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2015年）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青年论文,年会论文,学者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五届“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于2015年5月在南开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秘书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60位青年专家学者出席。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中国理论与实践：青年人的视角”，会议旨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7月提出的“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号召，以青年人的视角，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本届年会参会学者们围绕大会主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内容既有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问题，如价值理论、危机理论、货币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也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实际应用问题，如经济“新常态”下的“一带一路”问题、产业升级问题、混合所有制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农民工收入问题等，取得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 一、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原理 南开大学张俊山教授在“积极推动政治经济学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的主题演讲中，对“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这一基础问题进行了辨析，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建设要坚持劳动的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辩证的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张俊山教授特别强调，研究制度问题不能离开社会关系，不能只讲物质生产手段而忽视人类全面发展目标，不能简单地用“国与民”代替“公与私”，不能只谈服务而不谈为谁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分享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的看法，认为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要从信念、科学精神、思想跨度、服务现实、掌握工具技术五个方面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南开大学王璐副教授以“经济学理论的争论、批判、重建与实践：另一种声音”为题，对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柳欣教授的经济思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历程做了回顾和梳理。柳欣教授的学术精神使青年学者深受教育。 上海交通大学鲍金博士从哲学角度提出了理解《资本论》的“批判”意义的新视角。他认为，对《资本论》副标题中的“批判”这个词，不能仅从理论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应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质特征的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在观点结论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在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上是批判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道扬镳的地方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找到的经济规律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肯定性理解基础上；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暂时性”理解基础上，对每一种经济形式都是从其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批判的视角、从“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层面切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由此才展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过程、内在机制及其历史极限。因此，“批判”是马克思《资本论》理论本质。 中国人民大学李亚伟博士关注马克思“利润率平均化”这一论断的现代争议。他在谢克（Shaikh）、迪梅尼尔和列维（Dumenil & Levy）、泰斯卡里和饶纳（Tescari & Vaona）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调整利润率”表达式，并用数据进行了验证。谢克（2008年）认为，趋向于平均化的并不是总资本的利润率，而是调整资本的利润率，并将“调整资本”定义为采用在通常可再生产的条件下成本最低的操作方法的资本，而将采用成本较高的方法或者独特的生产条件的资本归入非调整资本。虽然“调整资本”与“非调整资本”的界限很难确定，但是谢克仍给出了一个度量“调整利润率”的办法——用新增投资的利润率代替。迪梅尼尔和列维（2012年）对谢克“采用增量利润率来代表调整利润率”的做法提出质疑：总利润的变动不仅依赖于新增投资产生的额外利润，还依赖于总资本的产能利用率水平、原有资本的折旧状况，以及产能利用率和相应的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泰斯卡里和饶纳（2014年）又对迪梅尼尔和列维的模型做了改进。李亚伟认为，泰斯卡里和饶纳的模型使得调整利润率更符合实际，但是其所依赖的假设——新增投资的技术参数与总资本的技术参数相同——不合理。在谢克、迪梅尼尔和列维、泰斯卡里和饶纳的模型基础上，李亚伟推导出了自己的基于原有资本的技术参数，考虑产能利用率、折旧、税收、工资和物价指数的调整利润率表达式，并用美国1999～2013年的制造业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虽然制造业各部门的平均利润率没有表现出平均化的迹象，但是各部门的调整利润率却呈现出平均化的趋势；调整利润率平均化的方式不是收敛于均值，而是围绕着均值不断地混乱地波动。另外，李亚伟还考察了调整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调整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在利润率水平和变动幅度上明显不同，但二者在整体趋势和波动方向上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李亚伟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出调整资本的利润率与总资本的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表现出调整资本的利润率对整体利润率的影响力。 河南师范大学谢超峰博士认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缺乏理论支持，理论研究又往往缺乏微观基础，中国的超额货币供应与低物价水平并存的“矛盾”反映了理论的缺陷。他试图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找到解决这一困境的思路。为了避免推理混乱，他选取商品货币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虽然以符号货币为分析对象更贴近现实，但分析商品货币更能体现本质意义，而且符号货币的流通速度最终是以商品货币的流通速度为依据的。谢超峰认为，货币流通恒等式中的价格应该使用白暴力在《价值价格通论》中提出的自然价格概念，即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作为货币的金的交换价值的比例，进而得出：一般利润率、产业结构维度与货币流通速度正相关，社会总财富、收入差距与货币流通速度负相关。在此基础上，谢超峰认为，中国的货币超发，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葛浩阳博士分享了自己学习价值理论的心得体会，他认为，要素价值论的准确含义是“要素所有权价值论”或“成本费用价值论”，其基本观点是在生产过程中，土地、资本、劳动三种要素共同创造商品价值；新古典供求价值论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对商品交换的“质”的分析，使其陷入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决定供求的循环论证；劳动价值论将“价值”的研究维度从商品的交换关系进一步深入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最终发现了商品“价值”的真正所在。葛浩阳特别对理解劳动价值论的三个难点问题提了自己的看法：（1）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是能够源源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所以应该排除土地、古董这类商品；（2）马克思之所以主要考察有形的生产领域，是因为非生产性的服务劳动不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而金融证券的价格无论多高都不构成物质现实；（3）马克思“分配论”的基础并非“价值论”，而是生产过程的所有制关系，价值虽然是由劳动创造的，但不意味着全部价值必须由劳动者占有。 广东行政学院吴忠明博士关注“《资本论》中图模型的现代数理分析和计量分析”这一主题，他试图用数学语言来表现马克思的辩证法。吴忠明认为，若用数学反映经济，它的逻辑和内容必然是辩证的；而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方法做不到这一点，普通数学运算的最大局限是异质对象不能相加减和比较，从而将异质歪曲为同质，否定对象的本质区别。比如博弈论仅仅研究个体如何攫取最大利益，不考虑分配的合理性，而要表现个体选择最大利益，方法只能是比较量。计量经济学只能计量不能计质，只能证出有限不能证出无限。计量经济学的加法模型，其本质是让被解释变量自我解释。马克思《资本论》的图模型也是加法模型，但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加法模型，马克思通过等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找到了“劳动”这个加法的质的前提。吴忠明认为，要用数理模型完整地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所有辩证性质仅靠加法是不够的，必须综合使用乘法、除法、计数、排列组合、无限等算法。最终，他推导出了体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统一的图模型的数学表达式，然后用超越数e来表达劳动价值模型、市场分工模型以及生产图模型的发展序列。 武汉大学的王今朝教授从逻辑角度分析劳动、资本和价值的关系。他认为，逻辑上的关系一定会通过数量关系来显示，科学的逻辑关系一定要通过科学的数量关系来显示，资本与价值的数量关系不得不受到劳动与价值关系的制约。普通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3，则只有剩下的1/3的GDP可用于其他变量的分配，这构成资本所有者收入的上界。王今朝教授认为，根据经济学说史就可以确定出16种“要素”，而根据对产出的贡献可以找出的要素种类趋于无穷多，从而资本、土地、技术的产出贡献趋于零。所以说，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资本、土地和技术都不创造价值，马克思关于资本不创造价值命题是正确的。 二、关于宏观经济与宏观调控 南开大学卜振兴博士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议与共识做了综合述评。首先，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共识；但在新常态下维持物价稳定，需要产出或失业更大程度的变动才能实现，而对是否将金融稳定和外部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则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能更好地应对金融不稳定的问题和外部风险；反对的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会影响预期从而影响利率，传导渠道不确定导致结果不确定，同时无法确定资本流动的影响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并且外汇市场有非对称性，流入干预不受限制，流出干预会受限于外汇储备。在机构设计和政策协调上，有学者认为，各政策目标存在重合并相互影响，因此应该置于同一监管部门的监管之下，英国、欧洲央行和新加坡属这类；而另外一些学者出于央行独立性和可信度的考虑，由不同机构负责不同政策目标，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是这种制度。国家间存在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冲突，危机下国际间合作能减少国际市场的反馈效应，政策合作的长期收益巨大，可避免由于缺乏信任导致的风险。但正常状态下的收益与贸易自由化相比显得很小，宏观审慎合作和资本流动管理在处理资本流动的外部性方面更有优势，各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目标不同，很难达成合作。 西南财经大学的韩文龙和谢璐两位博士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1929～1933年大萧条的综合成因。他们认为，大萧条既有当时积累结构和积累率变化的原因，也有投机盛行和信贷规模收缩的原因。积累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农业衰落情况下农业信贷规模扩大，为危机埋下祸根；第二，货币制度由金币本位制向金汇兑制度的转变，使得美国可以迅速将危机传递到欧洲，同时货币政策失效；第三，工厂雇佣制度与工人的“绝对贫困”、生产相对过剩和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为危机发生准备了条件；第四，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并行的经济意识形态，前者是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导致危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后者是救助危机的主要指导思想。这些积累结构变化使得危机在美国孕育和发酵，并通过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传递给欧洲等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大萧条在美国发生且又蔓延到欧洲，甚至是全世界的积累的结构性的原因。在这种积累结构下积累状况也在恶化：在大萧条前期，农业部门的积累状况在不断恶化，而大萧条的4年中，农业部门的积累状态更加恶化了。工商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面临着破产和停工等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的再投资会降低，而货币和银行信用的扩张和收缩，则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 北京大学的肖潇博士应用“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机制与二重形态问题。肖潇认为，所谓积累的社会结构，就是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是阶级结构和国家。阶级斗争（劳资矛盾）的结构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分化与控制，即劳动力市场分割。国家则往往是通过间接方式影响劳动力市场。另外，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从初始的无产阶级化到同质化，再到分割化、空间化的结构更迭，是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形式上的演变和内容上的深化、细化。肖潇将国家、制度和阶级视为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发展与演变的三个决定力量：国家通过选择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依存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通过对各个行为主体的约束，在劳动力市场形成分割；分割的形成又对劳动者进行不断的分化重组，形成由不同利益群体所构成的阶层，不同阶层又通过制度体系的变迁对分割施加反作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具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一般形态的同时，又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形态——城乡分割和行业分割。 南开大学的李宝伟博士和张云博士对马克思资本理论中货币思想研究的最新进展，从马克思对货币和金融的基本认识、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与新古典货币金融理论的比较、应用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对当代经济问题的分析、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展望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马克思对货币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1卷中，其要点可以概括为：货币的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外化的结果，货币是商品内在价值独立化的表现形式，而且其主要功能完全是其社会属性所赋予的，与货币本身的物理形态无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创立了他的金融理论，包括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逻辑、信用的形式和功能、信用危机的形式和本质、银行和银行资本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利息率、股票的性质和社会功能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利息率与证券价格的关系，等等。张云博士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西方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区别，在于他指出了货币的社会属性，并且指出货币转化为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点意义，以及由此发展出货币拜物教；同时，马克思指出货币与资本运动联系在一起，参与整个价值增值过程，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另外，马克思的金融理论与西方主流金融理论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指出了借贷资本是从生产资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从而发现了金融的社会属性；同时，不同于新古典金融理论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信息不对称和政策失误，马克思指出了从虚拟经济到金融危机的历史逻辑。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的当代应用，主要体现在对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分析和对货币虚拟化、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国际经济格局等问题的分析上。在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展望方面，两位博士提出，是否可以将工资黏性与劳资关系问题结合起来分析，能否结合后凯恩斯货币理论发展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以及分析信息不对称的来源，并结合职能资本家阶级力量对比，分析利率问题、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货币史研究，等等。 三、关于国家治理模式 南开大学的景维民教授在“适应新常态，重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开幕式主题演讲中，提出国家治理目标的经济学含义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与研究“政府、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并将国家治理的目标界定为“秩序”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有明显的不同。景维民教授进一步提出，研究国家治理模式意味着对中国改革的全面把握，而构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战略选择，是通过法制化来化解政府悖论，通过创建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来优化混合经济结构，通过构建利益整合型公民社会来解决弹性社会中的利益重组难题。 清华大学的朱安东教授认为，当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中国都面临着“代表性断裂”问题，因此研究国家治理模式对于解决政府、市场、社会的结合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研究方法是可以多视角的。 云南大学的王守义和王雪健博士研究了财政竞争背景下的地方国有企业间并购行为。他们认为，虽然对于绝大多数行业和相当一部分地方国有企业来说，放开竞争可以提高行业整体的效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整体的发展；但是，对于某些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行业，或者社会效益明显而经济效益不强的行业，由于技术和资本等原因，民营化可能不是第一选择。为了避免地方政府之间过度的财政竞争影响整体的发展，应该建立区域性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对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时出现的矛盾加强沟通协调，降低地方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地方国有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和合作。同时，中央应继续弱化地方官员晋升体系中经济发展的比重，使地方官员更加重视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当地方政府不再过度重视经济指标时，地方政府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国有企业进行不当干预而获得税收的激励，当地方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的外部性成本降到足够低的时候，将对地方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带来积极影响，促使行业的效率进一步提高。 华中科技大学的杨成林博士考察了自然灾害条件下农业经济体制的影响。他认为，虽然农业生产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冲击，但农业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更大。农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1）集体化时期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等再生性资本没有得到有效地维护，反而遭到遗弃甚至破坏；（2）人民公社的解体导致农业公共品供给缺乏有效的主体；（3）理性且原子化了的农民无法结成内生性组织，供给农业公共品。2014年的大旱不仅凸显了中国农业的脆弱性，更是表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亟待变革。因此，应重新审视“农业集体化”和“分田单干”的利弊得失，找出一种既能发挥两者优势，又能避免两者弊端的新型农业经营体制。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国家投资兴建农田水利设施等公共品，通过“职能下属化”的方式将公用品的建设、维护和使用等相关的职能匹配给地方。同时，鉴于农民对于合作和联合的实际需求，应该恢复村级或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性职能，发挥其合作化组织职能的天然优势，真正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的“统”的功能。围绕集体经济组织大力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一方面可以弥补“单干”的弊端，并避免一些农业生产性资本的重复投资；另一方面可以对政府无法提供但又对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公共品和服务进行有效地补充。 四、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应用研究 南开大学的宁光杰教授分析了自我雇佣是否有利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市民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越来越迫切，而就业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之本。在分析过程中需要探索：第一，从创业角度能否推进市民化；第二，要构建市民化的指标体系；第三，运用科学的计量方法以刻度内生性、异质性和选择性偏差。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与工资工作相比，自我雇佣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市民化会产生有利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许准博士和张维博士对当代中国农村营养状况下降的事实进行了介绍，并为此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以热量和蛋白质衡量的中国农村居民营养摄取在2000年之后开始下降，印度也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同时营养摄取却下降的“卡路里消费之谜”，但在中国，这一现象要更严重。主流理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是在城市化、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的缩短，从生理上而言已经不需要很多的热量。但主流理论不能解释，农村居民的热量摄取低于健康水平，同时也低于城市居民的营养摄取水平，此外，生理上不需要热量也不等于实际不需要摄取热量。可能的解释是，既存在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的“自然的”摄取下降，也存在由于家庭生产支出和非食品支出积压食品消费而造成的“被迫的”摄取下降。另外，食品结构由素食向肉食增多的变化，也可能是热量摄取下降的重要原因。以此假说为出发点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非食品支出的上升和饮食结构的变化会对居民的营养摄取产生影响。 辽宁大学的闵乐博士关注于约束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的“参考标准”问题：如何“混合”才能达到企业效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在分析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差别及各自优势之后，他提出“资本成本”应该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的参考标准和中间目标，即混合资本的投资收益能够大于混合资本的投资成本。需要注意的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有股权比例应当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及企业的生命周期。由于成本和收益取决于市场行为，所以用“资本成本”作为混合所有制的“混合”标准，其实相当于说应当让市场机制决定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遗憾的是，闵乐并没有对“资本成本”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目标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行深入分析。 同样来自辽宁大学的和军教授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研究的新进展做了综述。作为一种提供公共品的组织方式，PPP是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合约关系，具有降低交易成本、转移与合理分配风险、创新管理方式、提高效率、缩减政府债务等多重功能；但同时PPP也存在一定风险，并且公私组织文化差异会导致内在冲突。实证结果显示，现实中同时存在PPP有效和无效的实例，不同制度条件、公私双方冲突程度、风险处理的合理性、企业微观管理、公共部门的作用等都是PPP有效性的决定因素。应针对以上因素，根据PPP项目具体情况，不断完善宏观、微观条件，充分发挥PPP的功能与优势，克服其缺陷，提升PPP的实施绩效。 南开大学张海鹏博士从资本的概念、土地资本化问题的争论和土地资本化的基本要求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土地资本化问题的理论逻辑。他将资本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由正规法律手段赋予生产要素之上的各种权利，通过对生产要素之上的各种权利或权利组合的交易和使用，以获得未来能够任意支配和利用一切权利或权利组合的权力。拥有这一权利或权利组合既可以在实体经济运行过程中通过生产过程实现价值增值获得预期收益，也可以在虚拟经济运行过程中不经过生产过程，而是根据对权利组合的预期交易价格波动的判断进行交易以获得预期收益。无论是哪种形式的预期收益，它们的折现值构成能够支配各种权利或权利组合的资本价值。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土地权利是可以资本化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土地权利的货币化过程也就是土地的资本化过程；实现土地资本化需要满足四个基本条件：土地权利允许交易、土地产权界定清晰、未来可靠的现金流，以及土地交易规范有序。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资本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企业年会论文; 货币论文;