，以名乱实者，有实无名者逐一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作出的结论方才可能有较强的说服力。
革命一词，在中国古代，最初见之于《易》之“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及《尚书》之“革殷受命”，指的是改朝换代。近代日本，以“革命”二字译英语中“Revolution”一词，用以表示“从根底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之义，20世纪初，当“革命”一词在中国流行起来时，就是用的日译“Revolution”之义，而不是《易》与《尚书》的原义。
1903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2 号《释革》一文中阐释 “Revolution”的本义时，强调它的特征是不主渐变而主顿变，不是局限于部分之变而要求本体之变，不是满足了累进之比例而坚持反对之比例，“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蕴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lution”。据此，他认为，“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欧洲一些国家以及日本保留了君主，但实现了这样的变革，这正是“Revolution”与《易》、《尚书》中的“革命”区别之所在。
在致力于推翻清王朝而谋求进行民主革命、政治革命及社会革命的革命党人那里，“革命”一词不同于改朝换代旧义的新的涵义更为明确。邹容1903年出版的《革命军》一书集中阐述了“革命”的新的涵义。他写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也”。公理、公例云云，说的是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去腐败而有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确定了革命的目标，使命以及革命本身的工具性地位，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指明了邹容以革命为书名，正因为他的目标，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他本人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也强调了“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现代革命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以合众共和结人心，开民智“事成之后，必为民主”。这是20世纪之初革命党人对于“革命”一词的共识。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以及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有着种种缺陷，但不能不承认，正是朝着这一方面努力。随后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也正是这一努力的继续。
自从那时以来，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集团对于“革命”一词又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力图在其中注入自己的特殊要求，以获取其特殊利益。
歧异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其一，革命与阶级。
自从马克思主义又在中国开始传播后，革命便同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结合为一。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被宣布为革命的直接原因，革命被解释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统治。与此相应，一些阶级被确定为对革命的动力。一些阶级被确定为革命的对象。这一思想走向极端，将不断搜寻敌对阶级、不断进行客观存在的乃至人为“设置对立面”、制造的阶级斗争视为革命的坚持，视为革命坚定性与彻底性的体现。持异议者，如孙中山在《民主主义》演讲中则断言：“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他认为，阶级斗争是现实的存在，但是，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调和，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相互冲突。例如，社会与工业之改良，运输与交通收归公有，直接征税与分配之社会化，都属“打破种种旧制度，发生种种新制度”，但皆是通过“资本家和工人利益相调和”而实现〔3〕。 孙中山之外更多的持异议者所反对的则是将阶级关系简单化，将阶级斗争过度扩大化，将不同阶级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同一化并固定化。
其二，革命与暴力
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外患以及内乱反动统治者镇压民众的各类战乱几乎一直持续不断。外患，如八国联军之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及企图灭亡中国的战争；内乱，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军阀混战；镇压民众的战争。如对红色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以及抗战胜利后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战争等等；俱愈演愈烈。这一切，导致将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确定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其他一切斗争形式都得服从于民族革命战争和阶级革命战争。这一思想走向极端，导致对武装暴动、革命战争效力的过分夸大，对其负面影响的忽视，以及对非战争形式的其他斗争的轻视甚至歧视。与此相歧异者，如陈独秀1923年1月发表于《向导》第16 期的《革命与反革命》则强调，“革命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其理由是“革命反革命及内乱都要取武力暴动的手段，所以不但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凡是在社会组织进化上阶级斗争的日常工作，都是革命事业，凡是一个革命家万不可误认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动）为革命之目的（社会组织）”。更多的人承认暴力是新社会产生的助产婆，同时更看到，教育千千万万在旧制度下生活了千百年的民众，按照新的方式发展生产，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度，完成社会的转型，这些也是革命，而且它们在革命发展中地位更为重要，作用更为深广，武装斗争取代不了一切，更不能将武装斗争的特殊原则无限度地扩展到这所有领域。
其三，革命与分步。
中国革命是在西方巨大冲击下产生的。来自西方的冲击，不仅有西方的强盛，而且有西方的没落；不仅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可一世，而且有社会主义运动的迅速崛起，而构成中国革命内在基础的，不仅有新的生产方式同传统生产方式的冲突，而且有中国传统的社会冲突周期性的高潮又一次重现，有新生产方式内部各种不同力量的互相砥牾；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革命者总期望着经由一次革命而能既建立起西方式的近代文明，而又能避免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熔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于一炉。孙中山已提出要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从那时开始，一次革命论与二次革命论以各种形式几乎一直争论未息。中国共产党产生后，经过一番摸索，提出以革命转变论克服一次革命论与二次革命论的分歧。革命转变论强调，先进行以土地革命即平分土地给广大农民为核心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以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然而，当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体部分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确定为革命对象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毕其功于一役”。结果证明，由于并没有真正具备实行全面革命的物质条件，即一方面还没有形成足够发达的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能承担起这一全面变革使命的革命群众，尽管革命震荡十分激烈，却并不足以真正改变旧的社会基础，建成理想中的新的文明实践中常常仍然是传统的东西改头换面地重建，中国革命应当分步进行，以及应当如何分步进行的争论，因此也就一直在继续着。
上述革命与阶级、革命与暴力、革命与分步的争论足以表明，虽然同有革命之名，其内涵却多有南辕北辙者。在对20世纪所有具革命之名的运动作总的评判时，怎么能将它们同等对待呢？荀子论名与实关系时指出，为避免被种种离正道而擅作名的“邪说辟言”所误导，必须防止“用名以乱实”、“用实以乱名”等“三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像《荀子·正名》所说的那样，“验之名约，以其接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辨明“革命”的名与实，意义当即在此。
二、中国革命的“因”与“缘”
泽厚、再复“告别革命”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认为“在20世纪，从辛亥革命开始，尽管都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依据，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做反省的时候，完全有理由认为不一定必然要选择革命的办法”。辛亥革命被他们评定为“未必必然，未必必要”；1949年的革命也是如此。他们继言“历史本可以有另一种选择（改良道路）的可能性”。他们还指责不同意他们见解者思维方式有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以价值判断替代事实分析”。
是否选择革命道路“未必必然，未必必要”、而选择改良道路倒是必然与必要，其实，这并非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道道地地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因为贯穿整个20世纪，用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对原来的制度作革命性的变革，这两种努力都一直持续未断。二者虽然经常相互砥牾，但也往往相得益彰。问题并不在于历史没有改良道路这一种选择，而在于为什么它没有成为历史唯一的选择，革命终于不可避免。
佛学讲因缘。因，指引生结果的直接内在原因；缘，指外来相助的间接外在原因。因有多种，如《大涅经》卷21将一切因分成生因、和合因、住因、增长因、远因五类，《大昆婆娑论》卷111、 《俱舍论》卷7，将一切因分为生因、依因、立因、持因、养因五类，缘也有多种 ，如《俱舍论》卷6、卷7便将诸缘分作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四类。20世纪的中国，改良也好，革命也好，都没有成为单一化的选择，是会合众多的因缘而造成的。很明显，历史的选择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改变的。
泽厚、再复一再强调，他们所界定的“革命”一词，指的是用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方式来更换政权〔4〕。 这一界定应用于辛亥革命和1949年革命。所谓作另一种历史选择，实际上就是认为这时完全不需要更换政权，或者完全不需要用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方式就可以完成政权的更换。这里且先就这两次政权更迭看一看它们是否必然、是否必要、也看一看对暴力流血方式是否可以作另一种选择。
众所周知，中国素来没有日本天皇“万世一系”那样的传统。“彼可取而代之也”，皇帝可以轮流做，在中国倒是一种常态。从土地分散逐步到土地集中，从阶级调和逐步到阶级对抗，社会逐步由治平转到动乱，以二、三百年为一周期，经由一场持续数十年乃到更长一些时间的冲突，旧的王朝终于为新的王朝所取代。北方游牧族大举进入中原，可以缩短或延长这一周期。由于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90% 左右的人口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和古代还差不多，上述周期性运动在中国的继续从其主要方面来说也就未能避免。事实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就已进入一个以农民运动、农民战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全面激荡期。由于太平天国自身严重的失误，清王朝“剃头”式的血腥屠戳，近代持续百年之久的农民运动第一个高潮被镇压下去，清王朝的寿命又延续了50年。这50年寿命主要建立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四分之一世纪战乱造成的土地自流性分散、人口自流性减少的基础上。至20世纪初，这场农民运动的第二个高潮以义和团为先声，再度到来。义和团被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下去，清王朝又荀延残喘了10年；尽管搞了一些“新政”，内囊已空，武昌起义枪声一响，短短两三个月，没有经过多少大仗，这个王朝就倒了。
清王朝的灭亡和民国的建立，都没有解决重新尖锐起来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因此，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不久，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的第二个高潮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实际上就是穿上军阀军队军装的农民的战争，当然，受到北洋军阀特殊目的支配；其后，国民党统治时期新军阀的连年混战，兵源也主要来自农村，不过这些农民穿上了新的军服，是为这些新军阀的特殊目标而作战；最后，这些农民又组织了自己的军队，穿上了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军服，直接为平分土地、解放中国的农村而战。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被称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农民战争的胜利，既显示了这场农民战争同历史上各次农民战争的差别，也显示了这场农民战争同历史上各次农民战争自有相通之处。以为人们可以对1911年及1949年的历史自由地作出另外的选择无异于中国历史的上述整个趋势视而不见，或是以为这整个趋势无足轻重。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中已经有了新的因素、新的社会力量与新的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去考察的，是这种新的因素、新的社会力量、新的发展趋向同上述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形成了一种什么关系？他们是否能够平抑这场新的农民运动、农民战争？或者他们只是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利用着这场新的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的发展？
中国历史发展中新的因素、新的社会力量与新的发展趋向，指的是和近代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最先开始了这一历程的东西方列强和由本国官僚、买办、商人演化而成的近代资产阶级、新型的知识分子以及新式的产业工人；它们提供了中国由传统的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可能条件。
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威、飞扬拔扈的东西方列强，以及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够缓和中国农村所固有的矛盾，带有原始积累性的高榨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夺，结果，反而催化了农民运动、农民战争新高潮的到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30年代至40年代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便都具有这一总的背景。列强在中国的基本倾向是保护既有的统治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随时可能“换马”，抛弃旧统治者而扶植新统治者，多次军阀混战便是他们这一政策的直接产物。他们和中国军阀沆瀣一气，将破产农民招集起来作他们争战的炮灰。而新生的近代资产阶级，因为大多从原来的统治层中转化而成、同原来的统治者通常都继续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天然地倾向于“改良”即不同旧的秩序决裂。但是，他们所建立的毕竟是迥然不同于往昔的新的生产方式，对于传统的小生产、自然经济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制度而言，恰恰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就使他们终究免不了要同原先的统治层发生冲突，乃至兵戎相见，并在农民战争向旧统治者决战时同农民结成某种同盟。清末立宪党人、20年代至40年代的“第三种势力”的态度就是如此。至于新式的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在同旧统治者的斗争中，以及在反对东西方列强及本国资产阶级时，同广大农民结成坚固的同盟，不仅参与且积极领导现代农民战争，更是这一新的社会力量的应有之义。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中新的因素、新的社会力量及新的发展趋向非但没有平抑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的高涨，反而从不同方面不约而同地推动波澜，使这场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在广度、深度、力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其他所有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再复说，因为暴力革命总是流血，而流血的结果总是再流血或留下血的大阴影，所以不一定必然要选择革命的办法。这种感情和愿望当然都是非常良好，但是，不消除造成1911年与1949年政权更迭的上述全部内因与外缘，另作历史的选择云云，难道不毕竟只是一厢情愿构建起来的浪漫主义幻境么？
三、中国革命的“分”与“合”
泽厚、再复主张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这一经典的基本理论，在扬弃暴力革命的同时，也扬弃“阶级斗争”的策略理论。而主张代之以阶级协调、阶级合作，并说：“改阶级斗争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阶级合作和协调以求经济发展的社会进步，正是当今中国道路的特色所在。这就是修正、改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位强调今日中国需要阶级合作、阶级协调，而不是重新去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仅仅笼统地要求进行阶级合作、阶级协调显然是不够的；将阶级合作、阶级协调与阶级斗争截然对立起来，其实正从另一个侧面重复了将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绝对化、固定化的错误。
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城市无产阶级和乡村中的广大农民、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进行着有效的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地主阶级中反对日本侵略的开明人士也建立了合作关系，将没收地主土地平分给农民改为减租减息，正体现了同地主阶级的一种协调。建国初期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5〕，则明确无误地规定了城市无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进行合作与协调的根本原则。
然而，在这之后，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却被截然对立起来。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谓你死我活，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如此等等，一提阶级合作、阶级协调，就大逆不道，这是为什么呢？泽厚、再复将之归于革命本身，特别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再复说：“革命通过大规模流血的方式夺取了一个政权、夺取了政权固然是胜利，但是胜利以后作为胜利者的心里总是一种阴影，即害怕那些被打倒的阶级用同样办法‘复辟’，所以，尽管政权很巩固，意识形态仍然是很脆弱的，总是神经兮兮，似乎不用流血方法夺取政权，意识形态就强固了，神经就健全了，阶级斗争就不会扩大化了。
这一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其实，阶级斗争也好，阶级合作也好，归根结蒂，决定于各阶级的利益关系与相互力量对比。
如前所说，抗日战争中，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急情势，中国结成了最广泛的阶级同盟。因为免于成为殖民地，免于成为亡国奴，这一更加急迫的要求将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降到了第二位。1949年革命的胜利是农民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是农村与城市联盟的胜利。当然，这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都属于革命对象，不再属于联盟，但是，在城市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在城市无产阶级与城市资产阶级、城市知识分子以及人数更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都存在着阶级合作、阶级协调的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压迫与剥削下获得解放，为生产力发展和新生产方式的建立扫除了严重的障碍，这时理应集中主要力量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可是，广大农民同城市中各种力量在这方面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先前，大敌当前，这些分歧常被掩盖着；现在，大敌已去，这些分歧更突现出来。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农民战争其一贯的最高理想，就是在平分土地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普遍的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共同体，创造一个平均主义的理想国。当代农民战争自有其时代特点，但在基本倾向上与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却一脉相承。他们对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现代化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充满疑虑。近代以来这一切给他们带来的新的灾难，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不信任，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同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连接在一起，都要求突破原先的小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域性的狭隘联系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政权力的普遍支配。不过，城市中这三种力量之间要求也不完全一致。城市资产阶级总在谋求更高的利润，城市知识分子较多倾向自由主义，而城市无产阶级一向欢迎社会化大生产，一面希望尽可能限制市场经济、竞争和异化给他们带来的风险与过多的不确定状态，刚刚离开农村而尚未失去的农民秉性还使他们较易同情与支持农民中小生产平均主义理想国的追求。共和国建立之初，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下，以上各支力量保持了有效的联合，然而随后，由于城市资产阶级、城市知识分子的力量过于弱小，城市无产阶级凭借一己力量更不足以制衡农村中日益滋长的建立平均主义理想国的倾向，新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中国现代化发展有限，城市力量本来就比较有限。造成与乡村力量更为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资产阶级中上层很大一部分即通常所说官僚资本主义那一部分为了一己的特殊利益，早在20年代后期已同广大农村决裂，站到了广大农民的对立方面。城市力量自身的这种分裂，使城市在中国革命中的中坚与主导地位大部分丧失。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到了农村，城市无产阶级、城市知识分子及城市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斗争，实际上都已逐步退居至农村斗争的配合与辅助地位。共和国建立后，没收了占中国资本最大数额的所谓官僚资本，城市资产阶级与城市知识分子的力量更加削弱。面对着对方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已根本无法制约、抗衡。于是，原先的阶级合作、阶级协调关系走向破裂。
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实际上是要在小生产基础上建成农村公社式的共同体，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实行普遍的禁欲主义，以确保平均主义理想的实现；从“三反五反”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转向消灭资本主义；从思想改造运动、学术批判运动到反右派斗争，将城市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划入了资产阶级范围而加以打击；从统购统销到所谓大跃进，逐步以计划经济体制取代了市场经济体制，进而走到否定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这一切，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积极作用的城市知识分子、城市资产阶级，最终也削弱了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城市无产阶级对于农村发展、社会转型的主导权，而且严重侵害了农民自身的利益。因为否定市场经济、否定商品生产，堵塞了农民经由市场经济、商品生产走出传统的自然经济、小生产落后状态的道路；全面控制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和窄小的活动范围内；绝对平均主义造成了对相当大一部分农民的剥夺，而“大跃进”所需的高积累则造成了对所有农民劳动成果的无偿剥夺。所有这一切，使小生产共同体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理想国终于也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城市内、乡村内、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矛盾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激化，最后终于从所谓解决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政权不在我们手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到全国全面“内战”、全面“夺权”的“文化大革命”。
于此可见，建国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所谓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正是20世纪以来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的产物。将阶级合作、阶级协调关系的破裂，归结为暴力夺取政权，因而总是神经兮兮，整日疑神疑鬼，未免太简单化了。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依靠阶级结构新的变动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的重大改变。
也正是在经历了对个体农业与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条曲折之路后，人们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中，对农业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谬误有了越来越深切的体会。首先是广大农民，长时间的普遍贫因状态和缺乏生产、流通、分配自主性乃至居住、迁徙、就业自由，使他们对小生产平均主义共同体从憧憬转向幻灭。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随后解散人民公社，使广大农民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性和广泛的人身自由；农业生产力的解放，特别是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广大农民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性和广泛的人身自由；农业生产力的解放，特别是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广大农民开始摆脱了长期贫困状态。这一切，使城市和乡村的联盟逐步转移到以现代化发展为主导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以及军队内、政府内怀疑与抵制过农业社会主义而长时间遭到压抑的那一部分力量，也就是同城市关系密切，对现代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有较多了解的那一部分力量，从农业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巨大损害中坚定了自己原先的信念，于是，将他们的力量结合起来变成真正有组织的力量，奋起“拨乱反正”。在城市中，从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进而逐步给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开放一部分活动空间，渐次重建了同城市知识分子及城市资产阶级的联盟。尤其是一大批接受了现代科学技术教育、有着管理现代大工业经验的工程技术专定及管理人员进入党、政、军各级领导层，使中国革命走出农业社会主义的旧模式，有了一支新的中坚力量。
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证明，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成功之路，从国内说，一要依靠城市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的联盟，使农民在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不断获得实际利益，从而使他们从现代文明的阻力变为现代文明的强大动力；二要依靠城市无产阶级、城市知识分子同城市中产阶级的联盟，这一联盟将保证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在社会大转变中的主导地位，确保不因乡村与农民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而改变走向现代文明的总方向。实践又证明，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市场化与城市化都已达到相当水准时，这两个联盟才有真正比较巩固的基础，从而比较牢固地建立。
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还证明，中国要成功地从古代文明走到现代文明，也有赖于国际范围内两个联盟的建立与巩固。其一，是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同世界的农村的联盟；其二，是同各发达国家的联盟，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同世界的城市的联盟。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依靠对外扩张、掠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来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解决市场、资金、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等等问题，除去自力更生以外，只有依靠并不断扩大国际范围内的这两个联盟。这也是一种阶级合作、阶级协调，不过它主要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二次大战期间，中国在发展国际上两个联盟方面卓有成效，因为反对法西斯的共同任务压倒了反法西斯营垒内部的许多重大分歧。可是，二次大战后，世界趋向两极化，“冷战”格局持续了几十年，国际上两个联盟的格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一状况反转来也激化了国内的矛盾。随着世界逐步走向多元化，也随着中国自身力量逐步增强，十多年来，中国成功地重新建立并大大充实与发展了同“世界的农村”及“世界的城市”的联盟，给中国自身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海外华侨、华人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内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年代里，他们往往被看作资本主义势力而受到排斥，不得不将主要力量用于在海外发展。当私人资本在国内被消灭殆尽时，部分资本转移到香港、台湾及海外，一部分人才也转移了出去。他们和海外华人资本、华人社会相结合，抓住世界市场所提供的机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近十多年来，港、台及海外华侨、华人资本被大量吸收，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阶级合作、阶级协调。可以说，它既是国内同城市资产阶级联盟的延伸与继续，又是国际上同“世界的城市”及“世界的农村”联盟的中介和有机构成部分。
有人担心，城市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是不是会导致资产阶级专政的出现。这些人忘记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世界联系的扩大，首先有利于城市无产阶级及城市知识分子力量的增强，有利于广大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国内、国际的两种联盟必须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也一定能够贯穿于这全过程，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在这个总需要下，完全能够长时间将阶级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保持阶级合作、阶级协调的大局。
四、中国革命的“既济”与“未济”
既济与未济是《周易》六十四卦中最后两卦的卦名。《尔雅·释言》：“济，渡也”。《周易正义》：“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未济者，未能济渡之名也”。章太炎在《检论·易论》中解释这两卦时说：“夫成败之数，奸暴于纪者常荼，而贞端扶义者常垴。作《易》者虽聪敏，欲为贞端谋主，徙□补其创痍耳。由是言之，既济则暂，未济其恒矣。是亦圣哲所以忧患”。其实，全部人类文明史“万事皆济”恐怕都为暂有，“未能济渡”恐怕都为恒常。20世纪的中国革命也不例外。
近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革命包含着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的中心内容是以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应地使中华民族由古代民族演变为现代民族，使中国传统政治、传统文化演变为现代政治、现代文化。这是一场全面的变革，它表现为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中产化、理性化、世俗化、民主化、法制化、世界化等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及社会革命时所说，这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紧接着指出：“根据狭隘的观点，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更其容易的是，这些革命所由出发的各个个人本身，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而对自己的活动作出了种种幻想”〔6〕。 在对20世纪中国革命作系统回顾与全面总结时，分清革命的根本内容与各种附带形式，防止将人们对自己活动的种种幻想当作革命本身，当是首要的前提。将附带形式当成革命本身，将种种幻想当成历史实际，势必难以获得正确的结论。而面对如此宏大的革命任务，要求一次完成，甚至要求夺得政权之时就是革命成功之日，那显然更是不适合的。
在冷静地客观地对待中国革命的“既济”与“未济”时，要防止太多文学家的浪漫和哲学家的玄想，太少史学家的严谨。因为这是对历史的反思和评判，如果事实判断有误，价值判断就会失去根据。虚拟的东西毕竟不是历史本身。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人一直在探索，在选择，在探索和选择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之路，在探索和选择走向现代文明的繁荣昌盛之路。人们不是没有努力走原先体制内改良之路，但后来终于无法走下去，因为这条路走不通了。清王朝被中华民国取代，中华民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均是如此。断言清王朝如果不被推翻就一定比民国建立以后好，或民国如果不被推翻就一定比共和国建立以后好，其实是想当然，无法加以验证。因为清王朝果真那么好，它就不会被推翻，推翻了也会很快就复辟。袁世凯复辟帝制马上垮了台；张勋扶佐溥仪复辟，更加不堪一击，足证清王朝已经完全失去生命力。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不是完全没有新气象，但是，它非但拒绝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相反还不断激化农村中的矛盾，这是它最后垮台的根本原因。惨败之后，逃到台湾岛上，痛定思痛，在农村进行了改革，加上国际环境的改变，它方才重新站住了脚 。没有这个极大的失败，它又怎么可能改弦更张？
近代以来，中国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改良主义运动。洋务运动是名副其实的改良，结果被旧体制自身弄垮了；戊戌维新运动也算是改良，结果，一场军事政变，改变者人头落地，连光绪皇帝本人都成了实际上的阶下囚。清末新政也是改良，但若不是义和团运动及随后革命运动的勃兴，它不会被推行；推行之后不久，当它触犯了皇室亲贵的切身利益时，就无法继续下去，清末保矿、保路风潮及大量民变，以及立宪派同清廷矛盾的激化就是明证。其实，大多数的改良要求正是藉助于革命风潮的高涨特别是新政权的建立方才得以实现。辛亥革命以后各种各样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宗教救国思潮及其实践，各种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乡村建设、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命运无不如此。一百多年来，从孙中山开始，有哪一个革命家先前不曾希望过改良呢？不应当抹去这一部分历史。人们不是没有选择过改良。“官逼民反”，人们是在改良道路上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才选择革命的。
泽厚承认，革命也确实可以带来许多好东西，但他们对革命的评价，主要方面却是负面的，所以他们将革命视作20世纪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改良在他们眼中，则是一种更富肯定性和建设性的变革方式。其实，世间恐怕没有任何事物的作用只有正面而没有负面，或只有负面而没有正面。革命不会例外，改良也不例外。但在指出它们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时，应当力求准确。真正的社会革命与保护原有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农民战争有联系，更有区别，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汇合到一起，失去这些条件就会分道扬镳，对两者的作用就不能不加以区分，而都算在“革命”账下。都置于“改良”名下的，有旧体制自身的局部变革，有用和平方式进行的对于旧体制的革命，也有企图在新旧体制之间找到折中的方案，凡此等等，也不可不加区别地等量齐观。
革命不是万能的，改良也不是万能的，它们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有限范围内起到有限的作用。越出了这一界限，失去控制而自我膨胀，它们就难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革命与改良都会在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人的素质的变革上留下自己的烙印，而所有这些变革，解决了若干旧的矛盾，却不可能消弭所有的矛盾，它必然还会带来许多新的矛盾。现代化本身，不仅在实现过程中充满矛盾，即使在实现之后，人类也没有进入无差别境界，后现代的问题那时又会突现出来。这就是负面永远同正面同在，人类却永远不会因此而裹足不前。革命与改良相较而言，一为顿变，一为渐变，一为全局之变，一为局部之变，一偏重质变，一偏重量变，最理想的模式当然是二者相辅相成 ，优势互补， 但由于各种社会力量实际利益不同，历史的进程中只能在不同方向运动的互相制约中形成。今天重新估定我们的先辈的行为时，需要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求；在规划未来的行动时，则需要多一点理性，少一点浪漫，多一点谨慎，少一点浮躁。
是革命好还是改良好，是正面作用大，还是负面的影响大，其实，这些问题都只及其末，而未及其本。中国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从此避开革命与改良之争，如何从此不再重演周期性的农民运动、农民战争高潮，不让它再次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造成方向不一的复杂影响。
古代中国也好，近代中国也好，造成好多波澜壮阔、惊天动地局面而又造成好多历史曲折的农民战争和农民运动，真正的根源是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经济、自难自足的小生产。这也是形成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导致政治上独断专行的最为深厚的土壤。如果不最终改变小农经济基础、而代之以规模经济的大工业，大农业，改变小生产而代之以社会化大生产，改变自然经济而代之以现代市场经济，事实上就不可能消除由此而产生的时而农民运动、时而权力专擅，或者两者同时出现，交相为用，其时，呼吁多少次“告别革命”，给改良唱上多少赞歌，也无济于事。
以规模经济的大农业取代小农经济及各类村社式的小生产共同体，将从农村中释放出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他们将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在第一产业中从单纯农业转向林、牧、副、渔业等各业，相应地，他们中的大多数将逐步从乡村转移到城镇。现代化如果没有相应的发展，尤其是城市中如果没有形成一支巨大的足以使社会保持稳定的力量，整个社会就难免发生剧烈的动荡，甚至造成社会发展进程的中断、曲折、反复。要确保社会稳定地有秩序地向前发展，不再发生大的动荡、大的断裂、大的曲折、大的反复，无论是乡村，还是在城市，都需要努力促进社会中产化的发展，需要不断增强现代中产化的第三产业中任职的白领工作人员，由经济、行政、教育、文化等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员，由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等等组成，一批富有社会使命感、责任感而能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私营企业家也在其内。他们经由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的收益足以保障他们小康或近乎小康的稳定生活，他们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发展的产物，是理性化、世俗化、民主化、法制化、世界化的中坚、有着较高的素质，能够有效地制约各种失序、失范、失衡状态，并保障中国历史最终超越小农经济周期性激荡以及由这种周期性激荡带来的上层专权与下层动乱的更迭。
实践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问题不在于名称叫作革命还是叫作改良，若没有必要的社会生产力，没有一支足够宏大，足够成熟的中坚群众队伍，即使给革命或改良戴上再多的花环，编织再多的理想，那也改变不了实际运动原来的方向，纠正不了实际运动原先的根本弱点。反之，有了必要的社会生产力，有了一支宏大而成熟的中坚社会力量，即使不去加上革命或改良一类名称，实际运动不声不响地也会排除各种干扰按照它们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文学家的浪漫主义情怀，哲学家自得其乐的玄想，并不是没有意义，但那只是另一层面即思想史层面上的意义，对于实际运动的发展，它们似乎脱离得过远了一些。不知泽厚、再复以为然否？
注释：
〔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2〕连载于香港1996年7月《明报》。
〔3〕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816—817页。
〔4〕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序》中说 “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该书第4页又说：“我们决心 ‘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则他们所说的革命，当包括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这样，晚清以来，举凡一切推翻包括清王朝（光绪、慈禧、溥仪）、历届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各派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不同阶段“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使都被划入了“革命”范畴。这方面的语义混乱，已有多位学者指出。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第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页）这是当时坚持合作与协调的根本原则。可惜不多久，这些原则被人为地否定了。
〔6〕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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