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人本主义哲学的现代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本论文,主义哲学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民族是个哲学的民族。亚里斯多德认为，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人的“惊讶”，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一切存在者在存在中”这样的话使希腊人惊讶不已。由于希腊人的这种惊讶，哲学就有了起源。哲学就存在者之存在，询问和探求“存在是什么”，在Was ist Sein（存在是什么）这一问题方式中，联系动词sein的名词化（das Sein）对哲学的形成是个决定性的事件。追问“存在是什么”，标识着哲学的开端。
在西方人的精神信念中，哲学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生存境遇的理论表达和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人之所以有哲学禀赋，是因为人生精神维度的二重化所致：一方面是对人生的有限、苦难、悲剧和神秘的深重叹喟；另一方面是对人生的自由、绝对、无限和永恒等终极意义的执着追求。人生在此的有限境遇却渴求无限和永恒，作为短暂的感性个体生命却期望成为超迈卓绝的亘古生灵。当人渴求超越、追寻自由、冥思终极意义时，人始具有了哲学禀赋。哲学的产生是为了给人的生存得以可能提供一种终级本体的理性论证。人的生存经验积淀和保存在语言中，语言语法体系的逻辑化和形式化则使人的哲学禀赋现实化为哲学理论形态。就此而言，作为人性禀赋的哲学是个语言性事件，其根本旨趣是对人生有限和无限、暂时和永恒、此岸和彼岸的二重精神维度所造成的基本因惑给予终极关怀和追求统一信念的不懈努力。
人生精神维度的二重化暗示着人性的分裂和人类智慧的分裂。由此，哲学作为人类智慧的最高形式其本身也分裂为“形而上学”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分裂的哲学从各自的立场关怀人性的分裂并在各自的传统内寻求人性统一的基础。席勒指出：“联合起来还为时尚早，你们分头去找吧，真理才会找到”。柏拉图把感性个体的存在视为真实理念的囚徒和幻影，从而在不真实的感性生命与绝对的理念本体之间区分出不可通约的对立，个体存在被遗忘和隐没在对抽象、普遍的理念本体的玄学关注里。亚里斯多德摇摆于感性个别和抽象一般之间并最终选择了“纯形式”的上帝。经院哲学中唯名论和唯实论就感性生命与上帝神性的真实性展开了持久争论。笛卡尔借助“我思，故我在”建立起来的理性却无法调和思维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休谟的怀疑论迫使康德在现象与本体、此岸与彼岸、知性与理性之间划下一条威胁人和个性统一的冷峻鸿沟。近代哲学中理性的胜利造成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但人性的完整却被分裂为碎片。
在现代西方欧陆哲学的视域中，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不仅是技术理性造成了人性的分裂，更深层的根源在于，由于上帝、形而上的本体、逻辑理性的抽身离去，人失却了终极实体的背靠和稳固根基，处身于“无家可归”的被抛于世状态。理性逻辑使感性生命的自然灵性减退，形而上的本体无法慰籍个人的孤独灵魂，上帝的抽身隐没使人最终失去了超越和获救的希望。诸神的逃离意味着黑夜的降临，人生在世失去了根基。既然诸神、本体和逻辑都是“存在（Sein/Beimg）的实体化和理性化，存在的隐退就使人有必要站出来“生存”（Existenz），而语言为人提供了生存一番的可能性。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和历史。人与存在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即人的世界，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质言之，人的存在就是语言性的，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在语言这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中，无家可归的现代人的精神灵魂在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家--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存在的家。这当然不意味着人拥有语言便恬然安居于世界，也不意味着人通过语言去创造一个世界。这只是表明，人之生存就是走向语言之途，是“在途中”。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使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意义”关系。意义需要理解和解释，“个人--语言--解释”是揭示人与世界多种可能关系和存在意义之生成的实行方式。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视域中，英美传统的科学主义思潮和欧陆人本主义思潮都十分重视对“语言”的研究。比较而言，英美科学主义思潮更侧重于语言的“用”，致力于为科学知识寻找理性的基础，却不问人生意义的灵性根据，把人生意义、价值论等关涉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的问题排除在哲学的论域之外，“拒斥形而上学”成了他们的共同口号。
现代欧陆人本主义的真正精神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即它的本体论、宗教观和非理性主义性质。它侧重于研究语言的“体”，即语言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终极确证。在它看来，科学主义哲学支持下的技术理性帮助建立起了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人的生存能力得以增强，社会历史发展到了更有保障、更安适、更有主动性的阶段。然而，人的灵性、生存的意义、有限的超越、神秘的领悟、抉择的苦恼、灵魂的归依、无限和永恒……，这一切都不是数学式的思维和理性的三段论逻辑推导等科学化了的哲学体系所能感触到的；技术理性和科学知识建立的现代国家、社会制度成了对人异在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着人的内在灵性，对物的追求意志越强烈，向外部世界攫取越多，自我也越迷惘，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越成疑问。理性能使人知识渊博，便也使人的自然灵性减退。欧陆人本主义对工业文明的生活世界中出现的轻狂和功利态度、科技理性造成的非人化境遇有着深切的体验和独到的感受。他们重提人生的意义，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惮思竭虑地试图去克服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现象与本质的尖锐对立，以恢复人性的完整统一。
现代欧陆人本形而上学分三个阶段：⑴唯意志的生命本体论；⑵现象学的生存本体论；⑶语言本体论。三个阶段有时间上的顺序关系，又相互交叉，表现出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和递进展开过程。
唯意志的生命本体论哲学主要包括叔本华、尼采以及狄尔泰、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主义也是在这一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
叔本华作为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他在反叛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本体论时，建立了以“生命意志”为世界本体的人类生命本体论。他从形而上学角度视生命意志为本体，又从伦理学角度证明生命意志是人的欲望。生命意味着欲望，欲望意味着痛苦，生命就是痛苦。认识人就是认识生命、欲望、痛苦，而不是认识理性和思维。由于背靠上帝，叔本华在精神信念上更倾向于希伯莱精神的痛苦、受难和期待拯救，因而他的生命意志哲学没有最终肯定生命，而是否定感性生命。但他也没有走向理性化了的上帝，而是转向东方的佛教，认为解救生命痛苦的根本出路在于达于佛教的涅槃或人生整体的寂灭。
与叔本华因生命意志的欲望和痛苦而“弃生”不同，尼采虽然也敏感于传统理性本体论和实体化神学对人的感性生命意志的摧残，但他背靠终极人生，承袭希腊精神的自由、欢乐和感性解放之源，急切地呼唤酒神精神、强力意志和希腊英雄式的“超人”。叔本华从生命意志不可遏止的欲望中窥视到个体生命的颓废；尼采则强调生命的颓废源于生命意志的匮乏、软弱和衰退。尼采以激越的态度向颓废的文化价值挑战，以酒神式的“沉醉”去唤醒充满、丰盈的生命力，以坚强者的道德代替懦弱者的道德，以创造的超人代替空幻的上帝，最终达到了肯定生命的审美人生。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是“原欲”本体论。他一方面在本体论上追随叔本华把“性欲”看作“欲望”的焦点，另一方面又追随尼采对现代文明和性道德进行攻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对二者的综合。但他不像叔本华那样弃绝生命，而是肯定生命；也不像尼采那样相信高扬生命力就可以战胜颓废和虚无的厄运，而是深深忧虑于人类绝望境遇的无法超越。弗洛伊德的原欲本体论的“自我”在现代文明包围中的本已境遇是“焦虑”，生存于世的“我”，总是处于某种焦虑之中，焦虑于可怖的黑暗、亢奋的性欲、道德良心的裁判。也许说不出焦虑的根本原因，却明白地自知正处于焦虑之中。文明导致焦虑和压抑。焦虑不安的现代人如何超越呢？他认为自我的本能虽可在创造性活动中移情或升华，但却无法真正消除焦虑状态。作为犹太学者，弗洛伊德背靠着上帝--在绝望中期待拯救。
现象学的生存本体论哲学包括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萨特等人的哲学，其中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主要代表。
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既不满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的生命本体论，坚信追求可靠的、绝对的“知识”是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的正宗；但也不满意传统思辩哲学的实体形而上学和现代英美科学主义哲学用僵硬、冰冷的逻辑取代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他一方面要以主体性为原则把哲学建成以“现象”一元论为基础的严密科学的哲学，以求确定的、必然的、绝对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意义，消融主客体的僵硬对立，回到更为本源性的同一的世界--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前主客体分化时期的绝对本源性状态，是显现给人的，人对生活世界的把握方式不是知识论的“知”，而是现象学的“看”。
海德格尔是从“语言”人手去思“存在”的，因为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和人的“言说”的统一。在他看来，传统哲学的最大迷误在于混淆了“存在”和“存在者”，即把存在当作一个对象性的存在者去研究，从而遗忘了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问，“为什么此处存在的是各种在者而不是无”？提这个问题就是作哲学思考，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是关于“无”的学问。而“无”之发现及把握全赖于人，只有人才能从整体把握“在者”并超越整体达到“无”。人作为存在的意义的追问者，“无”之发现者，使人这个此在成为唯一值得追问的问题。人的本质是“烦”，其基本情绪是“畏”。人在畏中发现了自己的本真状态--无。死启示着无，无是人体会和领悟到的自己的“本己”。海德格尔的“无”就是“存在”，它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真正说来，相对于人这种“此在”而言，它是“彼在”（上帝）。 人只能凭此在这个窗口诗意地思Sein （存在）这个彼此， 但对Sein本身则应保持缄默。Sein作为人的彼在，是终极、绝对、无限和永恒之城，追问它是为了有可能使人发现人生的有限、短暂和真正意义。
语言本体论哲学包括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伽达默尔的释义哲学和法国的结构--解构哲学。
伽达默尔以语言为本体的解释学运用胡塞尔的现象学主法，展开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视界，建立了释义学哲学。他把理解和解释视为人的生存方式。理解和解释是通过语言进行的，“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由于理解和解释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因而语言是人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中介。一方面，人通过语言对世界经验进行理解和解释从而拥有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只有表现在语言中，才能成为人生活于其中并对人有意义的世界。这样，人和世界的存在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与世界的结合。语言使存在的意义得以生成。
在德国人本主义哲学发展到语言本体论的释义学阶段时，在法国产生和形成了结构--解构主义哲学。它们都是从语言方面入手探寻那深不可测的终极本体的奥秘的。但是，释义哲学侧重于从人和世界的意义生成角度去探究语言的存在论性质；而结构--解构主义则侧重于从形式方面去研究语言的结构成颠覆语言的形式结构。
结构主义的所谓结构，是和语言、符号、文体的形式同等程度的概念，结构分析就是对语言文本的形式进行分析。结构主义把结构区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其根本任务是通过研究语言文本的组合形式去探究某种普遍、客观、抽象的理性模式和深层结构。根本而言，结构主义只对作品文作的深层抽象结构、逻辑结构感兴趣，而个体生命的具体境域、感性生命的活的体验和生活的意义等尼采、海德格尔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被完全拒拆了，或者说被抽象逻辑结构隐没了，感性生命的情感、意义和自由被还原成为“本质”（抽象形式）。这样，结构主义就把德国哲人对个体生命之主观性、非理性的强调转向去追求客观普遍的永恒绝对的理性结构。这一方面表明哲学在表达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时不可太过放纵个性和非理性的主观性，不可在相对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过远；但另一方面，结构主义对深层的、抽象的、逻辑的和客观的“结构”的无限崇拜，具有复兴传统理性或实体形而上学之嫌，这导致了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内部对它的颠覆。
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里达。在他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语音中心论三者构成西方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态。所谓“解构”，实质上就是要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内部，怀疑和破坏它的结构和秩序，通过消解结构、解拆在场、颠倒秩序，造成内部的震荡，从而深入地理解这一哲学文化的结构及其局限性，最终将西方哲学和文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德里达对作为绝对知识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反判是激进的和彻底的，并且带有暴力的性质。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内在根基和特质是“隐喻”，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哲学都不过是隐喻的一种换置或转换模式。西方文化“隐喻”的基本类型是“向日喻”，隐喻的最大作者是上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因此，西方哲学是光的哲学。其中，有哲学的理性之光，上帝的神性之光以及科学之光等。光和暗是显和隐、在场和不在场的喻体。解构战略就是要解除光和暗、显和隐、在场和不在场的等级秩序，就是要反光的哲学或形而上学。
德里达以解构主义的利器，致力于拆除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根基，反抗在场的中心和无限的整体性，消除终极真理和超验的永恒历史。解构主义使人们关于真理、价值、光明、秩序的信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整体-中心-秩序”构成的西方文化的基础--“形而上学的棋盘”（结构）被彻底颠覆了。棋盘本身意味着游戏的规则和秩序。在这没有规则和秩序的“无底棋盘”上，后现代主义尽情而欢愉地玩着无序、偶然、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性、无我性、无深度性、差异、延异、反讽、陌生化……的游戏。
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再对精神、价值、理性真理、善良、崇高、正义、终极关怀等超越价值感兴趣，而是沉醉于形而下的卑微琐屑的愉悦之中。它放弃了对超越性、永恒性和深刻性的追求，而在残破的话语世界中，表明了任何恒定普遍秩序的不可能性。后现代主义标志着西方文化的精神己从相对主义滑进虚无主义的幽谷--人类精神的离家失居状态。它使人不再相信理性和科学、自由和正义；它力图削平一切价值、混淆判断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尺度，嘲笑历史和文化；人没有理性也没有追求。
根本而言，欧陆人本主义的现代命运是“上帝之死”、“人之死”“意义统一性的失落”等价值重估所造成的哲学危机、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是西方社会在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欧洲文明危机的观念形态。对这一危机，中国文化对其应该有怎样的回应和反思呢？
中国社会的自身演进和殖民主义者的枪炮与火剑使中国社会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西方社会在其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正在或将要遇到。比较而言，中国人没有上帝这个终极依托，没信仰上帝的虔诚和把自己的身心连同灵魂一起交托给上帝的习惯，没有上帝的人是成熟的，因为他可以自主。而这也同时意味着自己必须自我决定和选择，享受自己的荣誉、强大和光荣，承担自己罪责、苦悲和无助。中国人没有上帝的观念，因而缺乏一种外在的道德监督和制约力量。儒学的实质是要求人在面对善与恶的选择时凭靠于良心的自我裁抉。然而，良心还能在道德上规范现代人的行为、救护人的生活信念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改革的技术处方，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观念的再生。因此，从哲学高度研究西方的危机意识，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避免类似的困境，在我国目前具有紧迫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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